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杂论》的创新与自我见解

　　摘 要：《唐诗杂论》，顾名思义，是一本分析研究唐诗创作的著作，“杂论”一词从字面意思来看，则是漫无中心，涉及面广的议论，而闻一多先生的这本著作确实是由八篇独立的文章汇集而成，虽说是相对独立的八篇文章，但之间也有内在联系。全书冲破了传统的学术方法、学术研究的狭隘和封闭，从诗人的角度看待、研究诗歌。作者围绕《唐诗杂论》的创新与见解展开了详细的论述。
　　关键词：《唐诗杂论》；创新；见解
　　《唐诗杂论》，顾名思义，是一本分析研究唐诗创作的著作，“杂论”一词从字面意思来看，则是漫无中心，涉及面广的议论，而闻一多先生的这本著作确实是由八篇独立的文章汇集而成，虽说是相对独立的八篇文章，但之间也有内在联系。全书冲破了传统的学术方法、学术研究的狭隘和封闭，从诗人的角度看待、研究诗歌。
　　《唐诗杂论》内容涉及唐代诗歌的多个方面，对唐代著名诗人，如“初唐四杰”、孟浩然、贾岛、杜甫、李白等人的诗歌成有独到而深刻的评论与分析。而我想谈的是“类书与诗”以及“宫体诗的自赎”这两部分。
　　本书的第一篇作者谈到了类书与诗，他认为类书是一种介于文学和学术之间的东西，或者说是二者的混合体，它作为一种畸形的产物，它足以代表唐初的那种太像文学的学术，和太像学术的文学。而闻一多先生认为在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中，唐初的皇帝对此的影响较大，他认为六朝以来的皇帝有文学嗜好的特别多，文学要求其与帝王们的身份相称，文学总由皇帝提倡，尤其是唐初，在唐太宗的怂恿（“怂恿”为书中原词）之下，文学终于被学术同化了。在这一篇中，闻一多先生以犀利的言辞对从六朝到唐初的诗歌创作做出了很深刻的总结与评价，对待历史，直言不讳地指出唐初诗歌的弊端，唐初的诗，离诗的真谛远着呢。作者敢说敢言，以往的学者站在历史的角度，认为文学总是受社会物质基础、社会风气、社会潮流的影响，他们总认为在初唐那样的环境下，人们所创作的诗歌总是反映当时相对比较美好的社会现实，所以，其诗歌也便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然而闻一多先生却指出在像唐太宗这样一个重实际的事业中人的提倡下，唐初的诗歌追求的是文藻，是浮华，是一种文辞上的浮肿，也就是文学的一种皮肤病。这种病症，到了上官仪的“六对”、“八对”，便严重到极点，几乎有危害到诗的生命的可能，于是，之后便出现了愤激的少年“四杰”大声疾呼，抢上来施以针砭。
　　而接下来对宫体诗的评论中，闻一多先生仍然是口下不留情。所谓宫体诗，就是宫廷的，或以宫廷为中心的艳情诗。对于早期宫体诗的创作主体，先生更是列举鲍泉的《敬酬刘长史咏名士悦倾城》中的“上客徒留目，不见正横陈”以及李义府的《堂词》中的“春风别有意，密处也寻香”，指出类似这样的诗句便是“人人眼角里是淫荡，人人心中怀着鬼胎”，在接下来的诗歌创作中，诗人们更是在伪装下的无耻中寻求满足。堕落是没有止境的，从一种变态到另一种变态往往只是个极短的距离，于是绣领、履、枕、席、卧具，全有了生命，而成为被玷污者，推而广之，以至灯烛、玉阶、梁尘，莫不踊跃的帮助他们集中意念到那个荒唐的焦点，从中也可以看出，这时的创作者常用“古意”，“拟古”一类暧昧的题面，是一种遮羞的手法，而在以后的创作中，诗人则是更加裎裸，更加堕落了。
　　但是毕竟堕落到了尽头，转机也来了。
