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报 [中国近现代电报发展情况]

　　【摘要】本文从电报的发明说起，着重描述了电报在中国近现代的发展历程。 　　【关键词】中国近现代 电报 发展情况 　　 　　一、导言 　　
　　“技术已成为一种无所不在、动荡不居的力量，影响着人类的历史。”1加拿大著名学者麦克卢汉的经典理论――媒介即讯息，这句话的意思是，“任何新技术都创造一个新环境”2，即是说，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在麦氏眼中，不是各自孤立的两种东西，而是技术以特定的方式对社会关系进行结构组合，不同的关系组合方式就构成了不同的社会环境，“对此，无论东西方社会都一样”3。而威廉斯持一种“整体的、历史的、动态的”的媒介观点，他如实地把大众传播当作现代社会的重要文化现象来研究，并认为这种社会文化现象不但与先进的传播技术的发明密切相关，而且同科技发明产生及应用的社会历史紧密相连，同社会制度、文化惯例、人类社会变动着的政治经济力量、人们使用科技发明的社会意向等紧密相连。4
　　而基于以上学者的观点，本文探讨电报如何在晚清时期进入及其产生的影响。
　　
　　二、“裁驿设邮”――电报进入中国
　　
　　1837年，太平洋的一端一位名叫塞缪尔?莫尔斯的美国人发明了一种“使用简单的电路通断规则构成编码信号的一种远距离消息传递组合设备”，5这个设备发出的第一条信息是“What hath God Wrought”(“上帝究竟发明了什么”)，这样的一句惊叹，使得“电报” （Telegraph）这一词以及电报这个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电子媒介开始在世界各国迅速发展起来，在这之前的传播媒介中，无论是印刷还是摄影，都不能适应长距离传播的需要。当然，受到电报冲击的也包括太平洋另一端的“天朝上国”――处于晚清时期的古老的中国。
　　（一）拒迎之间：晚清电报的发展之路
　　西方的传教士、钦差等带着“指针电报机”来到中国，但当时“时风气未开，无人研求及此”6；1859年法国钦差许诺寄送电报机，寄到之时被恭亲王“以为无用相却”。7
　　当时的大清王朝，对这个西洋的“奇技淫巧”基本上是拒绝的态度。电报所蕴含的对自然和时空的驾驭能力，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是一种陌生的冲击，清廷上下对电报的认识，从一开始就与“火轮舟车”相联系，电报是继轮船之后，构成了西人东来所倚助的媒介，也成为清廷认识外来者的重要切入点。8
　　电报真正进入中国人的视野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那时，西方列强侵华频仍，外交、军事、谈判、通商等各种新的军政事务纷至沓来，且都万分紧急，古老驿传的时效性成了火燎眉毛的大问题。特别是在1874年，日本发动了侵台战争，战前，清廷由于通讯工具落后，消息闭塞，仅从洋人那里风闻日本将攻打台湾。钦差大臣沈葆桢通过书信与李鸿章商讨调兵事宜，用了一个月才初步确定作战计划，等准备妥当，已经过了整整三个月，这样的传递速度，肯定耽误了军机，注定了不利的战争局面。这使得以沈葆桢、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开始思考如何“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式。
　　李鸿章曾在1865年致函总理衙门，直抒电报之利：“铜线费钱不多，递信极速……传播自远，应较驿递尤速。”洋务买办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一书中也指出：“电报设而驿差其半，……驿传势再难留。”9在洋务派的推动下，1877年，中国第一条自建电报线――由台湾南部旗后港至鸡笼港（今高雄至基隆)竣工；同年十一月，天津至上海的电线（津沪电报线）开始通报。尔后，电报通信迅即在数省铺开，并成立了电报学堂。光绪十年(1884年)，在李鸿章的再次奏请下，电线终于由通州接达了的京城，使电报在更大程度上发挥了作用。10在随后的几次战争中，电报就发挥了其快速传递的优势，在中法战争中，电旨、电奏更是频繁出现在京城和战场上，在谈判、交涉、情报和指挥战争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中法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中法战争后，上至朝廷，下至各方臣将，无不感叹电报的先进和快速，很快，电报、电线便纵横全国，不仅运用于战事，还逐步推广、普及，走入民用。
　　（二）晚清电报体制和电报的影响
　　清廷以地赋为主的财政收入长期维持在白银5000万两的水准，加上西方列强的侵华战争，割地赔款所需巨额支出确属捉襟见肘11。对电报的现实需要，加上财政窘境，逼迫着主持北洋的李鸿章，试图以借助商力的方式完成为“用兵”而设的电报线架设。首先，电报无疑是一种军事、政治信息控制工具，但它同时也是一门能够生财的“生意”。这一切的考虑，使得清廷开始采用当时比较普遍的“官督商办”的体制来发展电报事业。电报“官督商办”，“是使商受其利而官操其权，实为颠扑不破之道”，12明确置“商办”于“官督”之下，如此便在获得“晌源”以“强兵”的同时，保证清廷官方掌握着对信息传播的控制权。
　　电报进入中国以后，为了传输汉字，清朝人发明了汉字电报编码。后来晚清思想家、实业家郑观应，总结前人经验，撰写了一部专著，叫《电报新编》，使汉字编码更完善、更系统，真正完成了汉字符号转变为电子信号重大突破。
　　电报的这种新的传播媒介的引进和发展，使得晚清时期的社会发生了很多深远的变化。
　　首先是在机要密件的传递路径上，原来需要通过邸报和京报的方式来传递信息和意旨，现在只需要通过电报就可以直达京城；
　　然后是在这些信息本身，从奏事资格、行文格式、遣词用字乃至纸张尺寸、字幅大小、每纸行数、每行字数，都有规可倚，所谓“体统尊而法制一”，而改为电报后，由于时间的紧迫，这些格式和规则免去了大部分，而且对纸张、字幅等也都无从查起；
　　第三是对文体的影响，可以说，从电报问世以来，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电报体”，电报进入中国后，更是对古代亦充斥着“仰见筹划”、“洞微烛远”、“感佩莫名”之类的陈词滥调的冲击。电报的使用，时间紧迫再加“为节糜费”，清廷出现了“电犊”这种新的“文书创格”，其特点是“语质而事核，词约而理明”。13
