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监督需要制度保障|2018年宪法监督制度

　　 　　事件起源2008年9月20日，位于山西洪洞县堤村乡干河村的霍宝干河煤矿发生一起责任事故，死亡矿工一人。事故发生后，霍宝干河煤矿公司没有上报事故。于是，一些嗅觉灵敏的真假记者闻风而来，但他们只为领取“封口费”，而不是采访报道煤矿隐瞒矿难事故。
　　9月25日晚，“记者”挤满了霍宝干河煤矿办公室领取“封口费”，多则几万元，少则几千元。此时，42岁的《西部时报》驻山西记者戴骁军也在现场。他将成群的“记者”领取“封口费”的场景拍摄下来，前后历时19分钟，记录了中国新闻界耻辱的一幕。
　　追求真相和正义的新闻操守在那晚成为少数。戴骁军在拍摄后仓皇而逃。当晚，他将照片、文字整理后发布到互联网上。“封口费”事件就此曝光并迅速流传。
　　10月2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题为“山西矿难发生之后真假记者排队领封口费”的文章，公开报道了“封口费”事件。一时间舆论哗然。报道中引用霍宝干河煤矿公司原办公室主任李国良的话称，大约共有四五十人领取了“封口费”。当天，由新闻出版总署新闻报刊司副司长朱伟峰带队的调查组抵达山西，就“封口费”事件展开调查。（欧阳洪亮）
　　（《财经》2008年第23期，作者为该刊记者）
　　
　　让社会监督新闻界
　　
　　“过去我们有个说法叫做‘有偿新闻’，倒过来有一种‘有偿不闻’――拿人家的钱以后不报道，现在又有个新词叫做‘封口费’，这个问题应该说是极端恶劣的，是职业道德败坏的典型例子。”曾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著名散文作家、资深报人梁衡对记者说。
　　中国期刊协会原会长张伯海对记者表示：“‘封口’记者，亵渎了媒体这一社会公器。”“我很痛心出现这种情况。”
　　关于“封口费”事件的报道在新闻界引起强烈反响，并引起有关人士的思考。
　　
　　记者利用舆论优势干坏事是新闻界的灾难
　　“新闻界的社会形象被破坏成这样太让人痛心了。”山西朔州日报总编辑齐凤翔说。“应该公布这些人的名单，露一露他们的丑。” 假记者背后有真记者。听说有时候假记者‘养’着真记者。中国青年报对这个事件进行曝光，这说明真正的新闻工作者还是纯的。”
　　他还说：“这个现象是新闻界脸上的一个大脓包，把脓放出来，就好了。不做手术永远不行。”
　　“新闻界终于把这把刀悬到自己头上了。”齐凤翔回忆，自己1980年参加新闻工作时，“出去以后人们高看我们，对我们很尊重。现在一说‘记者’，人们会投来鄙夷的目光”。他呼吁：新闻界不应该受到污染，新闻界监督社会，更应当让社会监督新闻界。新闻界也应将矛头对准自己的队伍，清除污泥浊水。此类事件应该发现一起，处理一起，早日让新闻界回到纯洁的环境中。
　　据新华社日前报道，在河北省蔚县李家洼煤矿新井“7?14”特别重大炸药燃烧瞒报事故中，也有部分记者被收买。
　　这篇报道，让梁衡想起了6年前的山西繁峙金矿爆炸后多名记者被收买的丑闻。他说：“上次繁峙金矿事件发生后，也是我们新闻界自己揭露出来的，可见，新闻界也需要监督本行业里的丑恶现象。”
　　他说：“记者这个行业和其他行业不太一样，背后是舆论。大家都相信他，有点害怕他。如果把舆论优势转化为干坏事的优势的话，这可不得了。所以，管理上还要继续加强，不然的话社会影响太坏了，简直是新闻界的一场大灾难。
　　“这个事情出了，应该说还是极个别的现象。我们新闻界的表现还是很好的。比如抗震救灾中，表现非常出色，应该说绝大部分都是好的。但是这种个别现象影响太坏了，你要不管它，它以后还会发生，而且它对新闻队伍整体的道德有腐蚀作用。”
　　
　　一些基层新闻单位让人忧心
　　“中国新闻队伍发展比较快，这个过程当中泥沙俱下。如果是个人的行为，进行谴责和处理，我担心的是涉及的面更宽。如果面更宽，涉及一个单位，就是行业值得关注的现象。”张伯海说。
