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希圣“叛蒋”的前前后后|陶希圣祖藉

　　在中国现代史上,陶希圣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早先,潜心研究中国社会史,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挖掘和分析的独到见解,引起了中国学界的好奇,继而引发了一场“中国社会史大论战”――期间,一部《中国社会现象拾零》和四卷《中国政治思想史》,开创了“陶希圣时代”;后来,挟笔从政辅佐蒋介石,以柔弱书生之肩挑起国民党政府文化宣传工作的重担,作出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逐渐成为国民党权威理论家――期间,为蒋捉刀的《中国之命运》、《苏俄在中国》和一篇“1949年元旦文告”,赢得了“蒋介石御笔”之名。
　　这样一位“好好先生”,却在1938 ~1940年间作出了一件颇受世人争议的惊天事情,即“叛蒋拥汪”。陶希圣是身不由己,还是另有隐情?
　　
　　脱离重庆,公开提议“与日议和”
　　
　　1937年7月10日,北平车站,一列南下的列车正静静地停靠在站台处,一位眼睛通红、眉头紧缩的中年汉子,随着扛着大包小袋的旅客队伍登上列车。在即将踏进车厢的那一刻,他抬眼望向了天空,长叹一声,沉重地说:“北平啊,但愿你平安无事……”
　　此人就是在学界引发“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的北京大学教授陶希圣。三天前的夜里,日军驻屯军第一联队一木大队在北平郊外卢沟桥演习攻战,而后借口搜查失踪士兵,突攻宛平县城,与国民党宋哲元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冯治安部吉星文团发生激烈交火,此即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北平地区立时剑拔弩张,打碎了陶希圣“不问政治,专事学问”的愿望。恰在此时,国民党最高统帅蒋介石遍邀各地知识界名人共商救国大计,陶希圣就在被邀请之列。
　　过天津,走南京;乘江轮,坐竹轿。一路下来,战争的气息渐渐稀释,但陶希圣的心却愈发地揪紧了,他在记挂生活了多年的古城北平。
　　1937年7月17日,江西庐山牯岭。在茶话会上,当着各地贤达与名流的面,蒋介石操着浓重的江浙口音,发表了一通表明中国“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不求战”的立场的讲话。下来后,他单独召见了陶希圣,说:“陶先生在北平做得很好,实乃不可或缺的国之栋梁,不知可否愿意走出燕园来指教我蒋某人治国平天下呢?”就是这一次召见,彻底改变了一个“文弱书生”的命运:陶希圣答应了蒋介石的请求,辞去北京大学教授之职,加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专事国际宣传,从此脱离讲堂步入官场。
　　不愧是饱读诗书又观天察地的旷世才子,陶希圣很快就把“为文分析国际问题,以评论表明国民革命与抗战建国”的舆论工作做得顺水顺风,因而深得蒋介石的倚重。
　　但是,与蒋介石对自己的喜爱有加相比较,陶希圣慢慢地对蒋介石失望了:“说什么‘战端一开,只有打到底’,纯粹是骗人的谎言,就知道一味地退让、退让、退让,白白地丢失了东北、华东大片的领土,如此下去何以谈救国救民……”于是他常常借酒浇愁,更不时地站在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主席、国民参政会会长汪精卫的一边,在“指责”蒋介石的同时对汪精卫推行的“和平路线”拍手叫好。
　　陶希圣何以认识汪精卫?原来,在1927年北伐战争爆发的时候,陶希圣受聘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兼军法处处长,见到了“传说中的”汪精卫,兴奋之余顿生“莫名的好感”。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就有意无意地向汪精卫靠近,而汪精卫也颇为欣赏陶希圣的才华和能力,两人关系日益密切起来。后来,陶希圣因制止农会书记随便枪毙农民而被指控为“反动军阀”,愤懑之下当即脱下军装卖文教书去了。如今,两人再度一起共事,自然倍感亲切,旋即因有“共同的语言”而无话不谈了。
　　1938年10月,武汉会战以国军败退而结束。立时,陶希圣的情绪陷入低谷,愈发对战争情势不甚乐观,一天到晚神情恍惚。
　　一晃一个多月过去了。这一天,陶希圣出席汪精卫组织的一个会议。其间,汪把陶拉到一处密室中,开门见山地问道:“先生对我主张的‘和平路线’有何看法?”陶希圣随口应了一句:“嗯,还行,但有所欠缺……”汪再问:“如果‘谈判’成功呢?”汪精卫说的是由梅思平、高宗武在上海和日方今井武夫、伊藤芳男、影佐祯昭关于签署“日华协议记录”及“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等文件的秘密会谈(即“重光堂协议”)。这下,沉默了好大一会儿,陶希圣才说:“主和是一件事,但在沦陷区日本刺刀下组府是另一件事。在武汉时,先生曾说离开抗战则无和谈,所以这次和委员长合作,必须合作到底,决不中途分手。我希望先生贯彻初衷。”汪精卫摆了摆手:“先生,‘谈判’早就开始了,是无法保持秘密的,如果泄露,我们的生命都保不住……”话到这里就停住了,但陶希圣已然明白汪精卫的意思了。
　　1938年12月18日,值抗日战争进入惨烈之境,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主席、国民参政会会长汪精卫借口外出讲演,秘密出走昆明。此时此刻,陶希圣正在成都探视妻儿,收获加密电报后立时脸色大变,继而心神焦灼地踱着步子:“来得好快,我该怎么办?”
