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时学：“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后拉美政治发展进程的特点

　　[内容提要]“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后，拉美政治发展进程呈现出民主化进程不断发展、政治改革不断深化、传统政党的地位有所下降、左派力量东山再起、政党政治的地位再上升和“民主疲劳症”积重难返等特点。影响拉美政治发展前景的因素很多，其中关键的因素是能否遏制腐败，能否使军队成为政治发展进程的“稳定器”，能否解决社会问题。

　　[关键词]拉美；
政治发展；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
拉美左派；
政党政治

　　20世纪最后的25年为世界带来了新的民主化浪潮，其力量之大、地理分布的范围之广以及持续时间之长，都是史无前例的，亨廷顿称之为民主化浪潮的“第三波”。拉美在这一民主化浪潮中居于重要地位。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认为，“在拉美独立以来的200年中，拉美一直有民主，但也多次被中断。虽然民主被写进了宪法，但在现实中它经常被破坏。……在全球范围内，拉美是一个在过去200年中经常声称在捍卫民主的地区，尽管它有时也剥夺民主，尔后又重新恢复民主。”本文试图回答以下两问题：“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后，拉美的政治发展进程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后拉美的政治发展进程呈现出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一、民主化进程不断发展

　　20世纪60、70年代，军人当政风靡拉美。1982年4月2日，阿根廷军政府为收复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而派出4000名军人登陆该岛，但阿根廷终因不敌英国的武力而失败。这一战争进一步激化了阿根廷国内的矛盾，经济困难也更为严重。面对成堆的政治经济问题和民众的抗议，军人终于答应尽快将政权交给文人。阿根廷军人的下台，象征着拉美“民主化”潮流席卷整个拉美大陆的开端。自那时起，拉美的军政府接二连三地实现了“还政于民”。

　　最后一个实现还政于民的拉美国家是智利。根据1980年智利的宪法，皮诺切特可执政到1988，届时将举行公民表决。如果皮诺切特能获多数支持，他可继续执政到1997年，否则将于1989年12月举行大选。在1988年10月举行的公民表决中，反对皮诺切特继续执政的占多数。皮诺切特接受了这一反映民意的结果。在翌年的大选中，艾尔文当选总统。

　　自拉美完成“还政于民”以来，拉美的民主化进程不断发展，民主体制不断完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实现拉美公民的民主》(2004年)一书中指出，“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在拉美的18个主要国家中，只有3个国家(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和委内瑞拉)是民主国家。25年后的今天，从政治和选举角度来说，所有国家都是民主国家。”这一历史性的进步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选举能正常进行。选举并不等同于民主的全部，但民主显然是离不开选举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的绝大多数选举(包括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都能如期进行，只有少数被推迟或提前。拉美的选举并非完美无缺，但大部分选举都能在较为公正、公开和民主的框架内进行。即便是墨西哥民主革命党候选人洛佩斯·奥夫拉多尔这样的人，虽然不愿意接受选举结果，但卡尔德龙依然能宣誓就职。

　　第二，军人干政最终都没有成功。拉美的军人具有干政的历史传统。20世纪80年代实现“还政于民”以来，一些拉美国家曾发生过军人干政的事件。其中较为引人瞩目的是1990年的海地政变和2002年的委内瑞拉政变。1990年12月16日，阿里斯蒂德神父当选海地总统，成为海地历史上第一任民选总统。1991年2月7日，阿里斯蒂德宣誓就职。但在当年9月29日，海地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德拉斯却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阿里斯蒂德政府，并将他驱逐出境。1993年6月14日，在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的干预下，海地议会通过决议，承认阿里斯蒂德为合法总统。7月，海地政变首领与阿里斯蒂德签署了《加弗纳斯岛协议》，允许阿里斯蒂德返回海地。但政变首领并没有履行协议。1994年10月15日，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干预海地，塞德拉斯交权并出国避难，阿里斯蒂德返回海地重新执政。2002年4月12日，委内瑞拉发生政变，查韦斯被迫离开总统府。13日，成千上万支持查韦斯的群众在总统府前示威，并占领了加拉加斯的好几家电视台，许多人甚至试图冲击总统府。面对民众的抗议声和国际社会的指责，接替查韦斯的临时总统卡尔莫纳在13日辞职。14日凌晨，查韦斯被军方释放后乘坐直升机返回总统府。

