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凯文：文革新星戚本禹的跃升与殒落

　　文革中政治新星戚本禹是曾经叱咤风云的“戚大帅”。戚本禹相对于其他同龄人而言，可说是少年得志，早早就进入了“中国最高权力中心”－－中南海，虽然说不上日日受中共精心的培养，但却是近水楼台得到中共领袖思想风范的熏陶，自是普通老百姓所无法期盼的。再加上戚本禹先天聪颖，后天刻苦，为自己奋斗出一番可观的天地。文革初期的戚本禹年纪轻轻即跻身“中央首长”之列，成为中央文革小组重要成员之一，其声势如日中天，实乃一颗迅速跃起的政治新星，然旋踵之间却急速殒落，甚至化为尘埃。曾几回首，若非毛泽东悍然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戚本禹按部就班地发展，则必有另一番骄人的成绩，断不可能身陷囹圄十八年。历史的发展往往出人意料，命耶？运耶？历史应该怎样评价之？人们又从中汲取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呢？

　　一、青年时代：“八司马事件”因祸得福

　　戚本禹出生于１９３１年，祖籍山东省威海市。１９４２年随父亲到上海，随后进入国人在上海创办的南洋模范中学。在校期间接受了中共地下组织的影响，投身地下学生运动，１９４８年加入中共。１９４９年上海解放后被选送到北京中央团校的前身－－劳动大学学习，因其学习成绩好，理论水平较高，１９５０年５月４日被分配到中南海工作，时年仅１９岁。

　　进入中南海后，戚本禹被分配到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工作，当时的秘书室主任为师哲，副主任江青和田家英。这个秘书室实乃毛泽东本人的秘书室，属中央办公厅编制。戚本禹刚开始在此作的工作是校对毛泽东选集１至３卷，戚本禹是田家英的助手，一篇毛选文章要逐字逐句地校对，往往要通读五六十遍，工作虽然乏味，但从此戚本禹对毛泽东著作颇为熟悉，了然于胸。

　　此后戚本禹在中共中央信访局工作，五十年代后期担任政治秘书室一科科长，行政十六级干部，主要负责处理毛泽东的来往信件，兼管来访接待工作。

　　１９５８年３月中南海发生了一起“八司马事件”，当时的中央政治秘书室开展整风活动，几位年轻的党员向政治秘书室副主任何载提意见，这些人当中就有戚本禹。何载向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直机关党委书记杨尚昆报告，指责这些提意见者是向党发起进攻，于是组织政治秘书室的人们对这些人开展批判斗争，不仅要将这八个人停职反省，还要进一步揭发批判他们的反党问题。这个问题被反映到毛泽东处后，毛泽东改变了这一决定，毛说：想不到我的身边也发生了新的“八司马事件　”。唐顺宗时期，柳宗元、刘禹锡、王叔文等８人实行变法改革，受到了大地主、大官僚的打击，被罢官、撤职，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八司马事件’。戚本禹这些人因为对中央办公厅和政治秘书室领导人的右倾错误有看法，提了一些批评意见，就要把人家打成‘反党’，简直是岂有此理！依我看，中直党委应该撤销，政治秘书室也要撤销，真正受到处分的不是林克、戚本禹这些人，而是整他们的人！当年５月初在毛泽东的干预下，戚本禹等人获得平反，而整人的干部如何载则被开除党籍下放劳动，中直机关党委也被撤销。对戚本禹而言，毛泽东对他简直就是恩同再造。

　　二、参与李秀成变节说的史学争鸣

　　天资聪颖的戚本禹业余时间喜好钻研历史，对中国近代史，特别是太平天国革命史尤感兴趣，花了大量时间研究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由于中共建国后歌颂农民起义及其领袖，李秀成敢于揭杆起义造反，后又死于满清王朝的屠刀下，自然成为大陆史学界肯定的正面人物。李秀成死前曾留下了一份“自述”，明显表露出乞降求抚及苟且偷生之意，如何评价李秀成其人一度成为史学界有所争论的焦点。

