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时代 [亲历生产队时代的“吃”]

　　 　　青少年时代，我生活在冀中平原上一个最普通小村庄：南刘庄生产大队，属于保定专区，蠡县洪堡公社。大队一千多口人，分成十来个生产小队。那时代的南刘庄，村民都以种地为生，与外界交往不多，民风纯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敲钟上工，日落而息。这里，我就从1958年的吃食堂说起，说说刘庄人“吃”的变迁。
　　晚清、民国时这里的农家吃食，可以看齐如山先生《华北的农村》一书，因为齐先生是高阳县人，和蠡县是邻居，两处的农家生活是完全一样的。这里继续齐先生的话题。
　　
　　食堂初建
　　
　　“食堂”这个词，最早是从一群聊天的妇女嘴里听到，大意是说，要吃食堂了，不用刷锅做饭了。话里流露的是新奇、盼望。最初食堂的确给人们带来了兴奋、满足，食堂的饭敞口吃，几百口子人挤在一个大院里，边吃边聊，很有意思。
　　一般午饭吃干的，多是棒子面或高粱面窝窝头，盛在一个大笸箩里，抬出来放在院子当中，两只水桶盛菜汤，也放在一旁，吃多少拿多少。有几分像今天的吃自助餐，个个吃得肚皮鼓鼓的。晚饭喝粥，还有熘山药，就是煮得稀软的红薯。晚饭开得晚，黑暗中弥漫着棒子面粥的香味，院子里一大片蹲着的黑糊糊的人影，很远就能听到混成一片的“吸溜”声。粥烫人急，喝起来要有些技巧，手捧大海碗，连筷子都不用，嘴在碗沿转圈喝，准确说应该叫吸，把嘴嘬起来，连空气带粥一起吸进嘴里，因此发出响亮的“吸溜、吸溜”声。挨着碗沿的粥凉得快，温度略低一些，吸进的空气也起着冷却的作用，这样就能吃得快一些，吃伙饭，速度是很重要的。孩子们故意把嘴嘬得更小，吸成“吱――吱――”响声，一时间声震夜空。
　　吃饱了，临走再拿几块熘山药，边走边吃，孩子们吃几嘴不吃了，一甩手扔到房顶上，更有好玩的，使巧劲把山药摔在墙上，名曰摔蘑菇。只是到了第二年，吃不饱了，又到房上把晒干的熘山药拣下来，摔在墙上的山药也用棍子捅下来，重新吃它。
　　农忙时节，晚饭后还要干活，这是大跃进的年代的特色。干完活夜深了，肚子也叫了，因此还有一顿夜宵，这夜宵只有干夜活的劳力吃，老人、孩子早睡下了，没有份。某个时段夜宵总吃豆腐脑。当地有高粱间作黄豆的传统，黄豆熟了收获不及时，豆荚暴开，豆子掉在了地上，一场雨过后，地上的黄豆泡涨了。发动小学、幼儿园的孩子们把泡涨了的黄豆捡回来，队里现成有歇业的卖豆腐脑的手艺人，把泡涨的黄豆磨浆做成豆腐脑。孩子们大多没吃过这美食，听大人讲起来，馋得流口水。当然，真要坚持吃的话也不一定不让吃，只是孩子们都难熬夜晚的困乏，早早就躺在炕上不动了。
　　1958年风调雨顺，地里的草长了半人多高。凡草长得好的年头都是好年景。可是1958年的收成并不好，青年人大都上了水库工地，在家的人个个“磨洋工”（怠工），尽管墙上的标语尽是“鏖战”、“夜战”“多快好省”的字眼，劳动效率还是奇低，庄稼大都被草“吃”了，收秋又是丢三落四，到了冬天，地里还有没收获完的庄稼。不清楚当年的公粮究竟缴多少，反正装到仓库里的粮食太少了。加上食堂管理粗放，泼洒浪费比比皆是。因此，在食堂里敞口海吃的情景，维持了不足一年时间，就一去不复返了。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生产队的食堂好景不长。从敞口吃改成了定量吃，开始每顿三个窝头到每顿两个窝头，后来竟只给一个，这是成年人的定量。五六岁的孩子给“三分”窝头。这样的孩子以后上学，学分数理解的特别快，老师一讲到十分之三，马上想到了当年的“三分”窝头。吃定量可以把饭打回家里来吃。孩子三嘴两嘴“三分”窝头就进去了，眼睛眨巴眨巴望着大人手里舍不得下咽的窝头，大人只有掰下一块递给孩子。
