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车上的医院

　　编者按 之前百度过贺星龙的资料，说他是摩托医生，周边二十八个村子，六千来人叫他看病，他二十四小时随叫随到。人们为他的所作所为感动。2016年，贺星龙荣获全国十大最美医生。2017年，入选全国第六届道德模范，荣获全国卫生系统白求恩奖章、中国好医生奖章、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当选党的十九大代表。且不说他的义举，看相关报道越多，越是困惑，比如他是1980年代生人，如此年轻，怎么就愿意十几年如一日守在村里。据说还免收出诊费。
　　去大宁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县扶贫办的同志听说我要采访贺星龙，说他正好送一个病人来县城，就在县医院。贺星龙讲述的时候，时不时就会笑一下，尤其是谈到荣誉之类，欲言又止，结果就是用笑来化解尴尬。听完他的讲述，感觉他做的事看似平常，却又带着素朴至极的庄严。也是这个时候，会想起哈维尔的一句话：“我们坚持一件事情，并不是因为这样做了会有效果，而是坚信，这样做是对的。”贺星龙以他的方式再一次证明，除了金钱，这个世界还有更多证明自我价值的方式，比如道义，比如承诺。没有谁规定人就该活成什么样子，把力所能及的事情做好，坚持这件事情本身，就无比动人。
　　早上接到电话，邻村下湾有一个43岁的女人子宫出血，头晕得不行。听说前天晚上就出状况了，村里人又不懂，以为忍一忍，睡一会儿就没事了。哪里知道出血过多，快要休克。常规的头疼脑热，打针输液，简单的包扎缝合，我还能处理，这样的病情，需要输血，动手术。我也没有办法，就说，你得赶快联系你儿子。结果她儿子不在村里，我就陪着一起把她送到县医院。
　　村里人嘛，好多东西也不懂，住院手续也不会办，我帮着跑前跑后，直到把病人交给医生。这还算好的，有碰到老爷爷老奶奶脑出血脑梗什么的，我就赶快拨打120。县医院解决不了，还得转到临汾。好多时候，他们也找我，说星龙，你现在成了名人了，医生都认识你，你给帮着领到市里去看一看。村里老人出远门的不多，又没经见过什么事儿，心里没底，得了病要往医院跑，更是六神无主，不知道该去找谁。其实做医生的，不管你认不认识，病人来了都得收治。认识个人顶多态度上对你好一点，不可能因为你是村里的，没有关系，就不给你治。
　　送病人到医院是常事。村里的人大多上了年纪，儿女们都出门在外，碰到这些事也就是给我打电话。村里像我這个年纪的人基本没有，我1980年出生的，说是年轻，今年也38啦。
　　村里全是中老年人，像我们乐堂村原先一百多口人，现在只剩下三十多口人。碰到放假，也有上学的孩子们回来。
　　1996年，我初中毕业，考上了太原卫校。学费太贵，要6000多块，而运城的民办卫校只要3000。家里没有钱，七拼八凑，也才凑了300多块钱。家里供不起，我也就没指望再去念书。村里人知道了，说，你好不容易考上，你念嘛。那个时候村里人还挺多，他们就和我爸我妈合计，一起凑钱。那时候凑钱不像现在，一千两千的凑，都是三十五十的，凑了3025元，有零有整。凑够学费，就和我说，村里没有医生，你念好书了再回来。当时十五六岁，能懂什么？有学上就高兴。我也知道将来得回村里，什么儿科、妇科、内科，能上的课我都学。要想在村里待着，你得什么病都会看才行。当然，那个时候，我也不是想的将来回村里看病，就是想着能多学一点学一点。要不怎么对起得那么多学费？
　　我们一个班毕业的同学，很少回到村里。有的就是回去，至少也是城中村，最挣钱的就是去推销药，谁会和钱过不去？那个时候我是真想去。到毕业的时候，更纠结。同学们在太原推销药，工资保底是每个月1000块。那个时候的1000块，也算个钱，一般公务员的工资也就是个三五百。谁听了不心动？我是真想去。父母知道了我的想法，也没多说话，就说你是乡亲们凑钱供出来的，要是不怕落个骂名，你就去吧。一想起乡亲们给我凑钱的场面，我良心上就下不去。还能怎么着？大城市是别指望了，就想着先回到村里给乡亲们看看病，先把债还了。
　　我也不是信守什么承诺。就是因为生在这个村里，这个村里的人都非常好。直到现在，谁家盖房子，娶媳妇儿，都是你帮我，我帮你。比方说，娶个媳妇儿得花二十来万，成天在地里苦受的人，谁家能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都是东家拼西家凑。
　　1999年毕业，先是在大宁县医院实习了两年，然后回到村里。那会儿也没有工资，就是种点地，偶尔卖点药，打个针，输个液。卖药也没什么利润，你不可能在村里把药卖得贵贵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合作医疗，老百姓有个什么病，基本上不去什么医院，就是个硬扛，实在不行了，才想着去县医院。现在总算有个合作医疗，至少买药不用花钱。
　　我们那个村，是有名的穷村，在塬上，离县城有七十来里地，离黄河边十来里。当年大宁人都知道一句俗话，有女不嫁乐堂村。为什么呢？我们那个村子当年吃水太不方便。担水的地方离村里十几里地，赶着驴担一回水得一早上。去得晚了，还担不上。路也不好走，出门一身泥，黄土塬上哪里有什么路，就看你胆子有多大。最开始那两年出诊，纯粹靠步行。那时候，也不像现在有手机，谁家有病了，就是隔着沟吆喝。塬上的人大多也认识，就说，你是谁谁谁吧，给乐堂村的星龙捎个话，过来给我看个病。他们早上叫了，可能要到中午，或者下午、晚上才知道。要是急性发作的病，就容易耽搁。我得了信，都要马上赶过去。黄土高原上，都是一个陵一个陵，看上去没多远，但从一条沟翻到另一条沟，也得老半天。最远的时候，一天要走个二三十里，那时候年轻，也勤快，但就是再年轻，挑着那么重的药箱走这么远，也跑不动了。
　　我媳妇儿就是邻村的，我们在运城卫校念的书，比我低一届，在县医院实习的时候，我们开始谈恋爱。回村行医，她起初坚决不同意。她父母更是不同意我俩的婚事。这我也能理解，农村人好不容易把闺女供出来，怎么愿意让她再嫁到村里去受苦？她就给她妈做工作，说什么穷不扎根，我人实诚，又都是卫校毕业，两个人四只手一身的本事，不愁过不上好日子。到最后，她妈也就依了她。结婚前我媳妇儿和我约法三章：第一，结婚后不回村，出去发展。第二，要在县城买套房子。第三，得买一条黄金项链。我就说等到有了钱再说。2003年，我们领了结婚证。等到结了婚，这一年由于开诊所购药品欠债累累，哪里还有闲钱去应对媳妇儿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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