　　１９６３年戚本禹撰文《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投稿《历史研究》编辑部，为了深入探讨此一历史公案并引发百家争鸣的学术讨论，《历史研究》在当年第四期上予以全文发表。戚本禹在文章中指出李秀成的自述“是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戚本禹认为，李秀成“在敌人俘虏以后丧失革命气节、背叛革命事业的事实，也是否认不了的。”，并指责李秀成美化敌人，丑化自己，戚本禹在文中还进一步分析了太平天国革命的英雄为什么会投降变节。此文一经发表立即在学术界引发了激烈的辩论，罗尔纲等人也先后撰文与戚本禹商榷。据戚本禹自己说，毛泽东后来看到戚本禹的文章，在刊有此文的报纸空白处批了几字：白纸黑字，铁案如山，忠王不忠，不足为训。充分肯定了戚本禹一文。

　　历史事件本身就是错综复杂的，并非非黑即白那么简单，史学界对某个事件展开探讨、辩论原本就是极为正常的现象。姑且不论戚本禹文章是否真有道理，但他这种不囿前说，敢于提出不同观点本身还是值得提倡的，人们不应以后来戚本禹被当局打倒而全盘否定戚本禹的观点。然而，中国的史学研究往往受政治风向的干扰，史学研究者常常不得不保持政治上的正确，历史研究受到官方不同程度的干预，近现代史研究尤甚，如果官方肯定了的说法就可大行其道，而被否定了的观点，其研究者甚至就有可能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反党分子”的帽子，这就是中国学术之所以不昌的主要原因。事实上对李秀成的讨论已经超出了历史研究的范畴，戚本禹的文章已染上极左的色彩，批判李秀成的变节投降也成为中共日后抓叛徒的象征。文革中中共将前领导人瞿秋白《我的自述》拿来狠批，周恩来更以自己老资格的党内高级干部的身份，向全党老干部提出：“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销……”他更以李秀成，瞿秋白为例说明“晚节不忠”的危险。他指责瞿为“叛徒”，提出：“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周恩来是第一个在党的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对死者墓地搞打砸抢，周的讲话后来广为流传，瞿，李两人的墓地即被红卫兵全部毁掉。追踪溯源，不能不说这是受到六十年代批判李秀成投降变节的影响。

　　细审当年那段历史，毛泽东处心积虑发动一场大的运动，他更要强调全党对他保持一致，老干部老革命们都要紧跟毛泽东干革命，所以更要强调保持晚节，乃至周恩来在文革中反复向党的高级干部们强调“晚节不保，一笔勾销”。戚本禹的问题不在于他写了一篇史学商榷文章，而在于那时的史学研究也蒙上了一层极左的色彩，史学研究为当今政治服务，甚至可以成为打倒某些人的锐利武器，不同的观点可以被任意曲解为“向党猖狂进攻”，日后发生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是典型一例，史学界名人吴晗、翦伯赞也是死于这一莫须有的罪名。

　　三、出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自从戚本禹的文章受到毛泽东的褒扬后，戚本禹名声大噪。１９６４年夏陈伯达将戚本禹戚本禹调到《红旗》杂志负责历史组的工作。《红海》杂志是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其编辑成员都是学有所长的理论学者，戚本禹如此年轻就迈上这一台阶，实属党内年轻俊彦，一时前途无量。

　　１９６５年底毛泽东下决心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江青在上海找了张春桥、姚文元秘密起草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并于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从而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身为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的编辑，戚本禹竟然丝毫不知此文的背景和来历。但是随后，戚本禹紧跟形势，在１２月８日于《红旗》第１２期上发表了《为革命研究历史》一文，对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翦伯赞的历史观进行不点名的批判。

　　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２１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了陈伯达、胡绳、艾思奇、关锋、和田家英谈话。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首次就姚文元、戚本禹的文章明确表态，毛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是毛泽东发出的文革第一声战斗号令，表示出毛泽东对姚文元、戚本禹的大力支持，毛泽东的这一谈话使戚本禹名声大噪。有了毛泽东这个“尚方宝剑”，戚本禹先后写下了《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１９６６年３月１５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又写了《〈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１９６６年４月２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在这篇文章中，戚本禹指责吴晗“海瑞的宣传，是吴晗同志一系列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理论宣传的一个尖端”，这种说法完全背离了历史事实，采取了扣帽子的上纲上线作法，与姚文元批吴晗的蛮不讲理、欲加之罪如出一辙。戚本禹再接再励又写出了《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一文，发表在《红旗》杂志第７期上，戚本禹将吴晗等人定性为：“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人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反党事件”，该文随即在５月１６日由《人民日报》转载，积极配合了毛泽东、江青打击党内彭罗陆杨的战役。由于戚本禹积极跟随毛泽东搞文革，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８日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时，戚本禹被选为小组成员，排名在穆欣、姚文元之前。戚本禹一跃而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央首长”，时年戚本禹仅３５岁，真是时势造英雄，一颗党内政治明星冉冉升起。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戚本禹向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学校师生、工矿企业工人、各地造反派组织等发表了大量的讲话，据不完全统计，从１９６６年５月到１９６７年１２月之间，戚本禹就发表了大约１２０余次左右的讲话。在这些讲话中，戚本禹大都秉承毛泽东、江青造反有理的精神，支持各地造反夺权运动，批判“走资派”。