　　必须指出的是，拉美的政治民主仍然处在巩固阶段。在这样一个阶段，如何维系政局稳定仍然是拉美国家面临的紧迫任务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共有14位总统因多种原因而无法完成宪法规定的总统任期。

　　二、政治改革不断深化

　　“拉美的公民、政治家和工商界领导人都有这样一种感觉：政治改革是必要的。对民主的运转和政治家行为的不满，使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进一步上升。”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拉美国家在政治领域也展开了不同程度的改革。改革的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完善选举制度

　　选举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完善选举的“游戏规则”，增加选举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修改总统的任期；
适当降低选民的年龄限制；
规范参加大选的各个政党及其候选人的竞选行为；
确定政治献金的额度；
完善选民投票的方式；
调整议员的选举产生方式和任职年限；
修订候选人当选所需得票数的百分比要求，等等。在选举制度改革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修改总统的任期，允许总统连选连任。秘鲁的藤森、阿根廷的梅内姆、巴西的卡多佐和委内瑞拉的查韦斯等，都通过修改宪法的有关规定，成功地达到了连选连任的目的。

　　相比之下，委内瑞拉的选举制度改革尤为大胆和富有争议。2007年8月21日，委内瑞拉立法机构(国民议会)批准了总统查韦斯提交的宪法修正案。根据这一宪法修正案，总统任期将被延长到7年，并允许总统期满后再次参加竟选。一些国际媒体认为，如果这一宪法修正案能被通过，查韦斯可望成为终身总统。但在2007年12月2日举行的全民公投中，51%的投票者反对修宪，49%的投票者赞成。因此，查韦斯提出的宪法修正案被否决。

　　(二)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在许多拉美国家的政治改革计划中，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涉及两方面的内容：(1)如何把中央政府的责任和权力分散到地方政府。由于权力和责任常常与税收和开支密切相关，因此，分权的核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经费的再分配。通过分权，地方政府一般都能从中央政府那里获得更多的经费，但这也就意味着地方政府必须承担其做出的任何决策的后果。例如，地方政府可以兴建某个重大工程，但这一工程的经济效益与中央政府无关。地方政府必须为这一工程的盈亏负责。(2)如何通过选民直接选举市长、州(省)长和市政地方官员，使地方政府的官员对大多数选民的要求做出反应。政治改革前，许多拉美国家的主要地方官员均由上级政府(有时甚至是中央政府)任命。这一做法削弱了地方政府官员对选民的责任心。通过改革，地方政府官员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因此选民和候选人能够关注与某一级政府有关的政策问题，从而使选民能够更加积极地评估政府的行为。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官员在向选民提供各种公共产品时也能享有更多的自由。

　　(三)提高司法独立性

　　作为资本主义国家，所有拉美国家都实行三权分立。但在政治改革之前，许多拉美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并没有完全做到相互独立和互相制衡。例如，在宪法中，法院被赋予“超阶级”和“超党派”的司法机关，法官应该具有不可侵犯的独立性。但在现实中，行政干预司法的事例并不少见。尤其在涉及执政党高层领导的腐败案件时，行政干预司法的情况更加突出。此外，在公众心目中，司法机关是低效率的。这一切都使得人们对司法体系的信任度下降，对司法体系能否做出公正的裁决和遵从法律和宪法的能力普遍表示怀疑。

　　在20世纪90年代的政治改革中，拉美国家通过修改宪法、简化司法程序等手段，增加了司法独立性和办事效率。此外，许多拉美国家还力图在任命和提拔法官时尽量做到公开、公平和公正。毫无疑问，“只有使法官的任命、提拔和任期不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司法体系才能独立地解释法律、实施法律，并制约滥用权力。”

　　三、传统政党的地位有所下降

　　国内学术界对拉美政党的分类主要是以其指导思想和理论主张为基础，将其分为四大类：(1)社会民主主义政党；
(2)基督教民主主义政党；
(3)保守主义政党；
(4)共产党等左派政党。一些国外学者将拉美的政党分为以下几大类：(1)传统政党；
(2)民众主义政党；
(3)改革党；
(4)左冀改革党；
(5)革命党。

