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凤菁：东欧剧变与民主社会主义

　　今天是东欧剧变20周年。东欧剧变是指从1989年起的短时间内，过去在东欧八国执政的共产党全部失去了政权，这些国家改变了社会主义制度，放弃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走上了西方的发展道路。这八个国家分别是民主德国（东德）、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利亚。长期以来，关于那场政治风波发生的原因一直是大家关注的话题。许多人不理解，这么多共产党国家，怎么一下子全都变了？过去的主流说法是，东欧剧变是西方“和平演变”的结果。20年后的今天，如果仍然停留在这样的认识水平上，恐怕不免过于浅薄，甚至可笑。

　　在这里请允许我引用美国学者大卫.科兹的一句话。他是用这句话驳斥同样说苏联也是西方搞垮的这种说法的。大卫.科兹说：“无法想像，美国中央情报局连在美国大门口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古巴）都消灭不了，竟有能力把苏联这样的超级大国搞垮。”不知道大卫.科兹先生有没有什么政治背景，但他的这番话显然具有说服力，它不仅仅适用于苏联，也适用于东欧。同样不可想象，美国连自己家门口的古巴都消灭不了，却会有能力将远在东欧的八个共产党国家的政权在短时间内一口气地推翻。不论是东欧还是苏联，外部的压力只是它们发生剧变或解体的外因，而决定作用的无疑是这些国家的内因。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

　　有人虽然也承认内因的主要作用，但把内因、外因罗列一大堆，说是它们“合力”的结果。这样，问题被搞得很复杂化，主要矛盾被屏蔽起来。我认为，东欧剧变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一个主要内因和一个主要外因，其它原因都是次要的。主要内因是这些国家一贯认为它们是属于西方国家的范畴，人们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都和西方人一样，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英与苏联划分战后势力范围的雅塔尔会议却把它们人为地划入了东方集团。在战后的十年中，它们对强加给它们的苏联斯大林式社会主义一直不喜欢、不适应和不愿接受，认为这种社会主义在政治上缺乏民主、在经济上缺乏活力。它们所向往和不懈追求的社会发展道路是欧洲社会民主党所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这就是东欧国家战后不断谋求改变政治现状的主要原因。

　　东欧剧变的主要外因是苏联的对外政策发生变化，使这些国家有了自由选择其他社会发展道路的可能。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进行改革,在苏联与东欧国家关系上放弃了严密控制这些国家的政策。而过去的状况是苏联长期对东欧加以全面控制：在政治方面，东欧国家不仅要紧跟苏联的内外政策，连重要的人事变动都要请示苏联，苏联的国家安全机构克格勃严密地监视着各国国内的政治动向；
在经济方面，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组织经互会将东欧一些国家的经济套在同一条锁链上，控制着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不仅支配它们的外贸，还对这些国家的经济方向进行分工，例如规定有的国家只能发展汽车工业，有的国家只能发展化学工业甚至只能发展农业和畜牧业，使这些国家失去经济发展的自主权利；
在军事方面，苏联通过华沙条约、国外驻军和派出军事顾问，掌握着东欧国家的军队和国防，控制它们的领土、领空和领海，这些国家全无自己的军事秘密可言。苏联这种全方位的严密控制，使东欧国家失去了民族的独立性，变相地成为苏联的殖民地。苏联在对它们控制无效的情况下，便会派出军队公然干涉它们的内政，这在1953年的东德、1956年的波兰和匈亚利、1966年的捷克斯洛伐克都发生过。东欧国家在那个年代难以有任何越轨行为，更不必说重新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的改革确定，苏联不再干预东欧国家的事务，这无异于给这些国家松了绑和搬开了压在它们头上的大石头，使它们有了自由。这偶然出现的宽松的国际环境，为东欧剧变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使它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可以改变发展道路。在以上谈到的主要内因、主要外因和其它因素的作用下，东欧剧变得以发生。

　　那么，东欧人民为什么长期拒绝接受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呢？

　　那是因为剧变之前，东欧国家的状况与前苏联一样，社会制度的最大弊端是执政的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一样，都是实行所谓的“三垄断”。长此以往，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逐渐与社会形成尖锐的对立。

　　“三垄断”的概念是由现在任俄罗斯共产党第一书记的久加诺夫提出来的。他在苏共垮台以后对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的弊端、对苏共失败的原因做了精辟的分析。他认为苏共长期在一党专政的制度下实行“三垄断”，最后导致被人民所抛弃。所谓“三垄断”是指苏共在政治上的垄断权力、在经济上垄断利益、在意识形态上垄断真理。下面，让我们先看看苏共在苏联实行“三垄断”的大致情况，然后再看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是如何效法的。

　　在苏联，由于苏共垄断政治权力，国家政权可以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从而个人迷信盛行，民主与法制被破坏，有不同政治见解的人被整肃，建立起一种高度集中、等级森严和人身依附普遍存在的社会。斯大林统治苏联近30年，垄断政治权力的恶果累累。赫鲁晓夫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做的秘密报告揭开了黑幕的一角。斯大林大搞个人崇拜，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从肉体上消灭其他革命元勋、革命老战士和人民群众。仅在1937－1938年的大清洗中，苏共十七的1961名代表中就有1108人被逮捕，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人被枪毙（占70%）。上世纪30年代，在苏联767名包括元帅在内的高级军官中，被镇压的有512名，其中原有的6名元帅中有4人被枪决，195名师长中有110名被杀。在整个肃反运动中受到各种迫害和牵连的人数高达2000万。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仍然搞集权制、终身制，各级干部的专断、滥用权力、以权谋私。

