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合作治理理论研究现状:合作治理理论

　　摘要本文以实证主义研究和非实证主义研究的基本分类为标准，系统地考察了中国学术界在过去近10年来对合作治理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现状。考察的结论认为，国内学者对合作治理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从无到有，从引进到创新，取得了巨大进步；同时也存在不足，主要表现在实证研究的数量和程度严重不足，应用研究也仍有极大的发展空间。所以，中国合作治理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还需继续深化。
　　关键词合作治理 国际关系理论 研究现状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8）02-0067-73
　　
　　序言
　　
　　合作治理理论主要包括基欧汉和奈的复合相互依赖理论、基欧汉的制度主义理论以及世界治理理论，一体化和地区主义等亚理论。现在，合作治理已经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流派之一。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1] 随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全面起步，合作治理理论也被一些学者介绍到国内，于是就有了所谓中国的合作治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从上世纪末合作治理理论开始引进到现在，在短短的十年时间里，合作治理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生根发芽，并陆续出版了一些重要的评介性文章、译著和专著，产生了重要影响。
　　本文对国内合作治理的研究现状进行整理，希望对国内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有所助益。
　　
　　一、研究目的、评价标准与研究方法
　　
　　在对合作治理理论进行梳理之前，首先要明确合作治理理论的概念。从理论史的角度看，合作治理理论主要源于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对人类社会行为的一些关键假定。从新自由主义理论开始，学者们开始假定人类合作的可能性，并对合作的条件进行论证和推导。所以，本文所谓的合作治理研究，主要是指“新自由主义”的相关研究。对于国际关系而言，新自由主义一般强调通过国际组织、通过国家间的合作与协调，对国际生活和国际政治经济进行调控与必要的管制和治理。[2]
　　根据这一理解，我们对合作治理理论在中国的研究状况进行整理，以厘清当前的研究在哪些方面取得了什么样的进展和成就，在哪些方面还存在什么样的问题，以及将来可能存在什么样的研究方向和发展进路，等等。
　　对研究的成就和问题进行评价，需要一整套评价标准。由于当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总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所以，我们把判定标准总体上分为评介性研究和创新性研究两大类。评介性研究包括对西方理论的介绍和评价（对西方理论研究的综述、介绍、评价等），创新性研究则是对西方理论研究的拓展和深化，或者是对西方理论框架的独创性应用分析。后者代表了中国合作治理理论研究的较高水平。
　　在上述分类的基础上，本文试图以实证研究的要求，判断研究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这样，我们又可以将当前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分为实证研究和非实证研究两大类。
　　根据秦亚青在“实证主义与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一文中确立的研究标准，我们把科学实证主义研究的具体标准列述如下：[3]（一）具有明确的研究问题；[4]（二）提出明确的理论假设；（三）包含可靠的系统数据；[5]（四）对理论假设进行严格的测试。
　　对于非实证研究，由于类别广泛且难以统一，本文暂不设立统一的判断标准，统称之为“非实证研究”。
　　在确立了“创新研究”和“实证研究”的分类和评价标准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对“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进行区分和评价，我们对研究对象进行了细化。在实证研究和非实证研究两大领域中，把研究对象划分为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两类。理论研究主要是指提出通则性假设，一般不涉及理论的应用分析和具体的现实问题分析。应用研究则是对理论的应用分析，在特定理论框架和理论结论指导下，对相应的具体现实问题进行分析。
　　确定了研究的标准和分类标准，我们还需要确定具体的研究方法。对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可以直接对研究过程和研究趋势进行全面的跟踪分析，也可以仅对研究成果进行分析，从对研究成果的分析中间接地推导出我们对研究现状的评价。前一种方法可靠性较高，但可操作性相对较差；后一种方法的可靠性不如前者，但可操作性相对较强。出于研究的方便，我们采用后一种研究方法，本文称之为“样本分析法”。
　　为了提高“样本分析法”研究的可信度，我们需要在样本选择上制定严格的标准。
