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初《服色肩舆永例》看清代服制对汉族纹饰的继承和发展|服色肩舆条例

　　清代《钦定服色肩舆永例》是由顺治帝在1652年钦定并颁行天下的服饰车舆制度。其中相关条列涉及到对于汉族传统服制中补服制度的继承和发扬，可以说是满族服装形式与汉族服饰纹样的融合。对于一个极为重视本民族习性以及服饰传统的民族而言，“润色章身,即取其文”这种融合有一定的政治含义，用以显示自己的正统地位，以巩固自身的政权。
　　清朝定鼎中原后，在服饰上强调全国穿衣戴帽需完全沿袭祖制，也就是满族传统服饰制式。但统治者也深知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仅凭军事、政治优势，远远不能长久统治这个国家，必须在文化及其他各个领域占有优势。因此。在对待汉族传统服饰和清入关之前的本族服饰如何取舍时，提出可以取其内在的文化特色，如纹饰可以继承下来。曰：“不过云衮冕、备章、文物足观耳。殊不知润色章身，即取其文，亦何必仅沿其式。如本朝所定朝祀之服，山、龙、藻、火，粲然具列皆义本礼经，而又何通天、绛纱之足云耶？”如此变通，就不必非要沿袭其款式不可了。清代在纹饰方面，主张“润色章身，即取其文”。保留了明代的补子，图案在沿用明代补子的基础上，也有自己的创新，而且朝祀之服依旧采用汉礼服的十二章。这可能就是清代统治层所谓坚持“未可轻革旧俗”的权宜之法，把对汉族传统服制中认为可代表“大统”的部分全部继承下来，以示自己的正统地位。
　　从史料记载，清代在服装上很早就是用龙纹、五爪团龙，尤其是对明代的官服制度中补服纹样的借鉴，满足了清朝政府入关之后统治管理文武官员的要求。《清稗类钞》记载：“补服，俗称补子，文武官吏之徽识也”，其形制特点为“缀于章服之前后心”，皆以石青色的绸、缎、纱、缂丝等为面料，上面织或绣符合其身份的“补子”，这是清代重要的礼仪服装，是清代文武官员的章服和公服。补服早在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时期，便决定效仿明朝补服之制，使后金的官员们也着补服以辨等级。因此，天命六年(1621年) 七月，努尔哈赤为了健全礼制，巩固统治，议定后金官员的官服制度，决定借鉴明朝的补服制度，以辨等级：“贝子穿四爪蟒子之补服，督堂、总兵官、副将穿麒麟补服，参将、游击穿狮补服，备御、千总穿带彪之补服。 ”这是清代补服的前身。
　　清朝定鼎北京后，顺治年间补服的纹饰使用进一步完善。顺治九年（1652年），顺治帝对于补服规定更加严谨详细，钦定的《服色肩舆永例》中规定：“公、侯、伯……镶领袖袍及长短外套俱钉麒麟补子。在院部等衙门，一品官钉仙鹤补子，二品官钉锦鸡补子；不在院部等衙门，一品官、二品官钉狮子补子，外任文武一、二品官同。在院部等衙门三品官钉孔雀补子，四品官钉云雁补子，不在院部等衙门，三品官钉虎补子，四品官钉豹补子，三等?钉熊补子，外任文武三四品官同其一等?。在部院等衙门，五品官用白鹇补，六品官用鹭鸶补，七品官用??补；不在部院等衙门，五品官用熊补，六品七品官用彪补，外任文武五六七品官同。在院部等衙门，八品官用鹌鹑补，九品官用练雀补，不在部院等衙门，八品官用犀牛补，九品官用海马补。外任文武八九品官同。都察院按察使司官不论品级俱穿獬豸补。”同时对于官员的家属使用补子也有明确的规定:“公、侯、伯、一品官以下，满汉有顶带官以上，其妻俱从夫服，父母俱照子服，其未分家子未出嫁女俱照父服，但不许用顶带补子。 ”公、侯、伯、一品、二品、三品、四品等官，凡五爪、三爪蟒苏缎，圆补子俱不许穿，如上赐许穿。除了各级官员服制规定之外，还对举人、官生、贡生、监生生员做出了规定，不许用补子。并对服饰违禁现象做出了明确的处罚条例：“凡违禁衣物如五爪、三爪蟒苏缎，圆补子……存留在家，四品以上官穿蟒缎、?缎等物长短外套上若不缀补子□□□□，五品以下官必照品级缀补子，以定服色。