　　由于苏共也垄断经济利益，一系列封建性质的特权制度产生，全民的财富被少数人侵呑，官僚特权阶层如鱼得水，贪污受贿、权钱交易普遍存在，既得利益集团反对进行任何有损自己利益的实质性改革。对经济利益的垄断和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是结合在一起的，掌权的权力赿大，官当得赿高，得到的经济利益就赿多。这个特权阶层享有很高的工资待遇。以中央某工业部部长为例，他的月工资是大学教授的6－7倍，是医生、工程师、和熟练工人工资的20－25倍。除工资以外，这些官员还可以经常得到钱数不等的“红包”。这还不是他们的全部收入，因为他们还享有各种特权，其中包括宅第权（向达到一定级别的官员提供一处或多处别墅）、特供权（特设的内部商店按官员大小向一定级别的官员提供优质商品，不仅价格低廉，而且是一般商店所买不到的）、特教权（有专门的教育机构从幼儿园到大学培养官员的子女）、特继权（高级官员死后可以把他们生前居住的住房和别墅免费给他们子女继承）、特卫权（每年花费大量的资金用于向高级官员提供警卫和各种服务）、特支权（顶级的官员可以不受限制地到银行提款）等等。尽管这样，这些官员仍不满足，权钱交易屡见不鲜，他们把手中的权力当作捞取金钱的资本。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特别是他执政后期，苏联的“特权阶层”全面形成。俄罗斯学者估计，苏联解体之前，这个“特权阶层”大约有50万－70万人，连家属300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1.5%。

　　由于苏共垄断真理，使得公共得不到足够的信息，失去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只有党的理论、思想、文件、指示才被视为真理，所有媒体都由官方掌握控制和按照统一的口径进行宣传，社会上毫无舆论自由可言，民众实际上被愚弄。其后果是造成社会思想僵化，教条主义盛行。在这样的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种宗教，世界和苏联社会的重大变化在社会科学的各种学科都得不到相应的反映，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多年没有任何的变化。在这样单调的氛围中，思想精英和有识之士遭到扼杀，大量的庸才却涌出并往往很得志，造成智力资源贫乏和枯竭。久而久之，由于生机被阻断，社会长期停滞不前。

　　以上就是前苏联粗略的政治图景。我想，我们大家对这图景恐怕也并不完全陌生。

　　久加诺夫认为，苏共当年由于长期实行这样的“三垄断”，严重地脱离了人民群众，最后遭到苏联的普遍唾弃。作为俄罗斯共产党第一书记的久加诺夫以前也是苏联共产党的高官，他总结苏共失败的原因是防止现在的俄罗斯共产党重蹈覆辙。这个总结是他根据亲身经历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应该是诚恳的、准确的，切合实际。其实，早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苏联革命元勋托洛茨基曾指出，当时苏联共产党错误的执政方式“有使党陷入绝境的危险”。托洛茨基后来被斯大林派人暗杀，但是“三垄断”的严重后果却被人不幸言中。1989年前后，苏联科学院进行过一次民意调查，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苏共在苏联解体前因为实际“三垄断”而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的状况。在这次题为《苏联共产党究竟代表谁》的民意调查中，回答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只有7%，认为它代表工人的只有4%，而85%的人都认为苏共只代表官僚、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由此可见苏共丧失民心的程度，苏共一贯自称代表劳动人民利益，而在人民的眼里却是只代表权贵阶层少数人利益的怪物，这样的党怎能不下台？

　　下面再看看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是如何实行“三垄断”，从而造成严重的社会矛盾。

　　众所周知，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是苏联的翻版，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也是实行“三垄断”，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与苏共是一样的。在这些国家还多了一层矛盾，那就是它们与苏联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民族矛盾。因此，东欧各国要求改变现状的愿望更加迫切。它们长期以来虽然受到苏联的压制，但是战后几十年不断发生政治危机，寻求社会变革的努力从未停止。因此可以说，东欧剧变并非仅仅发生在1989年，1989年那只不过是经历了一个持续不断地要求改变现状的过程而最终完成了量变到质变的飞跃。这个变化的过程可以视作从1956年匈牙利事件就已经开始，前后持续了30多年。

　　下面以1956年匈牙利事件为例，让我们具体看看东欧国家共产党如何效法苏联共产党，在本国实行“三垄断”。

　　匈牙利是个小国，土地面积只有9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浙江省那么大，人口只有1千万多一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被苏联解放的。1945年解放以后，由苏联扶植的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拉科西.马加什及其一伙不顾本国特点，照搬苏联经验，实行“全盘苏化”。在“三垄断”的状况下，他们的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在解放之后不久实行了一系列错误与罪恶的政策，他们做的那些胡作非为的事情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大搞个人迷信，独断专行，破坏民主和法制。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拉科西被吹捧为当然领袖，“斯大林最优秀的学生”、“匈牙利人民英明的父亲”等等。这个具有丰富斗争经验和曾在反动派法庭及长年监禁当中大义凛然、非常坚强的共产党人，掌权后在效仿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氛围中却丧失了理智，对人民采取专横政策。他与另外三人一起结为“四人集团”主宰着党内外一切事务的决定权，而党的政治局、书记处形同虚设。拉科西在这个时期还兼任总理，政府工作也在他的控制之下。1945年后为了巩固政权，拉科西等人采取了一系列错误和罪恶的政治措施。

