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外文图书沟通世界】 外文图书

　　2009年，中国将以主宾国的身份亮相有出版业的“奥运会”之称的法兰克福书展，这又是一次在世界最大的书展上宣传中国图书、中国文化的机会。 　　在外文社的网页上，“以外文介绍中国用图书沟通世界”十分醒目，这14个字可以看作是对其追求的诠释。
　　外文出版社社长呼宝民，早年学习了七年的俄语，硕士毕业的他从不把翻译当作单纯的工具，他认为翻译和编辑是互通的，这样的专业背景也为他今天从事的对外出版工作带来了一份别样的景致。
　　北京奥运会闭幕不久的一个上午，采访者在呼宝民的办公室，就外文出版社、图书对外出版等话题与呼宝民开始了交流……
　　
　　外宣要以事实说话
　　
　　《对外传播》：您从大学毕业就一直在外文出版社工作，我们知道，其实中国外文局的前身就是外文出版社，那时的出版业情况与现在相比有何不同?
　　呼宝民：外文出版社成立于1952年，我从1988年开始就在外文出版社工作，相比新员工，我唯一的区别就是早到了20年。但我可以预见到的是，我那20年的竞争远没有今后20年激烈。
　　毛泽东主席说，外宣要以事实说话，现在很多行业都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强大――比如刚结束的北京奥运会，中国已经向世界证明自己是一个体育大国了――事实已经有了，下面就得我们外宣工作者说活了。但这种强盛造成了西方心理上的不接受，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猜疑，这就让我们“说”得更困难了。所以，国家越强大对外宣传就越难。今天图书对外出版的压力在于，从选题策划、资金筹措到市场开发都要靠自己。年轻人的压力将会非常大。
　　《对外传播》：如此激烈的竞争对外宜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社长，您对外宣人才问题有什么想法?
　　呼宝民：现在的确与20年前大不相同，我们要思考如何做到对外宣传中的“三贴近”――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国外读者对中国信息的需求、外国人的思维习惯。外宣不能是生硬的说教，而必须“润物细无声”。要通过“走出去”战略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改革开放的成绩推广出去。这是对“80后”、“90后”人才需求的基础。
　　我也在思考外宣人才的素质要求：一方面，要时刻关注国际形势，否则你提供的信息就可能恰恰是西方人反对、攻击的对象。比如，有一本俄文的杂志介绍了一个中国的女商人是如何准确预测到俄罗斯的金融危机，进而大量买进商品，再在危机中将商品卖出。其实俄罗斯人早已认定是商人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才造成了金融危机，我们的宣传正好给他们提供了素材。
　　外宣人才应该是“杂家”，不仅要成为外交家、出版家、理论家、交际家，还要做商人。这些方面的形势都要有所了解才行。现在的情况是翻译和编辑各自为政，只管自己的工作，我希望将来我们的人才都能兼顾两个方面，这条工作链不应该中断，否则就会像盲人摸象，链条上的任何％环节如果只顾放大自己就会造成整体比例的失调。
　　另一方面就是专业素质了，不光要胜任本职工作，还要创新、出新点子。现在我们的翻译编辑队伍的情况堪忧，主要问题是青黄不接，当然这是有历史原因的。我们现在特别希望年轻人能够快些成长。
　　
　　做感兴趣的项目
　　
　　《对外传播》：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您曾说外文社最迫切的问题是要找到一个能够提升品牌的大项目，在您看来什么样的产品是大项目?
　　呼宝民：中央一直要求我们做大项目，我又何尝不是梦寐以求地想做出人见人爱的好书?现在尽管《狼图腾》、于丹《论语心得》等图书的版权已经卖到了国外，但那些只是个案，单本的，代表的也不算主流文化。举个例子，当初有一段时间“韩流”盛行，其实韩国文化里有很多主流的中国元素，但我们却没有抓住这些元素。所以，如何在精神层面提高层次是一个迫切的任务。大项目就是要把我们的传统文化、把我们的理论、思想精髓总结出来。
　　但是坦白地说，想做大项目还是有难度的。因为图书是一种能够给人的思想带来冲击的特殊商品，它有两个属性是不可更改的，那就是市场效应和社会效应。我们更要突出社会效应。我们一直在努力，已经完成了“21世纪书系”，现在正为建国60周年准备一个书系。
　　《对外传播》：外文出版社要面对众多的外国读者，那么你们是如何处理国际范围内的市场效应和社会效应之间关系的?
