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临终关怀22年蹒跚前行】蹒跚前行

　　北京，京通快速路上的车流就如同这个城市的节奏，快速而繁忙。在双桥出口附近，掩映在绿树中的松堂关怀医院，却是这个城市的特殊所在。优死：生命末期不带遗憾 　　2楼的一间病房里住着9位老人，最小的75岁，最大的93岁，正是中年吃饭时间，除了一位老人支起了身子坐在床上自己吃饭外，其他的人全部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窗外的明媚阳光似乎与他们无关。护理人员正在给一位老人喂饭，她同老人们住在一个房间，24小时陪护，隔2个小时要帮不能自理的老人翻一次身。
　　住在松堂医院的老人有95％是被各大医院定性为“生命末期”的人，平均年龄82岁。这家成立于1987年的民办医院是中国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在医学上，“临终”有着严格的定义：“指人在医学上已经被判明无法治疗，将在3－6个月内死亡的一段生命旅程。”22年来，这里平均每三天就要送走一位老人，总共送走了2万多位老人。
　　“我们这里的老人一般都是脑萎缩、癌症晚期等，医院不收他们了，家人没有精力照顾他们，换了很多个保姆，有的褥疮都到了重度。”年近60的李伟是这家医院的创办人，他被称为中国临终关怀第一人，“我们中国人总是在强调优生，又是胎教又是营养的，但却避讳死亡，从来就没有优死的观念，而临终关怀就是优死，维护一个人在生命最后阶段的尊严，让每一个人都不要带着遗憾死去。”
　　
　　方法：尽量少给病人用药
　　
　　松堂医院有医生20多人，但治疗疾病并不是目的，“临终关怀的目的是通过提供缓解性照料、疼痛控制和症状处理来改善个人余寿的质量”，其伦理原则是“不以延长生命为唯一目的，而以减轻身心痛苦为宗旨”。所以松堂医院至今也不是医保定点医院，老人们用的药一般都由家人去医保定点医院开。
　　李伟是北京市医学伦理学会的会员，“现在我们医生，即使是一些最大的三甲医院的专业的专家学者，他们明明知道病人是不可逆转的，比如癌症扩散了，脏器衰竭了，或者人彻底衰老了，他们明明知道不可逆转，但是他们在干什么呢?使用大量昂贵的药品，采取各种冒险的措施，身上插满各种管子，给病人造成了非常多的痛苦，临死亡的时候非常痛苦，也造成了巨大医药资源的浪费。我们是尽量少给病人用药，提高他生命最后阶段的质量，愉快地走完人生。”
　　“上个月来了一位老人，癌症晚期扩散转移，已经在床上躺了3年，现在他可以拄着拐杖走路。”李伟说，这样的例子很多。
　　
　　诉说：别害怕，我们陪着您
　　
　　在进入松堂医院的老人中，有九成都是在这里离开人世，要提高老人们生命最后阶段的质量，愉快地走完人生，首先就是要让老人们融入新的大家庭。
　　“董爷爷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军人，乐队的指挥。他们家住四层楼，有上下夜班的，只要楼道里一有声音他就开始骂，楼里的人都希望他搬出去。送到医院第二天他就开始闹腾。李伟介绍说，“董爷爷参加过抗美援朝，团级干部，管别人管习惯了。退休以后，社会把他淡忘了。我们组织全院病人发选票，说这个老领导是乐队指挥，让他当我们的厅长(医院活动大厅)吧。大家都选他当厅长，从这以后他不但不打人。谁要声音大点，有什么不礼貌，他就去管。”
　　“有位奶奶是中国地质大学第一代女大学生，是一名勘探队员，得了严重的糖尿病。老人家性格内向，医院里搞活动、唱歌什么的，她都不参与，心情特别不好。我就想奶奶当了一辈子勘探队员，《勘探队员之歌》肯定会唱，所以要求奶奶给志愿者们唱《勘探队员之歌》，当她唱起这首唱了一辈子的歌时，她就成为我们大家庭的一员了。”
　　松堂医院有一个规定，无论病人身边有无亲人，在临终的时刻，必须有医护人员握着临终者的手，并且不断地在他(她)耳畔轻轻地坚定地说：“别怕，别怕，我们陪着您。”
　　
　　护理院进退两难
　　
