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权:“东方茶花女”的悲情人生:音乐给人生的感悟

　　一 　　 　　初听张权这个名字,是在抗战时的重庆。笔者那时还是一名在读的学生。风闻有位出色的女高音歌唱家,歌唱得非常出色,很想有聆听她“绕梁入耳”的优美歌声的机会。
　　她当时风华正茂,也是一名学生,就读于国立音乐学院,是著名声乐家黄友葵教授的高足。傅雷大师也同样给了她艺术的滋养。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那是她不寻常的开始。1942年,她毕业时的一场个人独唱音乐会,轰动山城,她一下成为大后方音乐天幕上熠熠发光的一颗新星。
　　笔者有幸从一位官僚子弟同学的手里得到一张票,欣赴盛会。那晚她唱的全是外国歌曲,法文的、英文的,其中有一首俄文歌曲《夜莺》(用英文唱),听得很多听众在拭泪。那盛况,笔者至今都没有忘记。
　　此后没有多久,在国立音乐学院就读的一位同乡告诉我,张权也是江苏宜兴人,是我们同乡,据说她生于宜兴张渚。后来方知她1919年出生在宜兴县城,和笔者的家仅隔几条街巷。
　　这位同乡和张权有亲戚关系,对她的情况知之甚详。据他说,张权并非出生于音乐世家。其父是个私塾教师,母亲是个文盲,整天围着锅台转。即使她的上辈也都与音乐无缘。
　　张权自幼就酷爱音乐。她读小学时,学校里有一台脚踏风琴,每当教师奏琴,她就无限神往,不知那琴声是怎样出来的。就此她也爱上唱歌。《渔光曲》、《燕双飞》,还有弘一法师作词作曲的那首“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等,每一首她都唱得很认真,得到了音乐教师的夸奖。
　　卞和识宝,伯乐相马,小张权这一音乐天赋,读初中时为女音乐教师胡幽文发现,胡老师对她着意培养,从此张权以音乐为第二生命。
　　初中毕业后,张权不顾家庭的反对,毅然投考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以下简称“国立艺专”)。启蒙老师胡幽文亲自送她去应考。苏州到杭州,一夜舟航,频频鼓励,张权最终没辜负胡老师的期许,被高分录取,成为国立艺专音乐系钢琴专业的一名学生。
　　林风眠任校长的国立艺专,是当时国内出色的艺术学府。每个系都有优秀的师资。音乐系的马巽老师来自沙俄宫廷,是位男低音,也是位合唱指挥。他发现张权的嗓音极为出色,劝她转到声乐专业兼学钢琴。从此,这个在音乐路上蹒跚学步的学生,由名师雨露的灌溉,一步一步成长起来。
　　日寇入侵,抗日战争爆发了!战火燃起,弦歌声断。国立艺专迁往西南后方。一路上颠沛流离,先迁湖南沅陵,惊魂未定,逢沅江洪灾,再冒着敌机轰炸,辗转来到昆明,后来又千里迢迢到四川青木关,改为国立音乐学院。
　　张权并不满足于学唱,为了提高艺术素养,她请傅雷大师补习法文,听唱片,自学法国作品。她多方齐头并进,终于时机成熟了。1942年,她举办第一次个人独唱音乐会,有了成功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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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后方音乐新星张权的这些事,笔者是陆续听来的,此后因忙于自己的学业,加上音乐也只是个人兴趣偶然所及,所以,对张权就疏于与闻了。
　　
　　二
　　
　　八年抗战终于落幕,日寇投降,胜利消息从天而降。“漫卷诗书喜欲狂”,我们这些来自江南的流亡者,纷纷回乡去。达官贵人是乘飞机,天上飞回去;次要的政客与富商是乘船,“千里江陵一日还”;我们这些学生随校回到上海时,已是翌年的夏天了!