　　解放之初，匈牙利本来是共产党与多党联合执政的。为了实行共产党一党专政，拉科西一伙采取所谓的“逐段切香肠“的政策，那就是一点一点的削弱其他政党，制造了一系列错案，迫害其他政党的领导人，同时牵连到一大批受害者。在这个过程中，仅前社会民主党党员中就有4000多人被关进大牢。最后，其他政党全部被搞垮，共产党开始独掌政权。

　　此后不久，他们又在共产党领导层内部寻找“敌人”。根据莫斯科的指示，在社会上的“阶级敌人”被清除后，拉科西一伙把斗争的矛头转向党内的高层领导人，挖掘不可靠的人物。拉科西等人的“四人集团”在二战时是在莫斯科度过的，解放后才回国，被称为“莫斯科”派。他们这时从宗派主义出发，迫害战争期间在国内坚持斗争的地下共产党领导人，捏造罪名将他们投入监狱。著名的“拉伊克案“就是这样的代表作。拉伊克曾是地下共产党的总书记，解放后任政府内务部长、外交部长等职，在民众中颇有威望。1949年拉科西选中拉伊克作为打击对象。拉伊克经受了各种酷刑和心理折磨，最后以“间谍”、“铁托代理人”和“托派”的罪名被处死。此后不久，卡达尔等一批同拉伊克一样的“国内派”领导人也都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入狱。军队中许多不驯服的将领和中级军官也未幸免于难。

　　拉科西一伙在社会上制造群众性恐怖。当时告密风盛行，窃听成为掌握群众思想动向的重要手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许多与官方看法有不同见解的人被送进“拘留营“强制劳改。居住在临近南斯拉夫边境地区的所谓“阶级异己分子”们和他们的家庭被强行搬迁到荒凉的大草原。首都的“不可靠份子”被迁往外地，据说是担心他们成为西方国家的“第五纵队”。在农村，富农是主要打击对象。共有7万户人家被列入富农名单，其实其中至少有2.2万户人早已没有土地。这些人在村里处处受到歧视，警察和地方干部对他们以及不愿意加入农村生产合作社的农民随意殴打。对农民进行的其他惩罚也花样繁多，其中以罚款最为常见。1950~1953年夏天，法院共审理了65万起案件。对其中的38.7万人课以罚款。同时在内务部门处理的85万起经济案件中，也有83.1万起课以罚款。另外的1.9万起被处以关禁闭。就当时的法规而言，这些惩处也大部分不合法。

　　第二，急于消灭个体经济。

　　拉科一伙对所有制的改造急于求成。国家先对100人以上的工厂实行了国有化，国营企业职工在工业部门所占比重很快达到83%以上。之后很快颁布法律，对10人以上的企业也实行了国有化。对小手工业的改造使小手工业工人人数很快从18.7万人减少到2.9万人。在农业上则急于实现集体化，确定在3－4年内完成这一任务。由于缺乏物质、社会和思想准备，只能依靠行政命令和暴力强迫农民放弃自己的土地而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全国农业生产受到很大的破坏。到1953年，由于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全国10%的耕地已经荒芜。强制实行的农产品义务交售制，使农民贫困。1952年有2/3的农户没有足够的粮食和种子。此时与战前相比，农业生产不仅没有提高，反而降低10%，农产品的市场供应量减少20%。

　　第三，在经济建设上急于实现工业化，投资过度，追求不切实际的高指标。

　　匈牙利本是一个农业国家。按照斯大林“没有重工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思想以及即将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预想，匈牙利从1948年起加快了工业化的速度，提出在5年内将这个农业－工业国变成工业－农业国，进而将匈牙利变为“钢铁的国家”。于是，本来正在执行的三年恢复战争创伤的计划变成了难以实现的工业化计划。从1950年开始执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在1951年2月平均提高了一倍。原定工业增长86.4%已经够高却又被改为增长200%;重工业生产从原定增产104%提高到增产280%，采矿业由原定增长55.2%提高到增长142%；
冶金业从原定增长15%提高到增长162%。为了实现这个计划，生产中不顾产品质量和经济规律，只追求在数量上达标。这种高速工业化项目往往仓促上马，普遍缺少必要的准备。以1950年上半年为例，75%的工业建设项目是在没有计划和图纸、资料的情况下匆忙启动的，其后果不难想象。为了实现这个不切实际的工业化计划，国家疯狂地扩大投资。原定“一五”计划期间的总投资为280亿福林，1949年春天追加到350亿，同年年底又追加到510亿，1950年再次追加到600亿福林。以上一系列的高指标听起来好像是离奇的玩笑，然而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他同时也表明，中国1958年的“大跃进”并非毛泽东的专利，早在几年之前匈牙利的拉科西一伙人就已经搞过一次“洋跃进”，可惜中国的领导人没能从中吸取点教训。

