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日记

博士日记篇一：复旦女博士生命日记：活着就是王道

复旦女博士生命日记：活着就是王道

图文无关

壮丽的毁灭虽死犹生。一个人在同不可战胜的占绝对优势的厄运的搏斗中燃烧了自己，他的心灵也因此而变得无比高尚。

—斯蒂芬·茨威格

于娟，女，32岁，祖籍山东济宁，上海交大本科毕业，完成硕士博士学业后赴挪威深造。海归后，于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任讲师。

2009年年底，于娟被发现患有乳腺癌，并且已至晚期。灾难突袭时，她不仓惶，不逃遁，置生死于谈笑间。在与癌症过招的一年多日子里，她写下近10万字的《活着就是王道》的“生命日记”，将滴滴泪水串成笑的银铃，尽显生命的无畏、欢乐及奢华。她的父母不顾老年无栖身之处——毅然卖掉老家房产，劫难之河与女共渡;她昵称为“光头”的副教授丈夫，更是日夜陪护在妻子身边，共同守望生命的回归……

“突然就搞了个癌症，生活有时就是这样好玩”——

《生命日记》之“我的2010”

2009年10月28日晚。

于娟结束课程，从复旦大学校园出来，骑单车去大润发买牛奶，行至一半，在一个小巷子里被一个民工撞了一下。一瞬间，她觉得一股挫骨伤筋的痛从腰间传来，不由心里一“咯噔”：扭了腰吗?但还是硬撑着去了大润发。她没想到，到第二天，不对劲了，竟不能起床了，

动一动就是豆大的汗珠往下掉。

于娟仍没当回事，只因“那阵儿正忙得四蹄撒欢儿，起不了床着实误事”。后来便叫“光头”送她去本校附属医院。医生说，没啥，腰肌劳损，活血通筋得了。

真是腰肌劳损吗?过去一段时间，疼痛依然。医生再开“万骨通”“活血通筋”，于娟再也不信是筋血有什么不通，要做核磁共振检查。在家等到结果出来，她才知道，“活血通筋”药片片都是催命符：她脊椎骨呈现弥漫性信号，癌细胞骨转移!后来，被确诊为乳腺癌晚期。此时，她已卧床，不能动不能碰，动一动，就疼得人事不省——瑞金医院的救护车来了都不知道怎么下手才能把她弄到担架上。最后，救护车急救员只得打电话求助，四个男人扯住床单，绷得像一张纸，才把她平移到担架，再让她周身裹上防震充气垫，才抬上救护车……

癌细胞骨转移?癌源又在哪?

灾难，是毁灭性的，砸在谁的头上，谁都不堪承受。然而，在《生命日记》里，于娟对这一惊天厄运虽然不无长吁短叹，但更多的是在对命运嬉笑怒骂——“突然就搞了个癌症，生活有时就是这样好玩。”“我明显感觉到各方给力的老师朋友都开始从四面八方聚拢来，形成一张以光头马首是瞻的网来全力救助正从悬崖往死亡谷底坠落的我”。“我非常想用戴着金丝眼镜的干枣来形容主治医生那慈祥而多皱的面庞。被抬进医院的那天，医生把光头揪出去，门是虚掩的，我依稀可以听到他狠狠对光头说：?你是她爱人???你是做什么的???再晚两天，你直接送太平间吧!?我听到那番话，好一个幸灾乐祸啊……虽然，祸在我身上，但是有人站

在我这边训老公，指责他关心不够，莫不畅快……”

“人生如月，越圆盈越亏缺。我的一切，犹如鹤之羽翼始丰，刚展翅便被命运掐着脖子

按在尘地里……”

那么，怎么就会得癌症呢?悬崖边回望来时的路，于娟直觉眼前一片烟雨迷蒙……从上本科到海归，于娟走了漫漫13年苦学路。从山东到上海，入“上海交大”，她丝毫不敢懈怠。本科毕业后，她用四年半时间同时搞定硕士、博士两个学位。科研路上，她玩命发文章、搞课题，计划两三年评上副教授。

“回想十年来，自从没有了本科宿舍的熄灯管束(其实那个时候我也经常晚睡)，我基本上没有12点之前睡过。学习、考GT;聊天、网聊、BBS灌水……这些事，填充了我的每个夜晚。厉害的时候通宵熬夜，平时的早睡也基本上在夜里1点前。”……