　　所谓样本选择的标准，主要是指确定对象样本的版属及其取样范围和取样标准。本文的研究将对象样本的版属确定为主要的国际关系著作和译著、公开发表的典型学术文章和主要博、硕士论文。对于学术文章而言，我们以文章本身的选题和论文本身的研究水平为选择标准，主要从中国期刊网收录的、在国际关系类核心期刊 [6] 发表的文章中选取，选取的文章必须符合严格的学术规范和体例要求，非学术文章如访谈类、谈话类文章一般不予选取。内容明显重复或意思接近的学术文章和学位论文，一般只选取其中有代表性的一篇。
　　根据合作治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在我国兴起的时间，我们大约将著作和译著的取样范围限定在1996-2005年之间出版的中文版合作治理理论著作。
　　学术文章的取样范围限定在1996-2005年间中国期刊网收录的国际关系类核心期刊文章，其中主要涉及：[7]《世界经济与政治》、《现代国际关系》、《欧洲》/《欧洲研究》、《当代亚太》、《太平洋学报》、《美国研究》、《国际观察》、《外交学院学报》/《外交评论》、《国际论坛》、《国际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国外社会科学》、《东南亚研究》、《国际问题研究》、《拉丁美洲研究》、《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国外理论动态》等国际关系类核心期刊。
　　博、硕士论文的取样范围限定在中国期刊网收录的1996-2005年间的典型博、硕士论文（已经独立出书的论文除外）。[8]
　　
　　二、研究对象的选取与统计
　　
　　根据上述设定的样本选择标准和方法，我们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收集和甄别，剔除重复登录或以不同名义发表的文章，最后确定入选样本。我们将选定的样本――文章、著作、博硕士论文，分别根据上述的分类标准进行了分类，并分别绘制成三个表格。其中，表格1反映的是从中国期刊网上收集到的合作治理国际关系研究的文章及其分类，共有符合标准的文章114篇；表格2反映的是收集到的国际关系博、硕士论文及其分类，共有符合标准的论文38篇；表格3反映的是收集到的国内合作治理国际关系研究著作及其分类，共30部。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秦亚青在“实证主义与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一文中设定的标准，本文对评介性文章、论文和著作中“涉及原理论蕴含的假设、但本身没有提出自己假设的”，仍然计为具有理论假设，作为实证文章的一项判断标准看待。但是，如果一篇文章理论假设不明确，或者虽然有假设，但其假设从严格意义上说不可证伪，我们一律不算为具有假设，也不列入实证文章的类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我国的国际关系总体研究水平不高，我们对实证文章的选取标准也相对降低一些。一般而言，我们所说的实证文章，应该至少包含明确的假设和验证，否则，不记为实证文章（介绍性的文章稍有例外，如果一篇介绍性文章严谨地论述或评价了原实证理论的假设，即使其检验部分没有重点介绍，我们仍将其作为实证类介绍性文章看待）。
　　
　　下面，我们对上述表格中包含的国内合作治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现状的信息进行统计和介绍。
　　根据表格中记录的数字，1996-2005年这10年之间，在国际关系类核心期刊发表的、被中国期刊网收录的规范研究论文共约114篇，博、硕士论文38篇，具有一定影响的学术著作30部。
　　在总共114篇研究文章中，评价性文章有108篇，约占文章总数的95%；创新性文章有6篇，约占文章总数的5%。
　　在38篇博、硕士论文中，评价性文章有10篇，约占文章总数的26%；应用创新性文章有28篇，约占文章总数的74%。
　　在30部著作中，译著12部，占著作总数的40%；专著18部，占著作总数的60%。
　　在114篇研究文章样本里面，实证性有9篇，约占文章总数的8%；非实证性文章有105篇，约占文章总数的92%。在评介性文章里面，实证文章有8篇，约占评介性文章总数的7%；非实证文章100篇，约占评介性文章总数的93%。在创新性文章里，实证文章有1篇，约占创新性文章总数的17%；非实证文章5篇，约占创新性文章总数的83%。理论研究文章共有88篇，其中实证文章有9篇，约占理论研究文章总数的10%；非实证文章有79篇，约占理论研究文章总数的90%。应用研究文章共有26篇，其中实证文章有0篇，约占应用研究文章总数的0%；非实证文章有26篇，约占应用研究文章总数的100%。
　　38篇博、硕士论文中，实证文章8篇，占论文总数的21%；非实证文章20篇，占文章总数的79%。
　　在19部专著中，实证著作3部，占著作总数的16%；非实证著作16部，占著作总数的84%。
　　在114篇研究文章样本里面，理论研究文章共有88篇，约占文章总数的77%；应用研究文章共有26篇，约占文章总数的23%。
　　38篇博、硕士论文中，理论研究文章共有29篇，约占文章总数的76%；应用研究文章9篇，约占文章总数的24%。
　　在19部专著中，理论著作11部，占著作总数的82%；应用著作8部，占著作总数的17%。
　　在114篇研究文章样本里面，创新性研究文章共有6篇，其中理论文章有1篇，约占创新性文章总数的17%；应用研究文章共有5篇，约占创新性文章总数的83%。
　　在博、硕士论文和专著中，都存在某种程度的创新性和一定的开拓研究能力，但基本上都在现有的理论框架下徘徊，缺乏重大意义的创新和突破。
　　
　　三、当前研究的成就与问题
　　
　　通过上述对研究对象的收集、整理、甄别和分析，我们基本上可以对当前合作治理理论的研究现状做一总结。结论如下：
　　
　　（一）主要成就
　　从统计数据的情况来看，在1996年至2005年这10年间，中国的合作治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弱到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主要学术著作陆续被翻译和引进，一些具有中国学者自主知识产权的著作相继出版，[9] 一支由包括著名学者组成的学术研究队伍逐步形成，大量学术文章不断发表，一些具有一定质量的博、硕士论文陆续出现，共同见证着中国合作治理理论研究的发展和初步繁荣。
