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云志：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与激进主义

　　近三十多年来,我写过讨论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或涉及这两个运动的书与文章不少。都是充分肯定这两个运动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很少讨论这两个运动的一些消极的方面。而海内外有不少学者关于这两个运动的消极面谈论的很多,甚至有的基本否定这两个运动的正面意义。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海内外不少学术单位将举办研讨会,围绕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作用的问题,肯定又要有一番讨论。借此机会,我想谈一谈以前不曾谈过,或不曾详细谈过的一些想法。

　　一

　　首先要交代一下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之间的关系。

　　常常有些人不加分析地把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混为一谈。这是不对的。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动发生前两年就已经开始了(有的学者把《新青年》创刊的1915年视为新文化运动开始之期。那样,则新文化运动要比五四运动早四年之久。我把1917年文学革命运动发起视为新文化运动的开始期)。这个运动是基于历次改革与革命运动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人们从热衷于直接的政治革命转而从民族文化的反省和重建上下工夫,认为要改造社会,改造国家,当先改造人,而改造人,当从思想文化观念的革新入手。我在从前的文章里都说过,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对此都有过明白的表述,这里不赘。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所大力引进和传播的新观念主要是:平民主义、个性主义、科学精神和开放的文化观念等。接受过这些观念的影响的广大青年学生,像受到洗礼一样,产生了新信仰和新的价值追求,也逐渐地改变自己的行为规范,对国家、民族乃至人类的未来要主动担负起·5·使命与责任。这中间,应当看到,无政府主义思潮起到了某种重要的作用,它使许许多多的青年不同程度地摆脱了旧的宗法伦理的束缚,面对新的环境条件作出独立的选择。他们跃跃欲试地要把从他们的老师们那里学来的新思想、新观念付诸实践。恰好这时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之一,在巴黎和会上却遭遇外交失败,日本帝国主义竟然把战前德国掠夺我山东的权利攫为己有。于是爆发了五四运动。所以,五四运动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基础上发生的。新文化运动造就了一大批具有新思想、新观念的青年,他们在数量上和精神素质上,都远非清末民初时的青年学生们可比。尤其是他们大多掌握了一种表达思想、交流思想的极其有效的利器,就是白话国语。有了这个利器,他们不但能够非常便利自如地表达自己的种种要求和愿望、思想和主张,而且能够很方便地与社会各阶层联络,把自己的思想主张传播出去,把广大的人群———甚至包括工人和农民———发动起来,造成中国从未有过的大规模的社会动员。所以,我认为,若没有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但五四运动的爆发极其迅猛地向全国扩展,遂使新文化运动所引进,所生发出来的新思想、新观念像决堤的洪水急速地向四面蔓延开来,波及到各个社会阶层。人们知道,新文化运动初起时,只限于一部分教育界、学术界和报刊界中人,到五四运动之后,广大的青年学生、识字的职员,甚至略能读书的学徒、店员、乃至家庭妇女,都通过报纸、刊物多少吸收到一些新思想、新观念。到后来,即使许多不识字、不能读书的人,也因听到学生们的讲演,或街谈巷议,而对新文化略有所知。所以说,五四运动的爆发和迅猛扩展,给予新文化运动以极大的推动力,使这场运动真正具有了广泛的群众性,并极大地加速了它的进展。如果说原来新文化运动还大体是由一群知识分子们进行从容的讨论,那么到了五四以后,则基本上是洪水蔓延或大火燎原之势。从积极方面说,五四运动极大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向横广两方面扩展;从消极方面说,从此就不太容易进行从容的讨论了,这不免给激进主义提供了机会。

　　二

　　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激进主义实在有其深厚的社会政治根源。因为外受列强侵略、欺凌,内受专制主义的压制和摧残,有志救国和忧时之士,无不忧愤迫切,其情绪之急进,可想而知。所以,近代伊始,历次的政治改革与政治革命运动,都或多或少犯有急进的毛病。例如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等鼓动光绪日发数诏,策励新政,但效果甚微。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不但想推翻皇帝,立即进入共和,而且还想使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其结果,除了使皇帝下台,其余几乎皆无所成。