到底什么样的人会得癌症?于娟开始反思——

“生病才不得不承认：我太过喜欢争强好胜。”“个人饮食上，我太爱暴饮暴食。十二年前第一次去光头家。一进家门，我首先被满桌的海鲜吸引，连他们家人的问题都言简意赅地

打发掉，瞬间我的面前堆起来一堆螃蟹贝壳山。我的战斗力惊人超过了大家的预算。”“环境污染。我有一年的时间基本上都住在浦东一间亲戚的新房里。而从挪威回国，下飞机那一瞬间，我突然感觉喉咙发堵。喉咙干，空气呛、超市吵、街上到处是车，我们的周边，就是这模样……”

“我告诉自己，31年的生命，我要一天天再活回来”——《生命日记》之“病房记事”终于，于娟想到，“生与死，前者的路对我来说，犹如残风蚕丝;而死却是太过简单的事，不仅简单，而且痛快舒畅，不用承受日夜蚀骨之痛。但是死，却是让这个世界上我最爱的亲人们尝受幼年丧母、中年丧妻和老年丧女之痛。至少我要为自己的亲人抗争与挣扎。至少，我要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孩子：你的妈妈不是懦夫，你有一个骄傲的妈妈。仅此一点，无论任何地步，我都不会选择自己走，哪怕，万劫不复的痛。”

于娟开始绝地反击。

在瑞金医院，于娟一直处于巨大的疼痛中。她被收治在急诊住院部。大厅拥挤不堪，冬天阴霾潮湿之风，在玻璃门打开时不时扑面而来。她的脚后跟落在架床脚钢边上，冰凉一片，自己压根没力移开，而亲人却又怕她疼痛干着急不敢下手抬。于娟爸爸急了，便把羽绒衣脱下来，包着垫着她的脚。后来，爸爸又给她买了一双巨大的棉拖鞋穿上——“很久之后，当我能站立了，我才看清了那双鞋子的左鞋绣着?不离?，右鞋绣着?不弃?。我的热泪奔涌而出，我想，有了这双鞋，还有什么疼痛不能挺过?”就这样，她以血肉之躯生生扛住了那无边无际的疼痛……

一旦不痛，乐者于娟，又觉得生活如此美好——“我躺在电脑升降病床上，听春江花月夜，那是光头找来的抗癌音乐，父母侧立在左右，闭着眼睛非常享受没有疼痛的时光，于是我信口说?如果不疼，这小日子过得还是很爽的。?老妈先是扑哧一笑，然后流泪了。这句话成了我生病期间的著名语录。”

2009年12月31日，于娟移至20楼。

20楼紧挨乳腺诊治中心。“里面住的全是乳房问题女，一个个年龄各异被割了乳房的少奶奶们拎着引流管散步是20楼一大景观”。看到她们，于娟突然就想起自己将会面临同样的手术。那么，丈夫是否会同意这手术?“我窃以为，女人没有乳房没有什么大不了……但是我却不能不问问光头的想法，因为我曾记得婚后不久他坦言对我的一见钟情，印象深刻里尤其提到他透过男式T恤和背带裤目测到我至少75B，并且试图用数学公式去推断上凸弧形。我小心翼翼问光头：如果我需要动手术，割掉乳房，你同意吗?光头当时在把便盆放回床架，他抬起明晃晃的光头，非常惊异地问?为啥不同意?有啥用?儿子都喂好了呀。割掉割掉割掉!?那口气，就像发现菜篮子里有个烂了一半的西红柿，赶紧赶紧扔，唯恐扔得不快……”于娟最终选择了化疗。化疗痛苦异常，“呕吐、呕吐、还是呕吐……而因为癌细胞的全身躯干转移，呕吐时，我还不能起身，不能翻动，甚至不能大肆擦洗。脏也就算了，最难受的是，每一次呕吐都会带来整个胸腔腹腔的剧痛。当我试图动一下时，医生警告我：你不能动，尤其不能下床!你的脊椎骨都是黑色的，都不能承重的，万一折了，就全身瘫痪了……”整整躺了一个月后，于娟觉得再不能这样躺着了。在吃了三根虫草的一个午夜，她吊好盐水，按捺不住全身的不适，突然坐起身来。一阵剧痛袭来，还好，脊椎骨没有断!她扭了扭身子，第一次坐起来……