　　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民主化进程的不断发展，使该地区一些国家的政党格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变化的重要标志就是长期在政治舞台上占据垄断地位的传统政党在大选中被一些新成立的党击败。如在秘鲁的1990年大选中，1989年7月成立的“改革90”党击败了阿普拉党和基督教人民党这两大传统政党，从未涉足政坛的大学校长藤森以“廉洁”、“勤劳”为口号当选总统。在秘鲁的2001年大选中，“秘鲁可行党”总统候选人亚历杭德罗·托莱多在第二轮总统选举中战胜了阿普拉党候选人、前总统阿兰·加西亚，当选秘鲁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位土著总统。在委内瑞拉的1993年大选中，新成立的“全国汇合党”(由多个小党组成)打破了长期由民主行动党和基督教社会党两党轮流执政的格局。在1998年的大选中，查韦斯的“第五共和国运动”与若干个小党组建成“爱国中心”，击败了传统政党的候选人。在墨西哥的1997年中期选举中，革命制度党在众议院中失去了绝对多数的地位，从而使墨西哥政治舞台上出现了革命制度党、民主革命党和国家行动党“三足鼎立”的局面。更为令人关注的是，在2000年的大选中，革命制度党的候选人仅获得36%的选票，国家行动党与绿色生态党组成的“变革联盟”候选人福克斯获得了42.5%的选票。

　　拉美国家的传统政党在大选中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随着政治改革的推进，反对党的力量不断壮大，从而对传统政党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其次，拉美的传统政党虽有较为完善的组织体系，但党内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久治不愈的内讧无疑损害了它们的力量。第三，拉美政治文化具有“钟摆”的特点。在这一政治文化氛围中，拉美选民更愿意选择那些在政治理念和竞选纲领等方面与传统政党大不相同的新党。第四，有些拉美国家(如墨西哥)的经济改革计划是由传统政党当政时制定的，选民将改革的社会成本和其他一些副作用归咎于这些传统政党。第五，一些传统政党的执政理念不能与时俱进，在竞选时无法提出一些吸引选民的纲领。

　　四、拉美左派东山再起

　　伴随着传统政党地位的下降，拉美左派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在1998年12月6日举行的委内瑞拉总统大选中，查韦斯作为“第五共和国运动”和其他一些政党组成的竞选联盟“爱国中心”推举的候选人，以56.5%的得票率当选总统。查韦斯的当选被视为拉美左派东山再起的“前奏曲”。迄今为止，被国际媒体视为左派领导人当政的拉美国家已达8个。它们是：委内瑞拉、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厄瓜多尔、尼加拉瓜和乌拉圭。这些国家的领土面积占拉美总面积的71.8%，人口占拉美总人口的53.8%.

　　应该指出的是，当前活跃在拉美政治舞台上的左派在价值观、民族主义情感、政策取向、与美国的关系、与邻国的关系，以及对待国家干预的态度等方面，有着显而易见的差异。墨西哥前外长豪尔赫·卡斯塔涅达认为：“今天的拉美不存在一个清一色的左派，而是有着两个左派。一个是现代化的、思想开放的、矢志改革的和国际主义的左派。似是而非的是，这个左派源自过去的那个强硬的左派。另一个左派脱胎于拉美的民众主义，是一个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多言多语的、思想封闭的左派。”

　　左派领导人之间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如何看待国家的作用。查韦斯和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主张，国家应该全面控制本国的国民经济支柱，应该进一步提升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因此，他们先后实施了引人注目的国有化，加强了对本国能源工业部门的控制。相比之下，其他拉美国家的左派领导人则依然奉行私有化政策，没有采取任何国有化措施。他们甚至认为，查韦斯和莫拉莱斯的国有化措施可能与全球化趋势不太吻合。

　　二是与美国的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布什总统称查韦斯为“卡斯特罗第二”，并在2002年4月帮助查韦斯的政敌发动军事政变。因此，查韦斯对美国的仇恨是可想而知的。查韦斯总统不仅在国内批评美国，甚至在联合国讲坛上骂布什总统为“魔鬼”。玻利维亚总统也多次说过，他的当选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噩梦”。所以，一些国际媒体认为，西半球已出现一个以卡斯特罗、查韦斯和莫拉莱斯为核心的“反美轴心”。