　　犹豫着,徘徊着。终于,陶希圣下定了决心。
　　1938年12月19日,陶希圣悄悄飞抵昆明,而后与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高宗武、曾仲鸣、梅思平等人一起搭机前往越南河内。
　　闻讯,蒋介石大为震惊,先是掷杯怒骂汪精卫:“汪之所为,害己害敌、害国害党,其罪非浅。此贼不可救药矣,多行不义必自毙也。”而后跺脚斥责陶希圣:“娘希匹,陶希圣负我,陶希圣负我……”随后,颓然跌坐在沙发上,久久不语。
　　12月29日,汪精卫给国民党中央党部和蒋介石发电,说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尊重中国之主权”,能使中国“完成其独立”,公开打出了乞降的旗帜。仅隔一日,即12月31日,陶希圣也在给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胡适的信中这样写道:“自武汉、广州陷落以后,中国没有一个完全的师,说打是打不下去了。财政是一年廿七万万,收入不到两万万。壮丁补充大成问题。焦土政策引起人民怨恨,至长沙事件而达于极点。这样不可乐观的内容,到了这样一个外交情势,当然应考虑存亡绝续的办法。”
　　陶希圣所谓的“存亡绝续的办法”,其实就是汪精卫所述的与日本议和。
　　自此,陶希圣与蒋介石分道扬镳。
　　
　　踏入上海,竭力辅佐“汪氏集团”
　　
　　在和蒋介石彻底决裂之后,汪精卫积极开展自己的“和平运动”――先是大张旗鼓地鼓吹“中日亲善”,与日方抛出的“建立大东亚共荣圈”遥相呼应;继而委派得力亲信高宗武秘密出访东京,寻求政治以及经济上的支持。
　　可想而知,双方是一拍即合。
　　1939年5月,眼看时机日渐成熟,汪精卫遂召集一伙追随者开了个会,宣布:“诸位,日方对我们从事的革命事业大加赞赏,因此我准备把工作重心转移上海,重新建立新的国民政府……”不承想,话音未落,会场就立时炸开了锅――有人说:“返回国内?那不是自个儿找着往老蒋的枪口上撞嘛!”有人说:“重建国民政府,就意味着和蒋介石公开叫板,以我们现在的力量,决计讨不了多少好处的。”有人说:“如此做法,岂不是与溥仪一样成了日本军方控制的傀儡了吗?不可,不可。”见状,汪精卫赶紧自我分辩:“诸位,扯得有些离谱了吧,我们这是在救国,只不过走的是一条‘曲线’路径而已……”
　　一番争吵,相当一部分的与会者拍案走人,汪精卫亦冷哼着拂袖而去。
　　在这中间,陶希圣是持反对意见的,深知此举是汉奸之举。然而,汪精卫去意已决,他也是无可奈何。
　　犹豫着,徘徊着。陶希圣再一次走到了一处十字路口:走,就是汉奸小人,人人唾骂;留,就是不够义气,关系破裂。
　　还在矛盾中苦苦挣扎呢,陈璧君来游说了:“先生,从民国十七年在武汉起到十九年在上海再到二十六年在武汉,及至二十七年在重庆,你一直追随兆铭,足见情深义重,为何就不能再继续下去呢?”而后,汪精卫也亲自来劝说了:“先生,我需要你的帮助,就随我走吧!”如是,架不住汪精卫夫妇的“盛情”,陶希圣只得送别一些执意离去的同人,于1939年8月28日回到了日本人占领下的上海滩,在汪精卫一手组织召开的所谓“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出任“宣传部长”。
