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片的罪责|底片先生

　　闲钱到底在谁手里? 　　这是那些深度介入摄影界或者从事摄影工作的人都会不时在心里嘀咕的一个问题。反正就是，他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去拍他们所拍的东西，却很少能从画廊、拍卖机构以及影像收藏者那里拿到钞票。这的确是个问题，从艺术创作又返回到影像问题上来，是一个打击信心的问题。
　　如果不是摄影爱好者，我宁愿这样去想，我就是个闲得没事干的人，拿相机在打发时光，可这又不是显得没文化吗?你能容忍没文化的人拿着相机上山下乡，起早贪黑，趴在山上等日出日落?所以我还得去拍东西，我也得拍出个样来。问题是这个“样”拿什么来衡量，到后来，还是作品售价。
　　好多摄影界的朋友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即便是那些已经有了举足轻重地位的人，这个状态依旧没有多大改观。
　　原因无他，就是在于底片，在于由此带来的复制性。
　　相对于疯狂的数码复制可能性来说，胶片也存在着类似的可能性，所不同的只是寿命而已。但在中国卖得最高的摄影作品，大部分还是以胶片为成像介质的摄影作品。而相对于当代艺术品来说，数码原件和底片就像是“一夫多妻”制度，前者以其稀有性而导致售价不断走高，最终以非常可观的数字成交，而后者则要在标注的限量版中接受伦理道德的巡视，还是那个该死的复制性?
　　丫鬟有丫鬟的命?很难说，小姐也有小姐的内幕。这中间的隐喻显而易见。那些以专注而走高的当代艺术可以有偷笑的机会，坐在宽大的798的诸多空间里接受提价，但他们的身份也可能存在着被复制的可能性，即便这个复制行为不是由艺术家本人干的，岳敏君的标志性“傻笑”作品一样会出现在上海永嘉路的部分工艺品类画廊里，也会出现在深圳大芬村的某个空间里，卖相挺好。当然了，艺术家的签名还攥在原件的手里，可是，这重要吗?
　　如果100件仿制品的价格可以超过一件原件的价格，那么那些靠唯一性来生存的当代艺术家们恐怕要骂娘了，事实是，的确如此。
　　另一边的摄影师们考虑的也是同样的问题，他们把限量版作品交给画廊，但长时间没有拿到钱款，他们面临的共同尴尬，就在于出身问题。收藏界至今难以全面建立对于影像收藏的信心，即便目前摄影师们洁身自好，在严格恪守信誉，保持一套作品的限量版数。而画廊、美术馆等机构也在极力维护着影像收藏的生态平衡和尊严。但不可阻止的是，那些等了好久不见好消息的摄影师们开始了自救，那就是在不违反合作协议和不过多干扰收藏秩序的情况下，卖不签名版作品。上海田子坊的低端影像市场看起来要比北京798的高端影像市场火得多，一张没有签名的照片可以卖到500元，那么十张就能赚回一个摄影师在高端市场的一张作品的钱，但高端市场，一个摄影师一年未必能卖出去一张。结果还不算太坏，胶卷的钱总算收回来了。
　　但问题恰恰出现在这里，画廊老板会骂出“你个没良心的”，因为没签名的低端市场已经让签了名的限量版高端市场失去了被“宠幸”的机会。
　　于是，有人就提出一个涅?式的解决办法：销毁底片。销毁底片意味着照片的永生和限量的永生，也意味着摄影界将以如此绝的后生的方式来向收藏界证明自己。可是这个押，没有几个摄影师愿意画。
　　为什么非要底片来承担这种罪责?这个拷问会难为很多人。因为照片能不能卖出去，其实与底片没有多大的关系，介质不是最根本的问题，即便是被艺术界看不起的摄影界，是由于借助了科技(相机)和自然(光源)来完成创作行为，但心智的投入无论对于艺术，还是对于摄影都具有同等效力。
　　因此，荒木经惟的摄影作品售价可以与张晓刚的看齐，即便如影视演员任达华这样的拍花选手也可以卖出好价钱，而声称不限量的马克，吕布，其摄影作品也见高不见低。所以，底片没问题，问题在于别处。
　　与其问责底片，倒不如去想办法关心作品本身，或者，那些急着要先富起来的摄影师，不妨去关心本文开始所提到的闲钱在谁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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