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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我国古代有“采诗”的制度。远在尧、舜、禹、夏、商、周的时代，朝廷就设有专门采诗的官员，每年的正月或者八月，在民间征集群众口头流行的歌谣，然后把采集来的歌谣献给乐官太师，乐官再配上乐谱，演唱给天子听。天子则依靠这些诗歌体察风土人情，了解民间疾苦以及老百姓对朝廷政治设施的反映和意见。《诗经》就是周代乐官们收集并经过加工整理的歌谣，它前后酝酿了五百多年，并且被不断地润色和删减，精心编选，分门别类，按“风”(民间诗歌)、“雅”(贵族官吏诗歌)、“颂”(宗庙祭祀诗歌)三大类，进行加工整理，最后选出三百零五首，编成一部诗歌总集。当时，这部诗歌总集就叫《诗》，或按其诗篇之整数，称《诗三百》。春秋时代，群雄并起，各诸侯之间，交往频繁。许多王侯贵族、公卿大夫，为加强自己的外交辞令，使语言含蓄婉转且优美动人，常常借用诗句来表达意见和态度。这种风气越演越烈，以至一时形成风气，上层人物说话办事，多引诗传情达意，证其得失，否则就觉得大失面子。《左传》襄公十六年还记载，晋平公即位不久，一次大宴诸侯，让赴宴的诸位大夫，赋诗并配乐舞，还提出“诗歌必类”，即要求所赋诗歌，应符合宴会内容。谁知齐国大夫高厚，赋诗“不类”，晋大夫荀偃立即拍案而起，怒声喝道：“诸侯有异志矣!”认为齐国有叛逆之心，于是和赴宴的其他大夫盟誓：“同讨不庭!”只因赋诗不当，几乎引发一场大祸，可见稔熟《诗》在春秋时期，是何等重要!据后人统计，一部《左传》，记载春秋时期政治、外交活动时，引诗之句，竟达二百五十条，其中百分之九十五，都出自《诗三百》。正是在如此时代氛围中，孔子对《诗》推崇备至，不只授徒讲学，把它作为主要课本，还多次对儿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到了汉代，朝廷采纳董仲舒的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开创者孔子的地位，一下子被抬得很高，直至奉为“圣人”。爱屋及乌，孔子推祟的《诗》，也被看作重要经典，因而出现了《诗经》这一名称，并广为流传，沿用至今。《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也是中国诗歌的光辉起点。它是中国上古时代社会生活的艺术反映，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两千多年来，《诗经》如巨眼喷泉，一直流泽和滋润着中国诗歌这条源远流长的长江大河，哺育着众多才华卓绝的文人墨客。它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一份宝贵遗产，而且早在古代就流传到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十八世纪时，还传播到了欧洲，时至今日，世界上各种主要文字，都有了《诗经》的翻译本。《诗经》已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份珍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