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国房地产排名 谁是中国的区域“大哥”

　　中国文化向来具有“大哥”情结。“大哥”是一种地位的代名词，也是一种责任的角色定位；既享有权威地位，也具备呵护意识；既要敢于担当，也要忍辱负重…… 　　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谈及珠三角一体化时，借用“大哥”一词的有感而发，实际上也触及了中国区域发展过程中不可讳言的一个简单而又微妙的问题：要不要“大哥”？谁来当“大哥”？“大哥”怎么当？
　　
　　珠三角的“大哥”争夺战
　　
　　南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健心脏――珠三角，一直存在龙头之争。
　　改革开放之前，作为广东省的省会，广州理所当然是全省的“大哥”。当开放的浪潮全面席卷广东时，深圳的崛起对广州的“大哥”地位形成了猛烈的冲击。
　　1979年深圳经济总量是2亿，广州是47亿，相差几十倍。到2007年，深圳是6801亿，广州是7109亿。
　　深圳有最热闹的人造景点世界之窗，广州有绵延千年的越王墓；深圳城市环境新鲜，广州大俗大雅；深圳更具现代气质，深圳宝安机场豪华，广州白云机场则是华南枢纽；深圳有盐田港，广州则有南沙港……
　　在这场竞争中，广深金融中心之争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2003年1月，深圳市政府提出要把深圳打造成区域性金融中心，并出台“金融18条”。时隔一年，广州市政府也提出要打造区域金融中心，并制定了与深圳“金融18条”相仿的《意见》。
　　2005年和2006年的广东省“两会”上，争夺达到了白热化。广州市的省人大代表提出把“深交所”迁移到广州的议案。作为反击，深圳市的人大代表也发出了“从广州搬迁一所高校到深圳”的声音。
　　一时间，“广东一哥”的争夺战异乎寻常。
　　有数据显示，珠三角各城市间的产业同质化程度高达80%。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丁力教授认为，市场不重复，产业重复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市场和产业都相同，这属于一种过度竞争。
　　其实，广州的突围从1996年就开始了。为了与周边城市错位发展，广州主动避开电子信息业，开始调整经济结构：推进汽车、钢铁、化工、生物制药、数控装备制造等“重化工业”的引进、开发，迅速成为国内第二大汽车产业基地。
　　“珠三角地区的地方保护主义很严重。”杜永权说。杜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人，他开了一家建筑安装公司，做结构补强加固。
　　为了生意，杜永权经常去东莞、佛山、深圳等珠三角的城市。当时，国家出台了很多关于推动经济发展的政策，杜永权原本以为“遇到了好时候”，然而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却让他举步维艰。
　　比如，广东省建委规定，做结构补强加固的企业需要申请资质。广东省建委发的资质可在全省内通用，各市建委发的资质则只能在本市有效。2004年，杜永权的公司在广东省建委拿到了资质，可他们在东莞市接工程时却碰了钉子。
　　东莞市建委规定，凡是在东莞市做结构补强加固的外市企业，必须在东莞市备案。杜永权告诉记者，当地政府在备案时设置了很多门槛，外来户根本竞争不过当地同行。
　　杜永权坦言，为了提高竞争力，有时接到一些工程，也要挂着当地公司的名义去做，但要向当地公司支付一些费用。
　　“不单是在广州跟东莞，在珠三角地区都是这样，我希望一体化可以消除城市壁垒。”杜永权说。
　　针对有学者主张广州合并周边所有城市，将广州变为一个超级城市的提议，在佛山市副市长邓伟根看来，这虽然是一种解决办法，但并不是唯一的，目前也欠妥，“我曾经注意到一种双城现象，就是两个城市互通有无。最典型的就是美国的纽约和新泽西。”
　　广佛同城已经进入实质化阶段，邓伟根希望佛山既能体现个性，又能在与广州的融合中资源共享，错位发展。
　　2008年珠三角发展最快的就是佛山。随着东莞外向型经济的受挫，佛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珠三角第三大城市。
　　喊了6年的广佛公交一体化，2007年终于迈出了实质性一步。这一年，广佛地铁正式动工。2008年10月，广佛年票互认互免。
　　融城对于广州人来说，可以在佛山的南海买到低于广州市价一半的房子。但是目前，南海人在广州享受的对等待遇却很有限。落户在广州的市民，可能随时会被调动至其他城市工作，而伴随着的是医保卡异地看病不能报销、孩子上学受户籍束缚，这些民生问题都需要政府破题解决。
　　其实发自民间的融合，总是走在前头。“民间的融合是不可阻挡的，兄弟们吵架也很正常，关键时候家长出来做主就行。”
　　
　　长三角的绝对“老大哥”
　　
　　宁波与上海仅一水之隔，自上海开埠以来，就有宁波人前去上海谋生。“这是一个传统，现在上海有300万宁波人，包括宁波在内的长三角很多城市，与上海有着很多文化共性。”宁波市接轨上海世博会办公室主任张松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公开数据显示，2008年上海全年实现生产总值13698.15亿元，杭州是4781.16亿元，宁波是3964.1亿元。
　　“上海是绝对的领先优势。”宁波市人民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对外联络处处长方照强对记者说。
　　在这种形势下，谋求发展的长三角各城市，争相与上海接轨。
　　杭州与上海的迅速对接，自然引起宁波的紧张，但是宁波也有自己的优势所在。作为东部沿海最优质的深水良港，宁波的区位优势十分明显。