　　第四，无视人民的生活。

　　由于投资指标不断提高，国民经济资金的积累比重达到35%这一罕见的水平，在1919~1939匈牙利经济发展平稳时期，最好年景的积累比重也只有8%。这样，国民收入的大部分资金被国家积累所吸允，人民的生活状况不断恶化。“一五”计划规定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60%，但到1953年工人和职员的实际收入反而下降了20%以上，农民1952年的实际收入尚不足1949年的2/3。市场上食品和日用消费品的供应非常紧张，许多东西凭票证才买的到。有的农村青年当兵入伍后，不得不从营房偷面包供家人充饥。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恶劣，1945年以后民居建设一直没有起步，许多工人、职员蜗居于斗室之中，有的甚至还居住在简易的棚户房内。在这样恶劣的生活条件，工厂、企业还大力开展进行劳动竞赛的斯达汉诺夫运动，不断提高劳动定额，鼓吹“定额永无止境”。劳动者的利益深受损害。与普通老百姓相比，领导人却过着另一种生活。他们不仅能得到高工资和宽敞的住房，还享受包括配车、特供、在专用别墅度假、高级医疗保健等种种优厚待遇。拉科西等人在人民生活艰难的情况下，竞动用大笔资金为自己建造豪华别墅。当时的一位领导人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承认，在那个年代他们全家7口人基本不动用自己的工资，但却过着豪华的生活。他们一家可以到特供商店购买高级商品和定制衣服，只是“象征性地”付费。他们在避暑胜地拥有专用的别墅，可以到那里休假度周末，食宿和各种服务全部免费。他自嘲地说，那时他真觉得自己已生活在“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

　　第五，禁锢人民的思想。

　　出于意识形态上的需要，特别是为了加强“匈苏友谊”，当局一方面对文化传播和文艺创作加以各种限制，另一方面进行不真实的宣传，甚至伪造历史。连自然科学方面都有许多不实之词。例如，为了宣传苏联人伟大，小学生们被告知从蒸汽机到电灯、电话都是俄国人发明的。这样的思想禁锢和各种谎言使有着浓厚民族意识的匈牙利人难以忍受。

　　拉科西一伙当年就是这样追随莫斯科，利用苏共“三垄断”的方式在本国推行“斯大林主义”，酿成后来匈牙利事件的发生。

　　拉科西本人是参与过1918年匈牙利共产党建立的老战士，曾在匈牙利反动派的监狱被关押16年而顽强不屈，由于各国进步人士的声援才未被处死，后来被斯大林交换到苏联，战后被送回国成为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然而长期让人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他一旦日后掌握了政权，竞会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许多同志和无数无辜者投入监狱和送上断头台。对于人格的这种变化应该如何解释？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他的《异端的权力》一书中对这种现象有过诠释。他认为：“宗教和政治结合会变成法西斯。”用他的观点看，作为“斯大林最好学生”的拉科西接受了“斯大林主义”这种宗教信念，而这种信念一旦与他的个人权力相结合就变成异常疯狂和残忍。马克思对这种现象从“制度”的角度进行过论述。他认为：“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兽性的关系只有靠兽性来维持。”看来，拉科西高度集权的专制独裁制度一旦形成，执政党的权力失去了约束，在某种的惯性的作用下，独裁者便可能与他原有的人格相剥离而变成残暴的魔王，它的政权的兽性表现得令人发指。

　　拉科西一伙的倒行逆施引起匈牙利人民的强烈不满。匈牙利共产党很快失去解放之初人民的那种拥护，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到1953年已经形成全国性的“民族对抗”局面。这种对抗的一方是匈牙利广大人民群众，另一方面是以拉科西为代表的匈牙利领导集团。

　　1953年斯大林死了。苏联新领导惧怕匈牙利等东欧国家发生动乱，将过去反对过拉科西政策和纳吉.伊姆雷推上匈牙利政府总理的宝座。纳吉上台后开始进行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深受人民欢迎，从而暂时缓解了“三垄断”造成的社会矛盾。后来由于以拉科西为首的保守势力的反扑和苏联领导人的政策反复无常，匈牙利的改革连同纳吉.本人一起被打压下去，拉科西的那一套旧作法回潮。然而，这时改革已深入人心，社会变革的潮流已经不能逆转，社会危机不断加剧。

　　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和东欧国家开始清算“斯大林主义影响”。在匈牙利，拉科西一伙人却极力压制对斯大林时期所犯错误的批判，因为进行这样的批判就会牵扯到他们自己的责任。匈牙利共产党内知识分子和一批老战士首先起来斗争。他们团结在已被开除党籍的纳吉周围，得到了社会广泛支持。1956年10月23日，匈牙利人民群众为了反对在本国实行“三垄断”和不愿改正错误的拉科西集团，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要求苏联撤除在匈牙利的驻军和在国内进行被中止的改革。群众游行很快发展为人民武装暴动。许多工人和青年学生拿起武器同政府的保安部队英勇战斗，匈牙利国家广播电台等重要机关被攻占。苏联驻扎在匈牙利的军队不请自到，第二天早晨便开进首都布达佩斯进行军事干涉，匈牙利工人、学生自发组织起来的一些武装小分队在街道上筑起路障，用轻武器和自制的汽油燃烧瓶（莫洛托夫鸡尾酒）将苏军的大量坦克炸毁。人民的武装暴动得到了匈牙利军队和警察的支持，不仅不向他们开火，还向他们提供武器。

　　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和苏联领导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又转向纳吉求救，安排他再次担任政府总理，要他恢复社会秩序。纳吉临危受命，无条件地接受了任命。纳吉不想使用暴力，主张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为使愤怒的群众放下武器，纳吉在征得苏联领导人同意的情况下做出一系列政治让步，其中包括实行多党制。然而苏联领导人朝三暮四，他们本来支持纳吉的一切做法，后来又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压力下改变了态度。

