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一民人民币【侯一民两次设计人民币】

　　侯一民小档案 　　侯一民，著名画家，新中国第一代美术家。擅长油画、壁画、国画、陶艺、版画、书法、篆刻、雕塑、漫画等，被媒体冠以“画坛全才”称号。在艺术创作上，涉猎广泛，融合中西，自成一体。主要代表作品有《青年地下工作者》（1957年）、《跨过鸭绿江》（1957年）、《毛主席与安源矿工》（1959年）、《刘少奇与安源矿工》（1961年）、《六亿神州尽舜尧》（1964年）、《毛主席接见红卫兵》（1972年）、《血肉长城》（1989年）、《东方文明》（1993年）、《逐日图》（1999年）、《中国古代体育》（2008年）、《抗震壮歌》（2009年）等。其中多幅已成为中国国家博物馆永久展（藏）品。
　　
　　用树棍做画笔的孩子成了徐悲鸿的弟子
　　
　　1930年8月，侯一民出生于河北省高阳县河西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幼年时的侯一民，对画画有着莫大的喜爱。那时候，但凡看到感觉有意思的东西，像蚂蚁搬家、公鸡斗架、白鹅戏水，他都会悄悄地“潜伏”下来，先是屏着呼吸看个够，然后以树棍做笔如痴如醉地画上大半天。有一次，村里演大戏，进场时，侯一民瞥见了拴在拐角处拉唱戏班子的红鬃高头大马，立时被吸引住，就趁着父母看戏入迷放松了警惕，偷偷地溜了出来――他仰着头，围着红鬃高头大马左看看右瞧瞧，心里欢喜极了，于是找来根棍子比照着在地上画开了。发现侯一民“丢”了，父母慌了手脚，扯着嗓子满戏场地呼喊起来，无奈仅一墙之隔的侯一民就是“充耳不闻”。因此，当最后在拐角处找到侯一民时，实在气愤不过的父亲就狠狠地打了他一巴掌：“你个小兔崽子，喊你就没听见？”却见侯一民委屈地说道：“我就想画大马嘛……只是，总也画不好，这树棍使着太别扭了……”听罢，母亲哭了，父亲埋下了头：“唉，娃呀，咱家穷，买不来纸笔也请不起先生啊……”
　　好在，人生很快出现了转机。七岁时，侯一民跟随父母迁居北平，得以就读于九思小学。小学毕业后，侯一民考入四存中学（今北京八中）后，遇到了生平第一位教他画画的美术老师――齐白石的弟子陈小溪。在四存中学念书的几年里，侯一民勤奋好学，特喜欢上美术课，课后常常去陈小溪家里学习中国画和篆刻，以及《论语》、《孟子》、唐诗、宋词等传统文化知识，慢慢地就“入了道”――不仅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而且可以手法娴熟地帮助陈小溪画画了，或者在荷花中补上一只振翅的蜻蜓，或者在山水画中添上一叶垂钓的小舟。由是，1946年9月，侯一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著名绘画大师徐悲鸿刚刚接管的国立北平艺专。
　　在国立北平艺专，侯一民跟着徐悲鸿系统地学习了中国画和素描、油画，画技突飞猛进。当然，徐悲鸿的忧国忧民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侯一民，他变得活跃起来，开始参与创作反内战的漫画、传单、连环画、宣传画，同时还秘密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党及其外围组织活动，从而迅速从一个只知道埋头画画的书呆子成长为有血性、爱国的新青年。1949年1月31日，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北平和平解放。为迎接人民解放军进城，已是北平艺专地下党支部书记的侯一民，连夜创作了一幅“木刻传单画”――朱德像，然后组织人手翻印了十万张，在大军进城当天贴满北平城，掀起了一场热烈庆祝北平解放的巨大冲击波。
　　新中国成立后，北平艺专改名为中央美术学院，侯一民留校任教。1951年，当他得知中国人民志愿军要开赴抗美援朝前线时，毅然放弃了月薪五六十元的优厚待遇，以人民日报特邀记者的身份随军出征，在炮火纷飞的前沿阵地创作了《激战临津江》、《农民担架队》、《炸不断的桥》、《慰问信到战壕》等多本战地连环画，发表后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和称赞。回来后，侯一民沉下心来致力于画画：先是深入山西大同煤矿、河北涞水农村、辽宁阜新煤矿体验生活，创作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矿工当了矿长》、《把铁路修到边疆》、《六一儿童节》、《幸福的代表》等多幅（本）年画和连环画；接着考入由苏联油画大师马克西莫夫执教的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研究生班努力学习，创作了《青年地下工作者》、《跨过鸭绿江》等多幅油画。一时间，侯一民的大名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1958年，年仅二十八岁的侯一民应邀重回中央美术学院执教，出任油画系主任。
　　
　　第一次设计人民币：五元券被评为“世界纸币精品”
　　
　　1955年，为了打破人民币生产依赖苏联的尴尬局面，中国人民银行决定由中国人自己来设计、绘制和印刷新中国的第三套人民币，遂从中央美术学院抽调出罗工柳和周令钊两位教授来着手组织调查和制订方案。在这种情况下，侯一民作为中央美术学院的当红画家被吸收进了第三套人民币的设计小组，负责全部票面中的主景即风景与人物的绘制工作。
