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远：左右不逢源]左右不逢源

　　 　　4月29日，“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吕远八十回响音乐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今年已经80岁高龄的吕远，是享誉海内外的我国老一辈作曲家。60多年来，吕远创作了千余首歌曲，约百部歌剧、舞剧和影视片音乐，发表过多部长诗和散文。由他创作的《克拉玛依之歌》、《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八月十五月儿明》、《泉水叮咚响》等脍炙人口的歌曲，已经成为了我国乐坛上久唱不衰的经典作品
　　
　　采访长者我一般不会紧张，因为在开掘话题方面至少不困难，最不济我还能请他讲丰富的人生故事呢。
　　可一说人生故事，一头银发的吕远呵呵地笑起来：“我是个没色彩的人，就像我的生活一样，不像一般人那么浪漫，不抽烟、不喝酒，连茶都不喝，不跳舞也不唱歌――但我给别人写歌。”
　　一个写了那么多好歌的人，内心应该是丰富的吧？他却长叹一口气，80年沧桑人生路，似乎唯有叹息是最丰富的感慨。他看着我，慢慢地说：“我们的年龄差距比较大，我的很多说法也许你不一定理解，我试着说说看吧。西方有些人认为中国人有一点极端因子，因此我们的国家会出现很多在极端上徘徊的事情。这种说法当然是错误的，但是确实我们国家是有一些这样的情形。”
　　他这样拉开话题，一开始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但是后来我很快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说：一个人的人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左右飘摇，一个艺术家的良心在社会文化价值取向的两极巨变中总是偏离主流，如何不感慨呢？
　　回首人生，吕远把自己和共和国一起走过的60年一分为二：头30年，他是被批判的右倾落后分子；之后的改革开放30年，他又被人当成了“左”的保守典型。从右到左，其间况味深长。
　　
　　30年靠“右”
　　从洋派小资文艺青年，到“土派”人民作曲家
　　
　　吕远是1946年参加的革命。那一年，八路军到了吉林临江市，接收了日本人开办的临江矿山学校，学校乐队的吕远成了解放区宣传队的成员。
　　“我不是工人阶级，是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必然带了小资产阶级思想进入革命队伍。”吕远说。由于家境富裕，他从小受到很好的教育，西式文艺教育让他“崇洋”：“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欧洲中心主义’，觉得音乐、文学只有外国的好。”参加革命才让他知道，革命文艺观完全不同。那时候，革命文艺比较简朴，解放区的音乐以声乐为主，大量的创作与宣传形势、群众斗争相关，乐队大多给这样的歌曲或者《白毛女》、《兄妹开荒》等剧伴奏。
　　在那个把音乐定位为教育人民、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武器的时代，吕远的作品总是抒情性的多，很少直接写战斗。他总觉得要写带有生活情趣的，于是往往不符合革命标准。在文艺演出中，他也独奏过小提琴，结果演下来群众不喜欢，他颇以为是老百姓太没知识了。那时他写的作品有80%不受群众欢迎，“音乐语言里没有一点民族的、民间的东西。”他说。
　　小资思想和审美情趣，让他一直是革命队伍里遭批斗的对象，历次运动从不漏网，从来被划在右边。“我一直想成为坚定的革命左派，但就是成不了。”那时候，左派是革命的，右派，当然是腐朽落后的。
　　吕远说：“在我们的政治生活里真是有很多‘左’得很可爱的人，是真的可爱，他们真是一心一意为革命考虑，但是‘左’的思想方法有问题，他们总是到处在生活中找出痕迹，作为对象来加以打击，特别是在政治运动中。”
　　1946年，吕远尚不满17岁，因为画黑板报，被人说他画“虎”（形似猫）和“猪”意在影射“毛朱”，是在配合蒋介石进攻解放区“打倒朱毛”的宣传口号，于是他被批斗清除。后来因为中央纠偏，1948年他才得以重返当时的辽东省林业文工团搞工人文艺活动，工作干得有声有色。很快全国解放，吕远跟领导提出上大学学音乐被批准，1950年冬，他进入东北师范大学音乐系。1954年，大学毕业的他成为中央建政文工团的专业创作人员。