　　近代中国的基本历史课题是独立、民主、统一和富强,这就决定了政治问题的优先性。同时,这也就决定了,一切激进主义都首先来源于政治运动。

　　我们看在新文化运动领袖分子中,凡比较激进的,都与其政治背景有关。如陈独秀是清末的革命党,他曾组织暗杀团。在新文化运动中,他的言论总带有不容人讨论的气势,在对待东西方文化的态度上是如此,在文学革命的问题上也是如此。钱玄同在清末有一段时间与革命留学生们在一起,又是激烈反满的革命家章太炎的学生。他在新文化运动中,也是出名的激进派。他曾主张废除汉字,理由是,汉字书籍绝大部分都是记载孔门学说和道教妖言的。他骂文学上的守旧派是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他责备胡适迁就旧派人物,反对胡适以讨论的态度对待反对文学革命的人。鲁迅也是大家公认的比较激进的人物。他在清末也参与了留日学生的革命刊物,也是章太炎的门生。他在新文化运动中发表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把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比喻为连续不断的人肉宴席,主张掀翻这宴席。他的激烈言论当然不止于此。还有另一个著名的激进主义者吴稚晖,也是清末的老革命党,还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在新文化运动中所说要把线装书都抛到茅厕里去、要求废除汉字等等早已人所皆知。我举这些例子,就是要说明,新文化运动中及其后所表现的激进主义,是跟中国的政治有密切的关系的。

　　三

　　中国是个后发展国家,在西方发达国家,他们由中世纪到近代的过渡,差不多都经历过三四百年的时间,中间经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国语运动、工业化、科学进步、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哲学上的实证主义、怀疑主义、经验主义、理性主义、经验批判主义、实用主义、语义哲学、分析哲学等等,等等。这些运动、这些思潮和这些不同的观念流派,他们在几百年的时间里,从容发育、生长并且互相辩论,经受社会实践的检验和磨洗,或被人接受,或被人抛弃;或被人改造,或被人修正;凡多少有点用处的就会保留下来,其余的就成为历史的陈迹。但在中国,这些东西都是在非常短暂的时间里,一下子就涌进来了。一方面,人们不暇检择,不辨其是非,陷于困惑;一方面,凭兴趣所近,认定一种,便以为是绝对真理,极力排斥其他。于是呈现出异说蜂起,诸流并进,各逞意气,惟我独尊。没有从容讨论的风气,没有妥协磨合的余地。在这种氛围里,激进主义是最易滋生的。

　　在近代中国的思想文化运动中,号称稳健派的梁启超、胡适等人,他们在主观上,是了解思想文化的变动需要长期酝酿、涵容、互相讨论切磋的过程的。所以胡适说过准备二十年不谈政治。他们在引介和宣传一种新的思想观念时,多半采取从容讨论和以理服人的态度。但他们同时也切身感受到保守力量的巨大。所以,他们常常不得不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批评保守主义的方面。梁启超和胡适两人都谈到过“取法乎上,仅得其中”的道理。所以,这两位被认为稳健派的领袖,有时也不免会讲一些激切的话,以对付守旧派。即使如此,胡适还是被认为“与旧势力太周旋了”(钱玄同语)。