　　重干“老本行”,陶希圣尽心竭力地辅佐汪精卫,或撰文以摇旗呐喊,或出访以争取外援,或联盟以扩大阵营,一如当初辅佐蒋介石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无奈,虽然天天起五更打黄昏地奔走呼号,但是上天似乎并不眷顾陶希圣一心一意辅佐的“救国救民”的汪氏集团:一方面,中国军民坚持抗日的决心与勇气,终于赢得西方各国的信任,他们渐感中国足以成为在远东地区制衡日本势力的伙伴――于是,一改以往冷眼旁观的态度,开始对华进行援助。另一方面,由于在诸多问题上的看法和认识有着难以沟通的隔阂,以陶希圣和“外交部长”高宗武为代表的保守派与以“中央秘书长”周佛海和“组织部长”梅思平为代表的激进派,日益“水火不容”――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对于汪精卫要组建的新国民政府,陶希圣认为一定要在日军占领的地区之外,像上海、北平等地决计不可取;周佛海认为必须依赖日本的支持,在原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建立政权最合适……吵闹来吵闹去,心急火燎地等着“拯救国民于水火”的汪精卫大发雷霆,冲着陶希圣吼道:“你想过没有,脱离了日本人的扶持,我们何以立足?还是佛海想得周到些……”自此,“周佛海路线”渐成主流,陶希圣和高宗武渐被边缘化,影响力日渐削弱。
　　受到了冷落,陶希圣没有怨言,一如既往地为汪精卫出谋划策。
　　1939年11月1日,受汪精卫指派,陶希圣和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一起组成谈判委员会,与日本陆军少将影佐祯昭亲率的“梅机关”(影佐祯昭在上海成立的事务所,位于北四川路一座取名“梅华堂”的住宅,故称“梅机关”)谈判成立“新中央政府”事宜。
　　在谈判桌上,才翻阅了几页影佐祯昭提交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陶希圣立刻吃惊地跳了起来:天,条件之苛刻,远远超出一年前的“重光堂协议”,甚至可以与当年的“二十一条”一较高低了……原来,这一纲要,无异于一个大蓝图之内的小蓝图:小蓝图是日本把中国的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和海南岛划分为五种“地带”,也可以说是五层。最深的一层是伪满洲国,第二层是伪蒙疆自治政府,第三层是华北,第四层是华中,第五层是华南。而海南岛是和外台一样的日本军事基地。
　　“不好!”悄悄摸出手绢,陶希圣一个劲儿地擦着额头上的冷汗,“问题严重了!”从这一密约的条款中,他终于看清了真正的形势: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全面控制中国的意图已经完全暴露;另一方面,汪精卫为了得到扶持竟然毫无底线地退让。心头遂升腾起了无比的失望和强烈的不满。
　　出得门来,陶希圣一把把高宗武拽到了一边儿,劈头丢下一句:“这样的条约,我决计不谈、不签!”高宗武也颇为不满:“我也不谈、不签!”
　　1939年11月3日,陶希圣和高宗武先后致函汪精卫,说另有要事需要处理、不能继续出席谈判了,独独丢下周佛海、梅思平去谈判。
　　很快,汪精卫感觉到了不对劲儿,就找来陶希圣:“先生,我还是需要你的帮助……”心头一动,陶希圣抬眼望去,看到的是汪精卫一副无助的样子,满腔的怒火立时消失得无影无踪,当即应道:“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定当尽力而为!”