　　呼宝民：这是一个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过去西方对中国的认识是“谜一样的国家”。上个世纪80年代我去苏联的时候，他们在猜测我的国籍时，说哪儿的都有，唯独没有中国；而去年我去了法国，五分钟之内看不到中国人都是一件不正常的事情。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外宣“走出去”反而难了，因为当我们像谜一样的时候，外国人特别好奇、特别想看我们的东西，任何一份报纸、期刊他们都会很珍惜；今天恰恰相反，了解中国的渠道多了，外国人都有了自己的看法。所以尽管现在中国人出去得多了，图书的销售渠道却变得不畅通了。
　　销路不畅当然首先是发行的问题，我们要生存、发展下去就必须卖能挣钱的书，其实我们有四个发展方向――外宣、自销、多语种和多媒体，还有四个市场――国际、国内、政府采购，甚至赠书都可以算一个，唯一不能去的地方就是纸浆厂!所以不能说没有盈利空间。但同时，按照外宣的要求，有些书即使不盈利也不能不印，这就是一种矛盾。当然另一方面编辑上肯定也有不足。图书出版是―个遗憾的行业，由于评价体系不同，没有完美的书。
　　
　　外宣图书会有卖点
　　
　　《对外传播》：2009年，中国将以主宾国的身份参加全球最大的书展――法兰克福书展。请谈谈对法兰克福书展的看法，并介绍一下近几年它在潮流上引导上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呼宝民：国际书展是向世界介绍中国的有效渠道，同时也是中国出版工作者了解国际出版业最新动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平台。现在法兰克福书展的功能也在逐渐变化：第一，现在它更突出的是展示功能，所以我们带去的也都是重点书、精品书，让业内人士和读者看到我们的实力。第二，它的另一个功能是方便业内人员交流，大家可以互通信息。第三，在洽谈版权方面，法兰克福书展的效果不像以前那么明显了。这是因为随着网络等信息渠道的发展，很多版权交易变得非常迅速，甚至书还没有完成的时候版权都已经售出了，等到交易会时就没有那么多好的资源了。
　　我参加过两届法兰克福书展，我们明年的参展书目已经确定了，将主打多语种，尤其是德文、英文图书。
　　《对外传播》：面对新媒体的兴起，外文出版社在电子图书领域会有哪些动作?
　　呼宝民：业内对电子书的发展趋势还有争论，但我个人认为纸质书籍必然消亡，因为书籍的发展史上，载体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而且由于纸质书籍毕竟需要耗费森林资源，也许有一天它将仅仅作为高档礼品出现在 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而且随着环保成本的增加，纸张涨价的趋势恐怕是长期的，这就激发了出版界的危机意识和精品意识，每个出版社都要思考，那些新的出版介质――数字出版、多媒体产品等要不要尝试?