　　在上海,意外地与国立音乐学院的那位同乡相逢。闲聊中,他说到了张权。
　　“张权已结婚并到美国留学深造了。”他说。
　　本是人间佳偶,谁知后来竟是人间惨剧。张权的丈夫莫桂新是广东南海人,生在天津的一个文化艺术气息浓厚的家庭,也酷爱音乐。他大张权两岁,1936年与张权同时考进杭州国立艺专,专攻油画,也同样因嗓音出色,为俄籍声乐教授马巽所赏识,劝他转到声乐系,由此,张权与莫桂新相识相知。
　　张权曾自述婚姻的经过:“在音专(即国立艺专)时,女孩子常会被人追求,我对这类事比较冷漠。我痴迷的心已经交给音乐了,因此男同学对我有‘孤傲’的评价。但我与莫桂新从相识到了解后,就不再是没有感情的冷血女性了。他很潇洒英俊,言语充满幽默和风趣。他在排球场上凌厉地扣球时,我不由得驻足停留。当然最让我喜欢的还是他的歌喉。共同的志趣让我们贴得更近了。”不过两人捅破这层纸,却是经过一段因战火分离,在沅陵重会的曲折后,最终确立了至尊至贵的爱情。
　　1942年元旦,张权和莫桂新一同从国立音乐学院毕业。张权还举办了个人独唱音乐会,并和莫桂新携手走进婚姻的殿堂。可谓三喜临门。
　　
　　三
　　
　　抗战胜利后,张权一家(当时她已生了两个女儿,即莫纪纲、莫纪岚)北上,先到天津,两人均有发挥所长的职业。1946年,张权一度回到南方,在上海教堂唱圣诗。笔者偶去徐家汇教堂,会听到她的圣歌。
　　但张权并不满足已有的成就,就在这时,她听说美国罗城的纳萨瑞斯学院设有音乐奖学金,遂决定去美国深造。纳萨瑞斯学院委托上海有关方面对其进行初试,听了她唱歌和弹琴,再由校方审核她的学习成绩,决定录取她,还答复她可免去伙食费、住宿费和学费,旅费和其他生活费自理。
　　佳音传来,张权却犹豫了。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抚养孩子的辛劳全部丢给丈夫,实不忍心。她原想若丈夫不同意,也就放弃。哪知莫桂新是一口支持:“放心去吧,盼你学成归来,我会带好孩子的。”莫的回答,让她喜极而泣。
　　1947年夏天,从上海开往旧金山的“戈登将军”号上,一位文静纤弱的女青年,提着一只小旅行箱,海天茫茫,形单影只。她就是要到大洋彼岸的美国去深造的张权。
　　“坚金砺所利,玉琢器乃成。”困难在等待她。经过二十天的海上航行,张权到了旧金山。她当时身上仅有可怜的十五美元。为了生存,她去给人家当家庭保姆、家庭教师,去饭馆里洗碗碟,到图书馆去当管理员,去教堂里唱诗……在短暂的时间里,她究竟干过多少职业,实在说不清了。这些超负荷的劳动,她都忍受着。
　　美国虽是拜金社会,但人际间也不缺爱才惜才的同情心,十五美元三十分钟一课的老师,赏识她的歌唱,又怜悯她的囊中羞涩。第一课收了钱,笫二课就免收,还不时送她歌谱。她的学习有着崇高的目的――为祖国而学。用张权自己的话说:“我觉得自己像条蚕,拼命地吃着桑叶,吃饱了好回到故土,为国家和民族吐丝、结茧。”
　　旧金山为时两个月的短暂学习结束,检查自己的成绩,她举办了两场独唱会。她演唱泰戈尔的《诗曲》,得到的评语是“准确表达了东方人的感情”;另一首《夏天的日子》,“唱得如此出色,人们惊异”。
　　1947年9月,张权进了纳萨瑞斯学院。她除主修声乐外,又选修了哲学、心理学、文学和神学,还有钢琴、音乐欣赏、指挥、作品分析、法语课,更系统地学习了许多大师的歌曲。可以想到,她在异国他乡要度过多少个不眠之夜和付出多少汗水和心血!