　　四、有没有逼死田家英？

　　田家英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毛泽东的大秘书，但田家英却是文革开始后中南海里第一个自杀身亡的中共高级干部，后来一些公开出版物将田家英之死的责任归结到王力和戚本禹的头上，似乎是他们几个”坏人“将田家英活活逼死。然而，历史真是如此吗？谁应该为田家英之死负责呢？

　　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０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一个机构处理彭真、陆定一、杨尚昆、田家英的问题，组长是周恩来，下面还有分工，周恩来负责彭真案，陈伯达负责陆定一案，康生负责杨尚昆案，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安子文负责田家英案。周恩来召开会议统一布置分别与此四人谈话，收回他们的文件。安子文负责的小组成员有王力和戚本禹。５月２２日下午３点，在田家英的中南海的住所，安子文代表中央对田家英宣布了中央的决定：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的关系不正常，杨尚昆已经被认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就此作检查；
第二，中央认为你一贯右倾，现在我代表中央宣布，你立即停职反省，交清你保管的全部文件，秘书室工作交给戚本禹负责。当天晚上，在中央办公厅的干部会议上，批判田家英的时候，他又被加上一条“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与此同时，汪东兴统一布置将一批人搬出中南海，其中就包括了田家英。２３日田家英在家里愤而自缢身亡。

　　总的来看，田家英是死于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路线，毛泽东为了顺利发动文革，打倒一切他所认定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要清除一切障碍，“彭罗陆杨”捎带上田家英等不过就是必须要被扫清的前沿阵地。具体而言，勒令田家英停职检查的上层决策来自刘少奇和周恩来，具体执行的人是时任中组部部长的安子文，王力和戚本禹不过就是安子文的跟班跑腿而已，他们当时根本就没有资格决定田家英的命运，田家英被逼而死的直接责任又岂能放在王力和戚本禹的头上？

　　五、戚本禹与打倒刘少奇

　　１９６７年３月３０日《红旗》杂志发表了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文章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但读者一看就知道这是一篇将批判矛头直接对准刘少奇的文章。文章说：“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想的是资本主义，爱的是资本主义，讲的还是资本主义。他所贩卖的那一套人吃人的哲学，完全是为发展资本主义，维护血腥的剥削制度服务的。他的这种声音是吸血鬼和寄生虫们的声音，也是他自己那种肮脏的、丑恶的资产阶级灵魂的大暴露。……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戚本禹这篇文章当然没有任何可取之处，基本上就是乱扣帽子，乱打棍子，上纲上线，欲置刘少奇于死地。可是，戚本禹的这篇文章却得到毛泽东的赞赏和大力支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１９６７年３月２３日毛泽东在该文上作了批示和修改。毛泽东批示“戚本禹同志，看过，写得很好。有些小的修改，不知是否妥当，请你和同志们商量处理。”日后中共将该文作为证据，认定戚本禹犯了“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但却不敢追究到毛泽东的头上。虽然在打倒的刘少奇这场斗争中，戚本禹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但是毛泽东才是整个事件的主角。

