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组织和领导真理标准大讨论始末

　　编者按：真理标准大讨论是20世纪70年代末中國的一件大事，是整个社会的一次思想启蒙，是中华民族奔向新的时代的精神动力。可以说，没有真理标准大讨论，后来中国的一切发展与改革都无从谈起。与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一个闪亮的名字，那就是这次真理标准大讨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胡耀邦。从本期开始，本刊将连载《胡耀邦（1915-1989）》一书中，胡耀邦与改革开放的相关内容，以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审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早在1977年2月，“两个凡是”提出不久，邓小平就“两个凡是”的提法提出异议，认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4月10日，他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并转党中央，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5月3日，党中央转发这封信后，“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很快得到党内许多干部的拥护，成为委婉地抵制“两个凡是”的思想武器。5月24日，邓小平又一次批评了“两个凡是”。指出：“‘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邓小平的这些话，对于那种搞只言片语，甚至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的行径，无疑是有力的揭露和批判。他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进一步鼓舞了许多干部和理论工作者，促使人们开始比较直接地批判某些主要的“左”倾理论观点。

　　俗话说得好：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由于“两个凡是”的根据是“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如果这个大前提推不倒，那么“两个凡是”也就“岿然不动”。所以，破除教条主义和个人迷信的桎梏，还是一个严峻而紧迫的任务。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启发和鼓舞下，一些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开始酝酿就真理标准问题撰写文章，以澄清多年以来在这个根本问题上的思想混乱。
　　真理标准的全国性大讨论，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这场大讨论发端于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这篇文章由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起草和多位理论工作者反复修改而写成。胡耀邦对这篇文章很赞赏，认为这是一篇抓住思想理论战线上拨乱反正关键问题的好文章。1978年5月10日，在胡耀邦的支持和审定下，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60期刊登了这篇文章。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新华社全文转载。
　　这篇文章鲜明地指出：“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
　　“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凡是科学的理论，都不会害怕实践的检验。相反，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够使伪科学、伪理论现出原形，从而捍卫真正的科学与理论。
　　文章论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进一步指出：“检验路线之正确与否，情形也是这样。”路线同样必须由社会实践来检验。检验党的路线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千百万人民的社会实践。这样的论述，进一步加强了文章的现实针对性和战斗力。
　　文章最后说：“现在‘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被摧毁，但是‘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毛泽东同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批评过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这种倾向依然存在。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四人帮’都设置了不少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对于这些禁区，我们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科学无禁区。凡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第二天，新华社全文播发，《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报纸全文转载;全国35家省市级大报，两天内有25家转载。到5月底，全国已有30多家报纸转载。
　　就在《人民日报》转载的5月12日夜晚11点，正在值夜班的《人民日报》总编辑，接到了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一位领导同志严厉的电话批评。
　　这个电话，不仅曲解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意，而且上纲为“砍旗”，一再说“在政治上很坏很坏”，从另一个角度认为真理标准问题不仅涉及理论思想上的是非，而且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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