　　1956年10月29日，正在莫斯科访问的刘少奇向苏共转达了毛泽东关于苏联应该从匈牙利撤军的意见。斯大林死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大大加强，中央的立场和主张深受苏共的重视。毛泽东关于从匈牙利撤军的要求立即产生了效果，苏共当即接受了他的意见，决定从匈牙利撤军。然而就在第二天，毛泽东又突然改变了主意，指示刘少奇坚决要求苏联对匈牙利出兵进行镇压。苏联领导人经过研究，再次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作出了出兵的决定。面对大兵压境、国家即将遭受苏联军事干涉的局面，纳吉政府被迫退出华沙条约和提请联合国保护。但这一切无济于事。11月3日夜晚，苏联先以进行谈判为诱饵逮捕了纳吉政府的军事领导人，然后于次日凌晨动用10万大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对匈牙利进行镇压。本想挽救现行社会制度的纳吉再次成为苏联领导人的牺牲品。在苏联已经大兵压境的时候，他接受了南斯拉夫总统铁托的邀请，带领一批官员和家属到南斯拉夫驻匈牙利使馆避难，18天以后被骗出这个使馆并立即遭到苏联克格勃的逮捕。1956年匈牙利事件被苏联和被苏联扶植起来的匈牙利政府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数千名武装起义者被逮捕，约500人被处死。整个事件中共有2700名匈牙利人死亡，20多万人流亡国外。纳吉于1958年也被判处死刑，临刑前他在绞刑架下呼喊“独立的、社会主义的匈牙利万岁！”他留下的政治遗言是：“我曾两次在我国维护社会主义这个词的荣誉，那是1953年和1956年。第一次时，拉科西出来反对我。第二次时，反对我的是苏联整个武装力量。在这个由热情和仇恨构成的诉讼中，我必须为我的思想牺牲我的生命。我愿意奉献它……我相信，历史将宣判杀害我的刽子手。只是一点是违背我的意愿的：将来由杀害我的人来替我平反昭雪。匈牙利事件就是如此悲壮！”

　　33年以后，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得以平反。早在20年前的1989年7月，也就是在匈牙利共产党还在执政期间，匈牙利最高法院就已撤消当年对纳吉的判决，1956年匈牙利事件不再视为“反革命事件”，而被宣判为“人民起义”。数十万民众自发地在首都举行追悼会和将纳吉的遗骨重新安葬，当时共产党的政府总理为他亲自守灵。在另一个当事国苏联，早在1991年，时任总统的戈尔巴乔夫就谴责了苏联1956年对匈牙利的军事干涉。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问匈牙利时为苏联1956年的行为向匈牙利人民道歉。2006年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匈牙利时，也谈到1956年的事情。他说，俄罗斯虽然不是苏联，但俄罗斯人对50年前发生的那件事件负有“道义责任”。这就是说，早在20年前匈牙利本国就已为1956年匈牙利事件平反，另一个当事国苏联也承认了对匈牙利出兵的错误，而当年极力促使苏联对匈牙利出兵的中国至今尚无任何反应，就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官方宣传中也还未改变1956年匈牙利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的说法。

　　半个多世纪前导致1956年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无疑是拉科西一伙无视匈牙利的具体国情，强制推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因而遭到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在这里还要提到一个重要人物，因为他的话对了解1956年匈牙利事件发生的原因很有帮助。他是当年拉科西的亲信，名叫赫格居什.安德位什。事件发生时他是匈牙利政府总理，是拉科西集团核心人物之一，本来是站在群众的对立面。然后几十年之后，他痛定思痛地面对这个事件做了一针见血的评价。他说：“匈牙利社会历来是面向西方的。这并不是单纯因为我们向西方学习了技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也不出于我们感情因素，而是传统上形成的思维方式、行为准则和生活习惯的总体是属于西方的。然而，我们（指包括他在内的拉科西集团－作者注）却想把整个民族的这些东西扭向东方，因此它注定是徒劳无功的，早晚要失败。”他认为，当年拉科西没有领导匈牙利人民走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而是把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强加给了他们”。他说：“人民反对这个逼迫他们的力量，反对者不是一个阶层，不是旧社会的领导人，而是人民，是整个逐渐觉醒过来的民族。面对整个民族的不满，领导人试图以更激烈和更不合理的办法进行压制，但招来的却是更加强烈的反抗。” 赫格居什的这些话再确切不过地揭示了当年匈牙利事件发生的原因。他后来成为世界著名的学者，专门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共产党执政时期，他就公开主张匈牙利走西方的发展道路，因此被开除出共产党，东欧剧变应验了他的主张。直到如今，年迈的赫格居什仍然活跃在国际学术论坛上。

　　1956年匈牙利事件虽然被苏联派兵镇压下去，但匈牙利社会不接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不接受“三垄断”仍然继续。虽然苏联人扶植的卡达尔政权向人民做出了许多让步，甚至率先进行了世界著名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匈牙利人民生活有很大提高，把这个国家变成了西方人所称作的“消费的天堂”和“快乐的大兵营”。但是，匈牙利整个社会还是不能容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忍受不了“三垄断”，1990年通过“和平过渡”最终改变了社会制度。如今，政治、经济转轨后的匈牙利虽然也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但是，却很少人愿意再回到“三垄断”的日子。