　　中共现在将打倒刘少奇的罪责仅仅归结到江青、康生、戚本禹等几个人头上显然也是不公正的。打倒刘少奇原本就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最主要的原因，也是毛泽东的一项战略部署。中共中央在１９６６年５月发出的《五一六通知》中就已明确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使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通知》中虽然并未指明谁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谁又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但是起草修改这个通知的毛泽东却心知肚明，只是倒刘战役必须一步步进行，笋也要一层层剥才行。１９６６年的下半年，毛泽东已经取得了文革的初步成果，揪出了“彭罗陆杨”等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但在毛泽东看来斗争才刚刚开始，最大的“走资派”还未最后揪出来，还要通过一系列的夺权斗争才能达到这个目的，所以就有了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６日毛泽东生日谈话，号召要搞“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从而引发了“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全国其他地方的夺权也风起云涌。这股斗争的矛头必将引向毛泽东所认为的最大走资派－－刘少奇。戚本禹只不过躬逢其盛，当了毛泽东倒刘的工具而已。戚本禹区区一个十六级干部，虽名列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却无决定权，只知要紧跟毛泽东，毛泽东想要打倒谁，戚本禹就毫不犹豫地积极响应。事实上，真正决定刘少奇命运，刘少奇被迫害致死的元凶正是毛泽东本人，江青、康生也就是个“从犯”，更不用提中央专案组的总负责周恩来所起的实际作用了。所以，戚本禹在这些共犯链条中实属行为最轻的。

　　六、戚本禹与打倒老干部

　　除了打倒刘少奇一事外，戚本禹还涉及了其他一些迫害老干部的问题，如揪斗彭德怀，打死原煤炭部部长张霖之，围攻中南海，批斗刘、邓、陶等。这些都成为戚本禹日后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刑１８年的依据。然而，戚本禹个人有权做这些事吗？

　　据中央文革小组另一个成员王力回忆说，戚本禹自己坦承到四川揪彭德怀回京实际上是中央开会作的决定，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参加者还有汪东兴、杨成武等人。后来将彭德怀交由群众批斗也是周恩来主持中央会议时作的决定，戚本禹不过就是一个执行者而已。王力判断说“我判断是专案组的会，专案组的会也是总理主持的。专案组就是办这种事的。揪人、批斗、关人都是专案组管的。”对于如何处理彭德怀这样的高级干部，戚本禹这样的小人物根本就没有资格插手。海外著名学者高文谦先生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对此有十分中肯的评论：“周恩来当时作为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同时又是中央文革碰头会的牵头人，而且作为中共最资深的领导人之一，熟知党内各方的历史情况，因此对文革中搞的不少冤假错案都逃不脱干系，有的更负有重大责任。举其荦荦大者，像彭德怀、刘少奇、贺龙、彭真等人的专案，他都直接或间接分管过，指导专案的审查，罗织罪名，拟定结论，对当事人的含冤而死实乃难辞其咎。”高先生特别指出“文革期间，凡是逮捕人，都需要经过中央文革碰头会批准，大人物和北京的由碰头会直接管，各省市的也须上报备案。这些全都经过周恩来的手。”“作者曾接触过其中一部分专案审查材料，上面都有周的签名或批示，有的还作过多次批示，写了大段的批语，口气是很严厉的，笔下颇有绍兴师爷的遗风。”显然，揪斗彭德怀的决策绝非出自戚本禹，戚本禹无非就是扮演了打手的角色。至于批斗刘邓陶更是出自专案组的授意，区区一个戚本禹岂是台前的决策人？

　　原煤炭部部长张霖之是文革初期第一个被造反派酷刑致死的政府部长。作为造反派的组织者戚本禹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将张霖之定为煤炭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是出自毛泽东之口。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２０日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就四清问题发生争执，刘少奇认为，四清运动中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很复杂，还是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煤炭部谁是走资派呢？毛泽东张口就点了张霖之的名字，从此张霖之被上了走资派的黑名单。江青在１９６６年１２月也点名张霖之是“彭真死党”。正因为有了毛泽东、江青的“尚方宝剑”，造反派有恃无恐地酷刑毒打张霖之，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２日张霖之竟然被造反派活活打死。显然造成张霖之之死的元凶就是毛泽东，戚本禹最多就是个从犯和打手。现在人们在追究文革责任时不应舍本而逐末，忘记掉文革元凶的罪责。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煤炭部长张霖之被造反派活活打死后，张的家属也遭株连迫害。林彪得知张霖之的死讯非常震惊，当主管国防科委的七机部部长王秉璋将军向林彪汇报工作时谈及张霖之之死（王秉璋与张霖之在解放战争中曾经是搭档，王是中原野战军十一纵队司令员，张是该纵队政委），林彪当场表态说：“张霖之是个好同志，他是让戚本禹那伙人害死的，戚本禹是刽子手！”张霖之在历史上与林彪素无渊源，但林彪却是文革中第一个明确指出中央文革那伙人是致张霖之不幸去世的凶手，并毫不隐讳地说出“张霖之是个好同志”的中央领导人。