　　现阶段电子书的发展还有一些障碍，首先是版权难以界定，我们也很难得到数字版权；其次是赢利模式的局限――确定电子书的销售数量比纸质书籍要难，让出版社相信销售商的一个电子数据还是不太现实的；再次还有诚信上的危机，主要是电子产品比较容易复制，盗版问题更难解决。
　　对外文社来说，数字出版是一个很有未来的产业，一定要迎上去，才能避免在这场竞争中被淘汰。我们现在就为很多书配了光盘。而且将来，出版社和数字出版公司结合在一起会成为―个趋势。现在的情况往往是出版社缺少技术人员，数字公司缺少编辑人员。
　　但是我们也很谨慎，我认为如果出版社把资源交给数字出版公司的话，自己就什么都没有了。这是一个悖论――由于没有版权，我们的很多书无法上网，无法启动数字出版；但是正因为有了这个“遗憾”，才保护了我们现有的纸质出版物。传统出版社与新兴技术行业正在进行一场争夺战，这也是电子书没有进一步发展的客观原因。
　　《对外传播》：汶川大地震后，外文出版社第一时间编辑出版国内出版界推出的第一本有关汶川大地震的英文版画册――《汶川!汶川!强震凝聚中国》，并亮相美国书展。以前这种突发事件的信息传播是报纸杂志的专利，现在图书似乎也开始具备“新闻性”了，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呼宝民：图书的“新闻性”这个理念很好，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启发。
　　《汶川!汶川!强震凝聚中国》的出版是外文局的领导亲自抓的，由于是突发事件，当时的第一要求是快，这也就留下了一些不足――抗震救灾还在进行中，很多数据、说法还没有最后确定，但是却很难改动了。
　　这就是图书与其他载体的不同，报纸期刊在时效方面很快就会过去，而书是可以永久珍藏的，当报纸杂志已经被人遗忘的时候，图书却将永远载入史册。这正是我们出版此类书的原因。当然出书也是需要永远负责任的。
　　那时候这本书在西单图书大厦的销售排行榜上长期占据第一名的位置，当我看到书店里许多人围拢在一起翻看这本书的时候，心里还是感觉挺骄傲的。同时，这种热销程度、被关注程度也确实需要我们反思。可以考虑让选题更具新闻敏感性――这就很好地说明了刚才我对外宣人才的一点看法，即外宣工作者要时刻关注国际国内形势。相信只要找到好的选题，外宣书籍一定会有卖点!
　　
　　追求共赢
　　
　　《对外传播》：2008年，由于面临激烈的竞争和市场环境，贝塔斯曼全面从中国图书业撤出，外文出版社读者基本是在海外，您是怎样看待这种竞争带来的压力?如何应对?
　　呼宝民：在我的头脑里没有对手这个概念，只有合作者，和同业者在一起我们只谈共赢。观察、了解他们是需要的，但目的是为了我们自己更好地发展。
　　外文社不只有商业属性，还有外宣属性，所以我们更强调的是自己的特色，因为没有特色就无法生存。外文社的特色主要有二：一是我们有多语种的优势，我们是中国唯一一个有专职的多语种翻译队伍的出版社――其他出版社即使有翻译也是由编辑兼职的。第二个特色是多年积累的外宣资源。外文社多年来出书的规模大、品种全，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成建制地”推出系列图书。当然问题的另一面是我们的库存太大了。
　　如果说国内还是存在对手的话，国际上则没有――那里的市场和需求实在是太大了，就好像汪洋大海里，两只小船是很难碰到的。虽然有一些国外出版社对手，但他们的关注点与我们不同，他们的出发点多是猎奇，只关心我们的不足，还有个别人是不怀好意的。比如俄罗斯对中国的报道，他们不会拍我们的高楼大厦，而只会摄下顶着凛冽寒风前行的骑车人。他们会发一张照片，配着的图片说明是：“在中国的军营里，军官随意殴打士兵。”其实那张照片里的军官是在为战士系“风纪扣”，只是那一瞬间恰巧就像抬手打人而已。
　　我觉得随着中国的发展，似乎世界对我们的理解反而更少了。其实西方人很关心中国的日常生活，人的本质都是相同的，只不过他们不能理解中国有自己的特色。当然也可以说是我们没有把问题说透。比如腐败问题，苏联解体后腐败现象在俄罗斯仍然存在，甚至还变本加厉，这说明腐败不是共产党的专利。
　　外宣媒体要相互配合才能做到“走出去”，等到竞争局面真正出现之日，也就是我们外宣工作胜利之时。
　　
　　责编：乔　萍

相关热词搜索：外文 沟通 图书 以外文图书沟通世界 用图书沟通世界 以外文介绍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