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衍生品让富豪变“负豪” 金融衍生品有哪些

　　血本无归,并不是散户投资者最悲惨的结局,但大多数中国内地的老百姓是最近才明白这个道理的。对他们进行这一风险教育的,是香港市场和这场金融危机。 　　 　　富豪变“负豪”
　　
　　2007年6月,也就是次贷危机刚露苗头之时,在北京做律师的赖建平通过朋友介绍,在香港荷兰银行开设了一个私人银行账户,之后他向账户打入了400多万港元。然而刚刚过了两个多月,也就是次贷危机于“8?11”首次大爆前后,银行不断催促赖建平继续往账户内打入资金。但赖建平每一次设法将钱补上后,很快就会得到通知:钱又不够了。
　　从2007年12月之后的短短4个月的时间,赖建平陆续向账户打入1000多万港元。但到了2008年11月底,也就是以雷曼兄弟倒闭为标志的次贷危机总爆发之后,赖建平已经投入了近2100万港元,此时荷兰银行却通知他,他还欠银行200多万港元。
　　同在北京生活的郝婷,在几乎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踏上了一条几乎同样的“贼船”,损失却比赖建平还要大得多。
　　2007年8月,郝婷在香港的星展银行开设了一个私人银行账户,但是短短一年时间,她的银行账户从资金总额8088万港元,变成了负9446万港元。这高达1.75亿港元的亏损,就是她选择新加坡星展银行香港分行服务的结果。
　　而且,郝婷的遭遇不仅给她和赖建平上了一堂金钱的风险教育课,还让身为律师的赖建平“收获”了一次大开眼界的法律“风险教育”。
　　因为,就在今年3月,星展银行向北京二中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包括偿还股票累计期权透支款项9257万港元、偿还外汇累计期权定期贷款2355万日元等三项。4月23日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第一次庭审,郝婷案成为境外银行到内地起诉投资者的第一例。
　　但郝婷的亏损却并非特例,她所购买的,是一种风险极高的累计期权金融衍生品。在香港的诸多外资私人银行中,还有许多大同小异的类似版本。不仅是内地普通富豪,许多香港显贵们也都纷纷栽在了这个“累计期权”上。2008年因与国际投资银行美林签订的股价对赌合约,让杨惠妍身价大跌。近日据香港《文汇报》报道,前香港地区市政局主席梁定邦,也因去年10月投资花旗银行KODA亏损,而被银行追讨970万港元。
　　据业内专家表示,仅在2007年,整个香港金融市场成交的累计期权合约总值在1000亿美元以上,涉及包括星展银行、渣打银行、荷兰银行、汇丰银行和花旗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些产品积聚的风险随着股票、期货市场暴跌,急剧放大,把许多投资者的财富席卷一空。有媒体估计,2008年香港股灾后,投资者因股票累计期权(Accumulator)亏损高达约6000亿港元。
　　郝婷这样的内地投资者,不过是冰山一角。
　　
　　国企集体成“肥羊”
　　
　　冰山之下,还有许多国内的机构投资者,尤其是众多的中央企业。最耳熟能详的一则,莫过于中信泰富遭遇金融衍生品“滑铁卢”。
　　2008年年中,以实业为本的中信泰富开始大手笔涉足金融衍生品,短短几个月,就与包括渣打银行、花旗银行香港分行等在内的13家国际大银行,签下24款以对赌澳元汇率为主的外汇累计期权合约。2008年9月,随着金融危机开始蔓延全球,澳元汇率一路狂泻,中信泰富的澳元对赌亏损高达155亿港元,数名高管为此引咎离职。
　　此外,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等,也在去年下半年陆续暴露金融投机衍生品亏损,亏损金额令中航油(新加坡)前总裁陈久霖自叹不如:东航2008年航油套期保值合约公允价值损失已达62亿元,国航损失达68亿元,中国远洋所持FFA(远期运费协议)浮亏也达到40亿元。
　　根据在日前举行的企业国有产权管理工作暨产权交易机构工作会议上传出的消息,目前有28家中央企业在做各种金融衍生品业务,“有盈有亏,亏损居多”。这迫使国资委紧急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央企业金融衍生业务监管的通知》,要求中央企业全面清理各类金融衍生业务,央企在运用金融衍生工具时,必须与现货的品种、规模、方向、期限相匹配,对任何形式的投机交易都必须立即叫停。
