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桅：美国亚太秩序观的新变化及其面临的挑战

　　[摘要]随着所谓“亚太世纪”的出现，美国的全球利益和战略重点不断“东移”，原有的以安全－贸易交易为主轴的“辐辏”结构面临着中国、印度崛起以及地区一体化迅速发展的挑战。为安抚亚太盟友，瓦解地区一体化形成排斥或削弱美国主导权的倾向，美国提出对亚洲的“再确认”战略，确立了基于共同战略、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的亚太三环外交体系，形成了以伞型结构为特征的新亚太秩序观。美国的新亚太秩序观既具有动态性、复合性、开放性，也面临着经济与安全、地区化与全球化、多边与双边等矛盾和挑战。

　　[关键词]亚太秩序；
辐辏体制；
再确认战略；
伞型结构

　　美国与亚太地区关系是美国研究亚太国际关系的热门话题。冷战结束以来，国内学术界代表性研究视角有三：一是美国的亚太战略及其框架下的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等，主要采取传统安全研究和纵向比较分析；
[1]二是美国与亚洲合作，主要选取双边关系和政治经济学视角；
[2]三是美国与亚太秩序，主要选取安全视角，并越来越多地注入了经贸内涵。[3]

　　近年来，随着所谓“亚太世纪”的到来，美国领导人一再表示，“日益快速发展的全球化重心东移至亚洲”。美国明显提升了亚太在其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奥巴马政府运作不久，希拉里国务卿首访选择亚洲，打破了多年来“先欧后亚”的惯例。在亚洲之行前夕于美国亚洲协会发表的讲话中，希拉里称“我希望通过我以国务卿身份首先访问亚洲来表明，我们需要太平洋彼岸的强大伙伴，就如同我们需要大西洋彼岸的强大伙伴一样。我们毕竟既是一个跨大西洋大国，也是一个跨太平洋大国。”[4]从消极方面讲，美国的战略重点随着美国利益的“东移”而“东移”，美国的军事部署也急遽向亚太地区倾斜，两艘航空母舰、一半以上的战略核潜艇聚集在亚太地区，战略任务更从反恐、防扩散，到防范中国、对付亚太地区不受美国左右的安全一体化进程。综合积极和消极两方面因素，美国的亚太秩序观日益折射出美国未来全球霸权秩序观的内涵。

　　一

　　美国的利益遍布东亚每一个角落，并为此建立了维护其战略利益的正式或非正式制度安排。[5]美国的传统亚太秩序是以美国为核心的“辐辏”(Hub and Spokes) 结构，即以美国主导和美与日、韩、澳、菲、泰等国的双边安全联盟为核心，包括美军在东亚的军事前沿部署和远程投放力量“准入”机制在内的地区安全秩序。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形象地将这种自由主义的霸权秩序描述为“东亚国家出口商品到美国市场，美国出口安全到东亚”[6]。这种秩序，着眼于安全结构，应对于所谓的“共同威胁”，以双边同盟为辐，以美国霸权为辏，同时实现美国提供安全和市场准入、盟国提供美国前沿军事部署和战略伙伴的“共赢”局面。

　　冷战结束以后，这种亚太秩序不仅没有解体，反而随着美国重新修订《美日防卫指针》等有所调整和强化。然而，传统的“辐辏”结构是美国整合亚洲盟国以应对共同威胁为出发点，以亚洲国家承认“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换取美国容忍来自亚洲，尤其是东亚盟友的大量贸易逆差为逻辑的。但是，“9·11事件”后，美国的威胁观重新校正，中国、朝鲜，一定程度上包括远东地区的俄罗斯等传统威胁对象让位于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非传统威胁；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威胁观再次调整。今年2月份出台的美国情报委员会《2009年度威胁评估报告》指出，全球经济危机及其引发的不稳定已超过恐怖主义成为美国面临的头号威胁。这是美国调整亚太秩序观的重要前提，也是影响美国亚太秩序观的第一要素。