泪水，突然就涌出了眼眶。

头发也在掉。于娟不怕。“嫌那头发掉啊掉的满衣服满地都是麻烦”，“索性跑去剃头铺子让师傅剃了个干净，做了一名尼姑”。嘻嘻哈哈一去，但当理发的师傅手起刀落，一头秀发纷纷扬扬而下，她的心里还是很痛。

“化疗，发须落尽，十指发黑，形容枯瘦，寝食难继。然而对于化疗过的人而言，也无非就是发须落尽，十指发黑，形容枯瘦，寝食难继。”《生命日记》里，于娟这样表达这段时间的感受。

博士日记篇二：迷惘的乡村：一个博士生的返乡日记

迷惘的乡村：一个博士生的返乡日记

作者：王磊光（作者系上海大学博士研究生）

“有故乡的人回到故乡，没有故乡的人走向远方。”我很庆幸我有故乡，可以随时回去，尤其可以回家乡过年。因为我的根在那里，我的亲人在那里，我的生活经验和记忆在那里。

我的家乡在湖北的大别山区，L县。我导师王晓明教授在2004年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L县见闻》，写的就是这个地方。王老师以我家乡为对象，揭示了当时农村的破产状况，人的精神的颓败，以及乡村文明的没落。我家所在的那个村子，是一个东西两座大山夹住的狭长谷地。一个村子由十来个“塆子”组成，一个塆子有几十户人家，我家那里叫王家塆。

直到现在，我每到一个地方，凡是碰见两山相夹或两排高大的建筑物相夹，我的第一意识就是，这两座山或两排建筑物，一个在东，一个在西，所以我在外面经常迷路，尤其在城市里。上海7号线有两个靠得比较近的站：“长寿路”和“常熟路”。我好几次下错站，以致现在每到这两个站就紧张，怕弄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我家乡的方言里，“长寿”和“常熟”是完全一样的读法。人要靠语言来思维，这个事情让我意识到：对有家乡的人来说，是用方言来思维的。我有一个初中同学群，群里90%的同学只读到初中就出去打工。经过十七八年的积累，很多同学在城市里有房有车，有的还有了自己的事业。平时在群里，他们交流的最多的是工作问题，车子问题等，言谈中总少不了炫耀。

但有一次，有个同学忽然在群里说，他已经三年没回家过年了，另一个同学紧跟着说，他五年没回家了，接着很多人说起回家的情况。有一个说：不管怎么样，今年过年一定要回一次家！另一个说：如果能在家乡找一个两千块钱的工作，就回去算了。还有一个说：能找个一千块的工作，我这边什么都不要，也愿意回家。

我有一个从小学到初中的同学，已经十年没有回家。有一天他在qq里突然对我说，我的父母是很好的人，因为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去我家玩，我爸妈用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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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下面给他吃。这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小事，他还记得，其实我知道，这是因为他太想家了。

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有位老师主持来沪青年工人的社会调查，最近在访谈工人。有一个打工者说：我真希望邓小平没有搞改革开放，我也愿意日子苦些，因为这样我就可以每天跟父母和孩子在一起。

回家过年，其实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一件事。套用贾平凹的话来说：家乡对我们的影响，就像乌鸡的乌，那是乌到了骨头里面。

回家的交通

十多年前我上本科的时候，从大西北到武汉，坐的是那种编码没有字母只有四个数字的绿皮火车，22小时，通常要晚点两三个小时。西北往武汉的路线，不是人流最多的，但春运那个挤啊，大大超出了今天90后的想象。好在那个时候，学生一般都可以提前集体订票，买得到座位。而站着回家的，几乎全都是农民工。每次上车的时候，无论有票的还是没票的，都一窝蜂往车上挤。

我对过年回家的第一印象就是：我背着一个包，提着一个包，与同学一起，从第一节车厢狂奔到第十几节车厢，然后被后面的人推着挤上了车。上车后一分钟，车就开动了。我记得火车广播里号召大家发扬风格，让站着的乘客挤一挤。大家真的很友好，四个人的坐位，挤了五六个。火车过道里人贴着人，想蹲下来都没有办法，连厕所里也挤着好几个人