　　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合作治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基本上呈现出多维度和全面发展的趋势。从发表的学术论文来看，既有专门进行介绍和评价的评介性文章，也有在消化和吸收西方理论的基础上力图有所突破和创新的创新性文章；既有非实证文章，也有一定数量的实证文章；既有专门的理论研究和理论分析文章，也有根据已有的理论框架分析实际问题的文章。秦亚青的文章“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反思新自由制度主义”，[10] 代表了中国学者按照西方的实证研究标准分析理论问题的努力；时殷弘的文章“自由主义与美国对外政策”[11] 和苏长和的文章“中国与国际制度――一项研究议程”，[12] 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了中国学者在学习西方理论基础上做出的应用研究的努力。
　　从具体内容上看，合作治理研究也展现出丰富性的一面。
　　研究者通过对专著的翻译、介绍和分析以及出版自己的研究体会，使得合作治理理论的一些概念逐步得到澄清。例如，作为研究方法的自由主义，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可以被理解为这样一种研究取向：它着重解释单独的、自利的行动单位的行动；它不仅关注经济力量的重要性，也相信累计进步的可能性。[13]
　　由于不同学者对合作治理的偏好不同，他们对合作治理的坚持也有不同侧重，从而产生了不同流派的合作治理国际关系理论，如理想主义、制度自由主义、商业自由主义、共和自由主义、调节自由主义、复杂自由主义，阿克塞尔罗德的理性互动自由主义，以及罗西瑙的世界治理理论，等等。这些不同的合作治理理论分支，都被陆续介绍到国内。其中，介绍最多、影响最大的，当属以威尔逊为代表的理想主义和以基欧汉为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14]
　　世界治理、全球主义、多边主义、地区主义作为合作治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学者也有所涉及。例如，张胜军翻译了罗西瑙的《无政府治理》，对世界治理理论作了介绍。蔡拓则对“中国视角的治理理论”作了探讨。[15] 秦亚青强调了多边主义的理论和外交政策双重取向。[16] 朱立群指出了信任在多边和双边合作中的重要性。[17] 苏长和则看到了中国利用多边外交加速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18] 全球化的研究在国内也颇受重视，王逸舟是这一领域研究的主干力量。地区主义的研究也因东亚区域合作的兴起而受到关注，庞中英、肖欢容等一些学者都有这方面的文章和著作问世，此处不再一一赘述。[19]
　　以上这些研究和观点，丰富了中国合作治理国际关系理论的内容，为下一步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若干不足
　　中国当前的合作治理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从总体上看，其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而且存在的问题也比较突出。
　　首先，最突出的一点，就是理论的原创性不足。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国内学者发表的绝大部分文章都是评介性文章。在我们选择的114篇文章样本中，评介性文章有108篇，占到文章总数的95%；创新性文章只有6篇，仅占文章总数的5%左右。在博、硕士论文的取样中，应用类创新性文章虽然相对多了点，但绝对数量也嫌少。在专著的取样中存在着类似的问题。这反映出当前国内合作治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基本不足。系统地介绍国外的理论研究是必要的，也很重要，但是，在引进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和创新，用这些理论创新有效地指导中国的外交政策实践，才是我们进行理论研究的终极目的所在。[20]
　　其次，当前的研究面还显得比较狭窄，而且总体上文章的数量也不够多。国内的文章和著述，大部分集中于基欧汉身上，其他学者和流派的文章和著述数量不多，例如，阿克塞尔罗德的理性互动合作理论，国际关系理论界的文章极少。即便是对基欧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介绍，10年间出现的有一定深度和水平的介绍性文章也不到百篇，这对一个国家的学科建设而言，是很不够的。
　　再次，合作治理理论研究，与整个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面貌类似，缺乏有深度的和足够多的学术批评文章，这对整个学科发展很不利。从我们搜集到的文章来看，很少有专门的学术批评文章，只是从为数不多的国际关系研究的总体批评文章中，发现合作治理理论批评的蛛丝马迹。例如，张睿壮在他的三篇主要评论文章中，都对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现状、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了尖锐地批评，其中很多涉及到或适用于合作治理理论的研究。[21] 学术争论和学术批评是学科发展的推动力，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四次著名的大辩论。而在中国，这一现象还没有出现。
