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 文明_殷墟：人类文明的宝库

　　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墟，是人类文明的宝库。在今年7月13日于立陶宛召开的第30届世界文化遗产大会上，中国殷墟以高票通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是对她在世界文明史上所占重要地位的承认与肯定。
　　
　　
　　甲骨文与殷墟的发现
　　三千多年前的晚商都城殷虚（古人称高丘为“虚”，建都之地多为丘虚之处），是一片“车行酒，马行炙”的繁忙景象和“酒池肉林”的不夜天。但自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伐纣大战牧野以后，商纣王兵败登鹿台自焚而死，从此繁华的殷虚都城成了一片废墟。两年以后，投降西周并被封在朝鲜的商王室贵族箕子“朝周”路过此地时，这里已是“麦黍渐渐,麦秀离离”的荒凉景象。面对此景，箕子真是“欲哭无泪”，殷虚成了真正的殷墟。600多年的商代历史，被深深地埋入地下。自此以后，商王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所在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除了秦末农民大起义时，项羽曾与秦朝败将章邯盟于“洹水南，殷墟上”，此后直至明朝建立小屯村，此地就不再有人提起，成为棋布在华北平原上极为普通的蕞尔一邑。
　　1899年，甲骨文被著名学者王懿荣发现。10年后的1908年，甲骨学前辈大师罗振玉搞清了这些宝贝的出土地是安阳的小屯村。随着罗氏收集甲骨文材料的增加和研究的深入，终于在1910年从甲骨文上发现了“殷王名谥十余”，并进一步推断出土甲骨的小屯村当是“徙于武乙，去于帝乙”的历晚商武乙、文丁、帝乙诸王的都城所在地。在此基础上，又经前辈大师董作宾、郭沫若、陈梦家、胡厚宣等人的深入研究，最终确定了小屯村一带是商朝自盘庚迁殷至商纣灭国，共历八世十二王，二百七十三年“不复徙都”的晚商都城。由于甲骨文的发现，才把隐退到历史“后院”的殷墟，推向了世界文明史的前台。
　　不仅仅如此。殷墟甲骨文是三千多年前我国最早有系统的文字，与世界其他最早的文明，诸如埃及的纸草文字、古巴比伦的泥版文书交相辉映，为推动世界文明进程作出了贡献。但是，其他古文字只是昙花一现，只有中国的甲骨文在使用中与金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一脉相传。虽然在几千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字形有所变异，但从文字的点划、结构上仍有传承之迹可寻，成为当今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文字。因此，甲骨文是世界文明宝库中的珍品，极大地提升了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
　　
　　科学的发掘与深厚的底蕴
　　为了更多地收集甲骨文及与甲骨文伴出的科学信息，减少盗掘挖宝造成的科学资料损失，也为了不使甲骨文这一民族瑰宝继续流往国外，我国学者自1928年开始了大规模的科学发掘甲骨文的工作。
　　当时的中国田野考古才刚刚起步，因而一切都是在探索、总结和学习中前进。前中央研究院的殷墟发掘自1928年开始至1937年因抗日战争爆发而暂停，历时10年之久，进行了15次大规模科学发掘工作。而1950以后至今，中国社科院一直在此地持续不断地进行着考古工作。前后78年的殷墟发掘，使中国考古学经历了萌芽时期、形成时期、繁荣时期，直到今天考古学的“黄金时代”。对一个遗址进行如此时间之长、规模之大的发掘与研究，在世界考古史上也是所见不多的；而由此造就出一代又一代饮誉海内外的考古学家，也是其他古代遗址所不能做到的。
