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重视中国故事的“他者”讲述

　　讲好“中国故事”，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是中国进行中外人文交流、开展对外宣传工作的重要内容，是新时代建构中国大国形象的必然要求。讲好中国故事，既有怎么讲、讲什么、通过什么途径和方法来讲的问题，也有由谁来讲、讲出什么样的效果的问题。这里想强调的是，从传播者角度看，中国故事特别是中国好故事不仅要自己讲，还要别人讲，我们需要高度重视“他者”视角、“他者”讲述。从以下几个新老“他者”传播案例中，我们或许会有特别的感受，得到一些新的启示。
　　友好的外籍教师让“十九大声音”传播海外
　　前些时，一位外籍教师自建网站帮西方人准确理解中国政治的文章引起了笔者的关注。据《长江日报》（2017年11月16日）报道，33岁的意大利青年伊万于2013年来到武汉，进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从事中意比较法研究，2015年留校任教。在华期间，伊万注意到，懂中国文化、会说汉语的西方学者对法学专业不太了解；懂法学专业的西方学者又往往不懂中国文化、不会汉语。因此，中国政治术语翻译成意大利文，常常会词不达意，出现偏差或误读。基于此，伊万创建了自己的网站，致力于将中国政治、法律等方面资料翻译成准确的意大利文，并且结合中国历史发展、文化源流和现实情况，对译文进行必要的注释、讲解。
　　中共十九大召开之际，伊万及时翻译相关材料。会议开幕当天，伊万的网站“中国法”上线，服务器在意大利。他将自己花了两天时间翻译的新华社几篇关于十九大的文章上传。网站设置了若干栏目，包括中国法律法规、中国司法现况、中国司法案例、中国优秀法学家文章、书评、与中国法学家的对话等。很快，网站就引起了意大利国内一些政府机构和驻华大使馆的关注，驻华使馆因此邀请他参加“变化发展中的中国”主题活动。伊万高兴地告诉记者：“我在意大利的朋友和老师看到网站后，感谢我做的这些。”“意大利国会议员看到我翻译的中共十九大文章，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了！”小试牛刀就尝到甜头的伊万打算及时地不断更新网站内容，而且还计划写一本关于中国政治术语的书籍，用给术语加注释的方式帮助意大利人更好、更准确地了解中国，读懂中国。
　　外国留学生、外籍教师这样的“他者”自办网站，讲述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只要真实准确，客观公正，无疑会起到事半功倍的积极效果，甚至起到我们自己讲述、宣传所难以达到的效果，特别值得关注。当然，我们也知道西方的中国故事“他者”讲述，并不都是像伊萬这样的。这也是我们需要直面的现实。
　　带着有色眼镜的“他者”讲述往往不够客观公正
　　众所周知，西方记者、传媒，过去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他者”的眼光常常是斜视的或者短视的。记得2009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他者的视角：西方媒体的态度和倾向》显示：7家西方主要媒体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活动的报道，分别为政治政策、领导人形象、军事、经济、社会、文化、民族主权、人权、庆典以及国家整体形象10个类别，其中只有经济、社会类报道可称为正面的，其他8类总体上属于负面。即使整体而言比较正面的经济报道也包含着不少负面的内容。有研究者分析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源于英语作为母语者的偏见、高集中度和制定规范的特权。而我们媒体对外传播上的表现不尽如人意，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如何有效地将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展示给世界，中国传媒界确实重任在肩，不能懈怠。而如何发现、培育友好的、客观公正的“他者”，让“他者”在讲述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塑造中国形象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也是需要高度重视的。说到此，我们不得不谈及70多年前的一段传播佳话。
　　斯诺和他的《西行漫记》及其启示
　　中国人民的朋友、现代西方著名记者，报道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革命最有影响的有“三S”，即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尤以斯诺及其《西行漫记》最有名。史沫特莱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在陕北采访朱德，长期追踪研究，写出《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1955、1956年先后出版日文、英文版，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直到1970年代末才推出中文版。斯特朗一生6次访问中国，不断地将旧中国各族人民所受苦难，以及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介绍给世界，对增强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和友谊作出了贡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1940年10月皖南事变发生后，斯特朗利用周恩来提供的第一手资料，向全世界及时报道了事件真相，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国际舆论的同情与支持。至于斯诺的纪实性作品《西行漫记》，更是我党成功地运用“他者”讲述进行形象建构的经典案例。
　　1936年，斯诺冒着生命危险进入陕甘宁边区保安等地，自称是突破了“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新闻封锁”，和毛泽东多次进行长时间谈话，采访了朱德、彭德怀、徐海东等重要将领，搜集红军长征及这些领袖人物的第一手资料，随后深入到红军战士和老百姓中间，与数十名无名的红色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对话，亲临抗战前线实地采访，历时四个多月。回到北平后他撰写了有关中共和红军的系列报道，刊发于英美报刊（包括《纽约时报》《太阳报》《亚洲》等），轰动一时，美国的评论文章就有100多篇。作为“忠实描绘红色区域的第一本著作”（胡愈之语），不仅体现了斯诺作为新闻记者良好的职业素养和职业精神，也反映了他惊人的洞察力和敏锐的分析能力。1936年，中国正酝酿着由长期的反共内战转变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抗战，而这也就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这一切是中共领导下的工农兵群众和革命知识分子艰苦奋斗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斯诺的系列报道于1937年10月结集为《红星照耀中国》在伦敦出版，到11月就发行了5版，可谓“洛阳纸贵”。国内则由中共地下党组织以复社名义翻译出版。由于当时所处的环境，中译本用了《西行漫记》这个名字作为掩护。该书中文本面世后，很快轰动了国内和海外华侨华人界。因为此书的广泛传播，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共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长期污名化、妖魔化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纠正，谣言得到了澄清。而在国外，诚如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索尔兹伯里所言，《西行漫记》使得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国际报道将注意力转向中国，转向远东。该书后来被译成20多种文字，在世界广为传播，影响十分深远。加拿大的白求恩、美国的阳早夫妇、英国的贝特兰、日本的河上肇等都深受《西行漫记》的影响，留下了许多感人至深的精彩故事，不再赘述。1939年，斯诺再一次到了延安，与毛泽东的谈话发表在了著名的《密勒氏评论报》。1941年，他又客观公正地报道了皖南事变，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打击被迫离开中国。
　　从上面的例证我们看到，中国故事的“他者”叙述、中国形象的“他者”塑造可以是正面的、积极的、客观真实的，也可能是负面的、消极的、带有偏见和不真实的。但无论是正是反，中国故事的“他者”讲述都值得我们高度重视，深入研究。对于负面的、带有敌意的故事讲述者，我们需要有大国气度、大国风范，理性冷静对待，并认真自我解剖，择善而从。西方媒体也是中国文化传播、中国形象塑造的一种重要力量。当然，我们更需要在国际新闻传媒界及社会各界广交朋友，让那些友好的、有良好职业精神的传媒人和国际友人积极主动地讲好“中国故事”，讲“中国好故事”，让更多海外人士信任、信服中国。我很赞成这样的看法，文化传播、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首要目的，还是为了自己的发展和进步，让中国文化在国际秩序中通过验证而看清自己，不断弘扬好的东西，克服自身问题。中国的发展除了物质文明，更需要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而所有的文明都有赖人的素质的提升，有赖人的现代化。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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