　　闻一多先生在此大力称赞的便是卢照邻的《长安古意》，他认为卢照邻的《长安古意》有起死回生的力量，这首诗具有宫体诗中讲讽刺的特点，卢照龄能让人以一个清醒的旁观者的自我，来给另一自我一声警告。同时，闻一多先生也不否认《长安古意》有一点点艺术上的失败，但并不妨碍它在思想上的成功。我觉得更值得一提的是，闻一多先生认为卢照邻是宫体诗中一个破天荒的大转变，一手挽住衰老了的颓废，教给他如何回到健全的欲望，一手又指给他欲望的幻灭。欲望本身不是什么坏东西，如果它走入了歧途，只有疏导一法可以补救，壅塞是无效的，卢照邻以宫体诗救了宫体诗，你说他的方法是以毒攻毒也行，反正他是成功了。
　　作者谈到初唐四杰，认为他们都是“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行为都相当浪漫，遭遇都尤其悲惨”，由此可看，闻一多先生的言辞简直是精彩逼人，论述精辟，行文优美流畅，具有知识性，同时其中的趣味性更是引人入胜。而之后对孟浩然、贾岛、杜甫、李白的論述中，我认为闻一多先生其实对这些诗人更多已经转向了一种怜惜，一种同情，不是诗人对诗人的怜惜和同情，我觉得像是一种亲人或者情人之间的关怀，说到贾岛时，作者说贾岛早年的经历使他在那荒凉得几乎狞恶的“时代相”面前，不变色，也不伤心，只感着一种亲切、融洽而已。于是他爱静，爱瘦，爱冷，也爱这些情调的象征——鹤，石，冰雪。黄昏与秋是传统诗人的时间与季候，但他爱深夜过于黄昏，爱冬过于秋，他甚至爱贫，病，丑和恐怖。可见闻一多先生确实对贾岛不再像之前那样以一种犀利的言辞评述，而是赋予更多的关怀，像在阐述与自己有较亲近关系的人的生平，心疼他的荒凉寂寞，同时，也喜欢他的那种清新气味的高冷。
　　而在读了《唐诗杂论》之后，印象较深的是闻一多先生对从梁简文帝当太子到唐太宗宴驾中间一段时期宫体诗创作的批判，他认为那是一个以声律的发明和批评的勃兴为重，但论到诗的本身，则为人所诟病的时期。他没有一流的诗人，甚至没有任何诗人，那是一个消极的缺憾，它不是一个空白，而是一个污点。闻一多先生列出“长筵广未同，上客娇难逼。还杯了不顾，回身正颜色。”这样的诗是“眼角里是淫荡，心中怀着鬼胎”，觉得这是一种堕落，是没筋骨，没心肝的宫体诗，然而我却觉得，这并不能说成是诗歌的“萎靡不振”，宫体诗说直白了就是一种艳情诗，既然身为艳情诗，那么其描写内容、描写手法自然得向艳情靠拢，我们不能因为我们自认为其下流淫秽辞藻或是气色就批评这一类诗歌，再说，说它下流堕落也是不成立的，“食色，性也”，这是人类生存的需要，既然这样，那么把它用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又有何不可，至于这时期创作者们所用的创作手法与辞藻或许呈现出“文字裎裸狂”的特点，但恰恰正是这种风格，才能反映人类的本性与本色，反映人们对美，对性的追求，既然都是怀着同样的心思，那么何必抑制自己的心绪把它写的隐晦婉转，简约直白也是一种表达。也不用说这类诗具有虚弱的感情、病态的无耻，不过是有点毒素罢了，而且这种毒素还是一种美丽的毒素，所以，我认为这也是可以被接受的。作者说这类诗是没诚意，我倒觉得这是最有诚意的表现。如同《诗经》中的一些爱情诗以及对性爱描写的诗，后世之人很少觉得其“萎靡不振”，相反，认为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表现，那么，是否也可以说这时期的宫体诗也是一种现实主义的表现呢，如上官仪的《八咏应制》“罗荐已掰鸳鸯被，绮衣复有葡萄带。残红艳粉映帘中，戏蝶流莺聚窗外”，这时的宫体诗较《诗经》而言，不是显得辞藻更细致，声调更流利，外表更乖巧酥软吗？
　　（作者单位：武警警官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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