　　七、戚本禹的倒台

　　戚本禹是文革初期跃升的一颗政治新星，然而，这颗新星却出人意料地迅速殒落。戚本禹为何会倒台？难道仅仅是因为毛泽东对王力、关锋写的《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的《红旗》杂志社论极为不满？亦或是毛泽东对王力、关锋和戚本禹等人大搞“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击，从而导致了王力和关锋的最先倒台，同时也牵连到戚本禹，最终导致了戚本禹的下台？

　　１９６７年是中央文革最嚣张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江青等极左派秉承毛泽东“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最高指示，在全国掀起了夺权狂潮，先有上海的“一月风暴”，得到毛泽东事后的认可，随后全国上下全面夺权运动风起云涌，一发不可收拾，山西省、山东省、贵州省、黑龙江省紧跟而上，形成了全国夺权的第一个高潮。面对如此疯狂的运动，绝大多数人忧心忡忡，但是毛泽东却不以为然，毛泽东认为，只有天下大乱才能达到天下大治，牛鬼蛇神统统跑了出来，正好可以来个全国改天换地。然而，毛泽东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毛自以为自己的计划可以畅行无阻，没想到在武汉地区却碰了一个大钉子。武汉“七二Ｏ事件”的爆发使毛泽东认识到，对军队的高干不能压迫太紧，否则就会激出意想不到的后果。面对这一形势，毛泽东不得不采取较为和缓的态度处理“七二Ｏ事件”，事件的主角－－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并未身陷囹圄，反而得到较为优厚的待遇，其他大军区的司令，如许世友、韩先楚等人被接到中南海，过上了几天舒适的生活，再也没有受到造反派的冲击。毛泽东不动声色地开始改变他的战略部署。军队要安定，军人要安抚，那些激起民愤的中央文革小组个别成员就成了毛泽东最先抛出的替罪羊。王力、关锋等人所写的文章其实无不是遵照毛泽东的指示，迅速传达毛泽东的声音，体现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精神实质，但此时，毛泽东抓住一个王力的“八七讲话”和所谓的“揪军内一小撮”大作文章，将它当成王力、关锋等人的罪状，一举将他们打倒。

　　王力和关锋倒台后，戚本禹也惶惶不可终日。１９６７年９月４日，戚本禹向毛泽东递交了他的检讨信。戚本禹在信中说，“关锋、王力犯了很严重的错误，表现形式是‘左’倾盲动。（一）错误地估计全国的形势，把斗争过程中的反复现象，看作是全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辞，看不到革命群众的斗争成果和力量。（二）错误地估计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报纸、电台到处号召抓“军内一小撮”。（三）怀疑一切，随便动摇毛主席司令部的领导。他们犯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个人主义，自我膨胀，自以为了不起，比谁都革命，听不得不同意见。”戚本禹在信中还检讨说，“我对他们的有些问题察觉不出，王力在外交部问题上犯的错误，就同我有关。我从心里愿意努力改造自己，永远做一个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小兵。”毛泽东则在信上批了几句不疼不痒的字“已阅，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但是戚本禹最终还是没有逃过这场厄运。１９６８年初戚本禹终于也被迫“请假检讨”了。

　　事实证明，每当国内出现乱局，毛泽东就要抛出一些人予以打倒，将所有的坏事都推到这几个人头上，王力、关锋和戚本禹都是文革当中涌现的“小人物”，文革初期张牙舞爪得罪了不少人，他们的倒台不会影响整个文革大局，对中央文革也不构成真正的威胁，反而使人们对中央文革的仇恨转移到这几个被打倒的人身上，既可及时扭转文革的乱局，又可迅速稳定军队平息人们的怒气，同时也保护了中央文革的其他几位大员们。

　　八、承担过重的罪名：身陷囹圄１８年

　　１９６８年１月１４日被中央宣布“请假检讨”，实际上就是被“关押审查”了。随后，戚本禹被关进秦城监狱，成了真正的毛泽东的囚徒。关于戚本禹在秦城监狱的经历，现在披露甚少，外界几乎不知戚本禹是如何度过这些艰难的日子的，也不知道戚本禹是否被提审，他的真实罪名又是什么。其实，戚本禹是毛泽东极左理论的忠实信徒，戚本禹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他自做主张而来，而是奉命行事，执行的是毛泽东的文革战略部署，所以，戚本禹被关进秦城监狱时，中共竟然说不出任何像样的罪名。

