【县委书记不能做“小国之君”】费县县委书记昊召国

　　中国有2800多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许多县市的人口超过百万,比世界上的很多小国家还要大。那么,作为一地“诸侯”的县委书记,权力有多大呢?老百姓说,县委书记“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专家们说,县委书记“除了外交、国防,中央拥有的权力他都有”。
　　“小国之君”!许多国人就是这样看待县委书记的,一些县委书记也是这样自我定位的!这是“问题县委书记”出问题的全部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所在,这也是县委书记的总“禁区”!这个总“禁区”有些抽象,但由此衍生出来的一个个具体的“禁区”却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县委书记很重要,县委书记当然需要掌握老百姓和专家们所说的那些众多而巨大的权力。但,“小国之君”不是县委书记的选项;否则,县委书记就会闯进一个个具体的“禁区”,倒在一个个具体的“禁区”。
　　
　　县委书记有哪些“禁区”
　　
　　有一位“管官的官”认为,每一位优秀县委书记的成长,都堪称一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同时,县委书记有两个容易:一是容易出人才,一是容易出问题。“出问题”的县委书记,往往是由于闯了“禁区”。所有官员都有“禁区”,相比较而言,县委书记最容易闯的“禁区”大抵有四:
　　一是“红色禁区”。我们的党是红色政党,我们的政权是红色政权,我们有些县委书记,一旦掌上“红色大印”,就不顾党纪政纪和法制,将“红色大印”变成了“红色橡皮泥”,想怎么捏就怎么捏,想怎么变就怎么变,最终变成了自己为所欲为的私人工具,全然没有了“红色禁区”。他们或滥用职权,或越职越权,或武断专横,或一手遮天,或老虎屁股摸不得,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不一而足。辽宁西丰县原县委书记张志国,甚至敢于直接派警察进京到法制日报社《法人》杂志抓捕对其进行“负面报道”的记者。有人据此推测,这个县委书记连专门宣传法制建设的喉舌都敢死掐,要是在他的“一亩三分地”上,如果有哪个老百姓说他的“坏话”,那不是比踩死一只蚂蚁还容易?任由这样的县委书记执政,如果谁家的孩童哭哭闹闹哄不了,只要说声“张志国来了”,那恐怕比说“狼外婆来了”的效果更灵验!
　　二是“金色禁区”。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一句话非常流行,说的是“跟谁过不去,也别跟钱过不去”;有一条规律也很通用,叫“等价交换”。县委书记是公务员,不是做生意的,但我们有些县委书记很能“活学活用”,面对金钱的诱惑,便能把手中的权力化作“市场资源”,用来进行“权钱交易”,而且“效益很是可观”。什么“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古训,什么“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的告诫,统统他妈的见鬼去吧!他们或卖官鬻爵,或贪污受贿,或借机敛财,或索拿卡要,或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为自己捞钱,或通过家属通过“渠道”把黑钱洗白,等等等等。安徽省有18个县委书记几年间先后落马,几乎都与买官卖官有关,曾轰动一时。山西翼城县原县委书记武保安,只当了8个月的县委书记,就通过卖官受贿800万元。耐人寻味的是,在接受庭审的过程中,武保安及其妻子竟多次感慨万端地说:“当书记与当县长就是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就是县委书记拥有“官帽”的“总批发”权,拥有县长所不能企及的“一锤定音”权。在他们看来,这“不一样”的权力,是可以“交换”到金钱的。
　　三是“桃色禁区”。养情妇、包“二奶”,甚至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都是法律以及党纪政纪严格禁止的。可权威统计显示,九成以上贪官都有“情妇”,更别说暴露的与未暴露的所谓男女“作风问题”与“私生活”了,其中不少贪官还有嫖娼的“爱好”。而腐败的县委书记,权不是问题,钱也不是问题,涉足“桃色禁区”更不是问题了,而且有的还玩出了“县委书记特色”。福建周宁县原县委书记林龙飞为22个“妃子”摆“群芳宴”评“年度佳丽”的闹剧刚刚谢幕,江苏徐州市泉山区原区委书记董锋“一夫二妻”的闹剧又上演了。董锋“一夫二妻”的生活长达数年,“在当地处于半公开状态”,其情妇还给他私生一子,其妻子也曾多次向上级反映,但都不了了之。董锋给妻子的警告是:“北京、南京、徐州我都拿钱买通了,你敢举报,我一个电话,就叫你坐牢!”董锋的“警告”没起作用,最终还是被妻子告倒了,但董锋说的却是实话,因为还有比他更厉害的县委书记为了情妇而买凶杀妻的。
　　四是“黑色禁区”。一个正常的社会,对“黑帮”、黑恶势力是排斥的,老百姓对此更是深恶痛绝。可偏偏有那么一些县委书记乐意涉“黑”,乐意沾些“匪气”。他们有的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从中得到某种好处,也从中得到另一种“保护”;有的与黑恶势力沆瀣一气,豢养自己的“第二武装”和“家丁”,以保护自己及其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有的甚至直接向黑恶势力“缴械投降”,让黑恶势力成为“地下县委”,自己则甘为“傀儡”,从而坐收渔利。这不,四川省富顺县原县委书记彭邦友不仅利用“黑帮”打击排除异己,而且还“放手”让他们“干预”司法,甚至“授权”让他们组织“现场办案会”。而江西省铅山县前后两任原县委书记涂福生和李再春更离谱,涂福生在任时,为“江西第一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祝氏家族”竭尽全力“保驾护航”,也毫不客气地“笑纳”他们“贡奉”的“干股”;涂福生离任,李再春接任,也接下这一摊“红黑一家”的“传统”,继续与黑恶势力同流合污,也继续让“祝氏家族”横行铅山。如果一个县域,连县委书记也被染“黑”了甚至入了“黑道”,那这个地方还有多少公平正义、清平和谐可言呢?