若穿下品之服无罪，以上议定逐一申饬禁约，不许越分，穿用如有违错治罪，各宜通行遵守。 ”在《钦定大清会典例》中也对亲王、郡王等之服制要求作了具体规定：亲王、世子、郡王冠服“补用五爪团龙文四，服用满翠五爪四团龙段（缎） ”；贝勒、贝子冠服“补服用四爪团龙文二及蟒文妆花等段”；镇国公、辅国公“服用四爪方蟒”余与贝勒同；镇国将军补服用麒麟；辅国将军补服用狮；奉国将军补服用豹；奉恩将军补服用虎；民公、候、伯补服或用麒麟或用四爪蟒。 ” 顺治九年服制的规定是比较详尽的，各品级官员服用补纹、面料品种各不相同，官员家属依据亲疏关系穿着服饰有所差别，品服上可以兼下，而下不可以兼上，违例将受到处罚；品官是否在部院等衙门，长短褂上的补子纹样有所差别，在部院等衙门补纹用禽，不在，则补纹用兽。除了第四点之外，其他的三点在清朝始终使用。这与后来的补服纹饰的规定已经颇为接近。
　　虽然清代补子承袭明制，但也有所发展和变化，这里的图案布局、动物种类及绣法与明代略有差异，实际上已经形成为清代官服的特色了。首先，清代官服对襟，前胸开片，所以前胸的补子被分成两个半块，单独织绣好后再缀补到补褂上，而明代官服前胸的补子是完整的一块，有单独织好后缝缀到补服上去的，也有事先直接织绣在衣料上再制成衣的。其次，补子的大小纹饰也不一样。明代的补子较大，近40 厘米见方，均作方形，而清代的补子较小，约30 厘米见方，镇国公以下用方形，贝子以上的皇亲贵族用圆形。最后，从颜色、数量上看，明代补子多以红色等素色为底，金线织绣，清代的补子基本只用石青深色作底，五彩织绣，色彩艳丽。而且方形补子四周多用花边装饰，明代补子的四周多为光边。中间纹饰清代补子上的禽兽全部绣成单只，而明代文官四品以下的补子多绣有一对飞禽。
　　清代补服除了在其底色、图纹上有着严格的规定，在使用上也有严格的规定：“凡朝会祭祀，俱服朝衣补服。筵燕、迎銮、及一应嘉礼，俱服蟒袍补服。每月朔日，及初五、初十、十五、二十、二十五（常朝之期）,俱服补服……文武官上朝及坐班，如非下雨戴雨帽者外，迎送谒见止用补服，不得泛用朝服。 ” 衣服在这里被政治化、道德化，衣冠之制明显的受到政治的制约和限制，这也正是封建社会“尊卑有序,上下有别”的等级制度的体现。
　　清代对补服制度、十二章文的继承和发扬，可以说是满族服装形式与汉族服饰纹样的融合。对于一个极为重视本民族习性以及服饰传统的民族而言，“润色章身,即取其文”这种融合有一定的政治含义，清代的统治者不是汉民族，但是要“继大统”，就不能否定“大统”的权威性，因为汉文化太博大精深，否定汉文化，就等于否定了一切统治者自身，清王朝也不例外。历史上，中国改朝换代，都要“改正朔，易服色”。但中国服饰在中国文化中占据特殊地位和极深内涵，统治者都愿意以“继大统”者自居。而中国服饰正是这“大统”组成部分之一，服饰上哪些可改，哪些不可变易，哪些可部分改动，哪些必须保留，这都需要权衡利害、轻重，所以清王朝对汉族传统服制中认为可代表“大统”的部分全部继承下来，如明代的补服制度、及汉族的十二章文，用以示自己的正统地位，同时还用以麻痹被统治者，以巩固自身的政权。
　　
　　参考文献
　　[1] 《清入关前史料选辑》[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2] 于浩辑.《明清史料八种》[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
　　[3] 华梅.《服饰与中国文化》[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天津师范大学青年基金资助52WU1007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天津3000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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