　　周恩来在１９７０年１月２４日接见中直系统文化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宣队代表时说，“戚本禹是野心家，是跑腿的，活动能力很强。他无孔不钻，文化方面他钻的地方最多。江青同志不让他去，他硬要去。他还到煤炭部、化工部，工厂也到了，工厂到二七车辆厂、首钢。所以工业单位也要搞，文化方面他和体委的刘长信，卫生系统的孙正有来往。他两个儿子证明也不是好人，他能伸就伸，对样板戏也插手，乱改，特别是对交响音乐《沙家浜》和《白毛女》。杨成武那篇文章主席很不满意，大树特树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能登出，但戚本禹一定要登。后来登在第二版上，杨成武还不满意。戚本禹道歉，王力还给送像章慰问。互相勾结，暗地活动，以后才揭发出来在中央办公厅有彭、陆、杨还有田家英、他完全是跟着田家英走的。田家英有很多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言论，派人搜他们的东西，别人的东西都收回来了，就田家英的没有收回来。有主席的手稿，丢了好多，是戚本禹串通的，第二天田就自杀灭口。戚本禹这个人写东西也是不能写的，过去我们也是受了骗的。《评忠王李秀成》那是根据主席思想，请历史研究所帮他写的，以他的名义发表的。这说明对一个人的认识是要经过相当一个时期考验的。经过考验知道戚本禹是这么一个人，他的根子是很深的。”

　　周恩来这番话可算是一个天下奇谈，显然它代表了中央对戚本禹的定论。但是通观这些所谓的罪状，没有一条是实事求是的。戚本禹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当然要到各个部委、机关、单位宣讲毛泽东思想，传达中央文革的指示；
为杨成武所写的所谓“大树特树”文章也是奉命行事，由于没有刊登在《人民日报》的头版，而是放在第二版还引来杨成武的愤怒；
至于戚本禹与田家英的关系更非如周恩来所言，毛泽东的手稿也从未听说有过丢失，戚本禹更不可能与田家英串通；
那个《评忠王李秀成》也是戚本禹独自完成，绝无假历史研究所研究人员之手。可以说，周恩来是信口开河地胡乱给戚本禹定罪，这些罪名却没有一条能站得住脚。然而，戚本禹的罪名没有一条是“反党宣传”、“迫害老干部”，可见周恩来对此还是心中有数。而戚本禹最终还是由于这些莫名其妙的罪行身陷囹圄达１８年之久。

　　１９８３年１１月２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和聚众‘打砸抢’罪”，判处戚本禹有期徒刑１８年，剥夺政治权利４年。１９８６年戚本禹才刑满释放。据说，戚本禹现在是某高科技公司的副董事长。戚本禹在文革初期虽然颇为嚣张，干了不少不得人心之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但是，严格地看待这些罪名，这些罪名显然与事实不符。戚本禹文革当中宣传的显然是毛泽东的文革精神，戚本禹也绝没有本事独自诬告陷害那些中共的老干部，哪些老干部要被打倒，哪些老干部应该受到保护都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一手操控之下，戚本禹最多就是一个“跑腿的”而已；
至于“打砸抢”更是文革初期特有的特点，也不能完全归结于戚本禹个人的作用。如果中共不能追究毛泽东的“反革命罪行”，中共又有什么理由给戚本禹定这些罪名呢？戚本禹为毛泽东的文革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承担了过重的罪名，这些都是今人应该予以重新评价的。

　　九、文革反思：为毛泽东辩护不遗余力

　　文革对戚本禹而言真是一言难尽，不堪回首，但是戚本禹后来还是接受了一些人的访谈，道出了一些自己的文革所见所闻。那么出狱后的戚本禹对文革有什么反思吗？戚本禹对毛泽东仍然有着一份说不尽的感情。戚本禹自己承认，毛泽东既是他的恩师，也是他的克星。戚本禹进入中南海的前１８年，得到了毛泽东的关怀和指导，但是戚本禹在此之后却在黑暗的监狱中虚度了１８个春秋，用戚本禹自己的话说，相互扯平了，似乎谁也不欠谁了。然而，戚本禹的整个后半生都受到文革的影响，这能算扯平吗？此外，我们看到戚本禹就文革一事公开发表的见解还是不遗余力地为毛泽东作辩护。