　　她坚毅的攻坚精神,加上出色的成绩,终获得音乐学校的奖学金。她又向更高峰攀登了。她攻读音乐文学硕士学位和取得演唱者证书。
　　但这并非一蹴而就的事,除了主修与选修的课都必须达到一定的学分外,还必须准备一次个人独唱音乐会,一次乐队配合的音乐会,还要唱四部歌剧中主角的唱段,必须用五种语言唱。这样的考评难度相当大,但她都圆满完成了。
　　这一天,终于盼来了!她终于得到音乐文学硕士学位和音乐会独唱家、歌剧艺术家的学衔。
　　
　　四
　　
　　她面临新的选择。留在美国有优厚的待遇,舒适的生活条件。回到中国,条件自然相差甚远。但她还是选择了回祖国去。祖国对她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旧貌换新颜的新中国,将会是自己献身的地方。
　　1951年10月,张权到达广州。她与丈夫莫桂新和孩子已有五年不见,按常理她应该先回天津和家人团聚,可她却直赴北京,她要尽快为祖国作贡献。莫桂新在报上看到张权的行踪,赶去北京火车站,这才得以短暂团聚。
　　北京中央实验歌剧院对这位从异国归来的歌唱家进行了考试。主考三人:欧阳予倩、李伯钊、赵起扬。他们对她的评语是:“炉火纯青,声音好听。”这八个字该是恰如其分的。后面还有四个字却很沉重:“像外国人。”明明是中国人,只是唱外国歌,怎么就像外国人呢?褒与贬,使人困惑。不过她被录用了,任声乐教研组组长,艺术委员会委员。
　　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怀有对中共的一颗虔诚的心。张权也是这样。回国时她已经三十二岁了,目睹祖国的新气象,她一下子好像年轻了许多。只要有演出任务,她都要上。唱呀,唱呀,怀着的第三个孩子已七个月了,她还在台上唱。孩子生下五十天,她又回到舞台上。奶水湿透了内衣,换了又唱。多可贵的敬业精神啊!
　　她也知道自己的不足,那就是对民族的音乐艺术不了解,自己还不是一个完整的中国歌唱演员。为改变这种状况,她开始学习地方戏曲、民歌、传统声乐、曲艺、舞蹈等,还深入到民间去,拜民间老艺人为师。她自己认为她的表演艺术在民族化、群众化方面有了很大进步。
　　但是,还是有人议论:“她已洋化了,洋唱法不合中国的国情。”“她走的是个人奋斗的路,这是资产阶级的奋斗之路……”
　　她并不争辩,自觉地去接受改造。她是想彻头彻尾的去“洋化”……
　　然而无情的现实粉碎了她的愿望。
　　
　　五
　　
　　20世纪50年代,中国陷入阶级斗争的狂风巨浪,张权与莫桂新的家庭小舟,怎能不倾覆?!
　　先是莫桂新遭难。1955年“肃反”,“乐于助人,说话随便”的莫桂新被“歪曲的事实,罗织的罪名”定为“历史反革命”。
　　1957年,对“大鸣大放”、“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信以为真的莫桂新,真的“放”了,他去质问领导,要求重新审查对他的处理。当时讲得痛快,记录在案,这是“反革命翻案”。
　　随着鸣放结束,转为反右派运动。莫桂新被戴上了“历史反革命兼右派”的帽子,定为右派中最严重的一类,“保留公职,劳动教养”。他先是被囚禁在北京半步桥(今自新路)的劳教所,后被押送黑龙江密山县兴凯湖劳改农场。1958年8月,他就埋骨于这苦寒绝塞的北国乱葬岗上。可怜张权此时还不知道丈夫已魂归泉壤。等噩耗传来,她顿萌死念,后因三个孩子才苟且活着。
　　再说张权,虽是出色的音乐家,政治上却极幼稚。《文艺报》记者姚莹澄去采访她,促她鸣放。她的讲话,以《关于我》为题发表在1957年5月19日《文艺报》。她坦言三事,一是:单位某领导竟在公开场合说:“像张权这样的美国妇女,若是站在人民舞台上是不能容许的。”这不是革除了她的国籍吗?她痛心。二是:她写过一篇学习河南梆子的文章发表了,领导说她擅自发表。为什么没有言论自由?三是:1956年,歌剧院首次演出《茶花女》,张权作为最有实力的抒情女高音歌唱家,无疑是最适合担任女主角薇奥列塔的人选,领导却安排了别人,排斥了张权。结果那人力不从心,这才把张权换上去,结果受到极高赞誉,称她为“东方茶花女”。她感到不平。
　　灾祸就此临头,她成了右派,工资降三级,她不再是歌唱家,暂留剧院做杂工,打扫卫生、洗演出服……
　　张权被打成右派之因,另有一说。这颇似新凤霞。丈夫莫桂新被打成右派后,领导要张权立即和丈夫离婚,不然就给她戴右派帽子。她断然拒绝,宁可戴上右派帽子也不乘丈夫之危弃他而去。这是据萧乾夫人文洁若所说。
　　
　　六
　　
　　又是三年,1961年,未亡人张权被逐出北京。她带着几个孩子和丈夫的伯母,去遥远的北国黑龙江。丈夫莫桂新就死在那里的兴凯湖劳改农场。她的命运呢?