　　当年人们的饭量都特别大，小伙子一顿吃四五个窝头是正常，七八个也能吃下去。有菜汤、咸菜佐饭就是奢侈了，多数时候都是干吃窝头喝凉水。没有菜的参与，对窝头的味道体会得更清晰、更深刻，那棒子面的窝头越嚼越香，回味无穷。只是人身体的营养来源只有主食一种渠道了。
　　
　　吃不饱了，打饭就成了人们一天当中最为期盼的事情，一群光屁股的孩子，吃完早饭，就拿着“芊子”（芊，读做浅。芊子是一种用高粱杆编成的笸箩，当地人专门用来盛饽饽），到食堂打中午饭，把芊子放在地上代替人排队。每天上午，食堂门口一条用芊子排成的长长队伍，成了一大景观。
　　渐渐窝头没有了，改吃“淀粉”。此淀粉非彼淀粉，是用山药蔓或棒子核等为原料做成的，不知哪位高人借用了这美好的名字，反正不是农民，那时候的农民，还没有人知道淀粉是什么东西。做法不复杂，把原料烘干碾碎，用粗罗筛过，掺上少许棒子面做黏合剂，合成面团后还是太松散，捏不成窝头，只能两手团一团，弄成圆不圆扁不扁黑不溜秋的东西，上锅蒸熟即可。这东西吃在嘴里满嘴是渣，一股浓浓的中药味，难以下咽。几种淀粉中，山药蔓做的还略微好吃一些，除了中药味以外，竟略有一丝甜味。每顿饭两个淀粉团，搭配两个熘山药，山药成了佐饭的菜，吃一口淀粉，再吃一口山药送下去。讲究一些的人家，把淀粉团打回家以后，搓碎，上锅烙干，这样吃起来中药味略淡一些，还有酥脆的感觉。
　　挨饿的滋味最不好受。“吃”成了人们生活中唯一追求的目标，凡是能入嘴的东西，都往嘴里塞。一开春，耕地翻出上年落下的山药，虽然一冻一化已经变了质，味道苦、颜色黑，但擦擦土就吃进嘴里。野菜长出来了，孩子们整天拿着口袋在地里转悠，寻觅簇簇柳、面条棵、青椒菜，野菜不能生吃（苣苣菜又叫苦菜，可以生吃，但不能代替主食），要拿回家里，用开水煮熟，放些盐，就是一顿美食。秋天，地里可吃的东西太丰富了，生山药、生棒子、生北瓜、生西葫芦、生茄子、生萝卜等等。其中，生山药、生茄子最为好吃，后来能吃饱了，偶尔还弄两个尝尝鲜，生茄子就大葱，是难得的佳肴。秋天的庄稼地，是饥饿人群的天堂。秋后，能吃的东西越来越少，一群妇女在场院打棒子，抓起一把生棒子粒捂在嘴里，嘎崩噶崩地嚼。冬天，一群孩子，用铁丝穿着白菜疙瘩（白菜的根茎）在火上烧，烧熟一层啃一层。人们逮住麻雀烧麻雀，逮住老鼠烧老鼠，这是真正的美味。
　　人们闲聊的话题只剩下一个，就是“吃”。某人讲起前一天，裤腿里装了一根萝卜（上些年纪的妇女时兴把裤腿脚扎起来），偷偷带回家，村口有“护秋团”，凡回家的人都要搜身，此萝卜竟没有被搜出来，晚上用半锅水煮萝卜片，一家人每人一大碗，连汤带水吃了个不亦乐乎，讲的人津津乐道，听的人满脸的羡慕。当年，不肯偷吃食的人极少。
　　故事发生在1959年到1960年，后来，人们“胖”、瘦反差极大，瘦者骨瘦如柴，孩子们两条细腿支着一个大肚子，再往上是长长的脖子挑起一个大脑袋；胖者胖得眼睛只剩下一条缝，其实不是胖，是极度营养不良导致的浮肿，胖胖的脸上，一按一个坑，许久不能平复。年老体弱者，大部分没有闯过来，埋死人经常发生，用家里装衣服被褥的躺柜装起来，几个人抬出去埋了就完了。没有鞭炮，没有唢呐，少有哭声，也没有几个送殡、看热闹的。从1958年到1960年，出生的孩子极少。即使出生了，一般也活不下来，生了孩子的女人都没有奶水。例外当然也有，我的一个本家弟弟，生下来是家人用熘山药抹到嘴里喂活了，如今也快五十岁了，竟胖的像水桶，并且是真胖，不是浮肿。
