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角一声惊睡梦】 万马不嘶一声号角

　　 　　1903年6月29日，上海滩发生了轰动中外的“苏报案”，这场晚清最大的文字狱，起因于《苏报》刊登的一系列“以鼓吹革命为己任”的言论，它们犹如惊天的号角和出鞘利剑，在唤醒了广大沉睡民众的同时，矛头直指封建统治者。105年后的今天，我们重读这一20世纪中国首次重大转型时期的标志性事件，是否仍能感受到进步文人身上的那股“英雄四起挽沉沦”的豪迈气概？
　　
　　《苏报》和爱国学社
　　
　　《苏报》原是上海滩上一份“营业性质之小报”，胡璋创刊于1896年6月26日，因为其妻生驹悦是日本人，胡璋便以她的名义在日本驻沪总领事馆注册登记。
　　胡璋聘苏州落魄文人邹主笔。起初该报用一些格调低下的市井琐事、社会新闻招徕读者，故在上海新闻界中没有什么地位。1897年6月间，《苏报》因刊登黄色新闻与法租界公廨纠葛。次年又搞出邹与生驹悦诉讼之事，麻烦接二连三。再加上不善经营，颇有亏蚀，遂打算出让，于1900年，由举人陈范出资购得全部产权，继续出版。正是在陈范手里，《苏报》蜕变为当时上海举足轻重的五大中文日报之一。
　　陈范（1860～1913），湖南衡山人，生长于江苏常州，字叔柔，号梦坡，本为江西铅山县知县，旋因教案等事落职，移居上海。陈范“愤官场之腐败，思以清议救天下”，希望借文字宣传来挽救国家危堕局面。所以陈范接办《苏报》，随即大刀阔斧改革人事，聘其妹夫汪文溥（1869～1925）主笔。汪文溥，字幼安，号兰皋，举人出身，江苏常州人，思想颇进步。从此，《苏报》政治色彩明朗，言论转向革命，以一种全新姿态闪亮上海报坛。
　　《苏报》倾向革命，成为一家具有政论性质的报纸，是从报道南洋公学退学风潮开始。1902年11月，南洋公学由于校方及某些守旧教员与学校中众多热血爱国学生新旧思想、新旧学说摩擦，全校约200名学生集体抗议退学。蔡元培时任学校教员，同情学生，经向校方力争无效后辞职离校。趁此机会，蔡元培、吴稚晖等召集100多名退学学生，于1902年12月14日创办了爱国学社。爱国学社校址设在公共租界泥城桥福源里。
　　受南洋公学退学风潮影响，各地进步学生退学、罢课风潮此起彼伏。为声援和支持爱国学生运动，《苏报》特开辟“学界风潮”专栏，不断报道各地学潮最新消息，成为反映学生运动最卖力的报纸。1903年，为了扩大报纸知名度，陈范与爱国学社签约，由爱国学社成员每天供给报料；蔡元培、吴稚晖等教员每星期轮流撰稿，报社则每月赠送学社100元作为报酬。这么一来，《苏报》事实上就成了爱国学社机关报，同时又资助了爱国学社一部分开办经费。
　　1903年5月27日，陈范又出大动作，正式聘请爱国学社的章士钊（1881～1973）担任《苏报》主笔。章士钊思想激进、思路敏捷、文笔优美、富有组织才能。他上任当天便发表了《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一文，后来在报上刊登邹容的《革命军自序》。如此革命色彩、如此大胆言辞，出乎陈范所料。陈范先下令章士钊平缓文章锋芒，但马上态度急转直下，毅然表示“本报恣君为之，无所顾籍”，即使报馆有被封危险，也“无所于悔”。仗老板撑腰，章士钊肆无忌惮放手大干。6月1日起对《苏报》实行大改良，凸现革命特色，将“学界风潮”移到头版“论说”后的显著位置；开辟专门发表读者来稿的“舆论商榷”栏目；加强“时事要闻”、减少“琐屑新闻”、增设“特别要闻”和“间加按语”；连续刊登《康有为》、《哀哉无国之民》、《客民篇》、《祝北京大学堂学生》、《读严拿留学生密谕有愤》、《驳革命驳议》、《杀人主义》、《读革命军》等反清革命檄文。阅读之后，无人不“拔剑起舞，发冲眉竖。”“上海市上，人人争购”，《苏报》一时洛阳纸贵。
　　
　　《苏报》和邹容、章太炎
　　
　　《苏报》之所以能够从一份无聊小报一跃变为彻底的革命报章，刹那光华令《申报》等大牌名报黯然失色，原因除了政治环境熏陶和陈范个人作用之外，同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以及章士钊、张继、邹容等革命志士的加盟是分不开的，尤其是经《苏报》推荐的《革命军》、节选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振聋发聩、举国哗然。
　　邹容（1885～1905），字蔚丹，四川巴县人。1902年自费留学日本。回沪立即投入反清革命斗争。邹容的《革命军》约两万字，分7章。全书以倡革命、骂清朝、宣传自由民主为特色，并参照美国独立宣言，提出25项建设条款，描绘了一幅独立、民主、自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蓝图。而在此之前，中国还从未有过一个人像他那样详细、清晰地策划过未来共和国方案。《革命军》在1903年5月底印成单行本。6月，章太炎在《苏报》上序文推荐《革命军》为“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由于《革命军》本身写得精彩，又有名人作序报纸宣传，结果不胫而走，风行海内外。不到10年间，全国各地竟先后摹印20多版，行销100多万册，稳坐清末革命书刊印数头把交椅。
