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传统婚俗【非传统安全问题：中俄安全合作的新视角】

　　摘 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加速发展，非传统安全问题已越来越有超越传统安全之势，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中俄两国同时面临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挑战，目前，两国尤其应从战略高度加大政治和外交资源投入，积极应对迅速增大的非传统安全挑战，并共同寻求建立应对这种挑战与威胁的有效机制。双方在此领域的合作已取得一定进展，今后的合作将具有更广阔的空间与前景。?
　　关键词 非传统安全 中俄合作 国际机制 构建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6)03-0036-40
　　
　　冷战结束后，中国和俄罗斯在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已取得了众多富有成效的进展，如圆满地解决了双方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划定问题､共同创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初步实现了两国在东北亚和中亚地区安全合作的规范化与制度化，2005年8月两国军队还实施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而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中俄却程度不同地面临着各种形式的威胁与挑战，如经济安全､中亚地区的恐怖主义､毒品买卖､武器走私､资源环境､跨国犯罪等等。此类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消除，从根本上需要中俄继续拓宽两国安全合作的视角，并努力寻求建立对应的长效合作机制。
　　
　　一､中俄两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挑战
　　
　　自冷战结束以来，东南亚金融危机､“9?11”恐怖袭击､非典疫情及印度洋海啸等事件的发生均已表明，非传统安全问题已逐步超越传统安全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传统安全主要是指国家的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主要强调的是依靠传统军事力量和战争手段来应对威胁。而非传统安全则主要涉及经济､文化､科技､社会和环境等对国家安全造成实质影响的意义广泛的人类生活诸领域，这些逐渐突出的､发生在战场之外的安全威胁被称为“非传统安全威胁”。 [1]与传统安全威胁相比，非传统安全威胁具有非国家性､非军事性､跨国性､突发性和关联转换性等特点。[2]非传统安全威胁因具有上述特点必将会扩展成为国际性､世界性的问题，同时还会和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也有可能引发国家间的冲突，甚至是战争。
　　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中，中俄两国各有各的因难与问题，面临威胁的种类和程度也有所不同，但也有相同或相似的安全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有：
　　民族分裂主义与恐怖主义威胁问题。中俄两国均面临着民族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威胁。从中方看，对我国国家安全构成危害的民族分裂主义主要是来自新疆､西藏等地的“东突”和“藏独”分裂势力，它对我国民族地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危害。同样，在俄罗斯车臣地区也存在着民族分裂势力，他们与境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恐怖分子相勾结，企图达成从俄领土分裂出去的政治目的。在实施手段上，恐怖主义势力在俄､中境内发动了多起危害严重的恐怖袭击和劫持人质事件。此外，在中亚地区包括民族分裂主义在内的“三股势力”也甚嚣尘上。近年来在美国的策动下，该地区还伴随着一系列“颜色革命”的发生，这些都对俄罗斯南部和中国西北部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地区发展造成了重大威胁。
　　经济安全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资源与市场争夺日趋激烈，国家经济安全风险也在加大。从中国方面来看，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参与国际和地区事务逐步增多，经济发展比较迅速，经济总量显著提高，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国际地位有所提高。但同时国内还有不少问题没有根本解决。从长期来看，中国内部经济安全存在着金融风险､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大､重要战略物资短缺､存在着分配不均与贫困化等问题。从俄罗斯方面看，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几乎下降了50%，经济总量较低，俄罗斯的进出口结构严重不合理，外国直接投资锐减，资金外逃严重，内外债急剧增加，科研支出不断减少，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也在逐步减弱。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经济虽然出现了连续多年的持续性增长，但专家们普遍认为，俄罗斯经济所面临的根本性问题还没有解决，经济结构不合理，对石油和初级原料出口过于依赖，还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经济增长机制。更为重要的是，由于长期受到计划经济的影响，俄罗斯参与经济全球化能力较弱，使其爆发大规模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增大。[3]