　　同样在北京北郊一所取名“凤凰”的临终关爱护理院收治的，大多是失能(失去生活自理能力)老人。据民政部的统计，目前，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超过1.49亿，大约3000万以上的老人需要不同程度的家庭护理。其中，失能老人已经达到940万。
　　尽管社会养老在中国已经不是新鲜事儿，但在信奉“养儿防老”的中国，把失能老人送进养老机构仍是很多家庭不得已的选择。
　　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吴明曾撰文称，对于失能程度较为严重的老年人而言，家庭护理的成本高于机构护理，而且机构式护理可以提供24小时的服务。
　　吴明曾对317位老年人进行的调查显示：82.56％的老人愿意在家养老，和亲人在一起；剩下选择机构式护理的老年人，有42.45％的人是因为“不愿意给家人增加负担”，15.49％的人是“家人太忙没有时间”。
　　但机构护理的唯一问题是缺乏亲情。这意味着，离开亲人的老人们必须适应护理机构孤独而标准的集体生活。
　　几年前霍淑荣的父亲霍伟患老年痴呆症后脾气暴躁，身边离不开人。五个儿女合计着，让老人在养老院里有人全天照顾着，或许能更好地度过晚年。
　　可是，找一家符合要求的养老院并不容易。有的地方条件很好，却不收有精神障碍的、不能自理的老人；有些地方收治老人，但每月费用动辄过万{一些条件和价格都能让家属接受的，却存在现实问题：敬老院只提供生活护理，不具备医疗护理，很难满足老人的治疗需求。
　　霍淑荣说，儿女们都为父亲的养老去处奔波过，最后她选定了一家较有名气的护理院，条件不错、价格合适，离自己住的地方也很近，刚开始她还挺高兴：“有时候我一天去看他两三趟，和家里差不多。”
　　去得多了，霍淑荣发现，真想让老人住得舒服，除硬件设施外，护理工作也不容忽视。
　　她发现，一些护工要照顾三四位老人，经常把老人放在上厕所的凳子上去忙别的事情，说不准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这也不怨他们，在护理院干活钱少，事情又多，想让他们像自己家人似的照顾老人也不可能。”
　　不过，父亲总是抱怨护工，“她老抽我”，“一尿床她们就打我”。尽管霍淑荣明白父亲糊涂后说话未必是真的，“再说了，即使在家照顾，有时也免不了磕磕碰碰。”不过，她还是在养老院另觅了一个“放心的”男护工，再私下给护工每个月100元钱，就指着他能对父亲好点儿。
　　在入住养老院24天后，79岁的霍伟起床时心脏骤停。逝者已矣，更让霍淑荣担忧的是未来：“我本打算以后和朋友结伴去养老院，可这事过后我真有点害怕。不过我只有一个儿子，以后让他伺候又不忍心。”
　　霍淑荣只盼着，将来国家要能出台一项政策，把所有护工都培训、分级上岗，她就安心许多。
　　事实上，对护理院来说，找护工也是件烦心事儿。主要是人来了，能不能做好这份工作以及能否留下来?“凤凰”的老总袁延京指着一张巨大的照片对记者说，“她们走得就剩一个了。”照片上是大半年前，七个穿着白衣的年轻女护工，站在皑皑白雪中。她们在“凤凰”待得最短的，还没有坚持到一个月。
　　对于袁延京来说，“凤凰”的日子非常难过。他甚至怀疑自己当初的判断和是否有坚持下去的必要。按照袁的账目，“凤凰”一个月的房租得8万元，加上3.5万的人头费和7万多的水电煤气费，七七八八算一起，至少得12.5万元。这需要50个老人入住才能达到盈亏平衡。然而，“凤凰”从来也没有达到过这个数字，有时候十几个人，有时候二十几个人。“每天一睁开眼，就意味着好几千元没了，确实是挺可怕的事儿。”他曾经希望政府能够补贴一些。
　　然而，这个冬天对民营企业性质的“凤凰”并不乐观。瞻念前途，袁延京看着天花板说：“最多坚持到明年春天，如果还不见改观，就没有更多的钱可以砸进去了。”
　　这个消息对家属和老人来说也是糟糕的。它意味着，即使是这个不那么如意的地方也可能没有了。他们必须寻找下一个“栖息地”，而那也不是一段容易的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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