　　与《革命军》同时问世的，还有章太炎的名著《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浙江余杭人，晚清国学大师俞樾门生。该书大气磅礴、居高临下，以鲜明的民主主义立场；以对康有为极端鄙夷的口吻，逐条驳斥了康有为保皇谬说。对于清朝专制统治的深刻揭露；对于革命是开民智、去旧俗的救世良药的精辟论述；对于革命与立宪孰难孰易的辩证分析，该书时而疾言痛斥；时而娓娓劝说，极具感染力。
　　两篇论著，一从正面立言，一从反面驳难；一平易、一渊雅；一顺畅、一峻急。前者直抒胸臆发雷霆之声，后者反复辩诘立不刊之论。这对姐妹篇似的两把冲锋号角，在上海乃至全国吹响了反清共和的集结号。
　　
　　
　　《苏报》和清政府
　　
　　《苏报》短期内发行量迅速飙升，其论说被《中国日报》等报刊纷纷转载，深得民心。这一现象使得清朝统治者惶恐不安。为此，清政府照会上海租界当局，谓革命党人“大逆不道”，“劝动天下造反”。1903年6月22日，两江总督魏光焘致电上海道袁树勋，令其查禁爱国学社，并同时查拿邹、章等人。23日，署湖广总督端方提醒魏光焘在镇压爱国学社时，不要漏了《苏报》。26日，江苏候补道俞明震奉命从南京赶到上海，协助袁树勋处理爱国学社以及《苏报》事宜，并点名捉拿邹容和章太炎。
　　在清政府反复催促下，经过多次密谋，租界工部局终于在6月29日发出逮捕革命党人拘票。6月30日，章太炎被捕。次日，邹容不愿让章一人承担责任，大义凛然主动投案。
　　章、邹等被捕之日起，清政府就迫不及待派人四处游说，为引渡两人到南京由清政府审理而与租界当局讨价还价。但租界当局出于多方面考虑，表示“租界事，当于租界治之”，拒绝接受清政府“引渡”或处决要求，更没有立刻答应封禁《苏报》，甚至挫败清廷武力劫持企图。直到7月7日下午（当天《苏报》已出版），才经英国陪审官和英、美总领事签署，查封《苏报》和爱国学社，没收苏报馆全部财产。
　　自7月15日起，由公共租界会审公组织的额外公堂，7次公开审理章太炎、邹容等革命志士。双方各请洋律师，在法庭上唇枪舌剑。就这样，在上海租界那块中国土地上，出现了国家政府与自己人民打官司却又不得不听裁于外国人的咄咄怪事。
　　此后几月，围绕“引渡”审判地点、审判方式、量刑标准，清政府与租界当局、外国公使团多次交涉，双方各执己见。12月24日，清政府单方面宣布“永远监禁”章、邹二人。但公使团对此持有异议，社会舆论也大力反对。清政府如意算盘未能打成。
　　该案一直拖至1904年5月21日，公审公廨额外公堂终于做出如下判决：章太炎监禁3年、邹容监禁两年，罚做苦工，自到案之日算起，期满逐出租界。
　　（6月29日《新民晚报》，标题有改动）
　　
　　“苏报馆”一瞥
　　那时的《苏报》是怎样的呢？说来真是寒伧得很，开设在英租界棋盘街一家楼下，统共只有一大间，用玻璃窗分隔成前后两间。前半间两张大写字台，陈梦坡与他的公子对面而坐，他自己写写论说，他的公子则发新闻，有时他的女公子也来报馆，在这写字台打横而坐。她是一位女诗家，在报上编些诗词小品之类，所以他们是合家欢，不另请什么编辑记者的。
　　再说那后半间呢？一边是排字房，排列几架乌黑的字架；一边是一部手摆的平板印报机。这排字房与机器房，同在一房，真有点挤了。
　　前半间沿街是两扇玻璃门，玻璃门每扇上有“苏报馆”3个红字。推门进去，有一小柜，柜上有一块小牌，写着“广告处”。
　　（摘自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
　　
　　“苏报案”尾声
　　邹容于1905年4月3日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监狱（即提篮桥监狱）”中病逝，安葬于华泾镇。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追赠邹容“大将军”称号。章太炎于1906年6月29日刑满出狱，东渡日本，主持《民报》，仍旧从事革命斗争。
　　“苏报案”成就邹、章一代英名。中山先生有过这样评论：“此案涉及清帝，为朝廷与人民聚讼之始，清朝以来所未有也。清廷虽讼胜，而章、邹不过仅得囚禁两年而已。于是民气为之大壮”，革命风潮日盛。
　　“苏报案”以爆炸性一击，沉重打击了清政府，让清王朝权力在租界失去了随心所欲的用武之地，对后来晚清革命成功影响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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