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_叶嘉莹：故园春梦总依依

　　 　　倾听叶嘉莹的故事，如同倾听一曲曼声低吟的长诗，聚散悲欢，人间哀乐，却又有一种历经岁月淘洗的不动声色与含蓄温厚。见过叶嘉莹的人都知道，先生那份自内而外散发的从容风度，必定会给她述说的任何一个故事，都投注上古典隽永的色彩。因为，那原是她生命的色彩。
　　
　　西风林下，夕阳水际，独自寻诗去
　　
　　1924年，叶嘉莹出生在京城北平一个古老的家族。原与纳兰成德同里籍，祖居于叶赫地，本姓叶赫纳兰，因民国以后废除满族姓氏，方简化为“叶”氏。叶嘉莹并无姊妹，仅有两个弟弟，旁系之中也再无女儿。父辈们对她的教育，总以“新知识、旧道德”为理想。因而幼时家学为叶嘉莹终生结缘于古典诗词，打下了极为坚实的基础，也养成了她早年羞怯、安静而“独善其身”的性格。
　　身为书香世家中的长女，叶嘉莹自幼深受旧学熏陶。其父叶廷元，幼承家学，熟读古籍，工于书法。叶嘉莹三四岁时，父母始教她认读汉字，六岁时，家中请姨母做家庭教师，教她学习语文、算术和习字。叶嘉莹开蒙所读的第一本书即为《论语》，姨母教学，以讲解其中的道理为主，而且注重背诵。孩童时代留下的鲜明记忆，往往会伴随人的一生。直至今日，《论语》依然是叶嘉莹背诵得最熟的一部经书。而《论语》中的哲理，也随着她人生的旅程，得到愈来愈深入的体悟与印证，可谓终生受益。这也是叶嘉莹在教育方面，何以主张从孩童开始习诵古典诗书的原因：以孩童鲜活之记忆力，诵古代之典籍，如同将古人积淀的智慧存储入库；随着年岁、阅历和理解力的增长，必会将金玉良言逐一支取。
　　叶嘉莹幼时居住在京城旧式的四合院内，与伯父伯母同居一院。伯父叶廷，旧学修养极深，尤喜诗歌联语，因膝前没有女儿，对这个冰雪聪明的侄女，乃有一种特别的垂爱。平居无事时，常与她谈讲诗歌，鼓励她试写一些绝句小诗。伯父与父亲都喜爱吟诵，叶嘉莹也就养成了吟诵的习惯，虽然北京口音没有入声，但她从小就懂得将入声字念成短促且近乎于去声字的读音。因而别人或许难以入门的诗歌声律平仄之规律，于她而言，却是从幼年就已烂熟于胸了。
　　初中时，母亲曾送她一套《词学小丛书》，叶嘉莹对其中收录的李后主、纳兰性德等人的短小的令词十分喜爱。因为小令的声律与诗歌相近，她也就无师自通地填起词来。那时她住在祖居的大四合院的西厢房，一明两暗，弟弟们在外屋与同学排演话剧，喧哗热闹，她只埋首于里间小屋念书填词，自得其乐，丝毫不受扰乱。
　　《词学小丛书》末册附有一卷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引起了叶嘉莹极大的兴趣。因为她那时虽然对诗词有一种直觉的喜爱，但并不懂得如何鉴赏。而《人间词话》中一些评词的章节，引起了她“于我心有戚戚焉”的一种感动，那些真知灼见中闪现的灵光，一旦与自己的感受有暗合之处，她便怦然心动、欣喜无已，这是叶嘉莹与王国维先生之精神最初的邂逅。“西风林下，夕阳水际，独自寻诗去”，此时的叶嘉莹，尚是“翠袖单寒人倚竹”的弱质少女。多年后，静安先生将以另一种方式，提点与阔大她的人生。
　　
　　读书曾值乱离年，学写新词比兴先
　　
　　1941年夏，叶嘉莹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时值抗战，北平被日本占领已有将近4年之久。她的父亲已因“七七事变”随国民政府南迁，与家中断绝了音信。同年9月，其母因癌症住院，术后不久即去世。叶嘉莹便与伯父、伯母及两个幼弟一同生活。沦陷区中，生活艰苦，幸而一应家务尚有伯母操持，叶嘉莹在读书方面并未受到太大影响。古人云“愁苦之言易工”，在丧母的悲痛中，叶嘉莹反而写作了大量的诗词。
　　读大二那一年秋天，课堂里来了一位顾随先生，为国文系讲授“唐宋诗词”。顾随先生字羡季，号苦水，北京大学英文系毕业，不但具有极为深厚的古典诗词修养，更兼有融贯中西的襟怀和识见，对诗歌具有一份天赋的“锐感”。
　　
　　顾先生讲课，总是款步迈上讲台，随心拈举一个话头，就能引申发挥。有时候层层深入，可以接连讲授好几小时、甚至好几周而不止。由于他讲课旁征博引、全任神行，并无任何课本可凭藉，叶嘉莹每到上课便极力心追手写，恨不能将先生之言语记录到一字不差。
