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缉思：形塑中国，对外宣传是次要的

　　国际形象是由国内形象决定的

　　《南风窗》（记者赵灵敏）：在您看来，自建国以来，中国的国际形象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和发展？以您和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来看，外国人到底是如何看待和评价中国目前的现状的？

　　王缉思：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中国的封闭状态，外国人对中国的内政无从了解，有限的印象来自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一些作为，还有就是从香港、台湾地区搜集的情报。由于在这一时期，中国在外交上支持第三世界的民族独立运动，很多国际上的左派认为中国是一个敢怒敢言、敢于对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独树一帜的国家。而对中国内政的不了解让不少人对中国产生了乌托邦式的浪漫情怀。西方国家认为中国是一个可怕的国家，有能力动员人民达到任何政治目的。“文革”的发生更是激发了他们的想象力，红卫兵、毛选、革命的狂热……这一切是符合当年所描述的“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时代特征的。

　　到了1970年代中后期，中美关系解冻，美国人来到中国，开始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并非想象中青面獠牙的怪物，中国不同于苏联的僵化顽固，中国人更有个性、有幽默感，是可以打交道的。

　　到了今天，全世界的人们对中国能如此快速地实现现代化和经济增长都感到非常吃惊和钦佩，中国能大范围地消除贫困、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化进程那么快，这都是外国人对中国的正面评价。

　　除此之外，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五花八门：有人认为今天的中国实行的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具有资本主义早期工业化阶段的一些不好的特征，如贫富分化、劳工权利得不到保障等等；
还有一些人认为中国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新模式，传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两分法并不适用于中国。按西方的标准，中国的政治自由程度并不能令人满意，但中国在经济、社会等其他领域给予人们一定程度的自由空间，这种自由和不自由的情况是夹杂存在的。而中国的经济成就和这种政治体制是否有必然的关系，外国人也是众说纷纭。有人对中国的体制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但也有人表示赞同和羡慕。比如我今年5月到津巴布韦开会，有津巴布韦的政治家就表示希望学习中国多党合作的经验，把津巴布韦的反对党改造成中国的民主党派。

　　总之，外国人对中国现状的评价太多种多样了，这些评价往往基于个人的立场，莫衷一是，应有尽有，很难归纳为一种或几种看法。就是在美国人里面，社会各界的看法也往往不尽相同：商界希望中国保持这种政治和经济分离的现状，以方便做生意；
而政界的一些人则往往有意识形态上的考虑。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时代已经变了，在一个大体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外国人关心的是中国崛起后对世界的影响，以及中国的国内政策对其他国家利益的影响。

　　《南风窗》：在这个过程中，决定这种演变的动力是什么？一些人认为，中国的国际形象是由西方的需要决定的，比如在“文革”后期中国百废待兴的时候，西方出于冷战的需要，把中国的形象塑造得很好；
反过来，冷战结束后，西方不再需要中国，尽管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威胁论”却甚嚣尘上。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王缉思：中国国际形象演变的动力就是中国这些年发生的巨大变化。我们常说外因依据内因起作用，中国的情况变了，外国人的看法自然也就变了。至于你说的那些情况，我部分同意。任何国家看待外国都是从自己的需要出发的，西方看待中国的视角并不特殊，中国也不例外。比如中国以前看苏联，就是从反霸的立场和需要出发的，并不是客观完整地看待苏联的所作所为；
中国看待美国、看待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也向来如此，都是根据自己当时的利益和政治需要。

　　至于西方，1980年代对中国的大幅度修改对内政策有所期待，于是中国的形象很好；
到了1990年代以后，国家对各方面的控制有加强的趋势，全球化冲击的负面效果逐步显现，中国的形象自然复杂了很多。

　　因此在我看来，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主要是一个自我塑造的过程，因为这个国家各方面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所以别人的评价也变了；
而不是说别人需要你是什么样，就能是什么样。后一种想法的危险性在于，它把国家形象的塑造权完全交给了西方，这样一来，国内事做好也没用，索性不做了。

　　西方媒体“妖魔化”一切人

　　《南风窗》：前几年，关于“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的说法不绝于耳，许多人认为这是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的阴谋，您怎么看？为什么会出现中国的国际形象被扭曲的情况？

