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误是进取的代价_香港高官,小失误大代价

　　在香港，没有人享有所谓的“特权”，即便是特首， 　　非公务活动时车压黄线，照样要接受处罚。 　　 　　在香港，用谨言慎行来形容高官的行为并不过分，因为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在接受着公众和媒体的严密监督。即便如此，他们仍时遭非议，甚至被“弹劾”。
　　日前，香港官员违规建筑风暴愈演愈烈，香港僭建风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几乎引发香港政坛地震。
　　据悉，香港此次僭建风波涉及特首、教育局局长等一众高官。尽管事情不大，也不存在主观恶意，但媒体和民众的百般质问，使高官们不得不主动承认错误，立即无条件整改。
　　有评论认为，僭建物，其实不是什么大事，这轮风暴体现更多的是香港最重要的资产，也是对特区政府公信力和行政能力的再一次考验。
　　
　　特首曾荫权违建的代价
　　
　　5月31日，在房屋署发布声明证实曾荫权违建属实后，曾荫权在十几分钟内便作出回应，表示 “为消除一切疑虑，我已委托专业认可人士按照屋宇署的劝喻信，安排尽快清拆现有玻璃嵌板，并将根据法例要求跟进重建合乎标准的客厅阳台”。
　　据报道，曾荫权多年前以公司名义购买了位于半山的公寓。该公寓现出租，由开放式阳台改为封闭式阳台，但此改造举动被质疑为违建行为。
　　质疑声一出，曾荫权便站出来主动澄清，称自他于1998年买入以来，从未进行任何改建或加建工程。为进一步证实，曾荫权还邀请屋宇署有关人员到场评估。负责规管香港楼宇违建的屋宇署，虽然曾因违建问题被屡屡炮轰，但面对香港当政一哥的房屋，毫不手软，派员实地勘查后，公开发布勘查结果，证实特首违建属实。
　　此前，教育局局长孙明扬已经历过类似质问。孙明扬称，自己在1994年购入的跑马地寓所有两项僭建物，但购入该寓所时自己并不知情僭建部分已存在。他曾在2006年接获屋宇署要求清拆的通知，可由于有关的僭建物占地小且无实时危险，故当时并未即时清拆。不料，此举被公众和媒体称作“知法犯法”。
　　时任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局长的孙明扬百口莫辩，“当时我应该敏感度高一些，应该以身作则，在这方面做得更好，但我没有做到”。面对媒体和公众的指责，孙明扬只有主动承认错误，并立即将僭建物拆除。
　　曾供职于香港中文大学的学者唐方方认为，在香港当官不容易，必须要处处做表率，严格按照香港法律行事，不能仗着自己是政府官员就高人一等，否则必将受到民众集体挞伐，下台是迟早的事情。
　　在香港，没有人享有所谓的“特权”，即便是特首，非公务活动时车压黄线，照样要接受处罚。
　　
　　首长级官员的“无心之失”
　　
　　提及香港的监督，“狗仔队”、“廉政公署”这些在港片里常见的词会被人们提及。特别是香港的“狗仔队”十分出名，他们常有侵犯隐私的行为，但也挖出了很多“猛料”，成为监督香港官员行为的重要利器，让很多官员暗自痛恨自己的“无心之失”。
　　2007年7月5日晚10时许，大批刚采访完钟镇涛演唱会的记者，意外发现已婚并育有两子的广播处处长朱培庆，与一名浓妆艳抹的妙龄艳女挽臂同行。当发现记者在场时，朱培庆立即甩开女伴，闪身躲在女伴身后，逃避记者。这过程被记者一一拍下，翌日成为多份报章的主要新闻。
　　次日，朱培庆透过港台机构传讯总监陈敏娟，就面对记者时反应“失措”向公众致歉。但事情并未就此打住，事后有报道称他并非首次召妓，更有指控称有人代他支付四千元“出街费”，惹来收受利益的揣测。9日，特区政府正式批准朱培庆提早退休。
　　因为“头上三尺有传媒”，“聚光灯”的监督和言论放大功能可不是能轻易躲过的。被媒体和公众监督拉下马的香港官员不在少数。当年香港财政司司长梁锦松的辞职，充分说明在香港，任何政策都离不开严格监督，高官必须要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不可有任何的“无心之失”。