　　“禁区”是不能乱闯的,闯“禁区”是要付出代价的。倒在“禁区”里的县委书记,当然都付出了不同的代价,或丢乌纱,或坐大牢,或被杀头。但是,前车之辙,并未成为后车之鉴。今天,县委书记岗位仍然是腐败的“重灾区”,有些削尖脑袋想当县委书记的人,可能没有想到自己也在不自觉地为自己一揪一揪地掘着坟墓。
　　
　　闯“禁区”的县委书记胆从何来
　　
　　明知“禁区”很危险,可仍有那么多县委书记奋不顾身地去闯。难道这些县委书记都是傻瓜吗?恰恰相反,作为几十万上百万人的“统帅”,县委书记无疑都是当地的佼佼者、人尖儿。有位作家说得对:“第一,在中国,县委书记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草包;第二,如果你认为哪个县委书记是草包,你就是草包。”
　　既然县委书记都是人中俊杰,那他们中的有些人还是愿意去闯“禁区”,自然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我们只要从中国历史进程的核心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惯性对县委书记进行一番考察,就不难得出结论。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实质上是一部以皇帝为核心的历史,“皇权”始终是国人最崇拜、最尊敬也最有诱惑力的权力;今天的中国从封建社会脱胎还不过百年,“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历史才刚刚满一甲子,而且这种“属于”还处在一个漫长的落实过程中,“皇权”一直与之伴行,甚至经常处于“主导”地位,封建文化还没有死去;中国幅员辽阔,县域众多,一般来说,县一级处在“山高皇帝远”的“政治地理边缘”,作为县委书记,集权程度非常高,做一个“小国之君”,过一把“土皇帝”瘾,既符合中国历史核心规律和传统文化惯性的要求,又满足了有些县委书记个人欲望的需要。于是,有些县委书记自然不自然地有了“皇权”意识,其言其行便有了“皇上”的味道。
　　县委书记有了“皇权”意识,就有“霸气”。有“霸气”的县委书记,往往飞扬跋扈、唯我独尊、“老子天下第一”。而现实生活中,不仅干部的提拔任用,就连稍微有点规模的工程上马,都得县委书记“拍板”。尤其是干部提拔中的组织考察、常委会、书记碰头会乃至全委会等程序看似“关卡重重”,其实最终体现的多是县委书记的“个人意志”。按自己的意志行事,“一言九鼎”的感觉是很爽的,有的县委书记经常陶醉其中。以“敢贪总理的压岁钱”而臭名远扬的河南上蔡县原县委书记杨松泉,也以压到民主、独断专行而让人不齿。他5年县委书记任上就把三任与“松泉式规则”不吻合的县长“挤”出上蔡。在一次县委常委会上,县长王富兴讲了几句不合杨松泉心思的话,就被杨松泉当场厉声呵斥:“你这县长才当几天,就想当家!等你当了书记再当家吧!”从此众常委不敢再有“二话”,杨松泉也从此不再遮掩自己“一把手”就是“一霸手”的嘴脸,以至后来只要有乡镇和县直单位领导向县长汇报工作,连县长也要探问对方:“这事松泉书记是否知道?”若对方回答“不知道”的话,县长立马面带惧色,劝告对方去找杨松泉“请示”,否则,一概免谈。有人说,修建“天安门”修建“白宫”的区委书记,图的是气派、豪华,其实他们更渴求的是王者之威、霸王之气。现如今,有“球霸”、“路霸”、“电霸”、“乡霸”之说,有的县委书记想做的就是“县霸”。