　　就在这片范围广大的遗址区内，几代考古学家挖土不止，使一个个商代文明的载体――遗迹和遗物被揭露出来。洹水以南和今天的小屯村以北，是当年的殷王朝宫殿、宗庙所在地,是都城“大邑商”的中心区。这里共发现大型建筑基址54处,总面积达70万平方米。其中的“甲组基址”,当为商王的居住生活区。“乙组基址”,考古学家推断为“宗庙”和政务活动区。“丙组基址”形制像“祭坛”，可能为社稷。在洹河以北是王陵区，共发现商代大墓14座。在小屯村北发现一座没被盗掘过的中型墓――妇好墓，其出土随葬品之丰富和精美，可以想见大墓之奢华当甚之又甚！
　　此外，在孝民屯等处还发现了平民的“族墓地”，为研究商代宗族结构提供了物证。如此之多的晚商遗迹，是商代文明史的物化和商人在殷墟演出威武雄壮活剧的前台。
　　
　　人类文明的“地下博物馆”
　　殷墟不仅有丰富的遗迹可考，地下还埋藏着无与伦比的世界文化珍品，堪称是一座藏品旷世的“地下博物馆”。几代考古学者艰苦卓绝的努力，为我们打开了这座“地下博物馆”展厅的一道道大门。
　　殷墟的地下，埋藏着大批人类文明的瑰宝――甲骨文。自1899年至今天，百多年来共出土15万片以上。其中1936年发现的甲骨窖藏127坑，一次就出土17056片，被世人誉为世界上最早的“档案库”。而1973年、1991年在小屯南地和花园庄东地又有成批发现，为世界文明史增加了大量新资料。甲骨的发现，不啻发现了一个奴隶社会，并使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提前了一千多年。与此同时，甲骨文研究成为一门国际性学问，把史料较少的商代文史研究建立在牢固的科学资料基础之上。
　　殷墟又是一座青铜宝库。历年来，这里共出土青铜器万件以上。不少铜器造型独特，或大气磅礴，或小巧玲珑;而纹饰或诡谲神秘，或瑰丽精细，是极有价值的艺术珍品。著名的司母戊大鼎，重达832.84公斤，是世界青铜时代之最。而其他铜器，诸如偶方彝、三联、等等，也是极为罕见的艺术珍品。如此之多的青铜器，反映了商代人高度发达的青铜冶铸业水平。
　　历年来，殷墟还出土玉器2600余件，按其用途可分为礼器、工具、兵器、装饰品、杂器等。商代玉器用料考究，琢磨精细，造型优美，纹饰绚丽，极富艺术价值，并在玉器的“形而下”中深藏着当时人们的情趣和礼制。殷墟出土的玉龙、玉凤、玉人、玉象、玉鸟、玉龟等玉件，栩栩如生，令人叹为观止。而殷墟出土的骨器也颇具艺术价值，诸如各式骨笄、雕花镶嵌骨等。而著名的象牙杯，刻镂华丽并嵌有绿松石，是一件巧夺天工的艺术精品。
　　殷墟是一座保存无算珍品的“地下博物馆”。如今，殷墟为展示发掘和研究成果，并保护遗址的总体风貌，在洹水岸边修建了一座在地平面以下的“殷墟博物馆”，几百件精美的殷墟出土文物在这里熠熠发光，使人们受到高度发达的殷商文明的强烈震撼。
　　殷墟被列入“世遗名录”，是殷墟保护和研究新阶段的开始。殷墟地下还埋藏很多人类的文化遗产，还有很多的学问需要我们去认识、去解读……殷墟不仅是中国的，她还属于全人类。我们有责任把她保护好，把她完整地留给子孙后代。
　　（7月21日《光明日报》，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
　　
　　专家点评
　　殷墟的发现对“断代”有重要意义
　　罗敏（整理）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殷墟是主要研究依据。譬如说，商朝武丁时期曾出现五次月食，甲骨文有记载。我们首先利用古文字学分期的方法排列这五次月食的次序，然后利用天文学方法计算，得出的结果，两者是相吻合的，由此我们可以证明五次月食的真实时间，从而论证了武丁在位的年代。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使商朝的存在成为可以确信的历史。这一发现在我看来，其意义与埃及的罗塞塔石碑不相上下。
　　我们知道，罗塞塔石碑是解读古埃及文字的一把钥匙。和埋在地下的甲骨文不同，大多数埃及石刻都在地上，不需考古发掘就能看到。然而，古埃及语言早就不存在了，也就无人能解读上面的文字。1799年，拿破仑在埃及作战，军队中有人在罗塞塔地区发现了这一石碑，石碑上，古埃及两种字体的文字与古希腊文相互对照。1823年，法国学者商博良依据石碑上的文字，解读了古埃及文字。从此以后，古埃及的历史就清晰了。