　　王缉思：我想说的是，西方媒体不仅“妖魔化”中国，它实际上“妖魔化”一切人，对自己国家的领导人也不例外，这是由西方媒体的特点决定的。我们需要考察的是，西方媒体有没有对中国进行特殊的“妖魔化”？

　　事实上，对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我们本来没有必要过分关注。一些本来在西方没有什么影响的对于中国的报道，国内某些媒体却说西方“热议”中国，这实际上夸大了事实。我每天都在看纽约时报、NEWSWEEK等西方网站，再对比我们的国际报道，可以明确地说，西方媒体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视中国，有关中国的报道所占的比例是很小的。西方媒体的报道重点还是国内新闻，到了国际领域，又有国际金融、朝鲜、伊朗、巴基斯坦等更为棘手的问题，因此除了西藏、台湾等少数议题出现突发事件外，中国在多数情况下都不是热点。当然，因为中国经济现在影响很大，有关中国经济和外贸的报道大量增加了。但如果你看西方的媒体时不看别的，专门看有关中国的报道，特别关注有关中国的负面消息的话，自然会产生西方正在“妖魔化”甚至围堵中国的印象。

　　至于国家形象的扭曲，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必定是因为中国的自我形象和别人的评价之间出现了反差：我认为我是这样的，你却说是那样的。但这种现象往往并不是别人有意的扭曲，而是因为对同一事件的理解和解读不同所致。比如汶川地震，我们会更关注地震中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而西方媒体会更关注死亡学生的人数、校舍倒塌等情况。它们对本国类似消息的报道，也是负面为主；
比如改革开放30年，我们会大力宣传这30年的成绩和变化，而西方媒体也许会更多报道那些还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对他们的种种说法，其实不用太在意。

　　《南风窗》：国内的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国际形象不尽如人意，是因为宣传的力度不够，技巧不足，或者国力还不够强大，是这样吗？对一个国家来说，塑造国际形象的关键是什么？

　　王缉思：一个国家塑造国家形象的关键是自我形象，国内形象，是一个能否让国内的老百姓满意的问题。如果一个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威信很高，那它的国际形象也一定很好。国内民众不满意，却有好的国际形象，这基本上不可能。国内老百姓满意，外国人不满意，第一不大可能，第二完全可以不予理睬。中国不是世界政府，它不需要对全世界人民负责，而只需要对自己的老百姓负责。如果中国的老百姓对三鹿奶粉这类的事情很满意，没有怨言的话，那西方的报道才真算是“扭曲”了中国的形象。所谓“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身正不怕影子斜”，中国有太多的谚语概括这种情况。

　　与国内老百姓的满意相比，对外宣传是次要的，和国家的国际形象没有特殊的关系。想通过加大宣传力度来改善形象，认为声音大、报道多、翻译成多种外文就能有好形象，这是中国人自己的思维方式，在信息充分披露的西方社会是行不通的。当然，宣传的手法应该改善，如果宣传的内容中国人自己都不信，又如何说服外国人？

　　而且，中国的国际形象某种程度上是由中国公民直接塑造的，政府的公关无法代替公民个人的行为，也无法塑造个人的形象。一个人到了一个国家，发现这里街道干净、空气清新、人民有安全感，直观上就会对这个国家产生好印象。我3月份在日本，不会讲日语，把地址写在纸条上递给出租司机就能安全到达目的地，不会绕路，也不会多收钱。而以前到俄罗斯、印度，情况就要差很多。这些都不是官方的宣传所能改变的。目前中国亟需提高的是公民的公民素养和诚信意识。如果在国内没有养成这些好习惯的话，又怎么能奢望他们出了国就一下子文明起来？

　　至于国力，要大到什么程度才算强大？按照这种逻辑，像丹麦、不丹这样的国家就永远不可能有好的国际形象，而美国的国际形象必定很高大，这种判断是与事实不相符的。国力强不强不重要，重要的是老百姓生活得好，满意度高。

　　《南风窗》：在国际上，一些小国往往有良好的国际形象，而大国则不尽然，出现这种不对称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王缉思：国家形象和国家的大小没关系。美国现在的国际形象不好，一方面是因为它在世界上到处插手，动辄打仗，招致反对；
另一方面，美国国内确实有很多坏事：公司违规、贫富悬殊、枪击事件频发等等。而北欧国家，它们的国内治理做得很好，人民的教育程度高，愿意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所以国际形象好。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大国的行为容易引发关注，而人们往往对小国发生的事情不关注、不了解、不评论。同样是校园枪击事件，发生在小国无人注意，而发生在美国的话，因为往往会牵涉来自中国、印度等世界各地的学生，人们的关注度自然会高一些。