　　匈牙利上述这几十年的社会变化其实就是整个东欧的缩影。东欧其他国家战后也大都有类似匈牙利的经历，在这里不逐一叙说。这些国家战后几十年的共同之处，就是它们传统的价值观与实行“三垄断”的苏联式社会主义不断碰撞、磨擦和博弈，政治危机不断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之间，整个东欧至少发生过10次政治风波，其问题要害都是人民要求改变政治现状，极力摆脱实行“三垄断”的社会制度，对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表现出巨大的排异性，拒绝接受他们那种以计划经济和一党专政为特征的社会主义。

　　在东欧发生的这些政治风波中，比较大的有四次：1956年波匈事件，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波兰团结工会运动和东欧剧变。有意思的是这些大的政治事件的发生具有周期性，都是每隔12年发生一次，自1944年苏军进入到东欧到1956年波匈事件相隔12年；
到1968年“布拉格之春”被苏联出兵镇压又相隔12年；
到1980年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又相隔12年。此后的下一个周期应该到1992年，然而届时，东欧剧变已经全部完成，连苏联都在6天之前（1991年12月25日）解体了。不论这种周期性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冥冥之中的某种规律，从中都不难看出，抵制以“三垄断”为特征的苏联式社会主义制度是东欧这段历史的主轴线。再把东欧剧变的主要原因推给西方的“和平演变”显然难以自圆其说。

　　东欧各国政权改变颜色的方式大体上有三种：

　　一种情况是自下而上的冲击。那就是执政党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节节退让，最后失去政权，这可以拿波兰为例。1989年在国家经济困难、物资供应紧张的情况下，波兰团结工会东山再起，多次组织全国总罢工。执政的共产党在巨大的压力下做出妥协，被迫同意举行有瓦文萨参加的“圆桌会议”。在由各党派及教会参加的这个会议上，经过两个多月的争论，就实行“政治多元化”达成了协议。后来在国会选举中，共产党失利，波兰在东欧变成了第一个由非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有人将这一事件称作二战后东欧历史的分水岭，因为它改变了战后欧洲的雅尔塔格局。罗马尼亚的政权也可以说是自下而上的改变的。罗马尼亚的经济多年困难，食品供应紧张，人民的生活非常艰苦。东欧剧变前不久，我曾到过罗马尼亚，亲身感受那里老百姓生活的艰难。看到的是一幅暗淡的图景：由于电力缺乏，白天商店里没有灯光；
由于缺少汽油，边界上检查护照的边防军军官不顾国格，提着小铁桶向过境的外国汽车乞讨汽油；
食品店里货架空空，只摆放了一些鱼罐头；
连旅游景点的五星级饭店里都难买到肉菜。欧洲人过这种日子，感受是可以想象的。群众的情绪普遍非常低落。1989年12月，忍无可忍的罗马尼亚群众在首都布加勒斯特和全国各大城市举行抗议政府的示威游行。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兼国家总统齐奥赛斯库下达镇压群众的命令，国防部长米列亚将军拒绝执行，军队倒戈站到示威群众一边。群众冲击罗共中央和政府大楼，齐奥赛斯库成为孤家寡人，乘直升飞机匆忙逃出布加勒斯特，但在途中被抓住。新成立的临时政府“罗马尼亚救国阵线委员会”接管了国家政权。3天以后，齐奥赛斯库夫妇被罗马尼亚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他们的罪状是屠杀人民，危及国家，破坏国民经济等。执政25年的齐奥赛斯库就这样被推翻了。

　　另一种改变政权的方式是自上而下的推动。匈牙利是通过这种途径改变政权的最典型例子。早在1989年之前，执政的匈牙利共产党内部就产生了严重分歧，接受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激进改革派”占据了优势，党内外要求实行多党制的呼声越来越高。1989年初党内分歧公开化，政治局发生分裂，党的总书记格罗斯表示“支持，接受多党制”和“全力以赴提倡多党制”。从此以后各种政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在1989年6~9月召开的各党派和组织参加的“圆桌会议”上，执政党被迫同意修改宪法，删去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和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等内容。10月，国会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标志着匈牙利国变色。

　　还有一种政权改变的方式是上下结合共同促进。捷克斯洛伐克就是这样做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剧变始于反对派为“布拉格之春”平反而掀起的政治风潮。政府对群众游行曾采取镇压和逮捕的措施，但没有奏效。持续的政治危机使得执政党高层内部分裂加剧：总书记雅克什等人主张用行政手段解决问题，总理阿达麦茨等人主张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党内分歧发展到“改革派”对“元老派”造反，以雅克什为首的捷共领导班子被迫全体辞职。新的领导班子与反对派进行对话，同意取消宪法中有关共产党领导作用和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条文。

　　所有完成了政治多元化转变的东欧国家，最后都要通过全民投票选举国会，在选举中获胜的政党有权组阁组成新的政府。在这样的选举中，仍然存在的共产党性质的政党同样也可以参选，获得的选票超过一定数量也可以进入国会，竞选取胜还可以组织政府。但可惜的是，至今20多年来东欧各国的多次国会选举中，还没有哪个国家的共产党取胜和取得执政权。