　　第四，实证研究不够，科学方法缺失。从我们的统计数据看，在总共114篇文章样本中，实证文章只有9篇，仅占文章总数的8%，非实证性文章占了绝大多数。而且，在评介性文章里面，实证文章就有8篇，约占实证文章总数的89%；在创新性文章里，实证文章只有1篇。[22] 这说明，这些所谓的实证文章，绝大多数是在评述原有的实证理论，真正独创性的实证研究很少。在博、硕士论文的取样文章中，实证文章所占的比例也不高。对专著的取样分析支持同样的结论。这突出地显示了中国合作治理理论研究中实证方法的严重缺乏。秦亚青、阎学通、张睿壮都曾撰文指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这一整体缺失，其中的批评同样适用于合作治理理论研究。[23]
　　第五，应用研究有待加强。在我们选取的文章样本中，理论研究文章占了绝大多数，共有88篇，约占文章总数的77%；应用研究文章只有26篇，仅占文章总数的23%。博、硕士论文中，应用文章的比例要高一些，但其绝对数量仍然很少。专著的研究也存在类似情况。这显示，目前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还多停留在理论叙述的层面上，对理论的应用性研究和分析还很缺乏。实际上，应用研究可能是最容易出新的领域，也是最容易产生新的理论见解的领域。相信在未来的研究中，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会大有作为。
　　
　　四、研究展望和发展进路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正处在起步阶段，存在一些问题是正常的，只要我们敢于和勇于正视这些问题，中国的合作治理理论研究就会大有希望。在未来中国的合作治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中国学者有可能在以下两个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其一，就是应用研究领域。在批判地吸收西方现有的合作治理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应用其基本概念、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对一些具体的现实国际问题进行分析，尤其是对与中国发展和外交实践密切相关的问题进行应用分析，可能会突破西方既有的研究内容和思路，产生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此外，这种对实际问题的研究，还可能进一步触发新的理论生发点，为构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找到突破口。
　　其二，在理论层面上，我们可能会在合作治理理论与建构主义理论的“融合”上做出一些独到的探索。秦亚青指出，合作治理理论，具体是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可能会出现某种“趋同”。首先是理论趋向趋同，这种趋同可能会出现在“国际治理”领域；其次是“核心信仰”趋同。“洛克的前社会和谐假定，康德的世界联邦，基欧汉的无霸权合作，温特的霍布斯、洛克、康德三种文化依次进化――这些理论都有一种基本的信仰核心，那就是人类的和谐是可能的。”“这就为两派理论的趋同创造了根本的条件。”[24]
　　当然，合作治理和建构主义的这种融合是有限度的。在理论建构的信仰支撑和本体假定上，在理论解释的目标层面，即实现国际政治的社会治理上，合作治理和建构主义都可能存在着交融的空间和渠道。但是，在理论推演的内在逻辑上，即合作治理的功利逻辑和建构主义的适当性逻辑，却是很难通约和彻底融合的，至少在目前的理论发展水平上是这样。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两大理论彻底融合的深层基础。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在两大理论的彼此接近、相对融合和深层互补上做出自己的理论努力。
　　
　　注释：
　　[1] 王逸舟：“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对成就与缺失的几点感受”，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4期，第10-12页。
　　[2] 苏长和：“自由主义与世界政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7期，第15-20页。
　　 [3] 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2-283页。
　　[4] 有些论文虽然提出了问题，但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导致具有因果关系的假设，则不归为研究问题。
　　[5] 根据秦亚青文章的标准，系统数据包括量化数据和非量化数据。量化数据包括原始数据和经过统计方法处理过的数据。非量化数据包括定性分析使用的系统数据，如历史数据。我们对使用历史方法的论文采用了一个标准，即只有使用第一手资料超过注释中半数以上的才可以算作系统数据。
　　[6]《（2004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列举的国际政治类核心期刊主要有：《世界经济与政治》、《现代国际关系》、《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欧洲》（改名为《欧洲研究》）、《国际问题研究》、《当代亚太》、《国外理论动态》、《美国研究》、《当代世界》、《西亚非洲》、《东欧中亚研究》（改名为《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国际展望》、《国际论坛》、《国际观察》、《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和平与发展》、《拉丁美洲研究》、《日本学刊》、《东南亚研究》、《国外社会科学》。