　　能源安全问题。作为经济安全中的重要领域――能源安全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在石油进口方面，我国有一半以上的进口石油来自局势动荡的中东地区，能源供应受不确定因素影响较大。因此，稳定国家能源供应，增加能源进口渠道，建立国家能源战略储备已成为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关键所在。俄罗斯是世界上的能源大国，也是世界油气生产与出口大国，其石油的产量不仅能自给自足，而且还能大量出口。但俄罗斯经济对石油等初级原料出口的过分依赖也同样也存在着危险。作为石油开采主要供应国之一，俄罗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欧洲和亚太地区能源形势的左右，并有可能沦为能源消费国能源供应商的角色，这显然也与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不符。如俄国内舆论就有着俄将成为中国的“原料附庸国”的言论，担心中俄输油管的建造会束缚俄石油出口政策的“手脚”。[4]此外，俄石油､天然气工业还面临着缺少资金､勘探规模减少､开采条件恶化､出口稳定性受国际市场和价格波动的影响等问题。
　　人口安全与移民问题。人口安全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规模适度､结构合理以及流动有序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不但可以充分满足该国或该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对人才资源的需要，而且也有利于实现该国或该地区的社会､政治稳定。[5]当前，我国所面临的人口难题主要表现以下这些方面：人口规模日益增大，人口的膨胀给资源和环境带来沉重的压力；在人口结构上，人口迅速老龄化带来的供养问题给国家财政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人口跨国流动带来的非法移民问题，部分经济犯罪分子以合法身份外逃或在国外从事非法活动，威胁着我国的金融安全并助长了经济犯罪，进而危害我国政治安全和对外关系。从俄罗斯方面看，其人口总量则在不断减少，其人口死亡率早已大于人口出生率。据俄国内人口专家们预测，到2050年，俄人口将由目前的1.47亿下降到1.3亿，为此，仅仅为了维持目前数量水平的人口与劳动力，俄就需要1700万移民。[6]俄东部地区的人口形势更加严峻，人口稀少，劳动力严重不足。近15年来，远东居民总数已减少100多万，根据2002年10月全俄人口普查的初步资料，远东人口已降至670万。[7]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劳动力的过剩和俄罗斯劳动力的短缺尚未形成一种良性互补的关系，相反在俄境内存在着所谓中国“非法移民”问题，进而在俄国内引发“中国威胁”的言论。
　　环境与水资源安全问题。工业文明发展､积累到一定程度，工业增长与环境之间的矛盾就会越来越突出，它在为人们创造各种财富和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污染和公害。在我国，一方面，庞大的人口对生态环境造成了重大持久的压力；另一方面，先发展后治理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也使生态环境遭受了巨大的冲击和破坏。俄罗斯的环境问题也比较严峻。要特别提出是，2005年11月下旬中国境内发生的松花江污染事件，凸显了中俄两国共同面临的环境与水资源安全问题的严峻性。黑龙江流域涵盖中国､俄罗斯､蒙古和朝鲜四国部分领土，由于经济开发和工业发展，这一流域的生态环境破坏越来越严重，黑龙江特别是其支流松花江的水质污染较严重。因此，黑龙江流域生态环境的治理已成为中俄两国的当务之急。
　　
　　二､非传统安全与21世纪初中俄的国家安全战略
　　
　　面对国际安全形势的变化和共同面对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中俄两国的安全观念均发生转型，各自提出了非传统安全观念，并规划了新世纪初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国明确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中国倡导的安全观是在吸收共同安全､相互安全､合作安全､综合安全和集体安全等安全观念的合理因素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为此，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也发生相应转变，一是摈弃冷战思维，重视非军事力量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与作用，突出强调经济因素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战略地位，“从军事压倒一切的高度紧张状态中放松､解套”[8]，认识到非传统安全威胁已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战略性威胁；二是寻求维护国家安全的新方式，认为以武力方式难以解决国际争端与矛盾，难以营造持久的和平，在全球相互依赖的条件下以国际合作寻求国家安全是大势所趋，对话与合作将成为寻求安全的重要途径。新时期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兼顾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在继续重视传统安全挑战的同时，从战略高度加大投入，积极应对不断增大的非传统安全挑战。