　　“如果选择做外贸，从经营成本和物流的方便程度来看，没有比宁波更方便的了。”商人李旭波对此深有感触。
　　“从产业角度来看，我们是接纳了上海的一部分转移产业。”方照强对此深有体会。他认为，这是一种产业的协调发展，也是对城市自身定位的适应。
　　“宁波是一个制造业大市，不可能失去上海这个大码头。”李旭波与方照强的观点不谋而合。
　　彻底改变杭州湾格局的还是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建成，这让宁波与上海联系更加紧密，路程从原先的4个小时缩短到2个小时。
　　“这确实改变了长三角的格局，把宁波从一个边缘的地位，一下子提升为一个交通枢纽城市，这也显示出我们要和上海接轨的迫切愿望。”方照强说。
　　“跨海大桥的通车，多少会让杭州有些失落。”宁波市政府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说。
　　随着杭州湾大桥的通车，位于宁波南端的台州也提出其城市发展新战略，“握手宁波，接轨上海。”
　　而绍兴市在多方争取后，成功立项嘉绍跨江通道的建设。这一工程也被称为杭州湾第二跨海大桥，这一大桥的投资金额大约是128亿元，显示出绍兴对接上海的迫切愿望。
　　泰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等15座“上海圈”的圈内城市，其官方都设有“接轨办”，而这个“接轨”，就是与上海接轨。
　　如果追溯长三角城市之间合作的历史，可以推到20多年前的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方照强对此记忆犹新，“起初是各市的经济协作办主任进行的一些商讨会议。”在计划经济年代，各城市都以自己城市出产的产品，通过上海“老大哥”的平台，来换取自己需要的商品。
　　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这一经济协作的会议升格为市长会议。而会议商讨的层面也由经济向教育、科技等纵深方面发展。
　　让方照强颇为感慨的是这一机制，“上海当然是老大，但是老大一直是放下身段与大家平等地交流，这样的机制类似于联合国，每个城市不论大小，都有平等的地位。”
　　每个城市的地位平等，最能体现的是对一些具体事务的表决，“每个城市都是独立的一票，少数服从多数。”
　　“每年大会都会选定几个特定的选题来让大家参加，各个城市可以选择参加，也可以选择不参加，都是非常自由的。”方照强说，近年来在市长会议的指导下，已经陆续举办了10多个专题论坛，涉及经济、民生等多个领域。
　　“每年的市长会议，上午都是闭门开的，市长们一起自由平等地交流，到下午正式开会时，才进行一些程序，闭门会议是拒绝媒体报道的。”方照强说，“闭门会议的交流都是推心置腹的，容易形成共鸣。”
　　虽然上海之于长三角的核心地位从未动摇，但是改革开放30年来，在“小弟”们的奋起直追下，其强势的角色相对地被削减。
　　根据已经统计完成并公开的GDP数据，从1978年到2006年，上海在全区域中的经济份额整体上呈持续下降态势，从1978年的47.31%下降到了2006年的26.12%。这种比例的下降是因为苏州、无锡、杭州、宁波等城市的迅速发展。以苏州为例，其占都市圈经济的份额从1978年的5.54%迅速上升到2006年的12.19%，经济总量上仅次于上海。
　　而在制造业方面，浙江省的发展更是迅猛，大有盖过“老大哥”上海之势。
　　2008年的金融风暴席卷了全世界，作为亚洲金融中心城市的上海立即受到了影响。劳动密集型产业及外贸出口受到重创，经济增长首次跌到两位数以下。
　　不过，这也有可能是一个拐点和契机。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区域经济专家高汝熹对记者说：“金融危机虽然对上海乃至中国的经济造成了很大的打击，但是换个角度来看，它对改革与发展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对上海重新调整定位产业升级，促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程而言，都是一个契机。”
　　“以前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好像还无所谓，反正好赖都有得吃，现在金融危机了，迫使大家更理性地思考更谨慎地调整了，就必然促使资源配置更加合理。”高汝熹说。
　　
　　没有“大哥”的“中部崛起”
　　
　　“不东不西，不是东西。”这句略含贬义的顺口溜曾经是中部地区的自嘲之语。中部地区是指山西、湖南、湖北、河南、江西、安徽六省。
　　中部地区的问题，很早就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2004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2005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抓紧研究制定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规划和措施。2006年4月，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的颁布，“中部崛起”战略正式拉开帷幕。
　　中国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专家、经济学家徐逢贤教授告诉记者，实施中部崛起战略，不仅是我国国民经济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客观需要，也是推动中国经济全面振兴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措施，更是实现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必然规律。
