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江北的民间自救:江北

　　对于水旱灾荒频繁的江北地区来说,当时的民间自救成了乡民们最重要的救助途径。乡间的富户、绅商本着兼济天下、消除民瘼的情怀,每遇灾馑便勇于担承,多方施救。 　　 　　位于江苏省中部沿海的东台县(现东台市)物产丰饶,素有“黄海明珠金东台”的美誉。但有清一代,这里却水旱连绵,使黎庶饱受倒悬之苦。据清代撰修的《东台县志》记载,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因境内“高宝湖水下注,海潮上涌,一时不能宣泄,以致田亩民居率皆淹漫”,酿成重灾。官府下拨7000石米谷平粜,以平抑灾后飞涨的粮价。不过这些救灾粮无异于杯水车薪,大多数老百姓仍然嗷嗷待哺。米珠薪桂,饥馑流行,促使东台县的乡绅和盐商行动起来,捐出万金,自行买米接济平粜。东台是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才从泰州分治而出独立设县的,因此这次大规模的民间自救行动,在东台县的历史上可以说是第一次。
　　到了嘉庆十九年(公元1814年),东台县又大水成灾,饥荒汹汹。士民绅商再次掀起声势浩大的自救行动,共捐银5575两来平抑粮价。然而祸不单行,洪水过后,东台县却寸雨不落,旱魃肆虐。于是士民、盐商又捐银2000两,捐谷1500石,用来救济全县的父老乡亲。
　　其实不独东台县如此,在清代的整个苏北、皖北等江北地区,已经形成了常态化的民间自救和社会公益机制,士民绅商无不投身于灾后的赈济与日常的慈善抚恤活动之中,种种乐善好施、普济苍生的义举史不绝书。例如,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如皋县暴发饥荒,饿殍盈野。乡间富户徐启元一方面“力谋赈济”,一方面“以工代赈”,借出资修缮城北名胜玉皇阁,招募饥饿的流民,救活了不少人。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江都水灾,徐亮、袁国璜等绅士设局公捐,号召士人捐资以稍解桑梓燃眉之急。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江都又一次大水横漫,老百姓的田地、房屋都被淹没。诸生袁秀江购置船只,派人往来搜寻、拯救那些溺水和漂泊失所的民众。罹灾的乡民无以果腹,袁秀江就捐出自家的米粟,解救这些奄奄待毙的穷苦人。
　　对于水旱灾荒频繁的江北地区来说,当时的民间自救成了乡民们最重要的救助途径。乡间的富户、绅商本着兼济天下、消除民瘼的情怀,每遇灾馑便勇于担承,多方施救。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江都、仪真两县遭遇旱灾,“两淮众商一体捐银买米,煮粥赈济”。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徽商汪应庚“独力捐赈”,在两淮之间先后设立八个粥厂救济饥民,“活数十万人”。江北地区的经济中心在淮扬一带,这里聚居着富甲海内的盐商。而江北地区的民间救济与慈善活动,也主要仰仗这些富商的乐善好施,仰仗他们“惠孚桑梓”。这一点连乾隆皇帝也心知肚明,虽然对于江淮地区的赈务,国家历年来的抚恤“已逾数千万”,但他也承认,实际上其中的半数都来自“淮扬商捐”。
　　除了赈捐,江北的绅商还通过施药疗病、代完税课等方式来接济乡里。据光绪年间编修的《如皋县志》记载,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如皋县疾疫流行。精通岐黄之术的乡绅方钦尽心疗救,“所全活不下万人”。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如皋县又遭逢大疫。太学生陈冈悬壶济世,“全活甚众”。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阜宁县因海潮泛涨,酿成灾象,使得本来就炊爨不继的贫苦人家更无力缴纳“皇粮国税”。这时,一位名叫顾国士的乡绅“解囊代输”,拿出自己的钱粮替那些揭不开锅的乡民纳粮完税。嘉庆十九年(公元1814年),北临淮河、南依大别山的光山县遭遇荒年,民生困苦。县令恳请上级缓征这一年的钱粮税款,但没有得到准许。乡绅任之福为解乡民之困,“破私囊,将县北数十里钱粮一切代为完纳”。任之福通过自己的善行义举,做到了连地方父母官也没有做到的事情。
　　伴随着普遍的民间救济,清代江北地区的灾后自救和慈善事业呈现出组织化与经常化的特点。像在扬州、泰州、高邮等地,粥厂的设置已经成为常例。如冬令时节,扬州在旧城东岳庙设立粥厂,“日给粥两次”。琼花观设有公善堂开办的粥厂,每年冬月开厂,次年二月收厂,通常年份要救济饥民一万多人。公善堂办的这个粥厂,由士绅经营,经费主要来自盐商的捐助。
　　说到公善堂,其实是盐商和当地士绅组建的慈善组织。这种民间组织不仅“饥者施粥,寒者施衣”,还展开了多方面的社会慈善与公益事业,开办义学,抚养弃婴,为鳏寡孤独的死者捐助棺木、设立义冢,种种善事,无所不包。当时这种慈善组织在淮扬一带甚为普遍,可谓遍地开花。盐商们甚至把一些商人会馆改组为慈善机构,像扬州的务本堂就是如此。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清水潭决口,哀鸿一片。务本堂开粥厂施赈,使枵腹求食的三万多饥民赖以存活。
　　慈善组织的纷纷出现,体现出江北地区的慈善事业早在清代就步入了组织化的轨道,而这些组织也往往是官民相互协助、共同推动的结果。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淮安水灾。在赈灾的过程中,知府钟衡也想仿效外地的经验,在淮安建一所普济堂,但却苦于资金不足。此时,寄居淮安的徽商程钟“毅然起而独任之”,为普济堂建起大小瓦房128间,并提供了绝大部分的日常经费开支。淮安普济堂建成后,给饥寒者资助衣食,为贫病者施医送药,救济的范围很广,据《淮安府志》中说,“所活男妇婴孩奚啻一二十万”。这个慈善组织,使得淮安“道路之间,欢声四达”,可以说善果累累,惠泽深远。
　　从绅商赈捐到常设的粥厂和慈善堂,江北地区的民间自救和社会公益事业在清代发展到了相当成熟的程度,不但普惠苍生,而且营造出“从风乐善”的风尚与传统,流芳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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