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若天下（五）】 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下一句

　　作者的话： 　　中国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她的发展足以令许多国家羡慕。由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的《大若天下》一书，最早以法文出版，后来又分别以中、英、阿、西、俄、日和德文出版。书出版后，时间又过去了几年，我仍然生活在中国，中国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对一个用那么短的时间取得了那么大成就的国家，我们充满了乐观。如今，这种乐观是很多发达国家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
　　
　　陕北，另外一个星球？
　　
　　下面是本书出版前我在中国境内最近一次旅行的发现。2002年的2月11日相当于西方人的12月31日。晚上6点钟左右，鞭炮就开始响了（在北京，只能在规定地点燃放鞭炮，但也有人不顾危险，在其他地方非法燃放），到晚上9点，烟花就照亮了整个天空。而我呢，只能听爆竹，却不能去看烟花，因为我正坐在计算机的键盘前，全力以赴地完成5页的翻译任务，以便让自己能有时间度假。反正我丈夫也在上班，忙于完成当年最后一期报纸的漫画。在日报和期刊工作的人的都别指望，也不可能有完整的假期。因此，我们是不知不觉地进入马年的。第二天，由于大多数人都已经回家过年，买火车票很容易，所以，我们前往宁夏我丈夫家的旅行生活是在非常理想的条件下度过的。我们坐了20个小时的火车，比前一年快了两个小时，这种进步是非常明显的。
　　一对年轻夫妇陪同我们一起旅行，两人都有驾驶证。与家人一起度过第一天之后，我们就借了一辆出租车朝着陕北，即陕西省北部驶去。两个省的分界线非常明显：过了最后一个收费处之后，高速公路就到头了。
　　与城市不同，农村的春节确实持续15天，从正月初一一直到正月十五元宵节为止。这段时间里，农民都不太忙，妇女们也有空休息和消遣。商店、饭馆和旅馆都关门，因为陕北不是旅游区，没人光顾这个地方。于是，我们―三个中国城里人和一个外国人就成了所有观众瞩目的“演员”，就连那些看当地特色表演―秧歌（一种跳舞者身穿彩色服装、手拿扇子的集体舞）和腰鼓的观众也是如此。
　　在整整三天里，我们吃的都是川菜，为什么？因为川菜馆老板没能走通“后门”―在这个旅行高峰期间为自己搞到回家的火车票；既然不能回家过年，他就决定继续开门营业，接待为数不多的客人。我们足以引起店主的同情，于是，所到之处，每个旅馆，乃至最好的旅馆，都为我们打开两个房间。可是，那些房间都没有取暖设备，没有水，既无热水，也无冷水。尽管他们给我们送来一个装满热水的暖壶，可是没有洗脸池，我们也很难洗脸。我们也无法使用厕所，因为没有水。我们只好冒着严寒和黑暗，到外面去方便。房间里的毛巾没有换过，被子也很潮湿，结果呢，我们还是顽强地坚持下来，因为我们实在太想实现这次旅行了。
　　到达佳县时，我们看到两支队伍，一支是送葬队伍，另外一支是迎亲队伍，后面几天也是相继看到这番景象。我们还从来没在那么短的时间里碰见过那么多的死人和新人。按照当地习惯，死者家人在路边安置一个正方形的布帐篷，里面放着死者的遗像，亲友们纷纷前来吊唁，向死者的家人致哀。
　　那里的几公里路面尽管没有铺柏油，还有几处泥泞的凹陷，但总的来说还算不错。有三次，我们被羊群挡住去路，它们听到主人的吆喝，不慌不忙地聚集起来，目光放肆地看着我们这些不速之客。
　　我们登门打扰了安塞博物馆馆长，他按照中国人的好客传统，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这些“远方来客”。我们在博物馆里欣赏了剪纸、服装刺绣与服饰、书法、农民画、玩具与面具，还有一些在当地出土的史前陶器。在安塞，还有一百多人在从事剪纸艺术，每年都举办一次剪纸培训。侯雪昭就是剪纸艺人之一，她也非常喜欢绘画和制作填充的布制小动物。她刚刚48岁，但已经当了祖母。那天，她五个儿子中的两个和他们的父亲――安塞的腰鼓之王都到中国东部的淄博扭秧歌或者打腰鼓去了。
　　最后一天，当我们抵达延安时，阳光灿烂；1935年，毛泽东在这里建立了他的四个大本营之一，并在这里驻扎了10年之久，指挥了解放军的重大战役。
　　不幸的是，归途遥远，而我们必须在天黑之前赶回银川。我一生中还从来没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见过那么多的山。春天尚未唤醒绿色，到处是一片灰黄。景色非常苍茫壮阔，我觉得自己到了一个陌生的星球。直到黄昏，在进入银川之前不久，我们才走出了山地。我回想起《西游记》里猪八戒的那句话：“山连山，路弯弯，什么时候才能走出山？”
　　到了家，我的公婆正在等着我们，给我们煮了他们包了一整天的饺子。等待我的，还有他们找一个有众多社会关系的朋友费尽艰难搞到的火车票。我于第二天回到北京，上班迟到了半天。
　　
　　一个尽善尽美的国度？
　　
