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与以色列当前关系危机的原因分析]土耳其和以色列关系

　　摘要：土耳其与以色列曾是中东地区两个关系最为密切的盟国。但两国关系却在近年来发生了彻底逆转。在造成两国关系恶化的原因中，既有国家政治领导人个人意识形态倾向性与个性的影响，也有国家内部社会潮流转变和政治局势发展的因素，另外还有伊拉克战争后地区国际政治环境变化以及库尔德问题发展的国际化与复杂化。土耳其与以色列当前关系的逆转和危机，不仅会导致这个地区国家之间安全联盟的重新组合，而且也会给中东和平进程的前景以及地区跨国性库尔德问题的发展带来更多变数。
　　关键词：土耳其 以色列 危机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1) 04-0047-53
　　
　　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国家之间关系的变化虽然有时难以预料，但其中依然有根可寻。近年来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的急剧恶化，反映的正是这种情况。1997年12月，在德黑兰召开的伊斯兰组织会议第八次首脑会议上，土耳其曾因其与以色列过于密切关系及其对伊拉克北部地区库尔德工人党叛乱分子的清剿而受到多数会员国的激烈批评。当时，土耳其不但和以色列建立了区域联盟关系，而且和叙利亚几乎处于战争边缘。然而十年后，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却因对巴勒斯坦的积极支持而受到阿萨德、内贾德和穆巴拉克等伊斯兰世界领导人的赞扬。特别是埃尔多安在2009年的达沃斯首脑会议上，和以色列总理佩雷斯因加沙问题激烈辩论而愤然离场后，不仅他本人在伊斯兰世界名声大振，其画像也被张贴到巴勒斯坦的约旦河西岸地区。目前，土耳其和以色列几乎每天都在相互指责和攻击。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把以色列说成是中东地区的主要安全威胁，以色列外交部长利伯曼（Avigdor Lieberman）则称埃尔多安是另一个查韦斯（Chavez）。土耳其不仅取消了和以色列所有的联合军事训练，而且和叙利亚建立了经济与军事伙伴关系。土耳其还拒绝和西方国家一道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并提请国际社会注意以色列拥有的核武器。作为抗议，以色列已不再向土耳其提供包括海军导弹拦截机在内的先进武器系统。特别是在2010年6月，在以色列攻击了试图冲破加沙地带封锁线的救援船队并造成15名救援人员死亡后，土耳其不但指责以色列的行动是一种“海盗”行径，而且还将其说成是“国家的谋杀行为”和“国家恐怖主义”。作为中东地区两个地位特殊的国家，土耳其和以色列关系的急剧逆转势必对中东地区政治格局造成严重影响。本文将从政治领导人个人特性、国家内部政治发展以及国际环境变化等三个方面，深入探究两国关系大幅度逆转的根本原因及其影响。
　　一、土以关系危机的形成过程
　　土耳其和以色列关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以色列建国之初。1949年，土耳其在穆斯林世界国家中第一个承认了以色列的合法地位。冷战时期，当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都和苏联保持密切关系以对抗美国及其盟友以色列的时候，土耳其在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之间始终采取一种平衡政策。这主要是因为土耳其一方面在战略上和以色列有着共同利益，但同时也与阿拉伯世界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为了避免突出自己和以色列的盟国关系，土耳其在冷战时期常常独立于中东政治之外。只有1980年时，土耳其曾因抗议以色列宣布耶路撒冷为其首都，因而关闭了在那里的领事馆。1991年海湾战争后，土耳其从其安全利益角度出发，再次加强了与以色列的联系。这主要是在伊拉克中央政权被削弱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叛乱不断加剧，并得到了叙利亚和伊朗的支持，从而使得土耳其再次感到自己国内库尔德问题的压力。同时，土耳其军方对国内政治干预程度的加强，也为土耳其和以色列建立安全联盟提供了有利条件。
　　进入21世纪，土耳其与以色列的关系出现逆转。这首先是在2002年4月，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杰宁（Jenin）难民营的攻击并造成了大量平民伤亡，因而引起了土耳其民众和舆论的强烈不满。紧接着，埃尔多安（Tayyip Erdogan）领导的具有伊斯兰背景的正义发展党在2002年11月的大选中获胜并独立组成政府，又进一步导致土耳其和以色列关系的发展出现停滞。但导致两国关系恶化的关键，还是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这场战争一方面造成土耳其公众舆论对美国及其盟友以色列表现出强烈的反感情绪，另一方面也让很多土耳其人看到以色列不仅和伊拉克库尔德团体关系密切，而且和土耳其工人党的恐怖主义分子也有间接联系。