　　在1990年匈牙利第一次举行国会自由选举那天，我作为新华社驻匈牙利记者曾分别在首都布达佩斯的三个投票站观看选举情况，亲眼目睹了选民在严格的国际监督下认真投票的情景。那里没有人为的操纵，选民身穿节日的服装，在封闭的房间里按照自己的意愿填写选票和把选票投入票箱。在这次选举中，匈牙利的右派政党民主论坛取得了胜利，获得了组织政府的权力，共产党失去政权。这意味着匈牙利民众用选票选择了走西方国家的道路。可以说这是人民群众自己的选择，是他们长期痛恨“三垄断”的结果。原来执政的匈牙利共产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剧变之初就已经分裂，改建为社会民主党性质的社会党和宣称继承共产党精神遗产的工人党这两个党。社会党在这次选举中仅得8%的选票，勉强进入了国会。而工人党在这次选举和此后的多次选举中，得票率都从未超过4%，连进入国会的门槛都没跨过。

　　我们今天讨论东欧剧变的原因不是为了坐而论道，而是为了从中汲取教训，我认为就中国的改革而言，从东欧剧变中至少可以吸取三点教训。

　　第一，从以上谈到的情况可以看出，使东欧八国共产党在20多年前失去政权的是从苏联移植的“三垄断”。这是最重要的历史教训。在中国如今的改革中，实在有必要正视和重视“三垄断”造成的恶果。我们需要对照着东欧和前苏联，看看我们自己存在的问题，通过改革加以纠正，以提高执政能力。中国情况与东欧和苏联虽然不完全相同，但毕竟都是出自同一种社会主义模式。中国共产党又宣称是“布尔什维克的党”，在历史上深受苏联的影响。因此，苏联共产党和东欧国家共产党的失败教训可以成为中国的前车之鉴。

　　第二，东欧剧变中，我们还可以吸取另外一个教训，那就是改革要抓紧时机进行，不然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从战后的历史可以看出，东欧国家的民众最早都是在保持一党制、维护共产党绝对领导的前提下要求对国内政治、经济、文化进行改革。比如匈牙利1953年的“新阶段”改革、1956年的16点要求、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等等都是这样。但是，如果改革长期无法进行或者进行不下去，民众就会渐渐失去耐心，在失望中会起来要求彻底改变现行的社会制度。1989年前后，东欧民众的这种要求达到顶点。我当时在匈牙利经常看到数万甚至数十万群众群情激昂，在街上或在政府机关门前举行集会，要求改行多党制的情景。群众在风里、雪里讲演和游行，那种激情不是什么“别有用心的人”能鼓动得起来的。后来外部条件有变，各国的共产党政权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接连倒塌。我们从中应该得到的教训是，社会主义改革不仅要进行，而且要抓紧时机进行。如今中国腐败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境外媒体评说这种腐败已经“黑帮化、部门化、市场化、集团化”，“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今后中国的政治改革如果仍然拖延和滞后，后果是可以想象的。

　　第三，东欧剧变还提示我们，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会格外的艰巨，因为我们得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东欧国家以至苏联在它们过去的改革中虽然都考虑到要改变政治体制，但没有哪个国家实验成功或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使中国的政治改革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当年东欧国家中动作最大的要数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捷共1968年通过的《行动纲领》系统地提出和论证了捷共中央的改革建议，指出在政治方面改革党的领导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国家体制、确保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执行独立的外交政策等等，彰显了捷克斯洛伐克独立自主的倾向和摆脱苏联模式、探索本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特点。苏联无法容忍捷共的这种独立性，改革开始不久便派兵将其镇压。其他东欧国家的改革议案中或多或少地也都有政治改革的内容，但大多不敢实行，

　　归根到底，政治改革就是要改变对权力的全面垄断和改变执政方式，这也是利益的调整，要比经济改革复杂得多，既存在着更大的内外阻力，又需要在理论上有重大突破。从而可以断定，中国政治改革的道路会是艰难的、漫长的，特别是在确定这项改革的底线和如何对待既得利益集团方面，将会面临非常艰巨的任务和巨大的挑战。因此，中国政治改革的领导者更需要有很强的历史责任感、政治远见和大的魄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高执政能力和改善执政方式，使中国朝着政治现代化、民主化的方向前进。

　　我以上谈的是东欧剧变的原因和历史教训。下面再谈谈东欧剧变之后这些国家所选择的发展道路。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那就是东欧国家既然不接受苏联式社会主义，那么选择什么？

　　1989年以后，东欧各国普遍选择的社会道路是社会民主党的民主社会主义，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也大多改建为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

　　中国人一般只熟悉苏联式社会主义，在头脑中认为只有那种生产资料公有，实行计划经济和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才是社会主义，而对世界上的另一种更有成效的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遍缺乏了解。因此，不太久之前当中国人民大学的谢韬发表了一篇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文章时，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有人热烈赞同，也有人拼命反对，当然都是出于各自的不同的立场。

　　民主社会主义是欧洲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和工党的思想体系。“民主社会主义”是针对苏联式“专制社会主义”而称谓的，过去是称之为“社会民主主义”，即以民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之意。早在19世纪中叶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也就是在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时期，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曾是同搞国际工人运动的一家人。后来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发生分裂，1919年以列宁为首的共产国际成立，国际工人运动的两党分道扬镳。从此以后，世界上出现了苏联式社会主义和被共产党指责为修正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主社会主义有很大发展，到2003年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已达达169个，在世界上有40多个这样的党上台长期执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德国、英国、法国、瑞典、丹麦等西欧、北欧的社会民主党在执政过程中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为世人所称道。其中瑞典社会民主党从1932年到1976年连续执政44年，后来中断6年，1982年又重新上台。瑞典政局稳定，居民生活水平很高。工资居全欧洲之首，还建立了一套从摇篮到墓地的完整的社会福利制度，被称作民主社会主义的样版和典范。民主社会主义的影响也由欧洲扩展到世界五大洲。