　　包装过度会弄巧成拙

　　《南风窗》：目前，中国被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所羡慕，这对中国国际形象的提升有无帮助？多项调查显示，对中国有好感的国家主要来自中东和非洲，而对中国的负面评价大多来自欧美国家。

　　王缉思：当然有帮助。目前的世界从政治、经济上分为两个板块，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有意见，认为它们的对外援助力度不够、爱教训人、在国际事务上奉行双重标准。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和美国有很大不同，中国奉行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而美国则往往对别国的事务有明确的立场，支持谁不支持谁、投入多少钱进行支持会很清楚，这样容易招致怨恨，这使得很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有所期待，希望中国能带头抵制美国的霸权主义行为。

　　对中国的负面评价主要来自欧美国家，这是因为这些国家对中国在意识形态上不像他们感到困惑，在他们看来，世界上只应该有一种成功的发展模式，那是一个市场经济、法治、民主、人权同步发展的体制，而中国试图把它们拆开，西方人在理论上没法接受，在实践上则有所怀疑。

　　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有好感，羡慕中国的成就，但是究竟有多少个发展中国家有能力从中国模式中学到很多东西，他们对这些东西又掌握到什么程度，还是一些尚待深究的问题。而中国需要避免的是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中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夷平一块地盖房子，印度就做不到，这是因为印度有法治、对私人产权的保护很到位，不能强制拆房，你说印度就应该羡慕甚至嫉妒中国吗？价值标准不一样，感受会不一样，往往很难判断。中国觉得印度脏乱差，但印度人认为我这样生活惯了，我就这样，反过来可能认为中国歪曲了印度的形象。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一些人习惯于用经济发达程度和GDP增长率来衡量任何国家，不大同情穷人和穷国，更不能理解没钱还过得好的人，而往往忽略了幸福、社会公正等指数。事实证明，发展快和人民的生活好这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

　　《南风窗》：中国人认为自己是热爱和平的国家，是正义的力量，外国人却往往并不这样看，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王缉思：世界上99%的人都认为自己的国家热爱和平，在发生冲突的时候都认为自己的国家是对的、是站在正义一边的。当我们说自己是热爱和平的、正义的，是不是意味着其他国家不爱好和平、主持正义？事实上，发生国际冲突和人民爱不爱和平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应该认识到，其他国家的绝大部分人也都是热爱和平的，只是一些国家体制和政策的变化把人变坏了。许多在和平条件下善良、热爱生活的人，到了战争时期被变成了杀人不眨眼的恶魔。而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也经常发生。

　　《南风窗》：中国要崛起，应该树立什么样的国际形象？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还应该从哪些方面进行努力？

　　王缉思：一国的国际形象有这样两个层次：国家政府层面和国民层面，这两个层面有时统一，有时不统一。一个国家的政府腐败，并不代表人民腐败；
对一国的某项政策不满意，并不代表这是针对该国人民的。中国要有好的国际形象，政府、社会和个人都要努力。一个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难免以偏概全，总是通过具体的人和事来下总体判断。所以，每个人的对外交往都是在塑造国家的形象，吐痰、喧哗、不讲诚信，一个旅行团的不良印象可能需要9个旅行团的好印象来纠正。

　　当中国的自我形象和外部的看法不一致时，我们不应该太在意别人议论，想去纠正人家，而应该更在意自己的行为。过度注重国际形象、过分操作、宣传意味太浓会有反作用。产品不好包装好，也能卖个好价钱，这是中国的现实，却并不总适用于外部世界。把萝卜包装成人参总不能长久。而且，在面对自己的错误时，我们要面对现实，不能一概否认。包装过度，掩盖了事实，会弄巧成拙。在一些食品安全事件中，中国某些单位开始矢口否认自己有错误，后来反而陷于被动。几年前在中国输往美国的猫粮狗粮里就验出了三聚氰胺，如果当时彻查的话，就不会有后来的奶粉事件了。

　　另外，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是自然形成的，应该主要是由这个国家的公民社会塑造和主导。美国的国际形象和美国政府的新闻总署和白宫发言人没有多少关系。中国的软实力和国际形象的推展，也不能过分依赖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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