　　在我这个外国人的眼里，中国人主要分成两大类：“文革”后出生的一代和他们的前辈。后者被塑造得服服帖帖，遵纪守法，以至于都丧失了改变现状的愿望和改变现状的信心。他们从不反抗，因为这“无济于事”。即使他们有了个好主意，他们也觉得自己只是个普通人，还是不说为好。
　　年轻人则无所畏惧，如果说他们不得不屈服于社会约束的话，那也是为了避免受到惩罚，他们的内心深处是反抗的，而且野心勃勃。他们是属于眼里“没有警察”的一群人，也就是说，可以为所欲为。让我们仅举违反交通规则一事为例：他们开车不系安全带，闯红灯，在不准停车的地方停车，翻越大马路上的护栏，等等。老一辈人的特点是富有耐心，而年轻人则急不可耐：要么立刻发财；要么移民国外，以尽快致富；用他们的话说，要“抓住机会”。他们是在“文革”期间或“文革”以后出生的一代，但他们过的却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好日子。中国在1980年之后取得的巨大进步就是这个口号的果实。这些年轻人在大学里学习了理论或传统的知识，但他们从事的却是实践或商业活动，或者，刚一拿到大学文凭，他们就进入另外一所学校继续深造。他们的思想和目光都很开放：“抓住机会。”他们知道国家的发展和前途都寄托在他们身上，并准备好迎接挑战，因为他们自己可以从中受益，而不是出于慷慨、牺牲或人道主义精神等种种目的。这就叫幸运。用自己的愿望做杠杆，他们可以撑起整个世界。
　　我认为，在中国生活之所以令人振奋，是因为你晚上入睡时，很难料到第二天早晨会发生什么变化。这是个处于不断变化与沸腾中的国家。变化是随处可见的。
　　自从我在中国生活以来，我亲眼目睹了食品票证的消失，证券市场的开放，快餐连锁店（麦当劳）、商业连锁店（家乐福）和外国产品生产线（摩托罗拉）在中国的设立；目睹了中国人越来越容易得到护照和到国外旅游；目睹了中国人公开表达爱情，小商店变成大超市和商业中心，BP机、手机和互联网的出现，借记卡、信用卡和电话的普及；目睹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各种酒吧和咖啡馆，双轨货币（外汇券和人民币）体制的结束，市场经营思想的诞生和广告在街头、报刊和电视上的出现，中国人接受向银行贷款和记账购物的方式，私车的猛增，为保护环境和防止污染所作的真正的、有效的努力，肥胖症的出现；目睹了克隆技术和人类基因编码等科学成就，带动了保险业等领域发展的社会改革，三峡工程、西部大开发和格尔木―拉萨铁路修建等重大项目的启动，彩色印刷和广告在报纸上的出现，体育彩票和社会福利彩票的发放，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假日经济”的出现；目睹了教育改革（自费上大学及其所带来的后果）的实施，中国加入世贸，等等。还有比这更有说服力的吗？还有哪个国家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呢？这值得中国自豪，也值得其他国家羡慕。
　　
　　外国人怎么说？
　　
　　正如我经常说的那样，在中国，没有中间道路可走：要么喜欢，要么不喜欢。对有些人来说，中国的变化太大，他们无法接受，只好打道回府；不过，持相反态度的人更多：有些年轻人（或不太年轻的人）到中国来学汉语，“爱”上了这个国家，他们千方百计地想留下来，于是就找个住处（经常是不合法的），找个工作（也不合法），留了下来；另外一些人则凭自己的技能，返回自己的国家，然后再拿工作签证合法入境。
　　很多家长都认为，中国可以为他们的孩子提供良好的学习机会，不仅学习语言，而且还可以学习各种艺术以及他们在自己国家所无法学到的很多其他本领，比如书法、京剧、太极拳（一种中国武术）和中国画等。
　　艺术家和作家觉得中国可以给他们提供一种和平而又祥和的创作氛围，同时还可以使他们得到全新的、频繁的启发。
　　很多外国留学生（主要是非洲和亚洲学生）得到中国的全额奖学金，在这里学习信息、农业、建筑或音乐。有时候会令他们不安的是，回国以后找不到适合他们所学专业的工作。
　　政治难民是中国老百姓不大了解的现象。他们从不声张自己的身份，不过我可以说，这种人在外国专家里为数不少，他们永远不会再返回自己的国家了。他们不但得到中国政治上的帮助，也得到经济上的帮助，尤其是当他们有孩子上学的时候，因为仅凭他们的工资是无法支付学费的。
　　有些人选择加入中国国籍，特别是美国人，这些人主要是在中国解放以前来到这里的。我知道还有很多外国人（首先是我自己）不会拒绝中国国籍，只是现在不可能了――希望留下的人太多了，而中国本来就已经人口过剩了。
　　（作者是作家、翻译，曾在《北京周报》担任法文专家。所选内容经过本刊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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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编：谭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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