　　从2008年底到2009年初以色列对加沙地区进行的三周军事打击，终于使得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作为谈判筹码而仅存的安全合作关系完全破裂。以色列这次行动让土耳其政府尤为愤慨的是，仅仅在行动前五天，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Ehud Olmert）还向土耳其承诺将采用和平方式处理巴勒斯坦问题。因此，感到自己被出卖的土耳其政府不仅对以色列的加沙行动做出了超乎寻常的强烈反应，而且宣布立刻停止协助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谈判的调解外交。同时，土耳其民众也表现出同样强烈的反应，几乎每个城市都举行了大规模民众抗议活动。此后不久，埃尔多安总理在2009年达沃斯经济首脑会议上，还和以色列总统佩雷斯（Shimon Peres）进行了激烈的语言交锋，并愤然离会以示抗议，从而导致土耳其与以色列的关系更加恶化。
　　2010年1月，土耳其电视台播出了描写以色列士兵屠杀巴勒斯坦平民的系列电视节目“分离”。作为回应，以色列副外长阿亚龙（Danny Ayalon）也在电视媒体面前对土耳其驻以色列大使公开进行羞辱。紧接着，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在土耳其电视台上指责以色列是这个地区的主要威胁，并宣称“以色列如果再次对加沙发动攻击，土耳其决不会袖手旁观”。[1] 作为回应，以色列外长利伯曼则把埃尔多安和利比亚领导人卡扎非以及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相提并论。2010年4月，在美国组织的核安全峰会前夕，土耳其特别提出以色列是中东地区目前唯一的核国家，从而导致以色列拒绝参加这次会议。就在矛盾不断加剧的情况下，以色列2010年5月31日对国际救援船队发动的攻击导致十多名人员被杀，而其中大多是土耳其公民。对此，土耳其政府指责以色列的袭击是一种海盗行为。埃尔多安不仅宣称以色列的行为已经上升到国家恐怖主义的程度，并警告以色列说：“土耳其的敌意像友谊一样，同样不可低估。”[2] 至此，两国关系的发展已从当年的盟国陷入了当前危机的低谷。
　　
　　二、土以关系逆转中的政治人物个人影响
　　肯尼斯•沃尔兹在他的著作《人、国家与战争》中，为研究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化提供了一种包含三个层面的分析框架。其中第一层面主要了解国家领导者的个人性格，第二层面深入探讨国内政治发展趋势，第三层面集中关注国际环境的变化。通过这个框架，可以看出在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恶化的根源中，既显示出土耳其政治领导人意识形态的偏好，也体现出国际局势变化对其的影响，还可以看到土耳其国内社会伊斯兰思潮的兴起和政府关注点重新转向中东的政治倾向。因此，必须从结构上把所有层面结合起来，才能对两国关系的变化做出更为全面的解释。
　　从个人层面来说，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的意识形态倾向和个人性格对两国关系的恶化显然具有明显影响。沃尔兹对个人因素在国家冲突中的作用曾做过这样的解释：“战争源于人性的自私，源于误导的侵略冲动，源于人的愚昧”。[3] 尼布尔（Niebuhr）也把战争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归咎于人性的因素，尤其是国家领导者的心理的和意识形态偏好。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作为具有伊斯兰背景的发展与正义党领导人，自然对伊斯兰世界最为重视的巴勒斯坦问题极其敏感。就像以色列学者所说的：“正像凯末尔主义者极力要和欧盟接近一样，埃尔多安上台后一直强调的正是他们过去一个世纪试图压制的那些（伊斯兰）势力。”[4] 从个性来说，埃尔多安还以其行为方式粗鲁而出名。在处理国家事务时，埃尔多安常常表现出这种行为方式的特点。[5] 在处理国际危机问题时，埃尔多安也是一个缺乏耐心的总理。
　　由于这种个性特点，埃尔多安对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危机形成过程的影响也尤其突出。作为一个充满魅力但又态度傲慢的领导人，埃尔多安对于欺骗和耻辱自然无法忍受。在达沃斯首脑会议上，他的暴烈个性也毫不隐晦。作为一个穆斯林政治家，埃尔多安从不隐藏自己的真实情感，因而也不可能忽视伊斯兰世界至为关心的巴勒斯坦问题。当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危机爆发时，埃尔多安个人和土耳其整个国家的反应都显示出强烈的宗教情感。
