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贝勒府 [贝勒府里的北京十三中]

　　我在1956年考入北京十三中读书，到现在还十分留恋那段校园生活。 　　北京十三中的前身，是一所教会学校――辅仁大学附属中学。辅仁附中的前身是辅仁学社，辅仁大学成立以后，辅仁学社改为辅仁大学预科学校。1920年，预科学校改为辅仁附中，原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先生曾兼任该校第一任校长。校址在李广桥西街(即现在的柳荫街的西侧)前清朝的涛贝勒府，辅仁大学在其南面的定阜大街。1950年，辅仁大学原址改成北京师范大学，辅仁附中也改为北京师大附中，1951年改为北京十三中。
　　当时，十三中是一所男校。男女分校，是50年代的一种特殊的办学形式。据我所知，北京当时有大约二十几所男女分校的中学。比如著名的男一中、女一中、男四中、女六中、男八中等等，十三中就是其中的一所男校。
　　十三中的校园是典型的中国王府庭院式建筑，没有楼房，没有暖气。但是有宽敞的甬道、回廊和庭院，有高大的树木、美丽的花园，是一处环境幽雅的校园。十三中的校址，最早是清朝康熙皇帝第十五个儿愉恪郡王允褐的愉王府。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醇亲王奕谭之子载涛入住后，原愉王府也就改称涛贝勒府。
　　由于校园是贝勒府建筑，因此所有房屋的院落都是严格按照当时皇家等级规定修建，校园的东、北、西三面由高墙包围，南面和原辅仁大学南墙相连，呈东西长，南北短的正规矩形。整个贝勒府有十几个院落，按照不同的用途，分为东、西两部分建筑组合。其中东部的建筑是整个贝勒府的主体建筑，西部则是贝勒府的“内宅”。西部的“内宅”又分为东中西三路，每路都沿着一条南北的中轴线作四进或五进的院落布局，虽然经过改造成了校园，50年代的时候，除了内宅的花园和西路部分建筑被拆毁了一些，整个贝勒府内宅的格局还没有太大的变化。新建的只有操场边的厕所、淋浴室和北面的一个生物教研室，其他的都是原来的建筑。
　　
　　十三中老师印象
　　
　　我在十二三中的时候，校长姓王，是一位身材高大的中年人。据说他的夫人是当时莫斯科对华广播的播音员。他的办公室在图书馆后面的院子西房。平时很难见到他，只有在开学的时候，王校长在大会上讲话才露一面。
　　我的初中老师有班主任沙振英先生(兼文学课，当时语文课被分成“文学”和“汉语”两门课)，体育课老师李振杰先生，政治老师姚振玉先生，数学(几何)老师李林森先生，他们都是本校高中毕业留校的老师。沙、李、姚三人因名字中都有一个“振”字，所以当时号称“三振”，是青年老师中的佼佼者。
　　地理课老师是一位姓闫的老先生，个子不高，胖胖的身体，走起路来一摇一晃的。我就是第一次从闫先生的讲课中，知道了沙俄利用瑷珲条约、北京条约掠走我国大片领土的历史，而且知道了苏联在对口作战之后，掠走我国东北大量的工业设备和资源。为了更详细地了解事情的真相，我从此开始喜欢上了历史，也成了首都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的读者。在那里，我看到了许多近代史资料，包括一些清朝与各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全文。在当时把苏联当作“老大哥”的年代里，敢于给学生讲这些知识，是需要很大勇气的。闫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勇敢的爱国者，是我永生难忘和尊敬的老帅。
　　
　　校风严谨、与众不同的十三中
　　
　　十三中的校风严谨，学习的风气浓厚，加之有一个优美的学习环境，是一所令人向往的学校。在我上学的时候，学校对学生着装不求统一，但无论衣服新旧还是带补丁，都必须干净整齐。每人要带一块手绢，专供自己擦抹吐痰之用，学校院内是决不许随地吐痰的。当时的校园里，到处都是干干净净，见小到一点纸片、垃圾和痰迹。另外，每个学生都要在左胸前佩戴十三中的符号，就像电影里的八路军一样，符号上用毛笔写着学生的姓名和班级。这在当时流行铜制校徽的北京，也是十分抢眼的。
　　在校园里，学校要求学生无论冬夏无论课上课下，都要系好每一颗纽扣，不准敝胸露怀。只有一处例外，那就是进了操场，光膀子穿裤衩都行。
　　
　　1958年的忏悔
　　
　　除了在校正常的课堂学习，我还经历了一些至今难以忘怀的事情。在十三中的3年里，正赶上1958年的大跃进，于是我和同学们也像全国人民一样，满腔热情地投入到了疯狂的大跃进当中，不由自主地做了一些无可奈何的事情。
　　1958年的初冬，我们来到昌平县的农村，帮助当地的人民公社进行秋收。说是秋收，但当时已经是初冬的11月了，大片的庄稼还都长在地里没有人收割，大批农民都被拉去搞“大兵团作战”去了。当时，全国都在搞大炼钢铁、深挖农田、大搞水利等劳民伤财的事情。我们这些学生都是些十几岁的孩子，虽然有着满腔的热情，却对农活儿一点儿也不懂。只能在几个老农的指挥下，进行漫无目的的“抢收”。据当地的农民讲，那年的收成是多少年没有过的大丰收。可是，由于大跃进的人为因素，丰产却没有丰收，许多庄稼都烂在地里了。
　　我们在农村杲了十几天，收过玉米、白薯，还摘过棉花。每天，我们这些学生天不亮就起床，一直干到天黑才收工。收玉米的时候，每人收两行，把掰下来的玉米装在自己带的筐里。装满筐就送到地头，然后再回来接着收，直到收到地头为止。任务很明确，可是我们这些孩子一干起来就走了样了。当时，有一句时髦的口号，叫“你追我赶争上游”。于是进了玉米地不久，我们就开始了“争上游”的竞赛。竞赛的结果不是“多快好省”，而是丢三落四，许多玉米没有收完，就扔在了地里。收白薯的时侯也是一样，前面用马拉的犁顺垄犁，把白薯往出一翻，我们就在后面捡。大的捡起来，好的捡起来，小一点的、不好看的、半拉的就不管了。最后，只怕连一半儿也没收回来。摘棉花就更甭提了，没摘的时候地里是白花花的一片，摘完以后，地里变成了“花斑秃”。现在一回想那时的行为和做法，就会有一种造孽的感觉。
　　回来以后，我们又参加了大炼钢铁和勤工俭学劳动。为了大炼钢铁，学校也开始建“小高炉”。我和同学一起到德胜门的城墙上，往下拆城砖，然后每人一块背回学校。在柳荫街那个有徐向前题字碑的街心花园的三角地，建起了几座一米多高的小高炉。北京城的古老城墙，从那时就已经开始了走向被彻底拆除的道路。
　　每当想起这些令人遗憾和追悔莫及的往事，我都会想那些干过蠢事的人们，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和我一样会默默地向历史忏悔。
　　
　　在十三中的学习生活，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也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时期之一，最近，我在谷歌的卫星照片上看到，现在的十三中，南面和西面的院落都已经建起了楼房。司喜的是，原贝勒府的主体建筑还没有被拆毁，我曾在过的教室也还保留着，图书馆前四裸柏树的巨大树冠仍然遮住了大半个院子，只是不知道，那两棵古老的白果树还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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