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普通人工资多少_一个美国人记录的中国普通人十年

　　何伟：英文名为Peetr Hessler，何伟为其中文名，现年42岁，1996年，何伟作为美国志愿者组织和平队的一员被派往中国，在四川涪陵师范学院任教，负责教授英美文学。他曾是《纽约客》驻北京记者以及《国家地理》杂志等媒体的撰稿人。他的中国纪实三部曲有《江城》《甲骨文》《寻路中国》，他本人亦被《华尔街日报》赞为“关注现代中国的最具思想的美国人”。
　　无论是作为一个记者还是一名作家，何伟都认为自己是幸运的，从1997年到2007年，这是邓小平去世后的第一个10年，也是何伟在中国的十年，何伟看到的是：“在这十年中，中国历史的面貌开始变化，中国巨变的推动者变成了普通人――走向城市的农民、边学边干的企业家，他们的能量和决心是过去这十年的决定因素。”从《江城》到《甲骨文》再到《寻路中国》，何伟讲述的都是他们的故事。
　　
　　最后的安寺村
　　
　　2001年夏天，拿到中国驾照的何伟驾车前往青海，他准备为《美国国家地理》写一篇旅途的故事。从山海关出发沿长城往西走，途经山西、内蒙古到陕西榆林，终于到达青海湖，两个多月的时间，他进入“几乎是前现代的中国”，第一次看见中国的西部村落，一路巨大的落差使得何伟产生了《寻路中国》的写作想法，一条7年的道路从这里开始。
　　沿途何伟很少看见农民等着搭顺风车，一般不出门，如果赶集会按他们既定的路线走。而搭车的人具有这样的特征：见过一些世面，女人居多，她们穿戴整洁，一般穿着裙子和高跟鞋，头发染得略显暗红，在车上直挺挺地坐着，后背不会靠着座椅。她们很少与人进行眼神交流，有问必答。通常情况下，“十来分钟以后会问我从什么地方来”，一次何伟搭载三个年轻人，“半个小时里，什么也不问我”。
　　有时候，何伟一连走过好几个被人遗弃的村庄，“人们对外出务工的诱惑几乎难以抗拒”，在有些地方，人们离去得十分匆忙：石磨翻覆在地，泥土地板上散落着垃圾，房屋只剩下框架，与沉寂的墓碑比肩而立。土墙开始剥落，这些房子比明代的防御工事还要衰落破败。每当看见这些空荡荡的村落，何伟就会对自己说：来晚了。
　　在中国的北方，何伟开着车越往前走就越不明白，“这些村庄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二十年之后，谁还会住在那个地方?”他在各个村庄停车的时候，看到的只有老人、残疾人和年龄很小的孩子，“在中国的农村，到处都有这样的经典场景：很小的孩子，围着一个走都走不动的大人，又蹦又跳。”
　　在陕西靖边附近的安寺村，一位拄着双拐的老人让其他6个孩子陪着何伟去看附近的长城。他一点都不关心何伟是谁，他要做什么，这是何伟在北方农村的感觉――人们很少起疑心，他们邀请他进去喝茶或者吃饭。
　　在驾车穿越这些即将消失的村镇的过程中，何伟感到了些许的酸楚，“那是我瞥见的最后一线生机――最后的小镇，最后的乡村少年，也许还有最后的家庭，兄弟姐妹俱全的大家庭。乡下人特有的诚实与信任，不会随着迁居入城而继续存在。世界上，陌生人受到毫不迟疑的欢迎，赢得孩子们的信任，这样的地方并不常见。驾车离开安寺村的时候，我有些伤心。”
　　
　　浙江丽水的逐利者们
　　
　　2005年，温州到金华的高速公路贯通后，何伟租车从温州出发，走遍浙江的小镇。以描述马塞诸塞州洛厄尔镇早期工业时代著称的诗人John Greenleaf Whittier曾写过这样的句子：“城市破茧而出，如同阿拉伯神话中的魔宫，就在一夜之间。”在发现浙江的“西藏”丽水时，何伟就有这样的感受――“今天，中国这些工厂城也如同春笋般隔夜而出。人的力量势不可挡：天不怕地不怕的创业者们，步履如飞的建筑工人，年轻的移民。”
　　它们如此相似，却又如此不同，何伟写道：“当美国的新兴城镇刚刚开始成型的时候，第一拨居民往往是商人和银行家，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律师。当人们还在住帐篷的时候，当地的第一份报纸已经刊印。最先修好的永久性建筑物一般是法庭和教堂。然而，中国的新兴城镇里存在的，只有商业这一样东西：工厂、建筑材料供应点、手机卡销售商店等等。自由市场决定着发展初期的雏形，娱乐项目很快就出现了，却很少有社会组织现身此地。在丽水市的经济开发区，没有人修建教堂或者寺庙，没有任何法律事务所，也没有任何非营利组织。警察和政府干部的身影差不多同样难得见到。”