　　她被下放到在哈尔滨的黑龙江歌舞团。
　　真没有想到,在同一体制下,已成了千夫所指的右派,在这里――哈尔滨,她竟得到意外的看待。歌舞团领导爱才惜才,把她这个放逐者当贵客。“你才四十二岁,不能离开舞台”。她还是担任独唱演员和声乐教师。
　　更有甚者,市里很快为她摘掉右派帽子,市长亲自请她和家人吃饭。这样做确实要有胆识。
　　张权也尽心尽力回馈领导的关爱。哈尔滨市民本酷爱音乐,无日无处不听到琴声与歌声。维也纳有音乐节,布拉格有音乐会,于是她向省市领导建议,何不办“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她的话立竿见影,当年夏天,“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就办起来了,全城为之轰动。这倾注了张权不少心血。名歌《太阳岛上》记有其事。
　　她深入到水库、农场、深山老林、石油基地……为劳动者歌唱。
　　说来使人困惑不解,有右派“冠冕”的张权,仍保留全国政协委员身份。她自己说是周恩来的呵护。1962年全国政协开会,摘帽后的张权出席,周恩来问到她的境况,对她因海外归来而被打成右派深感不安。在为政协委员们演出时,周恩来亲自给她倒了一杯热茶。“妈妈管孩子的时候,有时也会打一巴掌,谁能计较打得太重了呢!”她这样想。她问总理:“当了右派,如果改正了,还能当左派吗?”总理点点头。
　　1962年,她到京开了十三场个人独唱音乐会。有一次,大“右派”罗隆基也去了,张权每唱一首歌,罗都鼓掌。演出中休息片刻,罗双手捧花奔向后台。他后来对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说:“我去,是为了张权,不是为了音乐。她与我是朋友,都是留美的,又都是右派。她的丈夫还把一条性命丢在了东北。舞台上,观众只是觉得她光彩依旧,无人念及她的人生坎坷。我到后台去给她送花,用英语说:‘祝贺你能在北京开音乐会。今晚的你非常美丽。’她连说Thank you。可是当我问‘生活可好’的时候,她的眼圈立刻红了。人呀,没有经历一番痛苦,便不能了解心的创痛。”
　　回哈尔滨后,张权越发努力工作,“改造”自己,以为可以从此走上坦途。哪知1966年“文革”的罡风恶浪又疾卷而来。丧失人性的造反派对她进行了数十次的抄家,数十次的批斗殴打,使得她重伤致残,瘦弱的身躯只有四十公斤。
　　1976年,十年浩劫终于到了尽头,“四人帮”垮台。“文革”后的首次“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张权与女儿一起出现在舞台上放声歌唱。
　　两年后 ,张权的“右派”问题得到平反。莫桂新也获平反。
　　张权告别哈尔滨,回到北京。
　　在北京,她主持北京市音协工作,在北京市歌舞团当艺术指导、演员和声乐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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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茶花女”回来了!她又演《茶花女》选曲了。虽然赞颂依然,但她心里明白,毕竟衰老无法抗拒。20世纪70年代末,她告别了舞台。
　　尽管已告别舞台,甚至身患绝症,但她一旦恢复健康,又忘我工作。1992年12月,她去深圳参加第一届民族声乐比赛任评委,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健康人都支撑不住,何况是病人,结果旧病复发,她又住进医院。
　　1993年6月16日,张权终因肺癌扩散而病逝,享年七十四岁。6月28日,人们在北京西什库天主教北堂举行六品追思亡灵弥撒。张权的遗体与莫桂新的遗物一起火化,合葬在颐和园后的天主教墓地。
　　(责任编辑/穆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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