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知识分子”到“国家干部”

一、父亲抽大烟，被定了个“城市贫民”

　　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伪满洲国”垮台，苏联红军进城，双城这个小县城，又面临着一场变革。
　　小学校虽然还开着，但是我们家已经穷得吃不上饭了，哪里还有钱供我们读书？所以我只读了三年半小学，弟弟只读了两年半小学，就不能读书了。祖母为此伤心落泪，父亲却无动于衷，好像他的这两个儿子与他无关，问都不问一句，他的兴奋点都在抽大烟上。家里再没有一点儿值钱的东西可卖，他就死皮赖脸地向亲戚朋友借，后来经常跟着这个混一口烟抽，跟着那个混一口饭吃，几天几夜不回家。二祖母曾经对我和弟弟说：“幸亏你们哥俩儿是男孩不是女孩，如果是女孩，你爸爸也会将你们两个卖掉，换大烟抽的。”
　　这时的我虚岁十二，弟弟虚岁十岁。二姑为了混口饭吃，到二姑祖母家住。家里只剩下祖母、我和弟弟三人。家里穷到什么程度？说出来人们都不相信。租人家的两间小房子，一铺土炕，因为没钱买不起炕席，炕面上糊上一层旧纸。时间长了，纸一破，就露出土炕面，凸凹不平。炕上只有一床破线毯做被面、旧白布做被里的被子，祖孙三人合着盖。厨房灶上一口锅，一个木制破锅盖，一个切菜墩子，一把菜刀，黑泥巴烧的两个瓦盆和几个饭碗，几双筷子。冬天穿的是空心棉袄、棉裤，就是没有衬衣衬裤可穿，脱了棉衣就光着身子了。春季天暖，棉衣穿不住了，就把棉花掏出来，棉衣改成夹衣穿，冬天的时候再把棉花塞进去，又当棉衣穿。
　　吃的就更可怜了，过去有句老话，形容穷人是“家无隔夜粮”，我家就是这样。那时双城名义上是国民党的政权，使用东北流通券，一千元钱只能买一斤苞米面。而我家多数时间是没有钱的，祖母就从一个山东小贩手里赊了二斤苞米面，做成大饼子，剩下的刷刷盆，熬成粥。吃了早饭，没有做晚饭的粮食，就只好饿一顿。赊了人家的苞米面，给不上钱，人家不愿意，再去赊就不好张口了。为了我们兄弟两个不受饥饿之苦，祖母找些伪满时期配给的破旧更生布，絮上一些旧棉花，做成棉裤，拿到市场上，卖给那些出苦力的穷人，换几个小钱，还上欠款，再买点粮食度日。可是家里的旧更生布、旧棉花也没有多少，做了两条，就再也没有办法了。
　　饿得难受，我和弟弟就到外祖母家里混饭吃。当时外祖母家，家境还比较富裕，虽然外祖父和大舅都已经去世，但农村还有几十垧的土地出租，城里的家中，前后院面积大，种菜，全家都参加劳动，吃饭、穿衣还是没有问题的。由于父亲抽大烟，把家弄得精光，很是被人瞧不起，所以母亲死后，父亲很少去外婆家，现在更没脸见人。祖母也不好意思向亲家求借，再说借了也还不起，所以祖母也没法开口。我和弟弟是姥姥家的外孙子，家里吃不上饭，自然就跑到姥姥家里去。姥姥一见到我们兄弟两个面黄肌瘦的，一脸菜色，就心疼的直掉眼泪，常常留下我们兄弟两个住两天，吃两天饱饭。
　　姥姥四十多岁守寡，寄希望于大舅王国章，没想到大舅二十岁出头也病故了，留下年轻的大舅妈和两个孩子，其中一个还是遗腹子。老舅王振江当时才十五六岁，就担起养家的重担。种菜、磨苞米面、摊煎饼卖。姥姥、舅舅心疼我们，但大舅妈心胸狭窄，与母亲生前又不和。见到我们不理不睬的，看到我们吃饭，就用白眼珠翻我们，常用“外甥是姥姥家的狗，吃完就走”这些话敲打我们。姥姥怕引起家庭不和，也不愿和她争执。一见到两个外孙，就想起她的女儿——我们的母亲，心里的难过是十分明显的。我雖然年纪小，还是能看明白人的脸色的，大舅妈说的每一句难听的话，都使我吃的这口饭难以下咽。
　　父亲不管我们，祖母无力抚养我们，到亲戚家混饭遭白眼，上街乞讨又感到丢人，为生活所迫，虚岁十三的我，就想法去赚钱了。
　　年纪小，又没有本钱，能干点什么呢？逛市场时，发现卖香烟可以赚钱，向老舅借了点钱，刚刚够买一条二十盒的香烟。在小木匣上系根绳子，挂在脖子上，赶早市去叫卖。由于品种单一，很不好卖，而且卖一盒也挣不了几个钱，就没有再干下去。接着又想卖葵花子，起早到南山里，从农民手中买十斤葵花子，回来让祖母帮着炒熟，从邻居家借了一个笸箩、一条方凳、一杆小秤，到十字街头的繁华地点叫卖。城里当时有闲钱的人很少，就是这样一种廉价的小食品，买的人也不多，有来买的，一次多半只买二两。如果遇到一个人，一次能买半斤，我就感到很高兴了。十斤瓜子，卖一天到晚，能挣东北流通券八千元，四千元用来买四斤粮食，另外四千元用来买烧柴（苞米秆或者是高粱秆）。闹好了，这一天不挨饿，如果一天卖不出去多少，或者赶上坏天气，挣不来钱，那就只好挨饿了。
　　有一天，从外祖母家回来，看到西大街一家服装店的窗户上，贴了一张纸条“本店招学徒”，我进去问：“掌柜的，您看我行不行？”掌柜的打量了我一会儿说：“行。”问了我的家庭情况，告诉我和家里大人说一声，就可以来了。我回家告诉了祖母，她说：“也好，学点手艺，将来也算是个出路。”于是，我就进了这家服装店。掌柜的让我和另外两个工人师傅住在一起，早晨起来倒两个屋里的尿盆，然后和他前妻生的女儿一起抬水，回来帮老板娘烧火做饭。吃完早饭后，再和他的女儿一起送“外件活”。午饭后，帮助师傅点炭火，装熨斗。没事时，可以看师傅怎样干活，练练使用缝纫机。头次离家住在外面，很想祖母，夜晚常常偷着掉泪。过了两天，我看“外件活”多半是钉纽扣、锁扣眼之类的小活，心想祖母也会干，何不送回家去，让她也赚几个钱。这样每次送活取活时，还可以看到祖母。没想到祖母说，干这样的活，也挣不了几个钱，啥事也不顶。她不想干，我只好失望地离开了家。
　　在这个服装店干到第十三天，掌柜的对我说：“看你这小孩子挺老实，你回家和大人说，找个铺保，就正式在这里学徒吧！”原来这十三天是考验我，试用。早就听说：“学徒学徒，三年为奴”的这句话，找个铺保倒是容易，但定了合同，就等于写了卖身契。三年之内，只管吃住，再给几个理发钱，一分工资不发，等于白给老板干活。如果不满三年要走，还要包赔老板的伙食费。这样苛刻的条件，我怎么能干？这三年，我自己可以填饱肚子，我祖母和弟弟怎么办？于是我从这家服装店辞了出来。当时听到我老姨说：“这小子没有出息，找了活不干了。”其实她们哪里知道我的苦衷和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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