　　有一点题外话不得不说，吃了集体食堂，生产队长的权力从生产领域扩展到了生活领域，因此又多了一项管理措施，但凡哪家人，有不服从劳动分配、或逃工、或怠工、或偷食、或不明原因惹了队长不高兴，立即惩罚――“卡饭”，就是不让一家人吃饭。这措施简单快捷有奇效，比后来的罚款甚至拘留还有效得多。
　　
　　走出饥馑
　　
　　熬到了1961年，生产队的食堂终于解散了，队长也被撤职了，这都是大快人心的事。人们把挨饿、受罪的原因都归结到队长头上，以前是敢怒不敢言，现在村里来了大学生工作组，组织社员开队长的批斗会。一个村子的人，低头不见抬头见，尽管恨得牙痒痒，多数人还是抹不开脸上台揭发批判，只有几个“不懂事”的年轻人上台，打了几个耳刮子，批斗会也就草草收了场。
　　农户重新获得了在家做饭的权力，不过下锅的米面还是没有着落。找出早年压箱子底的几件旧衣裳，拿出没有多少实用价值的摆设如座钟、瓷瓶，甚至连还要使用的躺柜、鬼头车（一种独轮手推车），都拿出去换了粮食。换粮食要出去十几里，到安平、饶阳一带的村子去换。前几年那里折腾得轻一些，老百姓家里还有些粮食。能换回粗粮吃的人家，都是早年间比较殷实的，还能找出有人要的家什。家徒四壁的人家，只有拉起讨饭棍去讨饭，也是到安平、饶阳一带去要。讨饭也有讲究，到了人家院里，不能进屋，不管主人年岁大小，都是一句话：大叔、大婶可怜可怜我给口吃的吧，救救命吧。主人大都掰下一块饽饽递出来，嘴里嘟哝着，又是某县的吧，真是遭罪啊。也有心眼特别好的，看着来人可怜，竟把家里的剩饭统统端出来，让讨饭者饱餐一顿。这会让讨饭者大为感激，给家人、给乡亲们好好讲上一阵子。一般一天也能讨到小半口袋儿碎饽饽，拿回家里，就是一家人的口粮，那个时代的人，有过讨饭经历的不在少数。
　　这个时期，最考验主妇持家的水平，换回来的粗粮，讨回来的饽饽，如何搭配上菜汤，掺上野菜，总得让家人吃个肚子圆，顿顿能让家人吃圆肚子的主妇就是好主妇。人但凡被逼急了就能“创新”。又一种新的饭食创造出来了，名曰“苦类”（发此音，找不到恰当的字），就是用树叶或野菜、或蔬菜、或泡开的干菜，切碎掺少许棒子面，加盐，加少许水拌匀，上锅蒸熟，再用辣椒或蒜泥调味，做主食吃，味道很是不错。到了现在，上些年纪的人，偶尔还会做一顿解解馋，只是调味品里多了花椒油、辣椒油。晚饭还是喝粥，棒子面就是这么点，只有多添水，粥越来越稀，人的肚量却越来越大。大人、孩子都是三碗、五碗地喝，喝完粥，孩子们用手搂着圆圆的大肚子蹭出家门，脸上是无限的幸福。
　　吃饱了，可就是不抗时候，两泡尿下去，肚子又瘪了。人们还是整天寻觅填肚子的东西，逮老鼠、抓麻雀、捋树叶、挖野菜，凡能入嘴的东西都往家收拾。有两个小故事：某日，一壮年汉子，看见一只母鸡叼着一个没有发育起来的小山药，也就一两寸长吧，吞下半截露着半截，汉子如获至宝，把母鸡从前街撵到后街，鸡跑不动了，人也跑不动了，按住鸡，从鸡嘴里拽出那个侏儒山药，擦也不擦，直接就填到了嘴里。其二:众人在一起锄玉米，张三突然发现一只青蛙，拿着锄就追，旁边的李四也跟着追，李四手快，一锄把青蛙打死，为争这只青蛙，二人发生争执，差点动起手来。在众人调解下，把青蛙从中间一拧两截，李四尖头（刁钻），要了肉多的大腿，张三憨厚，要了头、肚，下工拿回家，放盐水煮，吃肉、嚼骨头、带喝汤。
　　