　　2003年3月5日，梁锦松公布了调整汽车首次登记税计划。随即，梁锦松两月前购买一辆私家车之举受到质疑，被指在调税前买车是为避税。梁锦松坦承应该避嫌，不该在调税前买车，但同时强调买车只是为接载即将诞生的婴儿和家人，是无心之失。为表诚意，他表示会把加税前后车价差额的两倍，即38万港币捐给慈善机构。但此举依旧不能抵挡舆论和公众质疑，梁锦松三次表态：“事后看来，我当时应该避嫌，不应在税项可能调整之前买车”，迫于公众和舆论的压力，梁锦松最终宣布辞职。
　　在香港，民众捍卫的是制度面前人人绝对平等。在他们看来，官员掌握更多资源，当然要对自己要求更严格。宽待民众，严苛政府，是他们奉行的原则。
　　据媒体报道，曾任香港财政司司长的曾荫权也遭遇过“惊心动魄”。那时，厨师们因为索要加班费将财政司告上了法庭，更有趣的是，厨师们写了一本名为《惊心动魄的303天――在曾荫权官邸的日子》的书，准备曝光曾荫权的私生活。
　　唐方方说，面对媒体质疑，第一时间作出回应，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绝不会推诿卸责，更不借此打压他人。这是香港得以保持生机活力的根本所在，也是当官不易的最好注解。
　　
　　公务员是“打工者”
　　
　　在香港人眼中，政府是公众以纳税为代价、换取公共服务之所，所有公务员都是为公众服务的“打工者”。
　　在香港，公私之间有着严格界限，严禁公务员使用政府资源处理私务，哪怕是用公款给自己买瓶汽水也不行。香港能有今天的廉洁程度，离不开制度建设，更离不开为了维护公平公正而做出努力的港人。
　　5月18日，香港立法会会议上，有议员质询政府近年公务宴请吃喝账单。对此，香港民政事务局公布了一份账单，告知公众近3年来，民政事务局及民政事务总署举办宴会的费用。
　　在香港，公务午宴及晚宴每次开支上限分别是，每人350元港币和450元港币。这在金贵的香港中环，只够几个人点份勉强说得过去的西式套餐，或在嘈杂的中餐馆大厅里，来桌最寻常的五菜一汤。此外，公款吃喝不许有鱼翅、鲍鱼。菜品原则上最多6道，吃不完要打包。
　　据媒体报道，曾荫权每年会宴请立法会议员及各机构副局以上级别官员。在立法会议员何秀兰印象中，特首的家宴寻常得让她回忆不起吃过什么：鸡、炒饭、水果。至于最贵的，思索之后，她终于想起，“是一条大鱼”。
　　一些内地官员在港访问考察期间，被香港官员以私人名义宴请的机会比公务宴请要多得多。比如深圳一批法官到访立法会交流，时任主席范徐丽泰就曾自己掏腰包，请他们喝了下午茶。在香港，官员的普遍心态是怕麻烦：公款吃喝除了申请复杂外，即使核准通过，日后审计署将审计结果公之于众，万一有不妥之处被媒体或公众发现，将得不偿失。
　　至于公车使用――媒体掌握全港高级官员的公车车号。曾有官员开公车上班时顺路载孩子上学，下班时顺路停在路边到市场买菜，都被传媒迅速锁定、放大，最终以该官员道歉了事。另外，在香港给官员开车，司机不但有超时津贴，也不需要在门口长时间守候领导至饭局结束。
　　为了更好的监督官员，香港推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自1998年9月以来，香港推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已有10多年时间。
　　据了解，港府每年都要公布政府高官的私人财产，公示可谓事无巨细。2011年，香港立法会财务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审核新一年度的财政预算案，其中也包括特首曾荫权花几千元参与公务及社交活动的详细花费清单。
　　在香港行政会议网站主页上，有“行政会议成员个人利益登记册”的网页链接，文件包括香港特首曾荫权、政务司司长唐英年等主要官员的受薪工作、土地及物业等个人利益方面的资料。这些资料均向公众公开，接受公众监督。
　　2011年初，最新公布的一份《政经风险评估报告》显示，香港地区的廉洁指数排名位居亚太地区第二位。
　　香港公务员的素质享誉全球，并非偶然。
　　
　　来源：京华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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