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大学问真学问_吕元礼:要做就做真学问
发布时间:2020-03-01 来源: 散文精选 点击:
8月6日,经过上午3个小时的演讲后,吕元礼教授已经略显疲惫,但他还是牺牲了午休时间,在启程回深圳前的间隙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法律执行公平才能服众
《共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新加坡这个国家感兴趣的?
吕元礼:大概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当时我们学校有门课叫做“东南亚政治与行政”,我是主讲老师,讲这门课要涉及到新加坡,我了解到李光耀倡导儒家思想,而我最早是研究中文的,于是这就成为了我研究新加坡的切入点。因为李光耀的亚洲价值观,对他本人来说其实就是儒家价值观。
《共鸣》:在新加坡的发展过程中,是儒家传统的作用大,还是西方价值观的作用大?
吕元礼:儒家文化不仅是纸上经典,也是一种行为方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新加坡华人,尽管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但他们从小到大在儒家文化的环境中成长,比如在出门前向长辈请安,吃饭时大人先拿筷子,属于“日用而不知”。李光耀也认为,在新加坡经济腾飞的过程中,儒家文化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虽然英国留下的制度也很重要,新加坡从本色来说还是儒家文化。即便现在年轻一辈对儒家文化的了解越来越少,但李光耀认为,像“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五伦,其具体表现方式会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变化,但核心价值是永恒的。
《共鸣》:新加坡城市管理的一些法律法规从现代社会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是非常严厉,比如鞭刑,但它却能够服众呢?
吕元礼:我认为新加坡的法律法规得以实施,首先是其物质基础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比如说要大家守规矩,必须先让大家满足基本的温饱,让大家有房子这样的财产,有“可以失去的东西”。
第二,法律的执行绝对公平,对任何人都一样,那么作为个人也没有理由提出不满了。
第主,不乱涂乱画是任何人都做得到的,而鞭刑是任何人都害怕的,用任何人都害怕的鞭刑让你做任何人都做得到的事情,自然水到渠成。
要有“让民做主”的制度保障
《共鸣》:中国与新加坡都是一党长期执政,您认为我国有发展成为一个“大新加坡”的可能么?
吕元礼:新加坡从制度上来说是“多党竞争”,制度设置根本上还是沿用了英国的制度,虽然在局部进行了调整,从而有利于人民行动党的一党执政。但它毕竟有一个底线,如果人民执政党过于腐败无能的话。它也是有落选的可能的。中国可以吸收其中的精髓,我们的“让民做主”的制度还不够有效,具体形式可以斟酌,比如使人大“实”符合“名”等。
《共鸣》:如何长期保持执政党的优良传统?
吕元礼:新加坡民主模式约等于让民做主+为民做主+认民做主。共产党的作风就有“认民做主”的精神,即百姓是天,人民最大。为什么现在有些人保持不了、做不到,是因为我们的一些官员能不能晋升是上面说了算,老百姓无能为力,面对现实,他一定是“认官做主”、“认上面做主”。所以“认民做主”需要“让民做主”的制度来保证才行,这是关键。
《共鸣》:中国目前深入推进制度反腐,新加坡的经验有哪些可以借鉴的方面?
吕元礼:新加坡有一个反腐体系,即“以德倡廉,使人不想贪;以俸养廉,使人不必贪;以规固廉,使人不能贪;以法保廉,使人不敢贪”。只注重体系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不行的。惟有各方相互配合协作,才能真正确保腐败没有生存的空间。
《共鸣》:我们强调了很多新加坡的经验,但硬币总有正反两面,您能否总结下。新加坡有哪些经验教训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呢?
吕元礼:新加坡的国民认为,政府听取百姓的声音还不够,应该有更多的渠道让老百姓发出声音。比如新加坡政府对媒体的控制就比较严格,媒体“可以犯上,但不能作乱;可以离经,但不能叛道”。当然整体上来说新加坡的国民认为当前的政府还是能够做到“为民做主”的。
要做就做真学问
《共鸣》:您怎么看待巩俐、李连杰等名人移民新加坡这个现象?
吕元礼:新加坡成为新移民的重点目标国家,首先是因为新加坡社会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其次对华人来说,由于采用英语和汉语的双语教育,所以新加坡的教育环境是最为适合的。然后,新加坡的人才政策也希望能够更多地引进精英型人才。
《共鸣》:根据您在新加坡的观察,新加坡人民的阅读习惯如何?
吕元礼:其实新加坡的领导人对新加坡人的阅读情况并不是很满意,比如在新加坡,很少可以看到有人家里将整面墙作为书架的,当然这也跟目前的时代比较推崇“快餐文化”、追求技术与实用有关。新加坡的文化底蕴并不算太深,但就像我们讲的,“礼失求诸野”,中国传统的东西他们还是很注重保护的,他们对传统的东西反而更加珍惜。现在新加坡的“新移民”的整体学历较高,所以新加坡人的文化素养也会越来越高。
《共鸣》:您平时喜欢阅读哪一方面的书呢?在您的阅读生涯中哪本书对您影响比较大呢?
吕元礼:我的阅读生涯可以分为几个阶段:中学的时候,我认为《史记》对我的影响比较大,那时我得到一本《史记选》。司马迁的人格精神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就是“做学问就要做真学问”;读研究生的时候,看鲁迅的书比较多。比较倾向于“反传统”;90年代之后就开始回归传统,读曾国藩、冯友兰,对中国传统比较有同情的理解;现在,因为研究的关系,看李光耀或是其他关于新加坡的书比较多。当然从个人爱好的角度,我还是比较喜欢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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