　　如果说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和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是强硬的反美领导人，那么巴西总统卢拉、乌拉圭总统巴斯克斯和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等所谓左派领导人则较为重视与美国发展双边关系。诚然，卢拉不时批评美国对拉美的许多政策，甚至与查韦斯一起抵制美国提出的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设想。但巴西与美国的关系仍然保持在比较好的层面上。2005年11月，布什总统还访问了巴西。卢拉与布什总统面带笑容热情握手的照片在巴西媒体和因特网上随处可见。乌拉圭总统巴斯克斯同样重视与美国发展关系。2006年5月4日，在美国访问的巴斯克斯总统与布什总统进行了为时45分钟的会晤。会谈中，巴斯克斯向布什总统提议，两国应该加快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进程，自由贸易协定的模式可参考2004年乌拉圭与墨西哥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布什对此建议表示赞同。巴斯克斯认为，乌拉圭如能与美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乌拉圭经济将受益匪浅。据报道，乌拉圭希望乌美自由贸易协定能够囊括商品、服务、知识产权和政府采购等领域。2007年1月10日就职的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也表示，他不会废弃其前任与美国达成的中美洲—多米尼加—美国自由贸易协定。他还表示，这一自由贸易协定有助于尼加拉瓜的经济发展。

　　拉美的左派与右派也并非截然对立，二者还有一些相似之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社会发展的关注。拉美的左派领导人确实对如何加快社会发展进程十分关心，在各种场合经常提到要消灭贫困、增加社会公正。例如，卢拉总统实施了“零饥饿计划”，因此得到低收入阶层的拥护。查韦斯总统以滚滚而来的石油美元为后盾，把大量古巴医生和教师请到委内瑞拉的边远地区和贫困地区，使那里的缺医少药状况得到改变，使穷人的孩子能够进学校。此外，查韦斯还进行了土地改革，使不少无地农民的生活得到了基本保障。20世纪90年代以来，墨西哥在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成绩是不容忽视的，甚至萨利纳斯这样的大力实施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总统也实施过一些扶贫计划。巴西前总统卡多佐(卢拉的前任)曾因实施过一些消除贫困的计划而在2002年12月16日获得了联合国发展署(UNDP)设立的社会发展成就奖，他甚至是该奖设立后的第一个获奖者。

　　二是对待经济改革的态度。新自由主义理论确实是20世纪80年代末拉美经济改革的理论基础，但没有一位拉美国家的领导人公开承认自己推行的改革是新自由主义改革。尤其在这些所谓左派领导人上台前，他们都是高举反新自由主义大旗的。然而，他们上台前后的言行却完全不一致。例如，卢拉在参加2002年竞选时经常高呼反新自由主义的口号，甚至表示要实施国有化，要与国际商业银行重新谈判巴西偿债的条件，要限制外资的流人，等等。由于国际投资者担心卢拉上台后会对经济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因此进人巴西的外资明显减少，资本外流则大幅度增加，金融市场一度出现了巨大的恐慌，巴西货币雷亚尔对美元的汇率下跌了50%，金融危机一触即发。资本流入的减少和雷亚尔贬值后导致进口的减少，使经济增长受到很大的影响。为避免危机，在大选前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当时的卡多佐政府达成了一个协议。该协议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诺在必要时可以向巴西提供资金援助，以稳定金融形势，规避金融危机；
二是参与总统大选的包括卢拉在内的三个候选人必须做出当选后不对卡多佐政府的经济政策做出重大调整的承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介人和三位总统候选人(尤其是卢拉)的承诺，使巴西金融市场上的不稳定因素逐渐消退。此外，卢拉的组阁也平息了国际投资者和西方观察人士的优虑。曾在波士顿舰队金融公司(Fleet-Boston)中任职(年薪150万美元)的恩里克·梅雷莱斯被任命为巴西央行行长，圣保罗州里贝朗普雷图市前市长安东尼奥·帕洛奇被任命为财政部长。许多人认为，这两个信奉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原理的人能够进人内阁，说明卢拉不会采取极端的左翼政策。更为重要的是，卢拉上台后并未停止偿还巴西的外债。因此，短短的几个月过去后，外国投资者对巴西的发展前景重新看好，大量外资再次流入巴西。而且，卢拉不仅没有实施国有化，反而实施了私有化。卢拉还保持了卡多佐总统的其他改革政策的连续性，同样开放市场，同样强调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积极作用。因此，有人认为，卢拉总统与其前任卡多佐总统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唯一的差异就是卢拉总统的脸上有胡子。从2004年或2005年开始，出席“世界社会论坛”的左派人士和左派组织不再把卢拉看作是穷人的总统，而是将其视为新自由主义的“帮凶”。当卢拉出现在论坛的会场时，与会者给他的不是掌声，而是蔑视他的“嘘嘘”声。