　　他特别强调，从宏观上看，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和新闻队伍的成长，正面绝对是主流。问题多数出现在基层。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基层一些单位让人忧心。
　　“我过去听过类似的信息，我觉得特别是基层，特别是给报社增效益的岗位上的工作人员，不管为个人也好，还是为小集体也好，职业道德让我非常忧心。它在基层渗透，出现各种各样的为非作歹、坑蒙诈骗、浑水摸鱼的行为，败坏新闻事业和新闻队伍的形象，值得重视。”
　　一家企业曾经向张伯海诉苦，问他是否认识某家报社的人。起因是，报社广告部的一名业务员找到该企业说，接到读者举报，该企业的某个产品不好，要想“消灾”，就得在报上做广告。
　　这位期刊研究专家花过不少冤枉钱。“我个人最厌烦的就是医疗广告，我毛病比较多，不负责任的医疗广告非常多，看了广告无所适从，就上当了。”久而久之，“它不害人就可以了，这是我作为一个广告受众的心态”。
　　张伯海向记者举了一个例子。美国《时代》周刊的一期封面上出现了苹果牌电脑新的机型图片。这个机型当时正要上市。此事让新闻界对《时代》周刊非常不满，批评它有广告嫌疑。尽管《时代》周刊竭力证明清白，但是新闻界还是不饶过它。他们的行业自律，严格到这种程度。
　　“当然，任何时候、任何国家都不可避免的是，新闻队伍中会有一些败类。但是中国的一些地方这种现象比较严重，特别是基层。”
　　对于一些报纸通过出版各类周刊、行业版、地方版，借此敲诈勒索或做一些不真实的宣传，从而增加经济效益，张伯海认为，此类交易绝对不可取。
　　“领导不廉洁，这个事情就很难办。”英语周报广告部主任景玉兰说：“也听说有给报社领导‘封口费’的，领导把事情压住。”
　　“如果没有腐败问题就不会滋生那么多假记者。”齐凤翔总结道。
　　
　　不妨借鉴体育界的“终身禁赛”
　　“怎么杜绝这种现象？我觉得首先是记者的教育问题，行业的行风问题。我曾经说过，记者道德的标准首先是责任。记者首先要对社会负责，要对事实负责。如果没有责任心的话就不要当记者。先有责任心，然后再说别的，比如你的学识、勤奋。”梁衡说。
　　张伯海认为，特别要把住新闻队伍的入口，不能三六九等什么人都可以加入这行，需要强化一些考核。另外在业界提倡公德教育，也很有裨益。
　　梁衡告诉记者:“在这件事情上，恐怕要从两个方面反思，一个是记者队伍要反思自己的职业道德，重新拾起责任感，这是底线――不能做‘有偿不闻’的事情。再一个要反思管理，要拿出有效的办法。”
　　他特别指出，从管理方面来讲，对这一问题应该出台一个严格、明确的纪律规定。正是因为缺乏纪律处理上的明确规定，对新闻界多次出现的不道德行为，处理得都不太理想。
　　繁峙事件后，梁衡也没看到明确、彻底的处理。“很多人名义上说是辞退了或开除了，但是这些记者很多原来不是正规的记者，从这儿离开就到别的地方去了。我在新闻出版总署时也遇到这个问题。”
　　“既然把底线都犯了，是不是可以终身禁止他当记者，就像我们体育方面禁赛几年甚至终身禁赛。应该起码有这样一条规定。”
　　在担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期间，梁衡曾经主持过新闻法的起草工作，前后修改17稿，最后新闻法仍未产生，“当时觉得是条件不太成熟，社会上曾经争论是搞一个保护新闻法还是搞一个管理新闻法”。他认为，今天新闻界的阴暗面，并不能归罪于中国没有新闻法，因为很多国家都没有新闻法。但是，我们应该考虑从法律上研究这种现象，把它管住。例如，英国没有新闻法，但是有三十几条法律管新闻，比如诈骗，比如侵犯名誉权，都可以管住。
　　此外，梁衡还提出，由于管理上的混乱，出现了假记者鱼目混珠的情况。需要注意的是，对假记者和不在编制的聘用记者，都缺乏有效的管理。他建议将来可以考虑把记者证和身份证有效地联系起来。
　　齐凤翔曾经听说，有假记者打着《朔州日报》的旗号去敲诈。该报曾特地通过报纸和电台做过承诺，“《朔州日报》有自己的新闻纪律，不允许借矿难敲诈”。
　　在这家报社，在编记者较少，聘用人员较多。“发现以后就开除了，有这个他就不敢。”据齐凤翔介绍，如果一名朔州日报社的聘用人员遭到举报，会立刻被开除，然后报社再做调查，如果情况并不属实，可以恢复工作。如果被举报的是在编职工，先是停职，经调查属实就直接开除。