　　吕远说，尽管一些过“左”的路线让他内心不认同，让他总是站不到最革命的主流，但那时，文艺工作明确的指导方针――为人民服务，为革命服务，以及强调音乐要有“革命性”、“民族性”、“群众性”的提法，让他以及所有的文艺工作者非常明确自己的创作“写什么、给谁写、为什么写”。在前30年不断的实践与自我改造中，他形成了坚定的文艺观：必须为老百姓写东西，必须写他们接受、他们喜欢、对他们有好处的东西。每年他采风、学习民族民间音乐，最终从一个崇拜西方文艺、认为老百姓听不懂西洋音乐是没文化的洋派小资文艺青年，成长为创作极具民族感的“土派”人民作曲家。
　　
　　越是大家说好，你越得做好准备，坏事要来了
　　
　　吕远最初的创作任务，主要是反映工业领域的成就和生活。1955年，他根据一则有关商业局长扮成货郎到农村调查百姓生活需要的报道，写成了表演唱《哪儿来的老货郎》，经歌唱家吕文科演绎之后，一下子在全国传唱开了。不过，这首广为流传的作品还是不够革命。在当时的政治标尺下，吕远总是脱不开小资情调，并且他作品的成功总是伴随着政治运动中的倒霉，比如让他大红的《克拉玛依之歌》。
　　1956年，吕远看到在克拉玛依发现大油田的消息，兴奋不已。“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太理解我们当时的感情，当时的年轻人刚刚从贫苦的中国走到新中国的建设中，特别强烈的愿望就是中国能够富强。”吕远说，发现油田的消息让他特别想写一首歌，可是他没去过这个地方，连地图上都没有这个地名，这让他写得十分空洞，于是就放下了。
　　这时却出了件事，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吕远被打成反党右倾分子，发配到兰州炼油厂劳动改造，不过还是“可以继续使用”的创作人员。兰州炼油厂炼的就是克拉玛依开采的石油。这里的生活一下子让吕远对克拉玛依有了感性的认识，搁了一年多的《克拉玛依之歌》喷薄而出，歌曲以夸张对比的方式，从一个牧马人对克拉玛依开发前后的感情的变化，写出了对新中国建设发展的由衷热情。歌曲一下子红透全国。
　　“越是大家都说好的时候，你就做好准备，坏事就来了。”这是吕远在过去30年一路被批斗过来的经验。果然《克拉玛依之歌》在上世纪60年代之后就被树为靶子，越批越猛，最后在“文革”时干脆名列被禁唱的“全国十大反动歌曲”。
　　“文革”刚刚开始，一向“右”得在任何政治运动中都不会被落下的吕远，首当其冲成为第一批被打倒的黑线人物。有意思的是，他还没被批斗完，原先斗他的人却纷纷被拉下马挨斗，慢慢地他倒没人批了。两派造反派打起来了，反而都说吕远是替罪羊。革命小将们对他还挺好，要抄家都提前通知他，他忙把家里不合适的东西先烧掉。小将们还发动他起来造反，他忙说：“我不行，我是黑线人物，起来造反对你们不好。”于是小将们就让他创作歌曲，宣传毛泽东思想，什么语录、文章，统统谱上曲来唱。他谱过的毛主席文章，就有著名的《纪念白求恩》。
　　“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是英雄，是英雄我早死了。我从来没有逆潮流而活。所以这次的音乐会里，我一点不回避错误，‘文革’期间我写过歌曲，也是全国流行的，比如《木棉花开火样红》。还有一个就是电影《决裂》中的歌曲《哎呀来，满山轻松》，你没赶上，回去问你爸爸妈妈肯定知道。这次音乐会里我都选了，我是从这个历史环境中过来的，就得承认写过这个，也写过那个。是和非，是由历史去判断的。”吕远说着，叹了口气，却相当通达:“这些经历，不是说我是不幸的、多么冤枉，而是觉得我的遭遇是历史的必然。过去的30年我一直是偏‘右’的，一直为此苦恼、愤愤不平，但是改革开放后30年的经历，让我回头思考历史的时候，非常理解自己的处境。中国这块土地上，经过多少曲折、灾难才走到现在，不管你愿不愿意，都摆脱不开历史的洪流。”
　　
　　30年偏“左”
　　
　　反对极端的政治化，就意味着我们所有的生活都该市场化吗？
　　“文革”后期，黑分子吕远被“结合”了，还被起用为海政歌舞团的艺术指导。待到“文革”结束，极左路线被纠正，这个“老右”终于正了起来，迎来了创作高潮。
　　1978年，《克拉玛依之歌》在激烈的讨论中终于解禁时，吕远已经走在潮流前端，写了新时期第一首爱情歌曲《泉水叮咚响》。他说那时候其实还心有余悸，但海军的领导比较开明，于是这首划时代的爱情歌曲诞生了。
　　接下来吕远创作的歌曲一首比一首红：《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我们的生活比蜜甜》、《愿做蝴蝶比翼飞》、《牡丹之歌》等，歌曲在全国受欢迎和广泛传唱的程度，远非今天的流行歌曲能比。那时候的吕远也堪称“前卫”：1979年他写《我们的生活比蜜甜》，就尝试用夏威夷吉他电声伴奏了。