　　不过，埃尔多安作为一个政治家，在处理以色列问题时也会采取非情绪化的理性方式。特别是涉及具体国家利益时，他更会非常注重实用。例如，在和以色列公司签约开发土耳其与叙利亚之间877公里边界地区土地计划的问题上，埃尔多安就坚决要求坚持国家利益优先的原则。对此，土耳其民族主义运动党领袖巴赫切利（Devlet Bahçeli）批评埃尔多安“一方面对哈马斯使眼色，一方面又不愿意放弃以色列。”[6]而埃尔多安对于巴赫切利提出的与以色列断绝经济联系的回应则是：“我们不是在经营一家杂货店。”他还特别强调，在处理和以色列的经济关系问题上，“正义与发展党必须采取一种不牵涉意识形态的方式来实行土耳其的国内外经济政策”。[7] 因此，在探讨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恶化的根源时应该看到，埃尔多安的个性虽然对这场危机形成具有推动作用，但决不是引起这场危机的全部原因。实际上，埃尔多安尽管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但他还是在国家利益的框架内确定自己的行动。
　　三、土以关系危机中的国内政治因素作用
　　在土耳其国内政治层面上，人们不仅可以看到伊拉克战争后土耳其国内政治进程和公众舆论对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的不利影响，同时也可以看到土耳其国内偏向世俗化的军人势力与更为保守的文人政府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不过，土耳其外交政策的选择依然是对其安全和经济利益的一种解释。只是在土耳其和以色列关系危机中，观念的和物质的因素都发挥了各自的作用。
　　冷战后，西方国家一度流行的民主和平论认为，国内政治结构的民主性质与外交政策的行为方式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这不仅是因为民主国家政权中具有的选举过程、公众舆论、分权制度和其他法律制度能够约束和限制好战行为的表现机会，而且民主国家之间相似的规范、倾向性和文化也使他们更加容易接近。[8] 不过，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的危机，似乎并不支持民主和平论的这种规范性解释。实际上，民主政治强调的公众舆论对这两个民主国家之间关系产生的更多是否定性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民主政治必须重视公众舆论，国内政治势力之间的竞争必须与公众关注保持一致。
　　导致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事实，就是以色列2008-2009年对加沙的攻击行动。对于以色列公众来说，这主要是以色列前进党（Kadima）希望在2009年2月大选前可以显示出一种强硬姿态。当时前进党政府既无法阻止哈马斯来自加沙地区的火箭弹袭击，也无法保证2006年被哈马斯俘虏的以色列士兵沙利特（Gilad Shalit）获得释放，因而选择了采取强硬立场来改善自己的政治处境。但对于土耳其公众来说，以色列对加沙的攻击行动不但降低了他们对以色列的好感，而且还加强了他们对巴勒斯坦的同情。对于在2009年3月选举的土耳其政府来说，必然要关注国内公众的情绪，因而采取了疏远以色列的政策。
　　在土耳其国内政治中，和以色列的联盟关系既是土耳其世俗主义政治倾向的一种表现方式，同时也是为了抵制伊斯兰主义的挑战。[9] 另外，维持和以色列的密切关系，也是为了满足那些支持与以色列发展经济关系的企业以及希望两国关系友好的知识阶层的要求。特别是在面对库尔德工人党的叛乱威胁时，和以色列保持密切关系对于土耳其军方来说还具有很高的安全战略价值。由于叙利亚多年来一直支持土耳其的库尔德人叛乱，因此土耳其军方特别重视与以色列关系所具有的战略意义。
　　然而，土耳其国内政治中一切有利于加强和以色列关系的因素，都随着伊斯兰繁荣党在1996年的大选中获胜而开始改变。随着伊斯兰势力的不断上升，土耳其新一代政治领导人必然要把和以色列的关系作为外交政策调整的焦点。1996年厄尔巴坎（Erbakan）领导的政府上台后，就试图改变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加强与穆斯林世界的联系。但由于军方势力对国家政治的干预，厄尔巴坎政府未能改变这种局面，政府也在2月28日军方发起的议会不信任案中被解散。当时，军方的目的是为了让伊斯兰主义者厄尔巴坎在选民面前难堪，同时也表明军方不能坐视土耳其转向伊斯兰，从而让以色列与土耳其军队的关系受到损害。[10]
　　但伊斯兰主义对世俗主义主导土耳其外交政策的挑战并未到此为止。2002年，前身为繁荣党的正义与发展党赢得大选并建立政府后，军方的亲以色列政策终于不得不接受文人政府的调整。这主要是因为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以色列对伊拉克库尔德政治势力的积极支持让土耳其军方深感担忧。此外，土耳其军方对于以色列在军事合作方面未能履行承诺也感到不满。根据土耳其防卫工业部门的说法，“涉及以色列公司的很多项目，包括土耳其的美制常规动力M-60坦克的现代化以及电子对抗系统的联合生产，以色列都未能按照协议规定提供设施和技术转让。”[11]