　　县委书记有了“皇权”意识,就有“脾气”。这些县委书记可能觉得,当官没有点“脾气”哪还像个当官的?况且自己还是权倾一方的县委书记,如果连“脾气”都没有,那还有什么“魄力”!于是乎,河南卢氏县原县委书记杜保乾就明目张胆地在全县干部大会上大放厥词:“你们要和县委保持一致。县委是什么?县委就是县委书记!”辽宁西丰县原县委书记张志国除了敢派警察进京抓捕“诽谤”自己的记者外,还敢对讨要拆迁补偿的商人进行威胁:“你还想在西丰混不?要想混,就别跟我提拆迁补偿!”安徽定远县原县委书记陈兆丰更绝,当县委组织部将乡镇换届干部调整方案报给他审阅时,他把方案扔到一边,唬道:“都是你组织部说了算,还要我这个县委书记干什么!”接着他又重新提出一套方案,对行贿买官者视情况都作出如意安排,他甚至很惬意将研究干部的常委会主持成“拍卖会”,这样不仅可以赢得“拥戴”,而且可以赢得“朝贡”。人们总说对县委书记“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弱,下级监督太难”,实质上并不远并不弱也并不难,而是“监督”的成本太高,各级都不主动去“真监督”,别说是有的县委书记有意识去“整”你,就是他们这“脾气”也够你喝一壶的。
　　县委书记有了“皇权”意识,就有“痞气”。按理说,官员是国人中的精英,而县委书记应该是精英中的精英;精英理所当然应该品行高尚、堪为人范,所以自古以来,国人总是“以吏为师”。可如今,有的县委书记自以为成了一方“诸侯”,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拥有三妻六妾,寻花问柳,到处播撒“龙种”了。湖北天门市原市委书记张二江,人称“五毒书记”,10年间他玩弄的女性超过百人,其中细节令人发指,肉麻恶心到连西门庆都不如!而江苏赣榆县原县委书记孙荣章,在县域内已经有了10多个情妇,但他还不甘心,觉得她们少了些“高贵”少了些“洋气”,他在南京出差时,看上了一个自称拥有法国国籍和双博士学位的美女,于是郑重地聘请这个“法籍美女博士”为“赣榆县欧盟事务首席顾问”,也郑重地与她暗结连理,并让其“垂帘听政”大捞钱财,还为自己生下一“龙种”;后来,孙荣章又迷上了一个到赣榆来采访的京城某电视台的知名记者,几番“互动”,他们又各取所需,勾搭成奸;最后,孙荣章被两个“高档”情妇“搜刮”得一无所有,倒台坐牢了事。值得警惕的是,林龙飞、孙荣章虽是“痞子县委书记”的典型,但并非绝无仅有的个案,如今在一些地方尤其是县一级官场,弥漫着一种越来越庸俗、低俗、粗痞甚至下流的气息和风气,寻找源头,往往与当地的县委书记“好细腰”有关。
　　总之,县委书记一旦有了“皇权”意识,他们就没有了“禁区”,也没有了禁忌。表现在言行上,他们就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人都敢用,什么官都敢卖,什么钱都敢捞,什么女人都敢搞,什么事情都敢做,因为在他们的潜意识里,他们已经把自己定位成了“小国之君”,拥有“皇权”天经地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自己的治下,还有什么人敢“太岁头上动土”?还有什么“禁区”不敢闯?或者说,自己的治下对自己而言,根本就无所谓“禁区”!