　　在丽水市，经过一个个建筑工地时，何伟琢磨的问题是：“谁为这一切买单?”――丽水属浙江省欠发达地区，但丽水却到处都在花钱，何伟终于发现，“答案就在那些建筑工地的下面，就是土地，或者更准确地说，就是土地使用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过程。”从类似交易中获得的利润是巨大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家王利娜告诉何伟，沿海地区的各大城市财政收入一般来自房地产交易。
　　何伟在丽水市的夜总会见到27岁的房地产老板季胜军，“他穿着黑色的普拉达皮鞋，黑色的普拉达裤子，以及红白相间的范思哲衬衫，手里拿着一只镀金的都彭打火机，价值接近5000元。当然，他抽的是中华香烟……酒是马谛氏尊者苏格兰威士忌，喝过一口酒，季胜军都会躬身向前，将痰直接吐到地毯上，然后用他那双普拉达皮鞋来回擦拭着。他没有穿袜子。”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到了，陷入困境的银泰房产因非法集资被政府冻结账户没收财产，季胜军被捕。在调查季氏家族的过程中，丽水市政府没收了40多辆豪华轿车，其中包括一辆法拉利。
　　何伟发现，浙江南部的温州人对他们自身精明的商业头脑是认同的，他们对于自己降低行业的毛利率和建立贸易网络的能力颇感自豪。“他们信奉自身，信奉商业――做一个冷血商人不是什么可耻之事。”他曾看到温州一家报纸《财富周刊》登出一期情人节专刊，其中有一个关于本地男性百万富翁的调查报告。报纸问那些男人“一生中你最感动的时刻”，最普遍的两个答案是“当我开始做生意的时候”和“当我离婚的时候”。另外一个问题是“如果在家庭和生意之间做出抉择，你会怎么办?”在所有受访者中，60％选择生意，20％选择家庭，另外20％无法选择。
　　何伟认为，在西方，报纸上讲述中国的文章总是着眼于巨大的变化和政治的东西，“但是，根据我的所见所闻，这个国家最大的焦虑却是极度个人的，极度内在化的。在把过去的经验应用到现代的挑战方面，他们遇到了麻烦，父母亲和孩子分别处在不同的世界里，他们的婚姻更加复杂――我很少遇到在一起真正感到快乐的夫妻。要人们在如此变化的国家站稳脚跟，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人
　　
　　何伟十分喜欢中国导演范立欣拍摄的纪录片《归途列车》，中国有1.3亿多农民工，他们每年只能在春节回一次家，春运也由此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人类迁徙。纪录片一开始就是2008年的春运，因为中国南方雪灾，40万归乡人一起滞留在了广州火车站的广场上。当闸门打开，拥挤的人群中，武警战士奋力把一位被挤得昏过去的女子抬到旁边，她的妹妹哭喊着：“救救我姐姐，救救她……”而刚刚苏醒过来的姐姐又一次把编织袋扛上肩头，脸上淌着泪水，抽泣着再一次挤进回家的人群中。
　　――这正是何伟认为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人。何伟在中国十多年，目睹了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他认为其中最受冲击、生活变化最大的，是这些从乡村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民，“对历史来说他们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人，我的责任就是写他们”。
　　不断有人问他，中国的改革会向哪一个方向走，何伟说，“我不知道，这不是我所关心的，我只希望记录下这个时代。我写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到2007年间的对象，是中国的流动人口和打工者，我认为中国的改变是他们推动的，而不是任何名人和领袖。”
　　《寻路中国》的中文版出版后，2011年3月中旬，何伟再一次来到涪陵师院老校区，这是他的中国三部曲开始的地方，他记忆中的一切即将变成废墟，近百年历史的校区即将拆迁，今后作为一个小区建设。春天的涪陵雨水很多，雨滴敲打着路上的石板，雨声中，何伟用相机拍下了他曾经住的宿舍阳台，拍下爬满青苔的老树，“我以前总是在阳台上喝啤酒，扬子江就在前面，总有船的汽笛声。”

相关热词搜索：美国人 中国 普通人 一个美国人记录的中国普通人十年 普通中国人去美国打工 普通中国人去美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