　　在当时，设计人民币是一件劳神费力的苦差事：一要守口如瓶，“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二不能落下学校里的教学工作，因而只能在夜晚和周日挤时间画；三要全面体现出社会主义生产力，“方寸之间见生产”。为了画好方寸之间的风景和人物，侯一民深入工农业生产等社会主义建设一线进行大量写生，为此他付出了诸多的努力：画二角券上的长江大桥时，在武汉蛇山上坐了整整一天；画一元券上的女拖拉机手时，为了寻找一个最佳的角度，在天津一个国有农场对着一辆捷克造拖拉机描了两天两夜；画五元券上的炼钢工人时，在辽宁抚顺一个露天煤矿摸爬滚打了无数个来回；画十元券上的工农兵代表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门前眼疾手快地抓画了一拨又一拨的人……就这样，画了一张又一张，当每一幅主景的每一个细节都“精确到点”后，第三套人民币的一、二、五角和一、二、五、十元共计七种券别十四个（正反）画面的图案，在侯一民的笔端水到渠成了――
　　一角券正面的“干部参加劳动”象征文化教育新变革；二角券正面的“武汉长江大桥”象征社会主义建设新成就；五角券正面的“纺织厂”象征发展轻工业。三种角券的背面分别采用菊花、牡丹花、梅花、棉花组成的图案，象征社会主义文化、科学、艺术百花齐放，欣欣向荣。
　　一元券正面的“女拖拉机手”象征以农业为基础，背面的“羊群”象征发展畜牧业；二元券正面的“车床工人”象征以工业为主导，背面的“露天煤矿”象征发展能源工业；五元券正面的“炼钢工人”象征工业以钢为纲，背面的“石油矿井”象征发展能源工业；十元券正面的“人民代表步出大会堂”象征人民参政议政，背面的“红色牡丹花和彩带衬托天安门”象征伟大祖国的富强和团结。
　　设计不但达到了“主题思想鲜明，内容相互呼应”的目的，而且还“极其富有民族特色”。而在这其中，尤以五元券正面的“炼钢工人”为最妙，堪称是“艺术与技术融合的结晶”：炼钢工人倾斜的姿势，给人以动感；手握长长的钢钎，钢钎的尖上竟是通红一点，一下子让人感到热浪扑面，钢水火红，真是神来之笔。最为高明的是，一般来讲，人物的面前，水要有东西挡住，但这幅画却偏偏在人物面前旋转一个花团锦簇的面额“伍圆”二字――然而，这一组纹饰和数字并没有给人以“堵”的感觉，相反好像就是熊熊的高炉，使炼钢工人的钢钎有所指，而炼钢工人的倾斜也因此有了照应，使人觉得虽“倾”却“稳”。
　　自然而然，当侯一民把全套人民币图景绘制完毕时，期待已久的设计组其余人员立时像欢迎英雄凯旋一样蜂拥而上抬起他就扔向了半空中。
　　1959年1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向国务院上报关于更换新版人民币的请示，同时将侯一民等人设计的新版人民币画稿呈送给中央政治局各位领导审阅。很快，在汇总了各方意见后，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对新版人民币设计画稿作出了十分详细且认真的批示：“新版人民币画稿，主体思想鲜明、设计风格新颖，票面图案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我国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并举的方针，很好，很好！其中，工农兵大团结最为成功，而以纺织女工、女拖拉机手和炼钢工人为形象的设计则显得政治色彩浓了些。此外，以下几点个人意见仅供参考：一角券的票子中小学生用得相对多一些，正面的‘干部参加劳动’可否改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五角券中是否考虑打上一个‘轻工业’的字样？二元券的背面图景“露天煤矿”和五元券的背面“石油矿井”不妨掉换一下，这样方可与其正面图景相互配套、更显合理。”遵照指示，侯一民等人邀请印制系统的美术专家和技术人员进行座谈以听取意见，然后重新对画稿进行修改，使得人民币画稿的质量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从而顺利通过了批准。
　　1962年4月20日，新中国历史上首套完全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和绘制的人民币开始发行，此后在市场上流通了整整三十八年，成为迄今为止我国发行、流通时间最长的一套货币。与之相伴的是，带有炼钢工人图案的五元券亦成为世界钞票界的一幅经典作品――在一次国际钞票界的评比中，五元券被评为“世界纸币精品”！
　　
　　第二次设计人民币：深入大西南考察少数民族聚居区
　　
　　设计人民币是“不留名”的。在侯一民看来，虽然做了一回“无名英雄”，但看到自己亲手绘制的人民币能在全国流通，心里还是美滋滋的。唯一让他难以接受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自己却因绘制了人民币被定性为“伸向人民币印制系统的黑手”。但即便饱受折磨和批斗，侯一民还是坚信终能拨开云雾见天日，因而在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中央决定发行第四套人民币时，面对中国人民银行的邀约，他想也没想就愉快地接受了任务，然后开始设计新版人民币。