　　顾先生器重爱护这个资质出众的弟子，与她有不少诗歌唱和。不仅为她批改诗作，还从诸多方面给予嘉勉。有一次，顾先生在课堂上取雪莱《西风颂》中“假如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的意境，写了两句词：“耐他风雪耐他寒，纵寒已是春寒了”。叶嘉莹颇具慧心地将这两句填写成一阕《踏莎行》：
　　烛短宵长，月明人悄。梦回何事萦怀抱。撇开烦恼即欢娱，世人偏道欢娱少。软语叮咛，阶前细草。落梅花信今年早。耐他风雪耐他寒，纵寒已是春寒了。
　　词前还有一行“小序”：“用羡季师句，试勉学其作风，苦未能似”。顾先生阅后的评语是:“此阕大似《味辛词》（《味辛词》为顾先生早年词集）。”
　　在抗战乱世的课堂上，顾先生拈举出雪莱的诗句，暗含有与同学们互相慰勉的深意；而叶嘉莹在小词中之敷演，与先生本意正是一脉相承。祖国河山横遭劫难，而师生间以具有蕴寄特色的诗词唱和，表达同仇敌忾之心与相互慰勉之情，是一种高尚的诗心交流与共鸣。
　　顾随先生门下弟子才俊云集，如周汝昌、黄宗江、吴小如者，如今都已是著名的前辈学人。而堪称先生之第一传法弟子的，却唯有叶嘉莹。顾先生曾在1947年寄叶嘉莹的信中说：
　　年来足下听不佞讲文最勤，所得亦最多。然不佞却并不希望足下能为苦水传法弟子而已。假使苦水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此语在不佞为非夸，而对足下亦非过誉。不佞之望于足下者，在于不佞法外，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而不愿足下成为孔门之曾参也。
　　叶嘉莹后来虽多经羁旅坎坷，乱离中失物无数，但一直将顾随先生的课堂笔记保存得完好无损。1982年，她曾将整整8册笔记交给顾随先生之女、河北大学中文系教授顾之京，并协助她整理成７万字的《驮庵诗话》，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顾随全集》；又于2005年，将剩余的全部笔记交由顾之京，整理为《顾随诗词讲记》一册，2006年3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60年前顾先生谈讲诗词之兴会淋漓、音容神韵，终于落定于纸幅之上。
　　
　　好待秋成佳实熟，说与西风尽浪吹，飘零未可悲
　　
　　上世纪40年代末，叶嘉莹赴南方结婚，离开了故乡北平。不久就因国内形势变化，随丈夫去了台湾，谁知一去故土便是祸难加身，流离多年。
　　1949年12月，叶嘉莹的丈夫因白色恐怖被捕。次年夏，她也因白色恐怖被捕，不得不携着尚未断奶的女儿一同入狱。所幸不久即获释出，在台南一所私立女中找到一个教书的工作。因为思念故土，叶嘉莹曾梦到自己站在北平一所学校的黑板前给学生们讲课。台南凤凰花开时，她还写过一首《浣溪沙》的小词：
　　一树猩红艳艳姿，凤凰花发最高枝。惊心岁月逝如斯。中岁心情忧患后，南台风物夏初时，昨宵明月动乡思。
　　３年后，叶嘉莹的丈夫获释。不久后她也经友人介绍，转到台北二女中教书，后又经人介绍进入台湾大学教书。那时她长女不过５岁，幼女刚出生。有一年她同时兼了四班国文课，加上作业的批改，自然极为疲累。兼之那时她染上了气喘病，一呼一息间胸腔都隐隐作痛，感情上亦不顺遂。生计的压迫、身体的羸弱与精神的患难叠加，更有一种寂寞悲苦之意。那时她常常记起的词句，乃是王国维先生用东坡韵咏杨花的《水龙吟》开头两句：“开时不与人看，如何一霎蒙蒙坠”。仿佛觉得自己也如静安先生所咏的杨花一样，尚未开花，便已飘扬零落。然而叶嘉莹还有十分坚韧的一面，无论内心有再多忧苦，也能保持表面上一贯和愉平静的风度。因此她在讲课时，总能保持着精神的饱满飞扬。
　　
　　1956年，台湾“教育部”邀请叶嘉莹谈讲诗词，后来又几次致函索稿。她推托不下，便想起那些素日萦绕盘旋于脑际的、王国维先生幽怨悱恻之词句，信手拈来，写了一篇《说静安词〈浣溪沙〉一首》。这可以说既是叶嘉莹对王国维研究的开始，也是她在诗词道路上由创作转向评赏的开始。
　　之后，不断有友人索稿，她就又陆续写了《从义山〈嫦娥〉诗谈起》、《从“豪华落尽见真淳”说陶渊明的任真与固穷》，以及《说杜甫赠李白诗一首――论李杜之交谊与天才之寂寞》等文稿。前辈学人缪钺先生曾评价，她写陶渊明，能“独探陶渊明为人及其诗作之精微”，又说谈李杜交谊一文，能“探索诗人之用心”，“并寄托自己尚友古人之远慕遐思”。