　　在国际安全的新形势下，俄罗斯也对传统安全观进行了自己的思考，[9]提出了新见解。1999年10月，俄联邦安全会议通过了《俄联邦国家安全构想》，对俄罗斯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作了评估。报告将个人安全和社会安全同国家安全一起都纳入了安全主体的范围，强调安全主体多元化；将恐怖主义､社会分化､民族矛盾､经济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内容纳入了国家安全范畴，强调安全内容的综合化；注重军事手段和非军事手段的综合运用，不再一味地突出军事手段的作用，强调维护安全手段的多样化。[10]俄罗斯尤其突出了对国内安全问题的关注，特别是对国家经济安全的高度重视。为此，俄罗斯1996年专门制定了俄罗斯历史上第一部《国家经济安全战略》。俄还认为，国际安全与国家安全相互影响，具有互动性，应建立各种保障安全的合作机制，通过国际合作来维护国家安全。普京政府时期的国家安全战略又有所调整，在传统安全威胁的问题上采取更为灵活的态度，将重点放在国内现代化建设以及相应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上。
　　中俄两国的安全观念发生的历史性转型，两国非传统安全观念的提出及安全观念的日益趋同，为新世纪中俄两国在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框架内积极参与和完善国际安全机制､主导并推动区域安全机制和双边安全机制建设与发展奠定了新的理论基础。同时中俄两国间广泛而共同的安全利益，是构建多边和双边安全机制的现实需要和物质基础。
　　
　　三､构建中俄非传统安全合作机制的探索与实践
　　
　　国际机制是指“有关国际关系特定问题领域的､政府同意建立的有明确规则的制度”。[11]随着世界相互依赖程度的日益深化，国际合作也日益趋向规范化､制度化，国际机制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也受到非传统安全观的重视。2005年7月中俄两国元首在莫斯科共同签署了《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12]集中表达了两国对一系列国际重大问题特别是新型安全问题上的一致或相似的看法，并表示在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新威胁､新挑战方面加强互利合作的愿望。目前，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框架内双方在全球､地区和双边领域进行了机制化合作的有益探索与尝试，有力地推动了中俄安全合作的进程。
　　首先，从双边层次上看，中俄全面落实《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加强在经济､政治､科技､军事､文化等多领域､全方位合作，共同推动双方睦邻友好合作向制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增强两国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的能力。在经济领域，两国建立了总理级定期会晤机制和政府间的经贸合作机制，推动和促进两国经贸合作中金融､外汇､银行､税收等具体机制运作，加强大型合作项目､大型公司合作､企业与民间贸易和边境贸易的政府协调与管理机制设计与发展。在能源领域，两国的合作是经济合作中的重要领域。中国需要俄罗斯的能源，俄罗斯需要中国的市场，双方互补性强，为最终在能源合作领域达成双赢的目标，两国应加强理解与沟通，形成一个比较成熟的能源合作机制。中俄两国在输油管道工程建设､远东地区油气资源勘探与开发，边境地区的电力合作，和平利用核能等方面签署了一系列的长期合作协议，初步形成了一种互利互惠的合作机制。移民问题上，针对“中国威胁论”的泛滥，中俄两国政府和地方政府可以开展对话与合作，增进彼此的了解与信任，消除中国人在俄公众中的负面影响。在边境事务上积极开展具体合作：包括人员过境管理､共同打击非法移民与跨国犯罪，寻求建立移民管理体制，使移民管理正规化､秩序化，加强双边司法互助和国际刑警协助，设立引渡､警官联络处等协调机制。环境安全问题上，中俄合作也已刻不容缓。特别是近期中国松花江污染事件的发生突显了中俄加强环境保护领域合作的紧迫性。近年来，中俄双方特别关注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生态保护､污染状况和水质问题，双方相关部门的专家已经开始制订界河水文状况监测与保护的协定草案。2005年初双方已实施了界河水环境联合监测工作，联合治理的合作已开始启动。两国原则上达成了协议，在中俄政府首脑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成立环境保护合作委员会。
　　其次，从区域层次上看，中俄合作共同创建的“上海合作组织”的安全机制作用逐步增强，为开展区域性安全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有助于加强中俄在地区安全合作中的主导地位。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是体现中俄两国新安全观的重要标志性成果。该组织建立在最初用来针对传统安全威胁的“上海五国”合作机制基础之上，目前其合作机制的主旋律是以打击和防范“三股势力”为主的地区安全合作。2001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后，六国元首签署发表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做出法律上的定义，为联合打击“三股势力”奠定了法律基础。2002年6月六国元首又签署了《关于地区反恐怖机构的协定》，决定正式建立上海合作组织反恐合作机制。近两年来，在中俄两国的推动和主导下，有关各国加快了上海合作组织机制化建设步伐，先后在北京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在比什凯克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总部，启动了地区反恐怖机构执行委员会。2003年8月上海合作组织首次举行了以反恐为主题的多边联合军事演习，震慑了“三股势力”。同时上海合作组织近两年也逐步开展了区域经济合作，在油气开发､油气管道建设､石油化工､水电开发､矿产勘探开发以及其它领域加强了合作。此外，在东北亚地区，尤其是在解决朝鲜核危机问题上，中俄两国进行了良好的协调，共同推动多边解决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今后中俄两国应进一步加强地区安全合作与协调，增强中俄在区域性安全合作机制中的主导地位。
