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两章

我与朱东润先生的一面之交

　　只是见过朱东润先生一面。仅此一面，我便懂得，什么样的人称得上谦谦君子。
　　1984年春天，我从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调到《艺谭》杂志社工作不久，得到一趟赴沪约稿的关差。之所以说是关差，因为到上海打算拜会的对象，都是我平素高山仰止、欲面聆教授而不得的大师名家，比如郑逸梅、施蛰存、陈巨来、何满子等等。尤其是朱东润先生，堪称古典文学研究的泰斗。我读书时偏爱古典文学，学习教材就是朱先生主编的一套六册《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我从小学高年级到初中、高中，经历了“文革”，没学到多少古典文学知识，实际意义上的启蒙，应当始于大学期间接触的这套作品选。
　　抵达上海的第二天上午，我便前往复旦大学朱先生的住处拜访。那是一幢两层小楼，朱先生的女儿开门便说，父亲已在楼上书房等候多时了。我刚上了几级楼梯，就听到二楼的楼梯口传来苍老而充满关切的声音：“楼梯窄，慢一些。”上楼见到朱先生，我深深鞠了一躬，虽然以前没见过先生，但我多年来学习古典文学的过程中，从书本上受到他的教诲，此时理应深表感谢。没想到的是，朱先生竟然回鞠一躬，感谢我一直读他的书，还说那些书没有写好，没有编好，有些误人子弟了。坐定之后，我说明来意，恳请朱先生多多赐稿，支持地方刊物。先生说，安徽的文学发展源远流长，桐城派对中国文学发展贡献尤大，他也算是受益者。先生还说，他读过《艺谭》，刊载的许多文学理论文章深入浅出，是很好的刊物。对于我的专程登门约稿，朱先生表示感谢，只是年事已高，写作精力大不如前，说日后如有合适的文稿一定奉上，请编辑先生不吝赐教。一番话说得我诚惶诚恐，汗如雨下。告别之际，朱先生坚持送我下楼，不管怎样推辞，先生坚决地说，这是待客之道，绝不能坏了规矩。朱先生把我送出门，我走出几米开外回头一看，先生还站在门口招手。
　　朱先生不仅是古典文学研究大家，还是传记文学作家，写过很多传记作品。我印象深刻的有两部，《杜甫叙论》和《李方舟传》。我当年读《杜甫叙论》时，感觉朱先生为古代这些大诗人立传时，不像有些文学作品讲解那样程序性地率先交代时代背景，与随后的具体赏析常常是相互脱节的两张皮。先生的这部著作把诗人的生平、写作与所处时代密切联系，在记述诗人经历和分析作品的過程中随处结合历史事件进行解说，进而透彻地解读了诗人的时代地位，以及文学创作与时代的关系。我记得，那次赴沪拜访朱先生，带去早两年在芜湖新华书店购得的《杜甫叙论》，敬请先生签名留念，并请教书名为什么叫作“叙论”，而不叫“传”或“评传”之类？先生笑道，我本来没有签名赠书的习惯，因为不知道人家爱不爱读，但你的书是买的，又大老远地背过来，却之不恭。至于这本书的名字，有点四不像，如果叫“杜甫传”，还是觉得分量不够：如果叫“杜甫评传”，意思大体是对的，但这个名称被用的有些多有些滥，与原义有些出入了。十多年以后，我又读到《李方舟传》，看到书名的刹那觉得诧异，李方舟不是什么名人，先生为何作传。翻阅之后大为震撼，李方舟的原型竟然是先生的夫人邹莲舫女士。先生与夫人数十年相濡以沫，同舟共济，即便是十四年抗战期间，虽然天各一方，依旧鸿雁传书，伉俪情深。“文革”时期，在漫长的生活岁月中从未向困难低过头的邹莲舫女士感到了绝望，在家悬梁自尽，留下一张字条：东润，我先行一步了，钱留在衣袋里。为了铭记夫人的纯真与勇敢、朴实与善良，朱先生冒着随时被抄家的危险，以托名的方式为亡妻立传。先生在《李方舟传》序言的最后写道：“这本书是在惊涛骇浪中写成的，但是我的心境却是平静的，因为我相信人类无论受到什么样的遭遇，总会找到一条前进的道路。”
　　我还知道，朱先生的文章好，书法功力也相当深厚。那天到了朱先生的书房，见到书桌上放着几本法帖，铺开的宣纸上墨迹未干，先生显然刚刚还在临池。我说，朱先生是书法大家，还这样坚持每天临帖？先生回答说，临帖是一辈子的事，活到老临到老，须臾不可怠慢。到了这个年纪，体力活已经做不动了，每天习字除了记录思想感情，又多了一层活动手腕和手臂，借以养生和养心的保健功能。听到这里，我斗胆请求朱先生赐一幅书法作品，先生满口应允，说现在写不了，写好了给你寄过去。回到合肥一周左右的时间，我果然收到朱先生的一幅墨宝，上面书录了宋人欧阳修的七言绝句《宿云梦馆》：“北雁来时岁欲昏，私书归梦杳难分。井桐叶落池荷尽，一夜西窗雨不闻。”当时，我只是从这件书法作品上感受到了学者型书法家的气质，不像许多专业书家那样锋芒毕露，却在恰到好处的内敛中透露出古雅朴茂的气息。后来，我读《李方舟传》，进一步理解了朱先生所谓书法主要用于记录思想感情的说法，先生书录这首诗作，也是借欧阳修之口，抒发对于亡妻的深切思念。至今令我这个后学晚辈深感不安的是，落款中有这样几个字：“书应唐跃先生之命。”其实，书法作品的上款表达方式多种多样，朱先生却选择了最为谦恭的一种，显示了谦谦君子、虚怀若谷的胸襟。其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把这件作品挂在书房里，激励自己以朱先生为典范，尽管写不出先生那样的锦绣文章，也要努力像先生那样做人，永远做一个谦和的人，做一个知道敬畏的人。