　　叶嘉莹早期的评赏作品，是从对诗歌的主观欣赏开始的。用她自己的话说，“乃是全以自己读诗之感受及心得为主，颇有一些近于陶渊明之所谓‘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及欧阳修之所谓‘至欢然而会意，亦旁若于无人’的意味”。然而这恰恰成了其文字的魅力所在。她通过自己诗人的禀赋与真诚的感触，将古典诗词圆融自足的奇异境界，生动的传递出来，毫无时光弥远的隔膜。内在情境之美，飘然而至，可触可摸。尽管这似乎并不符合现代学术论文的要求，却由于诗词中的意境与她的心境相符，在这种超越今古的人类通感的共鸣之中，反而能探触到一些诗歌感发的本质。这是叶嘉莹日后治学与讲学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也正暗合了漫长的古典文化源流中“兴于诗”的传统。
　　台湾大学中文系的郑骞教授曾对她说：“你所走的是顾羡季先生的路子。”郑先生是顾随先生的好友，对顾随了解极深。他认为这条路并不好走，但他却很欣赏叶嘉莹的作品，认为她确实已“得其神髓”，传了顾随先生的衣钵了。
　　1966年，叶嘉莹以台湾大学交换教授的身份赴美国讲学，先后担任哈佛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的教授，因为台大规定交换教授两年后必须再回校服务，1968年叶嘉莹便把丈夫和女儿留在美国，孤身一人返回台湾。两年后她原拟重返哈佛，却由于种种原因，百般受阻，最后留在了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并接家人来团聚。
　　加拿大的课程需要用英语讲授，叶嘉莹每日必须用大量的时间备课。她在阅读西方文论的过程中，颇受启发；对诗词感发力量的由来，更有了一番理性探微之阐释。
　　叶嘉莹解释道，西方文化具有逻辑性、思辨性，讲究条分缕析；而中国是诗的国度，重视的是内心的感动。最初的古典小词，内容多写美女爱情、伤春悲秋，让人不知评赏该从何入手。清朝的张惠言曾说小词里有诗人的比兴寄托，被王国维斥为“牵强比附”；但王国维自己又从小词中看出成大学问大事业的三种境界，还说南唐中主的“菡萏香销翠叶残”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他们都感受到在小词的文本以外，还有一些意蕴，但究竟为何，却没能阐述清楚。而她注意到，西方文学理论中的诠释学、接受美学、解析符号学等，却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解释这些问题。
　　面对众多的文学理论应该怎样取舍？叶嘉莹强调：“对任何理论都不可盲从，我只取那些合乎我讲授诗词需要的。”她引用解析符号学家克里斯托娃的话说：“我不属于任何一派理论，我选择的是我自己的道路。”
　　以西方文学理论解析古典小词，这是叶嘉莹治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南开大学副校长、文学院院长陈洪评价叶嘉莹时说：“融合中西以推进词学研究，卓有成效者，海内外自是不做第二人想。”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叶嘉莹大半生的学术生涯，与王国维是分不开的。《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书，记载着她与这个远逝的灵魂攀谈的痕迹。
　　还在辅仁大学念书的时候，有一天，同学抄了几首王国维先生的《蝶恋花》给叶嘉莹看。“满地霜华浓似雪。人语西风，瘦马嘶残月。”这样凄美的句子立刻使她产生了共鸣，方知《人间词话》的作者，原来还有这样缠绵哀感的小令。她一下子爱上了王国维的词，便到图书馆借阅他的全集。不料一看之后，又失望又讶异：失望的是，王国维遗留的词作并不甚多，仅百余首，其余大抵是些她还不甚明了的枯燥的考证著作；而更可讶异的是，王国维竟然以51岁的盛年，自沉昆明湖而去。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如此坚决地抛弃了自己从前一切的兴趣和爱好？又是怎样的痛苦，让他毫不顾惜地结束了自己正当盛年的生命？这些问题一直盘旋在叶嘉莹的脑海。