　　
　　逃至香港,大义披露“汪日密约”
　　
　　没过多久,汪精卫和影佐祯昭就《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达成了协议。
　　闻讯,陶希圣怅然了好一阵子。
　　1939年12月30日,是正式签字的日子。接到通知后,陶希圣犹豫了一下,遂婉言拒绝出席签字仪式:“非常抱歉,这两天身体多有不恙,医生嘱咐需要闭门休养,我就不去了吧……”
　　这下子,汪精卫的心里犯嘀咕了:先前说有事不参加谈判也就罢了,如今就连签字仪式也不来出席了,难道起了别的什么心思不成?
　　汪精卫果真猜对了,不愿意做卖国贼的陶希圣这会儿的确动起了远走的念头。
　　凑巧的是,就在陶希圣暗下决心的时候,高宗武突然找上门来,说:“陶兄,你我皆不出席签字仪式,汪精卫定会生疑的,接下来多半会拿你我问事的……”
　　一番剖析,陶希圣和高宗武不由得为危险的处境而提心吊胆起来,遂决定:“莫逗留了,赶紧一走了之!”
　　为了迷惑汪精卫,1940年元旦,陶希圣特地携带礼物,向其拜年问好,顺带畅谈了接下来组建“新中央政府”的事情。
　　同一天,高宗武赶到周佛海家拜年问好。
　　1940年1月4日,按照事先商量好的计划:高宗武先走,身着普通市民的衣服,坐黄包车,到黄浦滩码头;陶希圣晚走,从南京路国泰饭店前门进入大楼再从后门出来,搭公用电车,到黄浦滩码头。而后,两人乘坐美国“胡佛总统号”轮船,一起出逃。
　　一路无事,陶希圣和高宗武顺利抵达香港,商定尽快披露汪精卫和影佐祯昭签订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以给国人一个交代。
　　1940年1月21日,香港《大公报》在头版刊出了《汪日密约》的详细内容,一组四行的黑体大字标题分外醒目:
　　
　　高宗武陶希圣携港发表
　　汪兆铭卖国条件全文
　　集日阀多年梦想之大成
　　集中外历史卖国之罪恶
　　
　　旋即,重庆、上海、北平、昆明、南京的报纸纷纷转载,一时举国哗然、群情激奋。这便是“高陶事件”,史称“小西安事变”。这一事件不啻于晴天一声霹雳,使得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梅思平等人惊慌失措,同时“也给尚留在重庆阵营中的那些悲观动摇分子一个深刻的警示――求和之路走不通”。
　　到底有着多年的交情,在披露汪日密约后的次日,陶希圣又联合高宗武一起致电汪精卫等人:“……希圣宗武等主持并参加先生与日本之外交谈判,在道义上应有保持秘密之责任,惟希圣宗武等认为日本方面割裂及灭亡中国之企图,非独先生及干部旧友不可得而私为秘密,以为求取一时之成功,亦终必须为日本有识之政治家所抛弃。先生及干部旧友若期待如此之成功,亦即为中华民国之失败。切望先生及诸旧友悬崖勒马,放弃此于无益于国有害之运动,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希圣宗武亦幸甚……”劝其赶紧悬崖勒马,莫在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遗憾的是,汪氏集团一伙儿铁了心要做国家和民族的敌人,在日本的策划与扶持下很快于1940年3月20日在南京正式组建傀儡政权――“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兼国府主席、中央政治委员会最高国防会议主席,周佛海任财政部部长兼行政院副院长,梅思平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成为日寇在华的忠实走狗。
　　远在香港的陶希圣,仰望北方摇头长叹。
　　一晃一年多过去了。
　　1941 年12 月8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次年2月,陶希圣随惠阳还乡队逃离香港,辗转来到重庆。
　　陶希圣“迷途知返”,难能可贵,蒋介石给予了大度的宽容接待――大笔一挥,旋即委以重任:“兹任命陶希圣先生为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少将组长。”见状,陶希圣感激涕零,暗下发誓:“从此之后唯蒋委员长之命是从!”遂尽心竭力为蒋介石分忧排愁,很快就成为蒋介石身边陈布雷式的亲信人物,于是就有了后来流传甚广的《中国之命运》、《苏俄在中国》,从此更加平步青云,先后出任国民政府《中央日报》总主笔、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渐渐成为国民党的权威理论家。■
　　
　　(责任编辑/金 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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