。

男乘客还可以想办法，可苦了女乘客。记得有一次我身边坐着一个在西安读书的大学生，他要小便，就脱下外套让我给他挡住身体，想把尿撒在矿泉瓶里，但他很紧张，用了十几分钟才勉强撒出来。我还记得有一次身旁坐着一个从西北打工回家的河南妇女，尽管有位子，但她实在太困，太想睡觉了，就把位子让给别人坐，自己钻到座位底下睡觉去了。

应该要肯定，我们国家这十年间的铁路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铁路线路的增加，尤其是动车和高铁的开通，极大缓解了交通压力。火车站、火车上，起码不会像过去那么拥挤了。

2

过年回家那种路途的遥远、时间的漫长、竞争的激烈、拥塞以及不安全感，让我对“男儿有志在四方”的观念产生了极大厌倦。所以，本科毕业时，我找工作坚决要回到湖北。后来我就在家乡隔壁的县城一中当老师。自2004年到2011年来上海读研之前，我再也没有遭受春节回家难的痛苦。尽管从隔壁县回家的汽车在过年时依然被塞得满满的，但毕竟只有两个多小时，实在挤不下，还可以花两百多块钱请出租。我在上海读研的这几年，其实也没有遭受回家难的痛苦，因为上海到武汉的高铁和动车很多，普通车也有几趟，买票很方便。

今天各位出行，如果坐火车，不是高铁就是动车吧？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那种速度慢、见站停的普通列车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

大家有没有想过：到底是谁在乘坐普通列车？

我想大家肯定一下子就能给出答案：除非没有其他更好的交通工具，学生不会坐，城市人不会坐，主要是那些底层的老百姓，比如农民、农民工在坐。去年暑假和寒假回家，我特意选择坐慢车，16个多小时的硬座。就是要看看是哪些人在坐慢车，看看慢车上还是不是过去那个样子。的确，主要是农民、农民工在坐慢车。对农民工来说，选择坐慢车，比动车起码节约一半的钱，比高铁节约三分之二以上的钱。从深圳到武汉，高铁一等座要八百多，二等座五百多，但慢车硬座不到两百。尤其对于全家在外打工的人，从深圳到武汉，可能要节约一千多元，这对农民家庭来说不是小数目。

不过，慢车也没有过去那么挤了，因为农民工虽多，但很多都被动车和高铁分流了——既有主动的分流，也有被动的分流，因为价格便宜的慢车越来越少了。大家可以注意到，今年12306网站通告的春运期间的加班车，三分之二以上的是非动车高铁。这个安排还是挺人性的，因为说到底，加班车就是为了农民工而加，低价位的车符合他们的需求。

而且，你会发现，普通火车与动车的氛围完全不同。

在动车上，相对比较安静，大家不是玩电子产品就是睡觉，相互间很少交流。但是，在普通火车上，熟悉的、不熟悉的，都在热烈地交流，还有打牌、吃东西的，做什么的都有，也有用劣质手机放歌曲的，大家都不担心打扰到别人，也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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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别人的做法对自己是一种干扰。慢车上的风格是粗犷的，是人间生活的那种氛围。

对比动车高铁与普通火车，很容易就能发现这里的阶层差别、生活方式的差别。而且你还能感觉到，底层人的心理，比我们想象的要乐观得多，健康得多。底层的状况虽然普遍很糟糕，但大家还是很听话地活着，这里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如果在外面活不下去，还有家园可以退守。

开私家车回家过年，在青年打工者中越来越普遍。我待会进一步讲这个事情，因为它的意义大大超出了交通工具本身。

骑摩托车回家的情况，大家可能在新闻里看到了。每年春节，总有摩托大军回家过年。我的一个表哥，每到过年时就让他的儿子坐汽车回家，而自己骑摩托车带老婆回家，路上要两天一夜。另一个表哥也是骑摩托带老婆回家，有一年在途中撞了人，不知是真撞还是被讹诈了，反正被人家扣了一天多，赔了一万多块才放人，半年的收入就这样没有了。