　　上世纪60年代末，叶嘉莹离开哈佛以前，曾经拟定了一个关于王国维的研究计划，之后屡遭变故，几经耽搁，才于1970年重返哈佛，将计划完成。而多年前困扰她的疑问，也慢慢彰显了答案。
　　
　　王国维在民国初年留下遗书，以“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之理由，决然自沉。叶嘉莹研究认为，真正的原因在于，王国维需要的是一个纯然客观的研究环境，然而在旧中国那样的乱世中，要想避免政治背景的沾染而保持自己一份超然的立场，就他曾经入值溥仪“南书房”的身份而言，几乎是既不可能为人理解也不可能被人接受的。但由于王国维既有一种悲观性格而不能作积极进取的行动，又怀有过于崇高的理想而无法随波逐流，在政党倾轧、军阀混战的乱世，他唯恐陷入被迫辱的绝境，才决意一死，以殉他理想中的最后一点清白。
　　叶嘉莹自述其早年颇有“独善其身”的性情，除读书外，鲜有交际，对外界生活所知甚少，对政治更是绝口不谈。在辅仁大学读书时，堂兄曾以四句戏言相赠:“黜陟不知，理乱不闻，自赏孤芳，我行我素”。这种“清者”的自持，与王国维不无相似之处。因此在最初的著述之中，叶嘉莹充满了对王国维“清者”之持守的景仰之情。
　　然而正是因为对王国维的研究，叶嘉莹开始阅读中国近代史的相关书籍，对有关中国近百年来革命和蜕变过程的记述，也都有了阅读的兴趣。涉猎既宽，也就逐渐认识到从前唯知“独善其身”，以“清者”自命的想法和生活，从某种程度上看，乃是一种狭隘的弱者的道德观。于是1974年春，叶嘉莹便在《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书中，又增加了一篇《余论》，对王国维的评价，也就从一味的倾慕赏爱，而加入了越来越多的理性的反思成分。
　　此后，无论日常工作多么繁忙，她都会留心报刊上有关大陆的消息，对祖国发生的一切，不再是远之唯恐不及，而是参与之有所不足。
　　采访叶嘉莹的日子，正是“天高日晶、木叶尽脱”的时节，这是曾给过王国维先生以灵光的季节。而叶嘉莹以83岁高龄，尤叹息虽则混沌乱世未曾给静安先生一个良好的环境，但静安先生以极高的天赋而在学术事业的盛年自杀，不能不说是时代的一种损失。所谓“时代既有负于静安先生，静安先生亦有负于所生之时代”是也。叶嘉莹认为，即使大道之理想不能实现，但关怀的仁心不可丧失，人应当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才力，方能不负年华性命、时代与家国。
　　
　　临岐一课浑难罢，直到深宵夜角吹
　　
　　用异邦语言讲授故土的诗歌，毕竟有所隔膜，失落了那任意发挥的挥洒自得之乐。加之长在心头的那一份“故园千里隔，休戚总相关”的情怀，叶嘉莹一直怀有归国讲学的愿望。1978年改革开放，叶嘉莹终于投出了回国教书的申请信。
　　那是温哥华暮春的黄昏，家门前的树林之上，落日熔金，倦鸟归巢。她穿过树林走到马路那一边的邮筒，马路两边的樱花树，正飘舞着缤纷的落英。春光即将长逝，向晚的光景唤起了叶嘉莹对自己年华老去的警惕：金色的余晖虽美，终将沉没，似锦的繁华虽美，也终将飘零；而自己想要回国教书的愿望究竟何日才能实现呢？于是她随口吟写了两首绝句：
　　向晚幽林独自寻，枝头落日隐馀金。渐看飞鸟归巢尽，谁与安排去住心。
　　
　　花飞早识春难驻，梦破从无迹可寻。漫向天涯悲老大，馀生何地惜馀阴。
　　申请信寄出后，她时刻关注着国内教育方面的消息，一段日子以后，终于如愿得到回音，国家安排她到北京大学访问讲学。在北大短期讲课以后，叶嘉莹便受恩师顾随先生之好友李霁野先生的坚邀，转到了天津的南开大学。
　　当年南开大学中文系为叶嘉莹安排的课程，是讲授汉魏南北朝诗。每周上课两次，地点在主楼一间约可坐300人的大阶梯教室。讲课开始后，同学们反响极为热烈，慕名而来的更有许多天津其他院校的学生，临时增加的课桌椅一直排到了讲台边缘和教室门口，以致于有时叶嘉莹想要走进教室、步上讲台都十分困难。