　　正好100年后，1899年，中国人发现了甲骨文。随后不断地解读、研究，商朝历史也逐渐凸现。在此之前，虽然《史记》的《殷本纪》、《尚书》的《商书》、《诗经》的《商颂》都记录了商代的历史，但其脉络不够清晰，并且，这些记载是否可信，需要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的证明，甲骨文就提供了这种证明。甲骨文是商王和贵族的占卜记录，从祭祀到打仗，涉及范围广泛，内容丰富，我们可以直接从中读出历史。
　　更早的夏朝的资料非常有限，还没有得到殷墟那样的证明，并且，这样的证明也许永远也得不到，然而正因为殷墟的发现，我们对史籍中的记录更有信心。王国维就讨论过这一话题，他认为从甲骨文的发现来看，《史记》中《殷本纪》的记载非常可靠，很少有需要修正的地方。由此可以推断，《夏本纪》的记载也不会是全然捏造的。
　　（摘自7月14日《第一财经日报》，作者为该报记者，标题有改动）
　　
　　延伸阅读
　　殷墟三宝
　　金开
　　
　　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曾说：“安阳殷墟有三宝――甲骨文、青铜器、都城遗址。”这是从文明的产生与进程的角度，高度评价殷墟的价值和意义。
　　
　　甲骨文
　　
　　甲骨文被认为是从一个偶然机会中发现的。1899年清王朝国子监祭酒、金石学家王懿荣从一味中药“龙骨”上面发现刻有一种不认识的古代文字。经过研究，才弄清这种“龙骨”有的是龟甲，有的是牛肩胛骨。后来，人们把刻在甲骨上的文字叫甲骨文。
　　从1899年发现甲骨文至今100多年来，殷墟先后出土甲骨文约15万片，分别珍藏于中、美、英、法、德、日等12个国家和地区的博物馆与学术机构中。100多年来的甲骨文研究，形成了一门国际性显学――甲骨学。根据1999年甲骨文发现100周年时的统计资料，当今世界上研究甲骨学的专家和学者有3881人，出版了各类专著10000余种。2000年，四川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甲骨文献集成》，洋洋四十大帙售价高达5.6万元。目前所见的甲骨文出现单字4700余个，可识别和与现代汉字有明确相沿关系的约1700字左右。2004年7月3日，上海公开拍卖了20小片甲骨文，拍卖出5280万元人民币的天价。
　　最早对甲骨文的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四位学者是：郭沫若(1892～1978)、董作宾(1895～1963)、罗振玉(1866～1940)、王国维(1877～1927)，因其字和号中都有一个“堂”字，被称作“甲骨四堂”。
　　甲骨文字中，中国汉字的“六书”造字原则（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转注）都已出现，表现出成熟而系统的文字序列。郭沫若先生认为，中国文字发展到甲骨文时期，至少经历了1500年的历史。殷墟所出约15万片甲骨文所记载的内容丰富多彩，再现了当时政治、经济、宗教、军事、社会风俗、历史文化等多方面时代风貌。需要说明的是，甲骨文是由于记录占卜、祭祀的特殊需要所书刻的文字，并不是当时文字的唯一载体，与甲骨文同时期既有铭刻在青铜器上的金文，还有由甲骨文“典”、“册”等字形所表现出的竹简或木简上的书写文字，以及所见的书写在玉石上的文字和陶文。所幸的是，甲骨文由于这种特殊用途下的特殊书刻方式，得以保存下来。
　　
　　青铜器
　　安阳殷墟出土的数以万计的青铜器，大致可分为青铜礼器、青铜武器和工具、马车或木器上的青铜制品、纯粹为死者陪葬的冥器。在目前的收集中，青铜礼器量最多，种类主要有鼎、尊、觚、爵、、方彝、盘、盂、觯、壶、簋、、卣等等。大部分青铜器物上有华丽图案装饰，象征着深刻的社会和历史意义，其中占主要位置的纹饰是一种被称作为“饕餮”的神兽纹样。“饕餮”纹样的突出特征有巨目、阔口、柱角、利爪、蛇身等，实际已是一种糅合了的图腾崇拜形象。
　　安阳殷墟被发掘的区域里，发现有大型铸铜作坊，其中有大量的铸铜范块、泥模、坩埚、鼓风嘴等，还有锡锭与孔雀石之类铸铜原料，充分证明了当时制铜业的发达。
　　安阳殷墟出土的青铜器，大到重达832.84公斤的司母戊方鼎，小到高仅5厘米、口仅3厘米的小方鼎，其独特的制造工艺和精美的造型艺术与纹饰艺术，标志着中国古代青铜时代的繁荣与辉煌。
　　都城遗址