　　梁衡强调:“总而言之，要有一点办法。”
　　（摘自10月28日《中国青年报》，作者为该报记者）
　　
　　时 评
　　新闻记者不能漠视真相
　　山西洪洞县霍宝干煤矿在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后，不向上报告，闻风而来的真假记者纷纷前去领取“封口费”。《中国青年报》10月27日的报道，揭开了某些媒体的丑陋一幕。
　　 “负面事件”出现以后，当事方为隐瞒信息百般施法，动用权力或暴力阻止报道，这样的事情已多见报道，这样的报道使记者拥有高大的形象。而事实上，在当代中国，人们对记者职业早已另有评价。
　　我无意提出判断，说“负面事件”出现以后，照章处置与枉法处置的情况各占多大的比例；也无意提出，说媒体和记者面临这样的情况时，揭开真相与隐匿真相的情况各占多大的比例。这不仅是因为我无法获得充分的材料去作这样的判断，也是因为我不想陷入“大多数与极个别”的先验要求。我只能说，“负面事件”处置上的“操作”或“控制”十分普遍，记者领取“封口费”只是“运作”的内容之一罢了。
　　包括煤矿安全事故在内的各种不振奋人心、不令人欣喜的事情，被视为“负面现象”，由此而形成的便是“负面信息”。对一个以振奋和欣喜为“法定情绪”的社会来说，消除“负面现象”几乎是本能倾向。当“负面现象”不能消除时，消除“负面信息”就成为消除“负面现象”的替代品。只要没有信息传出来，就相当于事情没有发生。
　　很多时候，一件不好的事情发生以后，媒体就会失去传递真实信息的可能性。例如一起矿难发生了，矿主会有隐瞒的冲动，如同制造严重车祸的司机会有逃逸的冲动，但肇事逃逸会受到交警追责的制约，隐瞒事故往往变成矿主与政府的共同利益，形成责任处理者与责任承担者的利益同盟，这里所说的共同利益，包括矿主和地方共同的经济利益，也包括他们荣损与共的其他利益。
　　 “没有发生事故”，或者“只发生了一点点小事故”，既有益于事故当事者，也有利于地方政府，如果事故很恶劣，隐瞒还会有益于上级政府。在这种情况下，阻止信息传播就成为强大的行动，通过权力压制、暴力威胁还是金钱贿赂，只是具体情况具体办理而已。
　　记者被认作社会良心，但可以肯定地说，在隐瞒成为多方重大利益之所系的情况下，真实报道会变成困难的事情。如果真实不是是否符合事实，而是是否符合被“负面现象”发生地政府的口径，那么真实的报道就可能被指认为失实，而且往往不可能实现，依照被认可的口径(也被称为“权威来源”)报道则万分保险。既然报道真相如此困难而且后果难料，那么有人愿意为了不报道某事而发给记者“封口费”，合乎逻辑的结果会是怎样的，就不言而喻了。
　　媒体和记者的道德何在？人们必然要责问，人们也必须要责问。但请相信，道德作为一种内在的律令，只存在于道德完成具有可能性的环境之中。如果在一个环境中，道德的完成是不可能的，那么背离道德的行为就会大量存在。对媒体和记者来说，“封口”如果是无可改变的宿命，那么领取“封口费”与不领取“封口费”在道德上也没有很大的区别。
　　我相信，在媒体中仍然有人如同堂?吉诃德一样，去追求职业精神的完满。但这只是让人感叹超卓之士可以拥有多么强大的精神力量，而不代表一般人都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多记者在领取“封口费”，这个时候他们可能没有痛苦，也没有多少羞耻感，这个群体与很多职业群体一起编织着社会的道德图景，已没有高尚可言。
　　一个记者可以有很多缺点，唯一不能有的缺点是漠视真相。不能去报道真实，是记者的奇耻大辱，如果这种耻辱是命定的，其尊严感将大受打击，无耻行为也会大量产生。任何职业都有其道德基点，摧毁一个职业的道德基点，就是打开这个职业的无耻阀门。 (刘洪波)
　　（摘自10月28日《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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