　　中文系无奈出一下策:只有持听课证的同学方可入场。这一来引起了其他院校学生的不满。天津师范大学一个伶俐姑娘想出对策，竟然找来一块萝卜刻了一个文学院图章，自制了一个假听课证。一时间，真假听课证统统洛阳纸贵，叶嘉莹上不去讲台的困难虽然得到了改善，但每回上课，教室的阶梯和墙边，依然挤满了或坐或立的人。
　　30年光阴驰过，回顾这段往事，叶嘉莹依然忍俊不禁，抚掌直笑。她告诉我们，当年那个刻萝卜图章的姑娘徐小莉，如今已是天津电大的老师，仍然一有机会就来听她讲课。“我30年前的那些学生们，现在还来听我讲课的，还有很多呢。”
　　从上世纪80年代起，叶嘉莹凡有暑假年假，必定回国讲学。她曾应邀到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湖北大学、湘潭大学、辽宁大学、黑龙江大学、兰州大学、新疆大学等几十所高校讲学；又应各社会团体邀请举办了数次颇有影响的古典诗词系列专题讲演。凡开讲时，必定人头攒动，从七八十岁的学者，到十七八岁的青年，无不喜爱赞许。1981年叶嘉莹在杜甫草堂参加杜甫学会第一届年会期间，与前辈学人缪钺先生，还曾有过一段知遇之缘。后来与缪先生合著《灵词说》，更被缪先生许为“晚年第一知己”。
　　叶嘉莹还记得当年第一次离开南开时，最后一晚为学生们讲课的情景。铃声响起时，没有一个人离开。她与学生们，就这样如痴如醉地沉浸在诗词的世界里，直到熄灯的号角吹起。这正是：“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临岐一课浑难罢，直到深宵夜角吹。”
　　
　　祝取重番花事好，故园春梦总依依
　　
　　1989年，叶嘉莹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退休，每年有整整一个学期在国内讲学，其余时间则活跃在加拿大、美国等国际诗词讲坛上。
　　1991年，叶嘉莹当选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同年应南开大学要求，创办“比较文学研究所”；4年后在海外募得蔡章阁先生捐助的资金，修建研究所教学大楼，并将研究所更名为“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
　　1995年，叶嘉莹在指导博士生的同时，开始教少年儿童学习古典诗词。她与友人合编了《与古诗交朋友》一书，为增加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她又亲自吟诵编选的一百首诗，给读本配上了磁带。此后，她又多次到电视台教少年儿童吟诵诗歌。
　　叶嘉莹接受采访时说：“古典诗词里蕴含的，是我国文化的精华，是当年古人的修养、学问和品格。现在的青年一般都不喜欢读古典诗词，因为它的语言是古典的，里面又有很多典故，有很多历史背景，他们自己看是很难看到里面的好处的，难免对它们冷淡隔膜，这是很大的损失。所以我要把这些好处讲出来，希望能够传达给他们，让他们能够理解。只要有人愿意听，只要我的能力还可以讲，我都愿意一直讲下去。”
　　叶嘉莹一生以传薪为乐，直至花甲，直至古稀，直至耄耋，至今仍汲汲于授业，2007年门下还新增了1名硕士、2名博士，1名博士后。
　　叶嘉莹一生际遇坎坷，多经离乱，而不幸中之大幸运，乃是她得以终生与古典诗词相随相伴。
　　卅载前叶嘉莹第一次回国讲学时，曾写过一首绝句：“构厦多材岂待论，谁知散木有乡根。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叶嘉莹一生景仰屈原和杜甫，而屈原追索理想的执着精神，杜甫心忧天下的入世情怀，同样浸透在她的生命里。“祝取重番花事好，故园春梦总依依”，高枝上的“花”象喻着她热爱的古典诗词，让她终生念念不忘的，乃是古典诗词能在祖国的土地上，开花结果。
　　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体认，过乐观之生活。
　　这是半个多世纪前恩师顾随的教诲，如今，叶嘉莹正在以身体力行实践之。
　　（摘自2007年11月14日《光明日报》，作者为该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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