　　１９９６年《明报月刊》第六期有一篇戚本禹接受美国《达拉斯时报》编辑陆源的访谈，其中涉及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对毛泽东的回忆和评价，戚本禹在此访谈中重点批驳了李志绥医生对毛泽东的评价。戚本禹说：“毛泽东何许人？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成功地领导亿万农民最终推翻地主统治的伟大人物。他青年时即号‘农民王’，终其一生都造地主阶级的反，他是封建帝王的最大克星。是二千多年封建社会最大的造反派。说毛泽东是封建帝王实在比指鹿为马、指黑为白还要荒谬。说毛泽东‘专制独裁’，也是信口雌黄！”看了戚本禹这番大力维护毛泽东的言论，直让人回到了文革的年代，人们好像又一次听到了“东方红、太阳升”的歌曲，再次感受到“毛主席是全国人民大救星”的阿谀逢迎。毛泽东推翻了一个国民党政权不假，但是毛泽东却建立了一个比国民党还专制独裁的政权，文化革命更是登峰造极，将中国推进了黑暗的深渊。那时的中国可有任何言论的自由？可有任何民主与法制？说错一句话就可能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反党分子”，可以不经任何公检法机关就予以逮捕和关押，多少人被无辜迫害致死，多少人家破人亡，文革浩劫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戚本禹本人既是这场运动的参与者，同时也是受害者，戚本禹不也是被那些莫名其妙的罪名所打倒吗？回首文革，毛泽东带给中国人民的究竟是幸福还是苦难，中国社会究竟是前进了还是倒退了，中国变得更加光明还是更加黑暗，这些难道不是有目共睹吗？只有那些没有天地良心的人才会说出这种昏话。可惜的是，戚本禹并未从文革当中吸取教训，仍然怀念那个可憎可厌的时代，毫无廉耻地为毛泽东歌功颂德，这就是戚本禹的悲哀。对于李志绥书中描述的毛泽东玩弄女人，戚本禹也矢口否认。殊不知老毛玩女人乃尽人皆知之事，并非仅仅一个李志绥医生的揭露，戚本禹的否认只能更加令人所不齿。毛泽东的时代早已过去了，且一去不复返，虽然现在的中国依然是共产党一党专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改变，但是中国终将走上民主自由的道路，终将彻底清算毛泽东。

　　十、晚年戚本禹：昧着良心说瞎话

　　戚本禹的一生可说是起伏跌宕，既经历了光芒耀眼的时代，也度过了黑暗低谷的人生。戚本禹少年得志，青年猖狂，中年失意，老年沉寂，是那一时代很有代表性的人物。严格说来，戚本禹还算不上真正的知识分子，戚本禹虽然天份不错，也很刻苦用功，在史学领域初露一点头角，但是这份对历史的钻研尚属“初级阶段”，且这份研究并未使戚本禹转变成为一介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戚本禹将自己的聪明才智全部投入到中共极左的阶级斗争当中，史学研究不是为了探讨历史事件，而是成为打倒毛泽东政敌的武器，这种研究充其量也就是曲学阿世，充当毛泽东的御用文人。更何况，随着戚本禹地位的上升，史学研究对戚本禹而言早已丧失了它的本来意义，写作大批判的理论文章成为戚本禹的主要任务。

　　文革中的戚本禹既谈不上是个文人，离政治家也还有十万八千里，为毛泽东、江青当“御前行走”也显得“嫩”了点，过分的投入导致戚本禹得意忘形，从而铸下了自己倒台的命运。其实，戚本禹在一开始就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绑在毛泽东的战车上，一切惟毛泽东马首是瞻，以毛泽东的是非为真理和对错，从而成为积极推行毛泽东极左路线的干将，毛泽东的极左政策带给中国人民无穷的灾难，戚本禹又岂能逃脱历史的审判？只不过邓小平时代还要为尊者讳，还要尽力洗刷毛泽东的罪恶，那么戚本禹就成为现成的替罪羊。虽然，我们不必过于苛责戚本禹，但是我们不得不指出戚本禹实在缺乏对历史以及对自己的反省，人们看到的戚本禹仍然无视事实，继续为毛泽东歌功颂德。仅此一点戚本禹就远远不如王力，甚至还不如关锋，关锋至少闭口不言，却还没有昧着良心说瞎话。戚本禹对文革和毛泽东如此地反省和认识，又岂能得到人们的宽恕和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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