　　[7] 以搜索到的文章的先后顺序为序。
　　[8] 中国期刊网关于博、硕士论文的统计数据是从1999年开始的，本文样本随此取样。
　　[9]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译本是在1992年；王逸舟的《国际政治析论》最早在1995年出版。这两部著作的出现，都是国内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事件。
　　[10] 秦亚青：“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反思新自由制度主义”，载《外交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第40-47页。
　　[11] 时殷弘：“自由主义与美国对外政策”， 载《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6期，第34-37页。
　　[12]苏长和：“中国与国际制度――一项研究议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10期，第5-10页。
　　[13] [美]罗伯特•基欧汉著，门洪华译：《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自由主义、权力与治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6-87页。
　　[14] 苏长和与门洪华等人对此作了很多介绍和分析。
　　[15] 蔡拓：“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与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第94-106页。
　　[16] 秦亚青：“多边主义研究：理论与方法”， 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0期，第9-14页。
　　[17] 朱立群：“信任与国家间的合作问题――兼论当前的中美关系”， 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第16-20页。
　　[18] 苏长和：“发现中国新外交”， 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4期，第11-16页。
　　[19] 王逸舟：《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王逸舟：《全球化与新经济》，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年版；王逸舟：《全球政治和中国外交：探寻新的视角与解释》，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王逸舟：《探寻全球主义国际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庞中英：《全球化、反全球化与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肖欢容：《地区主义理论的历史演进》，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等等。
　　[20] 在一些介绍性文章中，对理论本身的理解也存在偏颇，这也是一些文章不被选入的原因。
　　[21] 张睿壮：“关于几个重要国际关系术语中文译法的讨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0期，第69-74页；张睿壮：“与发达国家对比中看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差距”，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期，第22-23页；张睿壮：“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存在的若干问题”， 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5期，第70-73页。
　　[22]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所谓的实证文章，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仍有一些根本算不上实证文章。
　　[23] 秦亚青：“实证主义与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张睿壮：“关于几个重要国际关系术语中文译法的讨论”；阎学通：“国际关系研究中使用科学方法的意义”， 上述文章均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 年第 1 期。
　　[24] 秦亚青：“译者前言――国际关系理论的争鸣、融合与创新”，载[美]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编著，秦亚青等译：《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简介：外交学院讲师，博士，北京，100037）
　　收稿日期：200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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