　　借着“中部崛起”的东风，中部六省纷纷开始发力，寻找发展良策，谋求率先崛起。
　　湖北“武汉城市圈”争当中部崛起的“支点”；湖南在加快长株潭城市一体化建设的同时，2006年又启动了“3+5”城市群建设研究；河南“中原城市群”规划正式发布，欲撑起中部崛起的脊梁；在这方面动作稍显缓慢的安徽省，2006年相继通过沿淮、沿江两个城市群规划；江西提出建设“昌九工业走廊”；而山西省2006年也专门召开高规格的城市建设工作会议，高调提出打造太原城市圈概念。
　　就在中部崛起大幕刚刚拉开之际，一场“龙头之争”已经悄然上演。
　　2005年的全国“两会”上，中部六省联合提交了《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提案》，在随后的讨论中，两会代表和委员对“中部龙头城市”一直争论不休。
　　此前，2004年12月14日，河南一家媒体刊发报道《中部五省角逐城市群》，首次提到了中部“龙头城市”概念。
　　2005年3月8日，北京一家报纸委托友邦调查公司的一项调查，使中部“龙头之争”骤然升级。
　　此间，时任武汉市市长的李宪生公开称，作为中部地区唯一特大中心城市的武汉，理应在中部地区崛起中有所作为，在中部地区实现率先崛起，“成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支点。”
　　之前，长沙市统计局发布的分析报告表明，长沙已经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战略要地，“应成为中部崛起战略的首发城市。”
　　而来自河南的全国政协委员张涛则建议国家大力支持“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建设”，尤其是要大力支持郑州的经济发展。
　　同年9月，时任武汉市委书记的苗圩在接受港报记者采访时强调，武汉市作为中部地区唯一的特大中心城市，“誓当中部崛起龙头。”
　　3个月后，河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昆仑则称，“郑州是中部地区的龙头。”
　　虽然各方各有道理，但“龙头之争”始终没有结果，并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继续蔓延。
　　2006年2月16日，合肥市政府一位官员称：“合肥要率先成为中部崛起的龙头城市。”
　　2007年3月，媒体在以“中部崛起看龙头，五大变化看安徽”为标题的报道中称，安徽在2006年发生的一系列重要变化，正在促使这一省份向“中部崛起的领军地位”迈进。
　　同年8月，一家知名杂志的文章，则用了这样的标题：中部崛起的龙头城市――南昌。
　　两个月后的10月23日，时任长沙市市长的谭仲池在接受媒体访谈时表示，长株潭城市群在中部地区完全有可能成为国家改革开放的一个新试点，“成中部龙头很有信心。”
　　有专家分析说，“龙头之争”表面上看起来是各方实力的角逐，其实是优惠政策之争，“骨子里是期望国家在出台中部城市群规划的政策时，能给予自己更多的倾斜。”
　　中国地理学会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河南大学博士生导师王发曾教授就严词质疑：“一个严肃的科学命题怎么被江湖化为‘大哥问题’了？”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所长郑泰森也表示，在中部崛起中讨论“大哥”问题，“不合适，不科学。”“大哥”是一种责任，是一种榜样，它要有凝聚力，更要有辐射力。况且，中部六省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有限，基本处于“吸纳”阶段，“辐射”作用尚不明显，“还没到那种‘选大哥、排座次’的程度。”
　　武汉大学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伍新木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对区域发展的均衡状态，我们应该用动态的观点去看待，“今天的‘小弟’明天有可能成长为‘大哥’，而今天的‘大哥’也许明天就会变成‘小弟’。”因此，现在争大哥小弟，“没有太大的意思”。
　　安徽省社科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韦伟教授告诉记者，中部六省不存在谁是“大哥”的问题，“我曾在郑州会议上坚决反对谁做‘老大’的议论。一个地方的影响力和带动力，在全国乃至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是自封的，而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且这种结果还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专家、经济学家徐逢贤教授认为，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所说的“大哥意识、大哥风范、大哥气派”是指一种全局精神，中部六省在形成城市群、发挥全局性作用的同时，切忌争夺“大哥”地位，以免贻误战略机遇，延误中部崛起。
　　事实上，中部六省也意识到了争当“龙头大哥”的时机尚未成熟，因此，在最近的表述中，已经看不到类似于“誓当龙头”的表态了，而是“不提龙头，只谈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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