人与人之间联系的失落

我觉得，当前农村的亲情关系，很大程度上是靠老一辈建立的关系维系着。在老一辈那里，这种关系处在一种相对稳定的时空里，但对年轻一代来说，大家的关系早已被现实割裂了。比如，我和我的众多表哥，小时候一起上山捉鸟，下河摸鱼，关系好得不得了，但这一二十年来，他们一直在外打工，我一直在外读书和工作，一年最多在过年时见一次，平均下来每年还没有一次，因为他们不是年年都回家。拜年的时候，大家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在亲戚家吃饭喝酒聊天，甚至留宿一晚，现在大家都骑着摩托车拜年，去亲戚家匆匆走一遭，放下东西，客套几句，就要离开了。平时的生活啊情感啊什么的，都没有来得及交流。大家拜年，不再是为了亲戚间互相走动，馈赠礼物，交流感情，而只是为了完成传统和长辈交代的一项任务。

悲哀的是：如果老一辈都不在世了，新一辈的联系也就慢慢断了。

更让人悲哀的是：农村的日常生活充满着深刻的悲剧。自打工潮于九十年代兴起以来，很多农村人一直在外打工，二十多年来与父母团聚的时间，平均到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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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可能就十来天。很多农村老人倒毙在田间地头，病死在床上，儿女都不在身边。没有来得及为父母养老送终，成为许多人终身的悔恨。

每次回家，看到我身边的老人摇摇欲坠的样子，我就觉得心里难受得很。如果一个人为了生存，连爱父母爱子女的机会都被剥夺了，你怎么可能指望他去爱别人，爱社会，爱自然？你怎么可能指望他能用超出金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的价值？所以我想说：现代生活是一种让人心肠变硬的生活。

在农村，还有什么可以将农民动员起来？

自从2006年免收农业税之后，中国农村的基层组织主要起着上传下达的作用，不再与农民的根本利益发生关系，也不再能将农民组织起来，农民处于“个人自治”的状态。

(1)春节的力量。亲人团聚，过年拜年。过年的力量，亲情的力量，是当下动员中国人最有效的力量。这也是过年最让人感觉温暖的东西。当然，以前过年时的各种集体活动，都已消失殆尽了。

(2)祭祀。中国农村还是保持着过年、过十五给祖宗上坟“送亮”的习俗——家家户户都要去祖宗的墓地给祖先点蜡烛，烧纸钱，放鞭炮，与祖先交流。很多已经在城市安家的人，也会赶在大家三十这一天开车回老家给祖宗上坟。许多曾被废弃的祠堂，这些年也逐渐恢复起来了。

(3)葬礼。很多老人没有挨过冬天。过年前后，是老人逝世的高峰时段。丧葬在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生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对今天的社会来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媒体上动不动就喜欢报道某某地方为举办葬礼大肆挥霍，让大家误以为这是普遍现象。其实恰恰相反。相比古代，今天的丧葬已是在最大程度上简化了。“贵生重死”的观念早已失衡了——大家越来越贵生，对于死，不再有敬重，不再让死者享受哀荣；对于天地，不再有敬畏。

但丧礼，在现实中依然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去年快过年的时候，本家一个叔叔亡故——本家人和四面八方的亲戚来给他守丧，守丧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交流，像过节一般，交流一年的生活情况、见闻和感想，称赞中央的政策，谴责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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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日记篇三：一位博士的返乡日记

【转载】《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近年情更怯，

春节回家看什么》 “有故乡的人回到故乡，没有故乡的人走向远方。”我很庆幸我有故乡，可以随时回去，尤其可以回家乡过年。因为我的根在那里，我的亲人在那里，我的生活经验和记忆在那里。我的家乡在湖北的大别山区，L县。我导师王晓明教授在2004年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L县见闻》，写的就是这个地方。王老师以我家乡为对象，揭示了当时农村的破产状况，人的精神的颓败，以及乡村文明的没落。我家所在的那个村子，是一个东西两座大山夹住的狭长谷地。一个村子由十来个“塆子”组成，一个塆子有几十户人家，我家那里叫王家塆。直到现在，我每到一个地方，凡是碰见两山相夹或两排高大的建筑物相夹，我的第一意识就是，这两座山或两排建筑物，一个在东，一个在西，所以我在外面经常迷路，尤其在城市里。上海7号线有两个靠得比较近的站：“长寿路”和“常熟路”。我好几次下错站，以致现在每到这两个站就紧张，怕弄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我家乡的方言里，“长寿”和“常熟”是完全一样的读法。人要靠语言来思维，这个事情让我意识到：对有家乡的人来说，是用方言来思维的。