听祖保泉先生授课及其他

　　1977年，我参加“文革”后恢复的首次高考，有幸被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在那里受教四个春秋。前些时候，《安徽画报》要做一期恢复高考40周年专题，对我进行采访，打开了我的记忆闸门。一段时间以来，受教期间的许多人和事，尤其是老师们在讲台上的那些精彩讲授，不断浮现在脑海中。其中，祖保泉先生的课，更是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
　　那时，祖先生在担任系主任的同时，开设了《文心雕龙》专题课，重点讲授中国古代文论的这部经典。我还清楚地记得，祖先生经常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刘勰那个小青年……可不是吗，刘勰32岁动笔撰写《文心雕龙》，历时五载完成时也才37岁，在做成大学问的学者中是个标准的小青年。祖先生用颇带调侃的语气反复强调这一点，一是引起同学们的兴趣，担心我们对这样艰涩的课程避而远之：二是引起同学们的充分注意，刘勰在小小年纪便完成了如此皇皇巨著，该有多么的了不起。听祖先生的课特别受用，因为他从不人云亦云。《文心雕龙》其实不好讲，唯其太经典，所以研究的人特别多，研究成果也特别丰富，以至于有了“龙学”之称。想敷衍了事并不困难，把前人的研究成果梳理梳理就是讲稿，但祖先生从不倒手那些大路货，总是给我们一些很新鲜的知识和很独到的观点，让我们耳目一新，茅塞顿开，颠覆掉固有的肤浅看法。例如《通变》，历来都认为“通”应当解释为“继承”，“变”应当解释为“革新”，全篇旨在阐释文学发展中继承与革新的关系。而祖先生在讲课时告诉我们，刘勰并没有说什么是“通”，什么是“变”：也没有说怎样去“通”，怎样去“变”，刘勰说的是“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主要研究怎样“会通”，也就是“融会贯通”；怎样“适变”，也就是“应时而变”，《通变》的主旨因此可以归纳为，作家应当根据自己的真情实感和创作个性，融会贯通地吸取古今作品的长处，从而创造出适应时势需要的崭新的作品。很显然，他的讲课内容建立在他对《文心雕龙》系统研究的基础之上。随后不久，这些讲稿整理成学术论文逐篇发表出来，1985年辑为《文心雕龙选析》一书出版，1993年扩展为《文心雕龙解说》一书再次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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