　　智利总统巴切莱特同样保持了她的前任拉戈斯总统的经济政策的连贯性。智利大学的马丁·佩雷斯教授认为，巴切莱特的经济政策与皮诺切特的政策毫无差别。众所周知，皮诺切特是彻头彻尾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的信奉者，他完全是按照“芝加哥弟子”的建议去实施经济改革的，因此智利的改革是地地道道的新自由主义改革。

　　三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立场。有人认为，对现存资本主义制度持批判态度的，试图通过改良或革命的手段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就是左派。这一定义是正确的，但并非完全适用于拉美。毋庸置疑，拉美国家的领导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有一定的认识，有时甚至也是持批评态度的。例如，2005年1月30日，查韦斯在巴西阿雷格里港参加世界社会论坛时，发表了一个著名的讲演。他说：“我越来越坚信，我们需要越来越少的资本主义，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我毫不怀疑超越资本主义的必要性。但我必须补充一点，即资本主义不会从内部超越自己。资本主义需要通过社会主义道路来实现超越。超越资本主义强权的道路在于真正的社会主义、平等和正义。”但在今天的拉美，除了古巴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以外，除了查韦斯提出要走“21世纪社会主义”道路以外，没有一个拉美国家的领导人表示要抛弃资本主义制度后转而实行社会主义。事实上，查韦斯的“21世纪社会主义”能否被确定为科学社会主义，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在界定左派的定义时，政党的性质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然而，有些政党的意识形态、纲领和路线是会发生变化的。例如，今天的巴西劳工党显然已不再是1979年成立时的劳工党了。今天的劳工党在多大程度上还能代表劳工的利益？此外，即便是同一个政治家，其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也会发生变化。例如，2006年11月当选尼加拉瓜总统的奥尔特加与他在20世纪80年代领导尼加拉瓜时，完全是判若两人。更为令人难以理解的是，阿根廷总统基什内尔与前总统梅内姆都属于正义党。而在国际媒体的报道中，梅内姆因推行轰轰烈烈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而被视为右派，而同样实施私有化、同样开放市场的基什内尔却被称作左派。

　　五、政党政治的地位在上升

　　政党政治是国家通过政党行使国家权力或干预政治的一种政治制度。在拉美，政党的作用主要是对民众进行政治动员，而这一作用的最终目的无非是为了在大选中取得有利的地位。就此而言，拉美政党的这一作用与其他国家(甚至美国和欧洲国家)并无二致。

　　拉美政党制度的起源可追溯到19世纪。在当时的拉美政治舞台上，参与竞争的仅仅是保守党和自由党两个党派，其成员主要是上层社会的权贵，妇女没有选举权，即便在成年男性中，参与选举的比率也只有5%。进入20世纪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和工人阶级觉悟的提高，政党的地位开始上升。然而，60、70年代的军事政变中断了拉美的民主化进程，许多政党被军政府定性为非法组织。因此，美国学者H.维亚尔达和H.克莱因在其1985年出版的《拉美政治与发展》一书中说：“在拉美，政党常常是少数人(充其量不过是一小撮经济寡头)组成的团体。选举并不是取得权力的唯一合法途经，因为政党本身既不强大，也缺乏组织性。我们不想贬低拉美政党的地位，因为在一些较为民主的拉美国家，政党在政治进程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而且它们是获得政府职位的主要手段。但是，我们也不能高估其重要性，因为拉美的政党一直处于权力中心的外围，而选举则不是被视为唯一的斗争场所。”