　　值得注意的是，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的变化并不完全是正义与发展党挑起了一场反对以色列的运动。事实上，土耳其公众舆论比政府对以色列的态度似乎更加强硬。这主要是因为在伊拉克战争导致的土耳其国内的强烈反美情绪中，自然也把以色列包括在内。为了回应公众的要求，所有政治党派和利益团体必然会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强硬立场。在土耳其议会2003年关于美军借道入侵伊拉克问题的辩论中，具有世俗主义色彩的共和人民党（CHP）议员宾格尔（Tekin Bingöl）就明确指出：“我的听众都极其愤怒地反对3月1日的讨论。今天，我们不惧怕美国人，我们只敬畏真主。现在我要说的是，不要惧怕美国或是以色列，只要敬畏真主，还要顺从你们的良知。”[12]
　　2010年5月30日以色列攻击土耳其救援船队的事件，不仅引发了土耳其政府对以色列最为猛烈的抨击，[13] 而且还使得土耳其国内那些并不赞同这次行动的人也感受到了一种民族的耻辱。土耳其民族行动党（MHP）领导人巴赫切利（Devlet Bahçeli）甚至表示，这次事件是以色列对土耳其民族的公开攻击。[14] 在国内这种政治气氛的压力下，正义与发展党政府不仅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北约以及伊斯兰会议组织对以色列进行强烈谴责，而且还召回了驻以色列大使，并取消了原定于2010年的三次军事演习。土耳其外交部长达乌特奥卢（Ahmet Davutoglu）7月1日在布鲁塞尔会见以色列贸易部长本埃雷泽（Benjamin Ben-Eliezer）时，则明确表示土耳其方面要独立调查这次事件，要求以色列解除对加沙的封锁，为攻击船队事件做出公开道歉，并给予受害人家庭赔偿。
　　在以色列方面，攻击救援船队事件同样也反映了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2009年冬天，前进党政府对加沙问题所持的强硬态度已构成了以色列当年大选的政治背景。前进党在大选落败后，利库德集团领导人内坦尼亚胡（Netanyahu）组成的联合政府必然会在加沙问题上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在这届新政府中，代表极右翼政党“我们的家园-以色列”（Yisrael Beitenu）的外交部长利伯曼，与自由派的前总理巴拉克（Ehud Barak）的观点截然相反。但利伯曼在内坦尼亚胡政府的外交政策决策中，始终占据上风。利伯曼在救援船队事件后的强硬谈话以及以色列外交代表对土耳其大使违背外交礼仪的行为方式，都反映出以色列国内顺应公众舆论的强硬派政治观点。以色列政府中外交政策主导者的强硬态度，自然会使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四、土以关系恶化背后的地区国际环境变化
　　除政治领导人的个性以及双方国内政治因素外，土耳其与以色列的关系逆转同样还受到地区国际政治环境变化，特别是具有跨国性质的库尔德问题的影响。冷战结束后，土耳其在国家安全方面最为关注的主要是库尔德问题。上世纪90年代初期，厄扎尔担任总统时曾希望通过民主方式来解决库尔德问题。但由于厄扎尔于1993年过早离世，土耳其自由派中间势力领导力量出现真空，从而造成军方对国内和外交事务的全面干预。在库尔德问题上，军方一直主张通过武力方式解决，因而需要借助以色列提供的军事技术支持，并把以色列作为一支平衡库尔德工人党支持者叙利亚的力量。面对叙利亚、希腊以及库尔德工人党形成的联盟，再加上希腊和叙利亚1995年达成的防务合作协议，土耳其前任驻美大使埃勒克达（Sukru Elekdag）1996年曾提出土耳其要准备进行“两场半战争”。就是要在对希腊和叙利亚展开全面战争的同时，还要对库尔德工人党叛乱武装进行有限战争。[15] 在这种形势下，以色列自然就成为土耳其的盟友。由于土耳其和以色列关系的过分接近，有人甚至设想这种关系可能发展成战略联盟或新的轴心。[16]
　　在这样的国际环境背景下，德米雷尔与伊诺努（Demirel-Inonu）组成的联合政府在1991年上台后，土耳其领导人立刻对以色列进行了一系列访问。此后，双方又开始进行高层军事接触。土耳其三军总参谋长卡拉达伊将军（Ismail Hakki Karadayi）1997年访问以色列后，国防部长泰安（Turhan Tayan）和副总参谋长贝尔（Cevik Bir）也先后访以。与此同时，以色列同等级别的文职和军方官员也回访土耳其，并签署了一系列重要军事协议。
　　然而，土耳其与以色列的密切关系不久后就因为土耳其与叙利亚关系的改善而出现转折。1998年10月，土耳其向叙利亚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叙利亚驱逐在其国内避难的库尔德工人党领袖奥贾兰（Abdullah Ocalan），否则将对其发动军事攻击。结果，叙利亚不仅立刻宣布驱逐奥贾兰，而且关闭了库尔德工人党在叙利亚以及叙利亚控制的位于黎巴嫩贝卡（Bekaa）山谷的营地。1998年11月，在土耳其发出最后通牒后11天，两国握手言和并签订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阿达纳协议》（Adana Agreement）。根据协议，叙利亚将不再支持库尔德工人党，而土耳其则把叙利亚从军事威胁名单上删除。为了表示对改善与叙利亚关系的重视，土耳其总统塞泽尔（Ahmet Necdet Sezer）于2000年参加了阿萨德（Hafez al-Asad）的葬礼。此后，倾向于加强和土耳其关系的阿萨德（Bashar al-Asad）在叙利亚国内权力斗争中获胜，土耳其与叙利亚的友好关系也进一步加强。