　　“正常”生活
　　
　　在解决吃饭的问题上，自留地功不可没。食堂解散不久，就给农民分了自留地，每人不足一分，别小看这一分地，当时所有先进的农业技术，化肥、农药、机井浇水的增产作用，首先都是在自留地得到充分发挥。一年两熟的种植模式也是从自留地开始的，每年一季小麦一季玉米（这里传统的种植模式是三年两熟）。当时自留地的亩产能达到1200斤左右，集体耕地的亩产量也就是二三百斤。人们尝到了甜头，于是在规定的数量之外，偷偷加大自留地的数量，今天分一角“鸡刨地”，明日又划一溜“猪拱地”，原来村子边缘的散碎地块，鸡刨猪拱，都长不成庄稼，一旦分为自留地就成了高产田。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每人名下的自留地达到了0.3亩左右，至此，人们才算真正吃上了饱饭。
　　1962年以后，经济得到了初步恢复，但饿肚子的阴影依然笼罩着人们。主妇们不得不精打细算，扳着手指头过日子，每个月吃多少粮食，每一天吃多少粮食，要把仅有的粮食吃到次年新庄稼收获。一句俚语说，“穷汉子就怕闰月年”――农历闰年是十三个月，要多一个月的吃食。当时典型的食谱是，早晨喝山药粥――棒子面粥里煮上山药，为的是不吃干粮，中午吃一顿有干、有稀的主食，晚上又是稀的，条件好一点的人家，晚上可以吃上一顿白面做的稀面条。干粮多是窝窝头、贴饼子，这两样都是用粗粮做，有高粱面、棒子面、山药干面等，以棒子面为主体。贴饼子与窝窝头在口味上无太大区别，贴饼子是在锅的上沿贴上一圈，锅的下部或同时熬汤或熘山药，连蒸带烙，熟了有一层酱红酥脆的硬皮――咯咋，口味略好。贴饼子的不足是每锅做出的饼子数量较少，人口多的家庭不够吃。窝窝头每锅蒸的数量多，人多吃伙饭时还可以用多层的笼屉，效率高得多。
　　到上世纪70年代，粮食基本够吃了。比较富裕的家庭，过年可以杀一头自己养的猪，拿到集市上卖一部分，一家人再足吃两顿，剩下的就腌制成腊肉，存起来，等收麦子的时节或偶尔来了亲戚，拿出一块，或炒菜或熬菜。日子稍差一些的人家，会把养的猪卖掉，拿出一小部分钱，到集市上买回两“刀”猪肉，一“刀”大约六七斤，每斤猪肉的价格一块钱左右。那时买肉，肥肉最好也最贵，瘦肉便宜，头蹄杂碎不值钱，跟现在行情价码正好相反。
　　无论穷富（那时的穷富差别不大），家家腊月二十几都要煮一锅肉，一家人放开肚皮吃，把一年未见腥荤的缺憾一次补上。有特能吃肉者，用筷子插上三四寸见方的大肉块，转圈啃，一顿饭连馒头都不吃，煮肉这天才是真正的节日。吃剩下的肉捞出装盆，以后熬肉菜用。我们这里的风俗是大年初一早上吃饺子，中午熬肉菜。诸位对饺子都熟悉，不做介绍，单说中午的熬肉菜，用煮肉的肉汤，加白菜、粉条、豆腐、干蘑菇，还有切成片的熟猪肉，熬上一大锅，一家人敞开吃也不会吃完。剩下的肉菜更是好东西，以后每天再添加白菜继续熬，继续吃，只是光加白菜不再加肉，有的人家，大年初一的剩菜能接上正月十五新的熬肉菜。正月十五是小年，还有一顿类似的熬肉菜，质量略差一些，吃的模式也是一样的，剩一回添加一回白菜，吃到最后，寡淡之极，跟素菜已无多大区别。正好跟日常的饭食做到了平滑接轨。(李力，河北蠡县南刘佐村人，历任公社经营管理员、武装部长、镇党委书记、县水利局长等职务)
　　（《世界博览》200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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