　　这种情况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后期军政权“还政于民”以来，随着民主体制的确立，选举成了党派获得权力的唯一渠道，因此政党的地位明显上升。今天，在几乎所有拉美国家，竞选都是在各党派的候选人中进行的。尽管军人干政的现象尚未彻底消失，有时甚至还有军事政变，但这毕竟是在少数国家发生的情况，并不能代表整个拉美地区的大趋势。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和厄瓜多尔的古铁雷斯很能说明问题。这两位行伍出身的政治家实际上都是通过创建政党来实现其政治抱负的。1992年2月查韦斯在发动兵变后，被军事法庭判处入狱。1994年2月出狱后，他重新组建了他于80年代初在军队内创立的“玻利瓦尔革命运动-200”，使之吸引了更多的中下层群众和退役军官。1997年7月，根据委内瑞拉法律的有关规定，该组织更名为“第五共和国运动”，成为一个正式的合法政党。在1998年的大选中，查韦斯终于击败了对手，成为一个颇受国际社会关注的领导人。2000年1月，古铁雷斯领导一些不满政府的军官和5000个印第安人示威者推翻了马瓦德总统，但古铁雷斯因此而在监狱中服刑数月。出狱后，古铁雷斯组建了名为“1月21日爱国社团”的政党。2002年年初，该党得到了厄瓜多尔最高选举委员会的正式承认。通过这一政党，古铁雷斯提出了消除腐败和减少贫困等纲领，获得了大量选民的拥护。古铁雷斯的主要竞争者是“全国行动体制革新党”候选人阿尔瓦罗·诺沃亚。他是一个经营香蕉出口业的大商人，拥有110家公司。尽管他在竞选时声称，他的当选将使厄瓜多尔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但在2002年11月24日举行的大选第二轮投票中，古铁雷斯仍以得票54%的优势获胜。

　　六、“民主疲劳症”积重难返

　　政党政治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民众参与选举的热情。诚然，最近几年，拉美国家的选举都能按部就班地进行。这至少能说明，拉美的民主化进程在平稳地发展。然而，在这一可喜现象的背后，也有一种不良的苗头，即选民对投票的兴趣在减退。例如，在2000年的秘鲁总统选举中，约50%的注册选民弃权或投了无效票。同年，在委内瑞拉的总统选举中，弃权的选民所占比重高达43%。在1998年巴西的总统选举中，弃权或投无效票的比重为48%。在2001年10月阿根廷的国会选举中，投无效票或根本不愿意参加投票的选民占42%，这是自1983年以来阿根廷实现还政于民的最低比率。在2007年12月2日举行的委内瑞拉全民公投中，投票率为56%。在巴西，有关民意测验表明，高达85%的选民认为，政治仅仅对政客有利，因此约50%的选民漠视自己的投票权利。

　　有人将拉美国家各种选举的投票率下降称作拉美国家的“民主疲劳症”。而阿根廷的一位政治分析人士则更是明确地指出，当前拉美国家的民主面临的最大危险不是军事政变，而是越来越多的选民通过不参加投票或投无效票的方式来拒绝参与民主化进程。“民主疲劳症”的主要“病因”无疑是选民对政治不感兴趣，而不感兴趣的直接原因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府官员和政党领导人的腐败司空见惯，诱发了选民的“信任危机”。20世纪90年代以来，几乎每一个拉美国家都出现过多起程度不同的腐败丑闻。2001年12月阿根廷爆发金融危机后，民众的示威活动此伏彼起。这种所谓“锅碗瓢盆的力量”攻击的目标之一，就是政府的腐败。在游行队伍中，人们高呼的口号就是“把那些官僚赶下台”。

　　第二，选民普遍对近几年的民主进程不满意。2000年的一项民意测验表明，在拉美，只有25%的被调查者对民主感到满意。80年代中期的这一比重为37%.同一民意测验还表明，76%的人相信教会，70%相信电视上的报道，42%相信军队的作用，而相信政党的只有20%.