　　吕远说感谢改革开放后的30年让他过得很好，但是30年过去之后，他要做一个反思：前30年他一直为“左”的思潮把他摆在靠近右派一侧而不平，然而在后30年他发现被广泛传唱的是那些曾被批判的“右”的作品，可他自己现在却被人当成了左派，甚至是“左”的典型来谈论。
　　在许多人倾向于反“左”的时候，吕远念起“左”的好来：“我当初参加革命时学的是西洋音乐、满脑子是偏‘右’的小资产阶级文艺观，但是前30年，是在学习革命事件和民族遗产的过程中自我改造过来的，使得我的艺术原则成为必须为老百姓写东西，成为一个尊重和继承音乐的民族性的‘土派’作曲家，我更愿意说我是个音乐劳动者。并且，那个时期有很多的文艺理论指导，中央提倡的音乐的‘革命性’、‘民族性’、‘群众性’，都很到位。我们现在的文艺生活是不是太缺乏理论指导呢？”
　　他困惑的是，过去前30年很多文艺政策确实过于极端，把文艺绝对政治化了，但是反对那种极端，就说明今天的文艺生活就不需要指导了吗？他赞成市场经济，说应该尊重它的规律，但是这意味着我们所有的生活都该市场化呢？
　　“如果把最低俗的文化和严肃的艺术等同起来，我觉得不可理解。比如《国歌》不卖钱，《老鼠爱大米》很卖钱，如果完全按照市场规律来指导音乐，还会有《国歌》这样的作品诞生吗？雷锋多少钱一个，能买吗？”
　　这就是吕远被认为是“左”的典型的著名观点，他力主国家建立相关的文艺税法制度，把教育性强的文化和消费性强的文化区分开来，教育性强的作品不收税，还应该奖励，而越是满足官能刺激的作品就越应该收重税。
　　他说，他不批评别人，但是在面对种种社会现象时，他有自己的标准：那就是艺术家的良心，也就是人民的良心。“当事情往反面发展时，当现在的作品为钱而写时，就要冷静、应该反思，守住自己的位置。”
　　
　　仅仅是声乐都如此混乱，那么整个国家的文化生活到底该怎么规划呢？
　　
　　在吕远看来，当前的文艺生活不仅缺乏理论指导，且由于不重视理论的研究和总结，以至于出现了像央视青年歌手大奖赛这样“滑稽的现象”。
　　他说滑稽，是因为大赛设有美声、民族、通俗三种唱法，这三种唱法的设立没有科学、明确的规范。他做了该比赛十几年的评委，深知其中的问题所在。他认为，美声唱法倒是容易规范，因为完全按照意大利演唱标准来打分。但是，国家级的歌唱比赛设立这个唱法，是在中国提倡意大利唱法，如同意大利举办国家级京剧黑头比赛一样荒诞。这直接的后果是全国所有的音乐学院都设立美声唱法，大量学完美声唱法的学生却在国内难以找到单位：“这对国家来说是很大的资源浪费。”
　　民族唱法的提倡无可厚非，但标准却并无规范：“有人说就按照彭丽媛的标准来打分，彭丽媛是吸收美声、民族的唱法形成的新的唱法，以她为标准，是一种唱法把别的唱法都偏废了。这产生的巨大副作用就是以山西梆子为基础发展起来的郭兰英式的唱法没有了，湖南何继光式的高腔没有了，在二人转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郭颂式唱法没有了，多样化的民族唱法没有了。
　　通俗就更滑稽了，改成原生态了，原生态的定义就是错误的，它把蒙族长调、呼麦这种多年形成的专业性很强的传统民间唱法都叫原生态，那是要经过很高级的专业训练才能唱的。”
　　他想说明的是，声乐不过是音乐生活的一部分，而音乐不过是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仅连声乐都如此地混乱，那么整个国家的文化生活到底该怎么规划呢？显然应该是有导向的、有规划、有理论指导的。
　　他说，就因为这样的困惑，他才尽力地、以八十高龄亲力亲为地办自己“八十回想”音乐会。老中青三代各种不同唱法的民族艺术家们不计报酬聚在一起，用他的话说是“不追求额外的不健康的东西”。演唱的是吕远个人前30年和后30年为百姓而写、受到百姓检阅并认可的作品，伴随的是建国60年的文艺路程。
　　“这次音乐会，选择的歌曲，希望展现60年来祖国比较阳光的一面。我希望不要把历史隔断，因此各个时期的歌曲都选择。虽然有些阶段的政治运动是错误的，但不能说那时候所有的歌曲都是黑暗的。”他说：“我是一滴水，只反映人间的阳光，这就是我的音乐会的主题。”
　　他说，过去说他是右倾分子，他不认为自己右倾；如今被当成左倾顽固派，他也不认为自己是左派。
　　“我只按照我认为的社会的需求，百姓的需求，把那些音符排列起来而已。”
　　（摘自4月16日《北京青年报》，作者为该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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