我有一个初中同学群，群里90%的同学只读到初中就出去打工。经过十七八年的积累，很多同学在城市里有房有车，有的还有了自己的事业。平时在群里，他们交流的最多的是工作问题，车子问题等，言谈中总少不了炫耀。

但有一次，有个同学忽然在群里说，他已经三年没回家过年了，另一个同学紧跟着说，他五年没回家了，接着很多人说起回家的情况。有一个说：不管怎么样，今年过年一定要回一次家！另一个说：如果能在家乡找一个两千块钱的工作，就回去算了。还有一个说：能找个一千块的工作，我这边什么都不要，也愿意回家。

我有一个从小学到初中的同学，已经十年没有回家。有一天他在qq里突然对我说，我的父母是很好的人，因为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去我家玩，我爸妈用腊肉下面给他吃。这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小事，他还记得，其实我知道，这是因为他太想家了。

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有位老师主持来沪青年工人的社会调查，最近在访谈工人。有一个打工者说：我真希望邓小平没有搞改革开放，我也愿意日子苦些，因为这样我就可以每天跟父母和孩子在一起。

回家过年，其实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一件事。套用贾平凹的话来说：家乡对我们的影响，就像乌鸡的乌，那是乌到了骨头里面。

回家的交通

十多年前我上本科的时候，从大西北到武汉，坐的是那种编码没有字母只有四个数字的绿皮火车，22小时，通常要晚点两三个小时。西北往武汉的路线，不是人流最多的，但春运那个挤啊，大大超出了今天90后的想象。好在那个时候，学生一般都可以提前集体订票，买得到座位。而站着回家的，几乎全都是农民工。每次上车的时候，无论有票的还是没票的，都一窝蜂往车上挤。

我对过年回家的第一印象就是：我背着一个包，提着一个包，与同学一起，从第一节车厢狂奔到第十几节车厢，然后被后面的人推着挤上了车。上车后一分钟，车就开动了。我记得火车广播里号召大家发扬风格，让站着的乘客挤一挤。大家真的很友好，四个人的坐位，挤了五六个。火车过道里人贴着人，想蹲下来都没有办法，连厕所里也挤着好几个人。男乘客还可以想办法，可苦了女乘客。记得有一次我身边坐着一个在西安读书的大学生，他要小便，就脱下外套让我给他挡住身体，想把尿撒在矿泉瓶里，但他很紧张，用了十几分钟才勉强撒出来。我还记得有一次身旁坐着一个从西北打工回家的河南妇女，尽管有位子，但她实在太困，太想睡觉了，就把位子让给别人坐，自己钻到座位底下睡觉去了。

应该要肯定，我们国家这十年间的铁路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铁路线路的增加，尤其是动车和高铁的开通，极大缓解了交通压力。火车站、火车上，起码不会像过去那么拥挤了。过年回家那种路途的遥远、时间的漫长、竞争的激烈、拥塞以及不安全感，让我对“男儿有志在四方”的观念产生了极大厌倦。所以，本科毕业时，我找工作坚决要回到湖北。后来我就在家乡隔壁的县城一中当老师。自2004年到2011年来上海读研之前，我再也没有遭受春节回家难的痛苦。尽管从隔壁县回家的汽车在过年时依然被塞得满满的，但毕竟只有两个多小时，实在挤不下，还可以花两百多块钱请出租。我在上海读研的这几年，其实也没有遭受回家难的痛苦，因为上海到武汉的高铁和动车很多，普通车也有几趟，买票很方便。今天各位出行，如果坐火车，不是高铁就是动车吧？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那种速度慢、见站停的普通列车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

大家有没有想过：到底是谁在乘坐普通列车？

我想大家肯定一下子就能给出答案：除非没有其他更好的交通工具，学生不会坐，城市人不会坐，主要是那些底层的老百姓，比如农民、农民工在坐。

去年暑假和寒假回家，我特意选择坐慢车，16个多小时的硬座。就是要看看是哪些人在坐慢车，看看慢车上还是不是过去那个样子。的确，主要是农民、农民工在坐慢车。对农民工来说，选择坐慢车，比动车起码节约一半的钱，比高铁节约三分之二以上的钱。从深圳到武汉，高铁一等座要八百多，二等座五百多，但慢车硬座不到两百。尤其对于全家在外打工的人，从深圳到武汉，可能要节约一千多元，这对农民家庭来说不是小数目。

