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博物学与中国空间

分类与外部世界

　　万物皆知识，我们的认知则是知识的组合与分类。人类历史的演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作人类认识自身和外部世界共同推进的过程，分类不仅区分了知识的新与旧、知识内部的等级框架，更在划分过程中塑造了不同时空内部的认知方式与思维特质，而随着近代以来世界逐渐形成整体性联系，以帝国、民族国家为空间范围先后形成的帝国学术和国家学术，构成了当今学术史的重要回溯内容。
　　如果从地方性的角度来看，世界各区域都因其独特分类而形成对于本身和外部世界的认识，但现实的历史进程则使这些丰富多样的认识方式无法在同一层面上全部凸显，而是形成了以欧洲空间为主轴，匹配以其他文明轴心的总体发展框架。在这一整体之下，博物学（Natural History）作为与分类息息相关的近代自然学科雏形与母体，自然也服从于这种“主轴”加其他“轴心”的历史叙述。地理大发现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契机，欧洲的传统知识空间从此被打破，新世界的发现为新知识的到来提供了空间与舞台。
　　有意思的是，在近代早期，以欧洲为中心开始的对外部世界的探索与对人体的探索形成了一种共时性节奏，解剖学视野下的身体各部分往往被视为外部世界的其他部分，被看成泉水、溪流，甚至是植物的分支。在解剖学蓬勃兴起的日子里，欧洲的航海探险也如火如荼，后者所发现的新大陆和其他地区的东西，被源源不断地带回旧大陆。
　　在这一过程中，这些从遥远、未知的土地上带回来，并在欧洲商业国家都市里日益增加的巨量动植物标本，都面临着一个重新加以编目的问题。这些从新大陆带到欧洲的标本往往是没有“魅力”的，因为它们缺乏在欧洲视角下的神话和符号意义，而这些意义恰恰是那些曾在希腊或罗马神话中出现过的欧洲植物所具有的古典传统的一部分。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在考古学层面上对于北欧甚至不列颠北部遗存的认知，由于这些都跟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的历史书写空间并不契合，因此同样需要重新加以归类与整理，从而更好地形成某种体系性的认知。可以说，新的博物学正是在这种对超出原有欧洲分类框架的动植物及相关历史遗存加以重新分类梳理的过程中逐渐成型，“博物”精神也日益拓展到其他各项手工业和技术工种中，有力地推动了其分类化与科学化的过程。
　　一七三五年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年份，正如美国学者玛丽·路易斯·普拉特所指出的，这一年“发生了两个新鲜且极为欧洲的事件。一件事是卡尔·林奈（Carl Linne，Linnaeus）的《自然系统》出版，这位瑞典博物学家在书中展示了一个分类系统，旨在将欧洲人已知或未知的地球上所有的植物形态加以分类。另一件事是欧洲发起第一次重要的国际探险，这是一次共同的努力，打算一劳永逸地确定地球的准确形状。……这两个事件以及其同时发生，暗示欧洲精英分子在理解自己以及他们与地球其余部分关系方面发生变化的重要维度”（[美]玛丽·路易斯·普拉特著，方杰、方宸譯：《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译林出版社二0一七年版，20页）。林奈分类法通过独特的双名体系，使其对植物的分类能够被植物学家、园艺学家甚至药剂师所共享，并在当时英国贵族的博物学潮流追捧下，建立了以其名字命名的国家级植物学会。博物学开始成为一项国家事业。

中国空间与博物学实践

　　值得注意的是，在具体实践中，特定地区和时段的博物学实践又与林奈式一般分类学意义上的博物学形成了某种内在张力。如果说特定地区和时段的博物学更多地跟当地民众尤其是牧师、医生等专业人士息息相关，那么，一般分类学意义上的博物学则更多地呈现出全球性的特征。随着欧洲殖民力量在全世界的拓展以及各大洲殖民地的建立，从十八世纪后期开始，植物采集作为当时科学帝国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构筑欧洲列强的博物学“知识帝国”添砖加瓦。
　　作为欧洲之外的重要文明发源地，古代中国有其自身对于内外部世界及其物种的分类秩序，并以文字典籍、图像舆图等形式呈现出来。在这种呈现过程中，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关于动植物等的分类传统，例如明人李时珍《本草纲目》中将药物分为水部、火部、土部、金石部、草部、谷部、菜部、果部、木部、服器部、虫部、鳞部、介部、禽部、兽部、人部等十六部；清人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中将植物分为谷、蔬、山草、隰草、石草、水草、蔓草、芳草、毒草、群芳、果、木十二类；同时又经由神话传说等方式，体现出对于非现实物种的独特想象，例如《山海经》中即有这样的记载：“又东五十二里，日放皋之山。明水出焉，南流注于伊水，其中多苍玉。有木焉，其叶如槐，黄华而不实，其名曰蒙木，服之不惑。有兽焉，其状如蜂，枝尾而反舌，善呼，其名曰文文。”以上的分类都与欧洲的既有动植物分类以及珍奇异兽传说无法契合，却能随着历史绵延而下、自成一统。
　　进入世界近代，撇开殖民因素，当这些博物学家来到遥远的东方，面对一个具有自身分类话语，同时无法被原有的欧洲分类系统（不管是希腊一罗马神话中的动植物分类还是后来的林奈分类法）完整“收编”的古老文明，他们就不得不在与中国知识和知识人的交往中寻求妥协，并求得来自中国内部专业者的支持。范发迪的这部《知识帝国：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下引此书只注页码）一书就是围绕着这一重要议题加以展开，为我们展现近代中西方知识交流过程中所存在的遭遇、冲突与妥协，并揭示出这个时代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博物学家在华进行博物学考察所面临的内外部语境及其应对策略。
　　如前所述，古代中国具有自身的物质与世界分类，因此，当作为外部观察者和参与者的西方博物学家以各种方式进入这片土地的时候，他们必然会面对一套独特知识体系的挑战。为应对这种挑战，这些西方博物学家往往会在知识框架层面与既有的中国本土知识形成妥协。以我们一般认为具有西方特性的博物学绘画为例，当这些绘画与中国议题相涉的时候，实际上更多地体现出某种中国特性：“在华的英国博物学者雇用中国画师，裨助自己的研究工作；这些中国画师原先就已经吸收了西方写实主义的元素，他们很快地调整作画技巧以满足新顾客的要求。双方都为自己的目的在积极利用洋画交易带来的机会。双方都是制造、传播混合文化产品的媒介。在里夫斯的画中，艺术、商贸和博物学汇集在一起。而且我们应该把这些画作看作更广泛的文化接触的一个缩影，这些文化接触包括商品及货币的交换、爱好及思想的通融、人际关系的延伸以及帝国问的遭遇。即使其他方法不适用的时候，博物学的视觉表现传统也使在中国和欧洲的英国博物学家仍然可以进行科学信息的交流。然而，把这个过程变为可能的却是中国的画匠。”（70—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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