　　第三，90年代以来的经济改革虽然成绩显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但收入分配不公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更加恶化，贫困问题也依然没有得到解决，社会治安也日益恶化。

　　第四，一些政党内部的“自相残杀”也损害了这些党在民众心目中的威望。如在阿根廷，现任总统杜阿尔德与前总统梅内姆均属正义党，杜阿尔德而且还在梅内姆当政期间任副总统。按理说，在国家陷人危机后，这两人应该同心同德，共渡难关。但梅内姆在2002年1月9日接受智利《商报》的采访时说，杜阿尔德总统“不称职”，梅内姆还批评杜阿尔德的经济政策是“极其坏的”，认为新政府放弃1比索=1美元的兑换计划将导致经济不稳定，“使阿根廷在世界经济中的参与迅速消失，使阿根廷自我封闭，也会使阿根廷倒退40年。”

　　“民主疲劳症”不仅反映在投票率低这一事实上，而且还体现在民众对政治体制的失望之中。拉美晴雨计公司(La Corporacion Latinobarometro)所做的民意测验表明，拉美人对其国家的民主状况并不非常满意。许多人甚至认为，只要能解决其面临的问题，他们可以不要民主政府，宁愿选择独裁政府。下表是拉美晴雨计公司和世界经济论坛所做的民意测验的结果。从中可以看出，拉美人对立法机关的信任度很低。厄瓜多尔尤为引人瞩目。如在1996-2004年，只有13.3%的受访者信任国会，在2004年，这一百分比仅为8.3%.

　　表：对国会的信任度（略）

　　七、影响拉美政治发展前景的若干因素

　　影响拉美政治发展前景的因素很多，其中比较关键的是能否遏制腐败，能否使军队成为政治发展进程的“稳定器”，能否解决社会问题。

　　(一)腐败问题

　　拉美是世界上腐败问题较为严重的地区。根据国际透明组织的“2007年腐败认知指数”(CPI)，排在世界前30名的国家只有4个(智利、巴巴多斯、圣卢西亚和乌拉圭)，10个国家在第100名之后，海地的排名在世界上倒数第二，成为拉美最腐败的国家。拉美的腐败问题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许多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被认为是腐败分子。(2)政府部门中的高级官员和普通工作人员以权谋私的现象十分普遍。(3)执法部门和司法部门中的腐败同样很严重。严重的腐败问题已损害了许多拉美国家的政局稳定。因此，拉美国家应该采取有效的措施，遏制腐败，恢复选民对政治民主制度的信心。

　　(二)军队问题

　　自古以来，拉美军人始终是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西班牙人用武力摧毁了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后，西班牙王室将新大陆的大量土地、贵金属和其他一些财富赐予军人。因此，在西属殖民地，军人拥有一种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而在北美洲，殖民者主要是一般意义上的平民百姓。在拉美独立战争期间，玻利瓦尔和圣马丁这样的军人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也有一些被称作考迪罗(Caudillo)的人，却在独立战争中自组军队，称雄一方，成为某个地区的非正规军首领。独立战争后，考迪罗涉足政治舞台，成为独领风骚的“首领”。今天，在许多拉美国家的首都，纪念民族英雄的雕塑随处可见。而这些民族英雄主要是军人。他们或骑在战马上，或手持战刀，威风凛凛，蔚为壮观。在英美，文人政治家能有效地控制军队。但在拉美，军队是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军队能控制文人政治家。美国学者E.B.伯恩斯甚至认为，拉美的军人能够决定国家的命运。

　　(三)杜会问题

　　拉美的社会问题非常突出。根据一些国际机构的计算，拉美的穷人约占总人口的38%。这些被称作“金山上的乞丐”或长期失业，或只能在工资报酬少、劳动条件差的非正规部门中谋生。他们虽然能得到一些政府的救济金，但其生活水平总是得不到明显的提高。拉美的贫困问题与收入分配息息相关。拉美是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地区。在许多拉美国家，占总人口10%的富人获得的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40%以上，而占总人口20%的穷人所占的比重不足5%。在一些拉美国家，基尼系数高达0.6。贫富悬殊和收入分配不公导致社会治安不断恶化。富人因拥有大量财富而成为偷窃、抢劫和绑架的目标，因此他们不得不通过雇佣保镖或为自己的家庭财产安装防盗设施来减少风险。相比之下，低收人者因无力采取防范措施而面临更大的风险。墨西哥的恰帕斯危机和巴西的无地农民运动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严重的社会问题已影响了拉美国家的政局稳定。因此，在推动政治发展的过程中，拉美国家必须努力解决社会问题。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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