　　最后，从全球层次上看，中俄在全球性安全合作机制中发挥战略协同作用，增加“中俄因素”。就全球层次而言，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国际机制是联合国。中俄两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借助联合国安全机制的合作在全球范围内发挥大国影响力和相互协同的作用，逐步增加该组织中“中俄因素与份量”，以维护自身的安全与利益。国际恐怖主义是世界的公敌，与国际恐怖主义作斗争是中俄两国的共同利益。中俄两国全面参与了全球性的反恐合作机制，积极支持和推动联合国和安理会在国际反恐合作中的主导作用，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加强对话并予以相互支持。既要加大对国际恐怖主义等威胁的打击力度，又要注意防止以反恐为名推行国际霸权主义和地区霸权主义。中俄还应依据《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及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发挥其“负责任大国”的作用，共同维护国际不扩散机制的有效性，在应对全球问题挑战的合作中共同反对单边主义行为，增强中俄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争取有所作为。同时中俄应积极参与到联合国改革的进程中，推动其完善和发展，把中俄在全球范围内的安全机制化合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总之，在新世纪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相互交织的客观形势下，中俄两国应与时俱进，不断充实和完善新安全观，共同构建中俄两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机制，进一步发展､完善和加强双边､区域和国际合作机制下的对话､协调与合作，以更好地维护两国日益扩展的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
　　
　　注释：
　　[1] 王逸舟：“重视非传统安全研究”，载《人民日报》2003年5月21日第7版。
　　[2] 余建华：“上海合作组织与安全观”，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沪)2005年第3期。
　　[3] 参见王树春：《冷战后的中俄关系》，时事出版社，2005年1月，第102-105页。
　　[4] ?С.Лузянин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вⅩⅩⅠвеке，”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05 г. №.5， с.61-70.
　　[5] 陆忠伟：《非传统安全论》，时事出版社，2003年11月，第427页。
　　[6] ?С.Лузянин，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вⅩⅩⅠвеке，”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05 г.， №.5， с.61-70.
　　[7] http：//www.logistics.ru/9/10/i20-1102.htm
　　[8] 陆忠伟：《非传统安全论》，时事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91页。
　　[9] 参见?Торкунов А.，?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992-1999，М.： РОССПЭН， 2000 г.
　　[10] 参见“Концепц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езависимое вое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14 января 2000 г.
　　[11]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 P.4.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二十一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京)2005年7月2日。
　　
　　(作者简介： 袁胜育：华东师大俄罗斯研究中心副教授；韩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专业2004级硕士生，上海，200062)
　　
　　收稿日期：200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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