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实国和撒谎国_国人为何爱撒谎

　　有段子道尽中国人的口是心非――说股票是毒品,都在玩;说金钱是罪恶,都在捞;说美女是祸水,都想要;说高处不胜寒,都在爬;说烟酒伤身体,就不戒;说天堂最美好,都不去。 　　有帖子道尽《新闻联播》的成熟语法――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完成没有不圆满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问题没有不是历史原因造成的。
　　在西方法庭上有一个“真话原则”:宣誓时必须保证所言是事实且为事实的全部。但中国人写文章,春秋笔法方算登峰造极;中国人讨生活,难得糊涂才是金玉良言。在我们的人生语法中,不说真话往往不是恶习,是智慧,也是美德――兵家说兵不厌诈;儒家说“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红楼梦》说“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俗话说“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
　　
　　诚实的潜规则:看条件说真话
　　心理学家李子勋在微软做心理培训,微软的一个老板问他,为什么中国人这么爱说谎?因为他所有的下属永远都对他说yes,没有人说no,但做起事来全按no的一套办。李子勋就建议,让他设一个奖励制度,给讲no的人来点物质奖励――你来点“礼仪”,中国人才知道你是真心想他说no。
　　说谎是中国成功学的重要部分,八面玲珑的韦小宝是职场偶像,《潜伏》里的余则成也是。有职场生存术认为《潜伏》是白领阶层人际危机的反映,号召向余则成学习,平日说话九真一假――因为只有平时不说谎的人,才能够在最关键的时刻骗到所有人。
　　爱情逼人撒谎。女人憎恨欺骗,男人热爱说谎。有研究发现男人比女人爱说谎,原因往往只为争取更多自由。有心理测验要你看10段视频,识别10对正在说“我爱你”的男女是否真实情侣,答对越多,你的爱情段位越高。但不少人抱怨这个测验根本不准――其实男人和女人之间,最大的谎言就是“我爱你”,谁又敢说自己全部看得穿。
　　商业逼人撒谎。有搬家公司在《广州日报》的分类广告上用黑体大字写自己搬过神舟五号,没人信这是真的,但搬家公司生意依然爆满。广东的服务行业有约定俗成的员工手册,逢人都必须叫靓仔靓女。其实靓仔的是人民币,而不是全国人民。
　　教育逼人撒谎。小学生接受《新闻联播》访问,就懂得配合说很黄很暴力。中国的学生是格式化的学生――考卷上永远只有一个正确答案,天马行空的作文往往零分。浙江有较真的语文老师认为小学课本里《爱迪生救妈妈》的文章是杜撰的,其实老师收到的小学生文章里的情感又何尝不是杜撰的。
　　官场逼人撒谎。有担任政府局机关秘书的人在发帖介绍写作技巧:“明明是单位没有什么进步,我却写成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明明是对下岗充满困惑和恐慌,我却写成了大家认清了形势、从容地面对下岗……现在大家对假话习以为常,真有人对假话计较起来,不但领导不买账,就连群众也会嘲笑他不识时务。”
　　说中国人是“最爱撒谎的民族”的大多是中国人。最了解中国人的是中国人自己,中国最了解的人也只有自己――因为任何渴望真诚的关系,都是从虚伪的客套开始:任何不带欺瞒的、内心赤裸的相交,往往是关系崩溃的开始。是的,我们自欺欺人,把自己给骗了;疑神疑鬼,把自己给毁了。
　　真话成为了最稀缺的社会资源。减肥广告是骗人的,餐桌是危险的,经济学家是不靠谱的,统计数据是“全世界都不相信的”,股民是被谎言套牢的,房地产的利润是永远保持神秘的。即使远离现实社会,逃到网络世界,依然发现,即使在虚拟世界,越多人脱下假面,就越多人戴上假面;越多人揭穿谎言,就越多人制造谣言。
　　
　　太诚实是反社会行为?
　　“潜规则概念之父”吴思去看中国历史,发现有一个容易产生谎言的体制,“它成本很低,收益很高”,“在这样一个说谎的、收益很高、成本又很低的制度下,从最高层开始,就注定了会出现大规模地说谎”。 “大规模地说谎”的历史文化,让谎言在中国自成一种体制、一种文明。所以,在中国,说真话有时要付出代价――尴尬者如奥运冠军周洋,因为得奖后没有先感谢国家而是先感谢父母而遭批评,后来不得不改口,将父母的排名从第一位降到第五位;无辜者如西安农民田茂林,在领导视察时说了句“心里话”,就被乡镇干部以“影响领导的情绪”为由,打成了脑震荡;天真者如哈尔滨小学生才童童,发现有女老师趁监考老师不注意之时给其他学生扔小纸条,事后对监考老师说出所见一切,就被作弊的老师打了两大耳光,外加拳打脚踢。
　　“为什么一个中国人,稍微胆大心粗一点,稍微讲一点点实话,就要遭到这种命运?我认为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中国文化的问题。一个人生活在世上,就好像水泥搅拌器里的石子一样,运转起来之后,身不由己。”柏杨1984年在美国爱荷华大学演讲,就如是说道。
　　中国人不敢说真话的原因,人际交往的禁忌是一种,政治的禁忌是另一种。但是,谎言放之男女,只是情趣;谎言放之市井,只是小聪明;谎言放之商场,只是假冒伪劣;谎言放之官场,只是勾心斗角。老公可以对老婆撒谎,但国家不应该对公民撒谎――如果官员只会看条件说真话,如果新闻发言人睁着眼睛说瞎话,公信力又如何建立?
　　2008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中国人而言,是一个新的坐标。但是,2009年,发改委刚明确表示近期不会上调油价,3天后就又发出通知,柴油价格每吨均提高400元;2010年,国家统计局称2009年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售价同比上涨1.5%,就有政协委员说“全世界人民都不会相信”。时至今日,“70码”、“躲猫猫”、“俯卧撑”依然作为经典的托词广泛传播。
　　一个国家能扛得住多少谎言?《论语》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在古代中国,“官”与“民”之间的信息传送是单向的,“民”是“愚民”;但在网络发达和传媒发达的现代社会,不实信息只会带来随时被揭发的风险,封闭信息只会带来更多的谣言。
　　“如果制度改变成了一个民选的政府,变成了老百姓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之间的一个交易,那就是一个交易的体制,就不是一个产生谎言的体制。而且在这个交易的体制之中,各方面一定盯着,你是不是违约了,你是不是诚实地履约了。于是这个体制恰好是一个消灭谎言的体制,一旦你违约,肯定是得不偿失的。”吴思如是说。
　　《皇帝的新衣》里的诚实孩子会使得沉默的人、说谎的人有负罪感。要坚持讲真话的成年人,要有挑战体制的勇气。
　　在充满谎言的生活中,你大脑眩晕,想寻回作为一个“人”的立场和尊严,想说一句真话,但当你先看时机、看场合、看情况,再看对方背景,终于,你不得不放弃。
　　不得不说,被社会规范化的“谎言”早已成了“真话”――说者口是心非,听者心知肚明,以致谎言与真话殊途同归――这听起来像句喜剧台词,但背后潜藏的是中国社会的文化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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