　　跟上一次一样，侯一民还是负责全套人民币票面中主景的绘制工作。不过，对于这一套人民币的设计，中国人民银行先期给出了一个整体设计思路：“避开像前三套人民币那样全是工人、农民、牧民的形象，着力展现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设富强、民主和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侯一民不愧是画界高手，简单斟酌了一会儿，立时就有所顿悟，旋即提出了“第四套人民币要着重突出民族大团结”的主题：把人口数量较多的少数民族“画在一起”。这个方案在讨论会上以高票获得通过。就这样，在从民委提供的人口普查数字上划定了一个“至少一百万”的界限之后，侯一民握别了设计组同人，前往少数民族主要聚集地大西南收集素材。
　　侯一民在大西南考察了三年之久。为了设计各种民族形象和装饰纹样，他的足迹踏遍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省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行程一万多公里，经历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种种艰苦、磨难。在与少数民族人民接触的过程中，他“不光是看人脸，还要观察这个少数民族的衣服和装饰”，从而较为详尽地掌握了多个少数民族的言谈举止、风物人情、民俗民风等特色信息。同时，侯一民还顺带着考察了各个少数民族的分布区域、生产生活、历史沿革、价值观念、族类信仰，无意之中成为较早对大西南的少数民族做出精确梳理的“先驱人物”。
　　人到中年的侯一民，在漫长且孤独的考察生涯中，不仅出色地完成了考察任务，还将自己的画技锤炼得更加老到。
　　1982年，考察结束，侯一民回到北京，短短数月即完成了第四套人民币从一角到十元的主景设计：一角是高山族（当时，高山族人口未达到一百万，但她是台湾的象征，就根据资料描述直接画上了）、满族；二角是布依族、朝鲜族；五角是苗族、壮族；一元是侗族、瑶族；二元是维吾尔族、彝族；五元是藏族、回族；十元是蒙古族、汉族。这样，融合了各种典型人物特征和装饰纹样而形成的最终定稿，成为展现新时期全国各族人民精神风貌和文化传统的经典视觉形象，最终一举通过国务院和中央政治局领导的审阅，并决定从1987年4月27日起开始发行并在市场上流通。
　　此后不久，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流通的需要，中央决定发行第四套人民币中两种面额较大的钞票即五十元券和一百元券，而票面中的主景绘制工作依旧是由侯一民来做，这时正是1985年5月。在设计五十元券时，侯一民受罗工柳和周令钊等人的点拨，画出了象征我国国体和政体的工农和知识分子图案――之所以画戴着眼镜的知识分子，是为了直接体现20世纪80年代末国家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切合时代要求，因而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在设计一百元券时，侯一民冥思苦想而找不到突破口，正在山穷水尽之时，事情突然又了转机――国庆节时，侯一民上街溜达，不经意间抬头，看到一字长蛇样的游行队伍正簇拥着四辆彩车迎面而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四位老一辈领导人的画像一字排开，心里顿时有了主意：“哎，把四位领袖的头像放到一百元券上不就很好吗？”于是，毛、周、刘、朱四位领袖的头像就这样上了百元大钞，从而开创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币以领袖头像做图案的先河。
　　至此，第四套人民币整套设计完成，投入市场流通后彼此衬映、相得益彰。
　　
　　结束语
　　时光飞逝，侯一民如今已是八十一岁高龄了，当初设计人民币的事也不再是秘密。
　　在北京西郊戒台寺附近的一处幽静庭院里，侯一民悠然自得地过着日耕夜画的田园生活。每当有人前来拜访时，谈起第三套和第四套人民币的设计经历，他都会像个可爱的小孩子请人欣赏自己的得意之作似的，引着来客前去观看自己那两百多平方米的大画室：“走，到我这个既‘富有’又‘不富有’的老头子的画室看一看吧，大部分人民币的设计样稿都在那里呢……”显然，“富有”“不富有”是个玩笑话。然而，侯一民费尽心血绘制出来的第三套人民币和第四套人民币，如今已成为中外民众接触最多、展示量最大的绘画作品，是确凿无疑的。
　　曾经有好事的媒体记者问道：“侯老，在十六种票型中，您最喜欢哪一种呢？”却见侯一民呵呵地笑开了：“如果非要选一种，当然最喜欢第三套中的‘五元券’啦！”他说，五元券正面的炼钢工人和背面的露天煤矿，是朴实、厚道且最能吃苦、奉献的劳动人民的真实写照，值得任何一个人为之敬仰。显而易见，这与五元券是“世界纸币精品”无关。
　　说来也很有趣，耄耋之年的侯一民心中还有一个梦想，如果有可能的话，将炼钢和煤矿的形象再次展现在人民币上。■
　　（责任编辑/金 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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