　　但这显然不能完全叫停央企们危险的对赌行为,更不可能阻止国内投资者羊毛落地般的财富流失。“内地投资金融衍生品的人数要比本地人多得多,特别是那些在香港开有账户的富裕阶层和民营公司,基本上都参与了金融衍生品的投资。”香港保障投资者协会会长吕志华表示。
　　
　　“信息战”
　　
　　排名新加坡富豪榜第29位的黄鸿年,也被外资银行的金融衍生品剪了“羊毛”。在去年,他在外汇及债券交易中亏损超过10亿新元。他将为他提供交易服务的花旗集团新加坡私人银行部门告上新加坡高等法院。黄鸿年在起诉书里称,与他保持着30年合作关系的花旗私人银行,却多次给予他不准确的交易信息。
　　据法律界人士介绍,包括郝婷在内的国内投资者在相关诉讼中,交易信息的不准确都是主要的抗辩理由。有关金融专业人士则指出,信息的不对称性,正是这些投资遭遇惨败的关键因素。
　　2001年,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3位美国经济学家依靠30多年前提出的信息不对称理论,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此前后学术界越来越认识到,信息获取和掌握的不对称,已成为当代商战的决定性因素。而相对于实体经济活动,金融衍生品交易由于其专业性、复杂性居于现代经济结构的顶端,在信息不对称性方面其他行业无疑难望其项背。由此对普通投资者的杀伤力也因此往往远超过实体经济领域的普通商业行为。
　　以郝婷案为例,这些外资银行与客户之间的合约都是英文,“四五十页,用词非常专业”,律师事务所那些外语非常好的专业人员“看了好几天,都还有地方不明白”。而与外资银行签订这些协议的内地投资者们,往往根本就没有完整地看过这些合约,有些甚至是对方直接将签名页传真过来给他们签字。郝婷就是这样签署了一份文件,身份就成了“专业投资者”。
　　中华全国律协经济专业委员会主任肖金泉则发现,“香港做金融衍生品专业一点的律师,基本上都成了外资银行的法律代表,内地投资者们几乎请不到好律师”。在研究该案件后,他指出,“这种产品其实非常可怕,风险极高”,他的客户们大都是在根本不了解这种产品风险性的情况下“出了问题”。他于2009年1月撰文提醒投资者要警惕高风险的金融衍生品,文章的名字就是《星展银行向内地客户推销金融衍生产品Accumulator涉嫌欺诈》。
　　肖金泉所称的“涉嫌欺诈”,当然是从法律意义上;对于国际大银行设计出的这些极尽复杂晦涩之能事的金融衍生品工具,并以此频频引发巨额财富毁灭的现象,经济学家们普遍指出,这已经不仅仅是商业道德和法律欺诈的问题。
　　
　　“核打击”
　　
　　发达国家利用周期性的经济金融危机,剥削转移其他国家财富,对全球财富进行再分配,有地缘政治和经济学家将这种现象形象地称为“剪羊毛”。在全球金融危机再一次剧烈爆发之时,发展中国家因金融衍生品投资而使巨额财富灰飞烟灭的事件集中出现,这似乎在强烈地警示世人:随着全球政治、商业文明的发展,以政治、军事强权对财富进行暴力式掠夺的再分配,正在被更具隐蔽性的欺诈式掠夺所代替。
　　在金融业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的最核心行业之时,国际金融巨头们所掌握的金融衍生品的规则制定权、定价权、市场信息垄断权以及绝大多数投资者都无法洞悉和掌握的产品专业知识,无疑是他们合法地诈骗掠夺世界财富的最先进也是最理想的利器。
　　“毫无约束的美元霸权和华尔街肆无忌惮的金融创新制造了全球金融体系的核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从而炸毁了全球金融市场;浮动汇率体系和国际投机资金的快速流动,则将核武器爆炸的巨大冲击力瞬间传递到世界的每个角落,没有谁能够独善其身。”环球财经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以史诗般的语句描绘金融海啸的场景,也解释了国际银行家不断推出远远超过实体经济所需的金融创新的本质所在。
　　(摘自《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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