　　有趣的是,有些保守派批评和攻击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责备提倡新文化、新思想的人太偏激和太激进。但他们反对新文化的态度、手段本身却同样是非常偏激,非常激进的。例如严复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尤其反对白话文。然而,他这位以精神贵族自居的老前辈,却根本不屑于与白话文提倡者们作讨论,只是骂他们是“人头畜鸣”,可以“春鸟秋虫”视之,“听其自鸣自止可耳”。另一位反对白话文的老前辈林纾,除了上书蔡元培,上纲上线地攻击白话文和新思想、新观念的提倡者之外,还编写影射小说,发泄自己的怨愤与痛恨之情。当时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张厚载,也是一位反对白话文与新文学的干将。胡适曾邀请他,要他把反对戏剧改革,替旧戏辩护的理由写出来,由胡适把它发表在《新青年》上,以便展开讨论。但这个张厚载,却不愿写文章与胡适等人讨论,而宁愿偷偷地将他认为可以攻击新文化运动的材料提供给林纾去炮制影射小说,或直接给报纸提供不实消息,以达造谣惑众的目的,如他炮制的所谓当局要把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驱逐出京的消息即是一例。此事真相大白之后,使处世最温和的蔡元培亦感到忍无可忍,乃布告全校,开除张厚载的学籍。后来由梅光迪、吴宓、胡先骕等人在南京创办的《学衡》杂志,其最初几期几乎是专门攻击新文化运动的。这份由受过西洋教育的留学生们主办的刊物,在对待新文化运动的问题上,却同样不讲忠恕之道,也不要什么绅士风度,也照样采用谩骂、攻击、无限上纲的大批判手法。例如该刊创刊号上最有代表性的文章《评提倡新文化者》,通篇只列罪名,没有罪证,很像是旧时文人为当道者讨伐异端而写的檄文的腔调。此外,更有人直接使用恐吓手段,寄匿名信,以炸弹相威胁(见拙作《蔡元培与胡适》,《耿云志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4页)。

　　守旧派的这种做法,对于像胡适这样既懂得中国传统的忠恕之道,又养成西方的绅士风度的人来说,不会引起过度强烈的反应。然而对于那些较有革命精神的人,或年轻气盛、不肯居下风的人们,就不可能不做强烈的反驳。人们知道,在激烈的争辩中双方都难免会讲出一些偏激和激烈的话。所以,我觉得,五四时期及其以后延续下来的激进主义,守旧派也是要负担一部分责任的。

　　四

　　激进主义在中国社会中,在中国文化中,特别是在近代中国的社会中和近代中国的文化中,长期延续,不肯退出舞台,甚至不肯退居边缘,“左”倾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潮甚至把它变本加厉,给国家民族造成很大的损害,人们对它反感,痛恨,是非常可以理解的。我个人更是一贯反对激进主义的。但有些人把激进主义说成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种下的祸根,则是我无论如何不能同意的。

　　第一,中国近代的激进主义源远流长,不自五四始。早在晚清维新运动时期就有所谓“一切尽从西法”之说(参见易鼐、樊锥在《湘报》上的文章),和谭嗣同的“冲决一切网罗”之说。而保守派反击时,也大作“诛心之论”,满纸满篇充满愤激之词。在辛亥革命时期,则有批评所谓“醉心欧化”、“以不类远西为耻”的言论。·

　　第二,新文化运动中,比较激进的陈独秀、鲁迅、钱玄同、吴稚晖等人虽不时发表一些激进的言辞,但他们所提出的大多数主张,还是有道理的,不能一概以激进主义而加以抹杀。更何况,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人物,一些主要的新思想、新观念的提倡者和阐释者的胡适,他经常是以非常理性的平和的态度,与大家进行讨论。他极力主张请反对派的人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为此,钱玄同甚至表示要退出《新青年》编辑工作。

　　不仅如此,在五四运动以后,社会上,特别是青年学生越来越趋于激烈,胡适、蔡元培、蒋梦麟等曾多次发表文章劝戒青年要注意理性地对待各种问题。

　　应当说,近代中国的激进主义的根源是深藏在社会的内部,不是哪一个人,或哪一群人可以单独承担起责任的。这里所说的根源,一是政治上,因国家民族面临的威胁,救国的任务十分迫切。二是中国长期处于极端专制主义的压制下,全无自由发表的机会,也没有各种力量公开较量,然后通过妥协来解决问题的机制。所以,一旦原有的统治机器面临崩坏之时,各种力量一下子如洪水泛滥,野火燎原,无法控制,各不相容,只认自由,而不知容忍。

　　为了克服激进主义,首先要使中国的政治走上健全发展的轨道,关键是要使民主在中国社会扎根落实。其次是在搞好教育的基础上,尽力恢复、宏扬传统的忠恕美德。忠与恕,其实就是自由与容忍。什么时候,我们的同胞们都能充分领略并实行忠恕之道,什么时候,激进主义便不再行时了。

　　（作者耿云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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