　　
　　三、新旧交融――电报的发展
　　
　　（一）电报在新旧交融时期的基本发展情况
　　20世纪初，国内繁忙的线路开始广泛使用进口的莫尔斯自动电报机，以提高其通信速度和质量。民国时期，时局较为混乱，电报这一通信手段发展极为缓慢。二十年代末，电传打字电报机传入中国，从1927年至1937年的这十年，国家着重整修改建电报旧线、新架线路5000公里，共有电报局所达1500处。抗日战争期间，内地电报局所亦遭到不同程度地破坏，直到抗战胜利后，各大城市才开始恢复并开办特快电报、国际电报、夜信电报等业务。解放前，国内仅有两条线路：国内线路为沪宁干线，国际线路为上海至美国旧金山相片传真电路。
　　（二）电报在新旧交融时期对新闻传播事业的影响
　　电报在发展之初被称之为“闪电式的传播路线”，就是因为它较之前的印刷媒介，第一次实现了远距离的文字传播，真正实现了“天涯若比邻”。电报本身并不是大众传媒，但它为大众传播提供了快速有效的通信手段，作为现代重要传播媒介的通讯社，它是在电报技术发明之后才出现和发展起来的。14
　　1872年，路透社在上海建立了远东分社，并开始传送电讯稿，这是由外国人在中国开办的第1家通讯社。151882年1月16日，上海《申报》利用刚架设完成的津沪电报线路传递“光绪皇帝处分云南候补道张承颐”的新闻，是中国报纸上出现的第1条电讯稿。161904年中国自办的第1家通讯社――中兴通讯社在广州创办，主要向广州、香港的报刊发稿。此后中国又陆续办起了10多家通讯社，其中最著名的是1924年4月国民党在广州创立的中央通讯社，当时它所采用的通信方式就是莫尔斯电报通信。
　　电报在新闻传播的实践和理论方面影响可谓巨大，是为新闻传播专业化、快速化的“开山鼻祖”。
　　四、新中国建国后对电报的使用
　　解放以后，新中国的电报业务蓬勃发展，国家投入使用了一批苏联和德国生产的电传机，分别安装在北京、沈阳、武汉等城市，并相继推出真迹传真业务。为了加强国际间的联系，1950年2月7日，我国与苏联签订了《建立电报电话联络协定》，于1959年1月2日开通北京至莫斯科国际用户电报电路。当时全国各地均非常重视电报业务的开展，尤其是边疆地区的电报建设，1951年4月，新疆试办维吾尔文电报业务。
　　1969年，“中文电报译码机”问世，可以自动把电码译成汉字的机器，从电报局收到的电报已经不是一组阿拉伯数字了，而是直接印出的汉字。由于电报的传递速度明显快于书信，在电话还没有普及之前，电报成为国人经常使用的个人信息传播媒介，通过电报来联系家人，传递急切消息，或是拍发礼仪电报。1985年以前，北京电报局的公众电报业务量最多时每月可达300万份。
　　到1985年，为了进一步完善电报的种类，邮电部重新做出规定，国内电报根据不同服务对象和业务性质，电报种类定为8种：天气、水情、公益政务、新闻、普通、汇款和公电，并按不同的传递顺序将电报分为4个等级20种业务标识，每个等级均有其各自的时限要求。
　　五十年来，作为新中国通信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的代表，电报大楼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起了不可代替的作用，对我国通信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注释
　　1.金兼斌：《技术传播――创新扩散的观点》，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1，第207页
　　2.《麦克卢汉书简》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54――358页
　　3.麦克卢汉：《一种媒介擅用另一种媒介是自然的吗?》，见:埃里克?麦克卢汉等编《麦克卢汉精粹》，何道宽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75页
　　4. 张咏华：《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的神话解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4页
　　5.周海鹏主编：《信息技术大辞典》，浙江：浙江科学与技术出版社，2000年：第112页
　　6.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93辑
　　7.王尔敏：《盛宣怀与中国电报事业之经营》，见：《清季自强运动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8年，第758页
　　8. 孙藜：《“飞线”苦驰“万里 天”：晚清电报及其传播观念（1860― 1911）》，优秀博士论文，2006年，第14页
　　9.10.田露汶：《电报进入晚清朝廷》，紫禁城，第127期，第79页
　　11. 可参：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4―68页
　　12. 《创办电报局招商章程》，载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见：夏东元编 《郑观应集》(下)
　　13. 邮电史编辑室编《中国近代邮电史》，第70页
　　14. 郭庆光：《传播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17页
　　15.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39页
　　16. 宋军：《申报的兴衰》，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2月第一版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08级广告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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