　　
　　县委书记一定要有“禁区”意识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真理。县委书记高度集权,更有滥用权力的可能,也就更容易滥用权力,况且为适应改革和发展的内在要求,我们还要对县委书记进行“高配”和“扩权”。县委书记权力大责任大,但有些县委书记无视“禁区”擅闯“禁区”,于是问题也很大。让我们忧患的是:一任或一地县委书记出了问题,不久以后往往被下一任或者另一地的县委书记出了更大甚至更离谱的问题所掩盖所转移,所以出了“小问题”的县委书记和善良的老百姓总是在“等待下一位县委书记”,“小问题县委书记”在等待公众注意力过去之后的“复出”,而老百姓则是在等待下一个好县委书记的出现。这不是在讲述一个政治寓言,而是在呼唤县委书记的“禁区”意识。因为县委书记只有有了“禁区”意识,才能对国情对民意对法纪产生敬畏感,才能拒绝做“小国之君”,才能自觉根除“皇权”思想,才能诚心诚意做人民的公仆,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做一个人民满意的县委书记。要做到这样,对县委书记而言,至少要恪守三条底线――
　　不做“土皇帝”。县委书记作为我们党执政治国的骨干力量,一头代表执政党的形象,一头连接着老百姓,每天都要直面群众的诉求。这个角色,是责任和使命决定的。党和政府的形象如何,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如何,人们可以直接通过县委书记的形象得以确立。实实在在的形象,普通平凡的形象,亲近和善的形象,才能让我们的县委书记真正成为人民群众的贴心人,真正成为执政为民的实践者,真正成为科学发展的带头人。如果县委书记以“土皇帝”的形象出现,那我们共产党人的形象,我们人民政府的形象,我们社会主义的形象,就全被毁了。
　　不做“清知县”。封建社会,“三年清知县,十万雪花银”。我们的县委书记,是共产党的基层领导者和工作者,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和国家公务员,除了党和国家的利益,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任何特殊权利;除了国家规定的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没有任何“潜规则”让你以“清”的名义得到“十万雪花银”。所以,那些对腐败心安理得的县委书记不要以为你能“干事”就是“干净”的,就认为你的腐败是什么“温和的腐败”。如果县委书记以这种“清知县”的封建逻辑为自己的腐败辩解,那只能证明你不配做当代中国的县委书记。
　　不做“洋老爷”。中央电视台记者曾到贫穷的陕北采访一个放羊的青年农民,问他:“放羊干什么?”农民答:“挣钱。”“挣钱干什么?”答:“娶媳妇。”“娶媳妇干什么?”“生娃儿。”“生娃儿干什么?”“放羊。”“放羊干什么?”“娶媳妇。”这已经成为中国最经典的对话之一,这也是中国最本质的国情写照。中国自古至今一直以农业立国,农牧人口非常庞大,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谁读不懂农民,谁就读不懂中国;谁失去了农民,谁就失去了中国。县委书记是最接近“放羊青年”的“父母官”,最了解中国国情,应该把最大最主要的精力智力气力用到“三农”上,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第一责任人”,真正让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根”。而现实情况是,现在有些县域,一旦经济有所发展,就贪大贪全贪洋,县委书记就想做城市甚至什么“中心城市”的“洋老爷”,不想再做“土八路”,不再与“放羊青年”同呼吸共命运,相反会想方设法去盘剥农民的利益,动摇自己安身立命的根基。如果县委书记做起了“洋老爷”,那他与农民就疏远了,也与中国疏远了。
　　不做“土皇帝”,不做“清知县”,不做“洋老爷”,是县委书记的为官底线。底线就是“红线”,越过“红线”,即入“禁区”,入了“禁区”,迟早会倒。县委书记守住了这三条底线,就守住了自己的本质定位、品行底色和基本职责,就有了“禁区”意识,就能有资格向做一个好的县委书记的目标努力。
　　本文行将结束时,笔者突然又联想到两个故事:一个是坊间传说。说的是有一个县委书记很得上级看重,省委组织部长于是亲自去考察,考察结束时,这个县委书记留给组织部长的“口碑”也很好,不想在送别的晚宴上,不知是县委书记一时兴奋还是潜意识在起作用,组织部长不想喝得太高以免失态,县委书记却继续死劝,并有些张狂地说:“到了我的地盘,就得听我的!我再敬您三杯,您无论如何得喝下!”组织部长盛情难却地喝下了,但心里还是“格登”了一下。事后,县委书记没有得到提拔,但还是留在了县委书记的任上。另一个则是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新闻,那就是江苏邳州市“书记归来事件”。那一天,村民放下了农活,学生走出了课堂,护士离开了病人,干部搁置了公务……他们齐聚在邳州境内的323省道上,夹道欢迎参加十七大载誉归来的市委书记李连玉。李连玉走在欢迎的人海花海中,“挥手之间”的作派,握手问好的举动,估计“领导”世界的感觉都有了。本来这一幕够令人匪夷所思的了,殊不知,邳州官方后来给出的解释是“群众自愿”的行为,就更让人跌破眼镜了。事件过后,我们没有听到李连玉书记的一声真诚“道歉”,也没有看到“有关方面”给李连玉一个什么“处理”,只是据说“邳州这几年搞得不错”。
　　看来,杜绝“小国之君”现象,根除“皇权”思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责任也不仅仅在县委书记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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