　　安阳殷墟都城遗址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殷墟都城概念南至朝歌、北至内丘约有200多公里，史记中曾记载殷纣王时期这里到处都建有别宫离馆。殷墟的中心地带有洹水，南约20余公里有汤水，再南20余公里有淇水，北约20余公里有漳水，再北有滏阳水等，这些水流均匀分布，都西出太行，东流直接或合水汇入黄河。甲骨文中明确记载，商王常涉河东或乘舟到黄河。殷墟西有太行、东有大河天然屏障，松软的黄沙土地，最适宜原始先民繁衍生存。
　　狭义的殷墟都城的概念是以小屯为中心的洹水沿岸一带的商王宫殿宗庙区、王陵区以及周边的聚落。包括2000年所发现的四周8700多米城墙的洹北商城。
　　殷墟都城遗址有数量众多的夯筑建筑基址，这些建筑基址的下层覆盖着更早时期的窖穴。梁思永先生发现，后岗文化层的上层是白陶文化的遗物，中层是黑陶文化的遗物，下层是彩陶文化的遗物，形成了仰韶――龙山――殷墟三种文化的先后发展序列。
　　安阳殷墟以其甲骨文、青铜器、大规模都城遗址，标志着中国古代高度繁荣发达的文明，成为中国上古时期夏、商、周三代考古和历史研究的坐标和里程碑。
　　（7月21日《光明日报》）
　　
　　反思与启示
　　来自殷墟“申遗”的启示
　　――访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
　　刘琼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曾率队亲临现场，亲历殷墟申遗全部过程。殷墟“申遗”已是“旧事”，但是童明康基于专家和主管部门立场的思考和提醒，对于我国正在高涨的申遗热潮，无疑具有现实针对性。
　　
　　“申遗”带动文物保护
　　记者：作为我国文化遗产“申遗”工作的主管领导之一，您怎样评价我国热情洋溢的“申遗”现状？
　　童明康：首先这是一件大好事。世界遗产不仅标志着我们祖先的成就，同时也是当代文明发展综合实力的表现。
　　同时，“申遗”更意味着责任。无论文化遗产还是自然遗产，保护都是为了永续利用。过去，国外总说我国的遗产保护不好，实际并非如此，特别是“申遗”进入大众视野以后，保护工作得到飞跃性的发展。
　　从政策来看，政府的重视程度大大加强，今年的文化遗产日的设立一路绿灯，就是典型例证；另一方面，民众保护的自觉性加强，比如许多人对当年拆毁北京城墙感到后悔；此外，依法保护文物这一理念，近年来得到社会公认，“申遗热”起了一定的作用。
　　提高当地凝聚力，用作旅游资源，这是“申遗”给地方上带来的好处，毋庸讳言，这也是地方政府申遗热情高涨的客观动力。但是，所有这些好处，应当建立在保护的基础上。
　　
　　避免对遗产过度开发
　　记者：怎样看待世界遗产开发过热现象？
　　童明康：确实存在对文物过度开发利用的问题。故宫一天承受1万人是限度，结果黄金周一天来了10万人；敦煌石窟有一些窟的面积非常有限，游人们在里面挤来挤去，对壁画的影响很大；有些地方打着便民旗号，修一些旅游设施如索道，这些都是对文物的破坏。
　　根本问题是缺乏对人类遗产的敬畏感，再加上文物带来那么高的利润，于是大家就拼命地挖掘、发掘。
　　在申遗过程中，申报不是目的，保护才是目的。一定要避免重申报，轻管理；重开发，轻保护。过去常提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是个错误的观念，实际上是降低遗产的作用。许多世界遗产完全商业化，原住民整体搬迁，对此，我并不赞成。
　　世界遗产有个重要观念，是人和文化环境、自然环境和谐相处，否则，就失去了真实性。文物保护，不仅保护房子，也要保护文化特征，也就是说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和谐融合，而不是两张皮。鼓励原住民居住，更有利于文物保护和文化传承。
　　但是由于体制问题，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不同部门管，文物部门没有权力跟当地政府说不许把人迁走。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摘自8月4日《人民日报》，作者为该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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