不过，慢车也没有过去那么挤了，因为农民工虽多，但很多都被动车和高铁分流了——既有主动的分流，也有被动的分流，因为价格便宜的慢车越来越少了。

大家可以注意到，今年12306网站通告的春运期间的加班车，三分之二以上的是非动车高铁。这个安排还是挺人性的，因为说到底，加班车就是为了农民工而加，低价位的车符

合他们的需求。

而且，你会发现，普通火车与动车的氛围完全不同。

在动车上，相对比较安静，大家不是玩电子产品就是睡觉，相互间很少交流，；但是，在普通火车上，熟悉的、不熟悉的，都在热烈地交流，还有打牌、吃东西的，做什么的都有，也有用劣质手机放歌曲的，大家都不担心打扰到别人，也没有人认为别人的做法对自己是一种干扰。慢车上的风格是粗犷的，是人间生活的那种氛围。

对比动车高铁与普通火车，很容易就能发现这里的阶层差别、生活方式的差别。而且你还能感觉到，底层人的心理，比我们想象的要乐观得多，健康得多。底层的状况虽然普遍很糟糕，但大家还是很听话地活着，这里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如果在外面活不下去，还有家园可以退守。

开私家车回家过年，在青年打工者中越来越普遍。我待会进一步讲这个事情，因为它的意义大大超出了交通工具本身。

骑摩托车回家的情况，大家可能在新闻里看到了。每年春节，总有摩托大军回家过年。我的一个表哥，每到过年时就让他的儿子坐汽车回家，而自己骑摩托车带老婆回家，路上要两天一夜。另一个表哥也是骑摩托带老婆回家，有一年在途中撞了人，不知是真撞还是被讹诈了，反正被人家扣了一天多，赔了一万多块才放人，半年的收入就这样没有了。人与人之间联系的失落

我觉得，当前农村的亲情关系，很大程度上是靠老一辈建立的关系维系着。在老一辈那里，这种关系处在一种相对稳定的时空里，但对年轻一代来说，大家的关系早已被现实割裂了。比如，我和我的众多表哥，小时候一起上山捉鸟，下河摸鱼，关系好得不得了，但这一二十年来，他们一直在外打工，我一直在外读书和工作，一年最多在过年时见一次，平均下来每年还没有一次，因为他们不是年年都回家。拜年的时候，大家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在亲

戚家吃饭喝酒聊天，甚至留宿一晚，现在大家都骑着摩托车拜年，去亲戚家匆匆走一遭，放下东西，客套几句，就要离开了。平时的生活啊情感啊什么的，都没有来得及交流。大家拜年，不再是为了亲戚间互相走动，馈赠礼物，交流感情，而只是为了完成传统和长辈交代的一项任务。

悲哀的是：如果老一辈都不在世了，新一辈的联系也就慢慢断了。

更让人悲哀的是：农村的日常生活充满着深刻的悲剧。自打工潮于九十年代兴起以来，很多农村人一直在外打工，二十多年来与父母团聚的时间，平均到每一年可能就十来天。很多农村老人倒毙在田间地头，病死在床上，儿女都不在身边。没有来得及为父母养老送终，成为许多人终身的悔恨。

每次回家，看到我身边的老人摇摇欲坠的样子，我就觉得心里难受得很。

如果一个人为了生存，连爱父母爱子女的机会都被剥夺了，你怎么可能指望他去爱别人，爱社会，爱自然？你怎么可能指望他能用超出金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的价值？所以我想说：现代生活是一种让人心肠变硬的生活。

在农村，还有什么可以将农民动员起来？

自从2006年免收农业税之后，中国农村的基层组织主要起着上传下达的作用，不再与农民的根本利益发生关系，也不再能将农民组织起来，农民处于“个人自治”的状态。

(1)春节的力量。亲人团聚，过年拜年。过年的力量，亲情的力量，是当下动员中国人最有效的力量。这也是过年最让人感觉温暖的东西。当然，以前过年时的各种集体活动，都已消失殆尽了。

(2)祭祀。中国农村还是保持着过年、过十五给祖宗上坟“送亮”的习俗——家家户户都要去祖宗的墓地给祖先点蜡烛，烧纸钱，放鞭炮，与祖先交流。很多已经在城市安家的人，也会赶在大家三十这一天开车回老家给祖宗上坟。许多曾被废弃的祠堂，这些年也逐渐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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