　　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地区政治环境出现了对库尔德人的有利转变，也影响到土耳其与以色列的关系。在美军对伊拉克占领期间，伊拉克库尔德斯坦逐渐成为一个半独立的自治区域，从而使得土耳其难以继续越境打击库尔德工人党在这个地区的营地。由于这种有利条件，库尔德工人党2004年宣布终止单方面停火五年的承诺，重新进行反叛活动。2010年5月，库尔德工人党宣布向土耳其发动全面战争。在库尔德工人党发出武力威胁的同时，以色列也加强了对伊拉克库尔德人的军事支持。这使得土耳其政府不得不担心，以色列提供的军事装备可能会被转交给库尔德工人党的好战分子。美国情报部门的秘密报告也指出，以色列在库尔德斯坦的活动可能包含对库尔德人建立独立国家的支持。另外，土耳其对以色列和反叙利亚以及反伊朗的库尔德团体的合作也极其敏感，因为这些活动主要是支持叙利亚和伊朗的库尔德人反对他们所在国家的政府。[17]
　　面对地区国际环境的变化，土耳其政府感到在打击库尔德分离主义势力方面，它更需要得到伊朗和叙利亚的支持，而不是与以色列和美国原来的合作。这对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土耳其安全战略来说，无疑是一种彻底转变。当时，土耳其曾和以色列结成战略联盟来对抗支持库尔德工人党的伊朗和叙利亚。但随着军事战略的调整，土耳其已放弃两场半战争的战略。在当前土耳其军队打击库尔德工人党的安全战略中，叙利亚已经取代以色列，从战略威胁转变成战略同盟。
　　另外，在土耳其和以色列关系的负面影响中，美国的因素用也值得一提。多年来，土耳其政府一直借助美国犹太人集团的势力，来阻止美国国会通过关于奥斯曼帝国历史上对亚美尼亚进行种族灭绝的提案。但对于美国犹太人来说，对土耳其的支持是为了促使土耳其和以色列保持友好关系。随着近来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陷入危机，美国国会犹太议员对土耳其也失去了兴趣。[18] 2010年3月9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通过亚美尼亚种族灭绝提案后，土耳其媒体怀疑外交事务委员会中的犹太议员在提案问题上投了赞成票。因为担任委员会主席的犹太议员伯曼（Howard Berman）曾公开声称，现在是承认亚美尼亚大屠杀的时候了。[19] 另外，以色列袭击救援船队后，美国社会也没有像欧洲国家那样对此进行严厉谴责。美国众议院多数党领袖霍耶（Steny Hoyer）在声明中甚至提出，“以色列对于马尔马拉号正确地使用了自卫权”。[20] 美国副总统拜登则表示：“我认为以色列绝对有权力处理其安全利益。以色列正在与哈马斯交战，它有权力知道船上是否走私武器。”[21] 那些多年来一直批评土耳其的亲以色列美国媒体，则更是对以色列给予全力支持。[22] 这些造成土耳其政府极为不满的美国因素，必然会从另一个方面加剧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恶化的危机。
　　总的来说，土耳其和以色列关系近年来的急剧恶化，涉及到国家领导人的意识形态倾向、国内社会政治发展趋势以及国际政治环境变化等多个层面的原因，因而具有某种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特别是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的恶化，必然会对这个地区的政治局势产生严重影响。首先，对于中东和平进程来说，土耳其国内伊斯兰倾向的加强，势必促使土耳其政府改变原来对巴以冲突保持中立的立场，扩大对巴勒斯坦的支持，增加对以色列的压力。其次，土耳其在和平进程中对以色列施加的压力，可能促使以色列加强对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支持，使那些隐藏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的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武装获得更加稳固的后方，从而增加对土耳其安全的威胁。最后，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的恶化还会促使美国加强对以色列的支持。从以色列袭击土耳其加沙救援船队后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和维护，就可以看出美国的这种态度。由此看来，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的恶化，不仅是中东地区两个重要大国之间关系出现的转折，而且会给中东和平进程的前景以及整个中东地区的局势发展带来更多变数。
　　
　　注释：
　　[1] Hasan Kosebalaban, The crisis in Turkey-Israeli relations: What is its strategic significance? , Middle East Policy, Washington, Fall 2010, Vol. 17, Iss. 3.