　　世界共产党在此期间也曾有过辉煌的发展，但包括“三垄断”在内的体制上的缺陷和执政中的重大失误也为人们所认识，这种发展步入低潮。在1989年至1991年之间，16个执政的共产党垮掉了11个，其中东欧的8个共产党。

　　东欧国家在剧变之后都选择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大都改建为社会民主党。这种情况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回过头研究一下，这些国家当年的改革要求就普遍具有民主社会主义的色彩。例如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改革纲领、1956匈牙利事件中的16点要求和匈牙利经济改革计划、1980年波兰团结工会的要求等，无不与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一脉相承。这些国家长期抵制苏联式社会主义和对民主社会主义趋之若骛，其实是有深层次原因的。

　　首先，这些原因应该从文化层面去寻找。

　　在人类社会中，从来都是不同的文化决定人的不同观念和意识，而观念和意识又决定人的行为。东欧国家处于基督教文化圈，教徒占居民的多数，宗教氛围浓厚。它们的文化与俄国的文化距离较大，但与欧洲的文化接近，在观念和意识上与西欧有许多相通之处，因此与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因为社会民主党本身就是以欧洲文化为背景的，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具有欧洲文化传统的东欧民众对这样的党自然乐于接受。

　　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有三大支柱：欧洲古典哲学、基督教伦理学和人道主义。其中，欧洲古典哲学历来主导着欧洲人的思维方式，就像孔孟之道对中国人产生的作用一样；
基督教伦理学是占欧洲居民多数的基督教徒的行为准则；
人道主义则是欧洲人所尊崇的普世价值。社会民主党理论的这些精髓都与欧洲人的生活密不可分。因此可以说，民主社会主义是植根于欧洲的文化土壤，是欧洲土生土长有东西，容易为东欧民众所接受。

　　第二，这种原因还应该从历史上寻找。社会民主党历史悠久，影响深远。东欧国家对这个党不陌生。从1869年起，欧洲就有一些国家成立了社会民主党。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欧一些国家也先后成立了社会民主党，在当时的国际工人运动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东欧有的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在历史上还有过执政的经历的经验，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威望。许多工人和知识分子二战前后都曾加入过本国的社会民主党，他们对这种党的宗旨早就熟悉，理解深刻，甚至很有感情。连东欧国家的一些共产党都深受社会民主党思潮的影响。

　　第三，东欧民众乐于选择民主社会主义的原因还在于民主社会主义具有成功的实践，在世界上作出了良好的示范。

　　东欧和西欧、北欧相距不远。这些国家战后大多数由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执政，实行民主社会主义。它们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成就，居民生活比较富裕，与苏联式社会主义的“短缺经济”、普遍贫穷、商品匮乏和处于专制主义之下的生活形成鲜明对照。长期落后、贫穷和压抑的东欧居民对民主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物质、文化生活自然向往。

　　正是出于以上所说的文化上的原因、历史上的原因和实践上的原因，东欧民众早就接受了民主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是什么呢？是“自由、公正、互助”，有的地方还提到“富裕”或“美好生活”。这种价值观将“自由”列在首位，其出发点是要突出“人”，将个体的人当作最本质的东西。“公正”是指提供个人平等发展的机会。“富裕”或“美好生活”是指实现自由所需的物质条件，饿着肚子当然不会有“自由”可言。“互助”是指从人的理性观念出发，从伦理角度提出人人都应该过符合人类尊严、精神高尚的生活，与“天下人皆弟兄”的浓厚宗教思想一脉相承。这样的一种价值观在具有欧洲文化和浓厚宗教氛围的东欧社会深入人心，具有向心力。

　　由于基本价值观的认同，在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长期有争议的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上，东欧民众更认同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这些有争议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何对待资本主义上。具体地说，其中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是采取“暴力革命”还是“和平过渡”（共产党主张必须采取暴力革命；
社会民主党主张尽量走和平过渡，尽量减少代价，在和平方式走不通的情况下才可以采取暴力）；
对资本主义的民主制是粗暴地否定还是理智地继承和发展（共产党是全盘否定，认为资本主义民主都是虚假的；
社会民主党主张对资本主义民主要继承和发展）；
在经济基础方面对私人所有制度采取什么态度（共产党主张彻底消灭，社会民主党主张把私人所有制当作经济发展的潜在动力加以保留和利用）。另外，在社会方面，社会民主党突出人的价值，主张建立公正、和谐和具有人情味的社会；
共产党对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往往不加肯定，也不是把个人利益放在重要地位。在这一系列问题上东欧民众所普遍认同的是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立场。

　　东欧民众就是这样，在基本价值观和政治立场与社会民主党一致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地要选择体现这种价值观和政治立场的社会制度――民主社会主义。因此，时机一旦成熟，趁苏联放弃了控制东欧的机会，这些国家便竞相选择了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在很短时间内相继改变了它们政权的颜色。这就是东欧剧变发生的逻辑。

　　因此我认为，东欧剧变并不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从历史的角度看，在1954年的雅尔塔会议上，美国、英国、苏联的三大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划分势力范围，造成战后欧洲分裂几十年的局面。东欧剧变就是伴随着苏联式社会主义的失败，当年被人为地划为苏联势力范围的东欧国家向西方社会的自然回归。以上是我提供的一些历史资料和一点粗浅的看法，供各位参考。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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