　　[2] “No One Should Test Turkey"s Patience, PM Erdogan Warns”, Today’s Zaman, June 2. 2010.
　　[3] [美]肯尼斯•沃尔兹著，《人、国家与战争》，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
　　[4] Anat Lapidot-Firilla, “What Is behind Turkey"s Antagonism toward Israel?”Haaretz, February 20, 2009.
　　[5] Hakan Yavuz, Secularism and Muslim Democracy in Turkey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6] Laie Sariibrahimoglu,“ Israeli-Turkish Relations Put to the Tes”t, Eurasia Daily Monitor, Vol. 6, No. 15, January 21, 2009.
　　[7] Tarik Oguzlu, The Changing Dynamics of Turkey-Israel Relations: A Structural Realist Account, Mediterranean Politics, Vol. 15, No. 2, 2010, pp.277-78.
　　[8] Zeev Maoz and Bruce Russen, Nonnative and Structural Causes of Democratic Peace. 1946-1986,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7, No. 3, 1993, pp. 624-638.
　　[9] Bulent Aras, The Academic Perceptions of Turkish-Israeli Relations, Alternatives: Turkis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 No. 1, Spring 2002.
　　[10] Cevik Bir and Martin Sherman, Formula for Stability: Turkey Plus Israel, Middle East Quarterly, 2002.
　　[11] LaIc Sariibrahimoglu, “Turkey"s Military Procurement Dilemma with Israel”, Eurasia Daily Monitor, Vol. 6, No. 99, May 22, 2009.省略/Turkish_Grand_National_Assembly
　　[13] Raid Jeopardizes Turkey Relations, The New York Times, May 31, 2010.
　　[14] Israel"s Attack Blatant Hostility toward Turkish Nation. Bahçeli Says, Today"s Zaman, June 2, 2010.
　　[15] Siikrii Elekdag, 2 1/2 War Strategy, Perceptions, March-May 1996, No. 1, pp. 33-57.
　　[16] Daniel Pipes, A New Axis: The Emerging Turkish-Israeli Entente, National Interest, Winter 1997/98.
　　[17] Seymour M. Hersh, Plan B, The New Yorker, June 21, 2004.
　　[18] Jewish Lobby Sits Out Vote on Armenian Genocide, The Jewish Dally Forward, March 19, 2010.
　　[19] Howard Berman Kim? , Bitgiin, March 05, 2010.
　　[20] Top U.S. Lawmaker:“ Israel "Rightfully Raided Flotilla”, AFP, June 2, 2010.
　　[21] 美国公民遭以色列枪杀，美国这次如何办？，http://club.省略/data/thread/2714957/2713/65/50/8_1.html
　　[22] Robert L. Pollock, “Erdogan and the Decline of the Turk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3. 2010.
　　（作者简介：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博士，上海，200083）
　　收稿日期：201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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