　　影响美国亚太秩序观的第二要素是资本、商品流向和规则变化。从资本流向来看，中国、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家；
东亚国家与美国的关系，成为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现在，跨太平洋贸易已超过跨大西洋贸易，使多个世纪以来的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2007年时美国同太平洋彼岸的商品贸易额就达到一万亿美元，四分之一的美国贸易来自东亚地区。这种趋势还在加速。东亚已成为美国跨国公司收益的主要来源。种种情形改变了美国与亚洲的传统经济、安全联系，其亚太秩序观的调整，就是这种客观现实的反映。

　　第三，朝鲜核问题，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制，挑战了“美国治下”的亚太和平秩序。中国积极推动旨在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美国对中国的安全认知。

　　因此，美国亚太安全与经济秩序，已经很难通过“辐辏”结构合二为一，而是更具动态性、复合性和开放性——现在是以双边同盟为基础，以美国主导的复合安全体为架构，基于共同利益与价值观下开放、广泛的联盟体系；
以美澳、美新、美韩、美日自由贸易协议为基础的亚洲新兴自由贸易区网络，以APEC 为平台，对抗中国所鼓励的以10＋3 为基础的秩序。对此，伊肯伯里总结指出，“安全、经济、政治看来都指向未来的地区秩序并超越辐辏逻辑”[7]。

　　二

　　美国亚太秩序观的调整涉及三个核心问题：

　　第一，如何对待新旧机制。

　　先说旧机制，包括双边同盟机制和已经存在的亚太多边机制，美国对双边同盟体系的主要思路是通过促成传统同盟的转型和强化，使之网络化，应对越来越广泛的威胁。从失败国家、恐怖主义、武器扩散和气候变化等问题出发，同时推进在亚洲等地的共同价值观建设，尤其是同澳大利亚确立新的全球安全议程，将美日、美韩同盟发展为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战略平台。为此提高日本在国际事务中作用，使美日同盟亚太化乃至全球化；
将美韩同盟发展为面向21世纪的战略同盟关系，功能超越朝鲜半岛，美韩合作由传统的外交和安全领域扩大到环境、经济、能源、科技、地区及全球问题等领域。美国对现有亚太多边机制的思路是通过扩大其成员、深化功能，使之更好地发挥作用，比如将APEC组织从传统的经济领域拓展到政治和反恐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同时将地区大国，尤其是新兴大国纳入全球多边机制，如将中国纳入国际能源机构（IEA）、印度纳入国际核不扩散机制、支持日本“入常”，以达到塑造亚太新秩序的目的。再说新机制。对于一些非美国倡导的，如东亚峰会等，美国的目标是确保其开放、不排斥美国（美国的卷入）和相互安全。[8]同时，美国倡议三种新机制：美韩自由贸易协定（FTA）、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和在六方会谈基础上建立的东北亚安全机制（NAPSM）。美国已经与澳大利亚、新加坡等14 个国家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
与东盟签署《贸易与投资框架安排》，并酝酿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与马来西亚谈判自由贸易协定；
与越南谈判一项双边投资协议；
期待着恢复与泰国的贸易谈判。美国支持亚太自由贸易区构想，认为这将有助于撤销该整个地区的贸易壁垒。此外，美国还酝酿由美、中、日、俄、印、澳、韩和东盟（一国或一方）组成八国集团（A-G8），在领导人层次讨论亚太地区面临的重大政治、安全、经济等问题；
提出“亚太民主伙伴计划”；
支持中美日三边对话。

　　第二，如何协调双边与多边。

　　战后以来，美国的传统亚太秩序观强调以双边同盟为主轴，对亚太地区日益发展的多边机制，美国最本能的反应是忽视和架空。上任美国总统布什和国务卿赖斯多次缺席东盟地区论坛（ARF）领导人峰会，就是明证，被批评为有意忽视亚洲。表面原因是美国战略重点在中东，为伊拉克、阿富汗和伊朗问题头痛，深层原因是在不能主导其议程的情形下，希望架空完全由亚洲国家自发创立的地区安全组织，乘势培育更能维护美国利益目标的安全机制。布什政府第二任期，一改第一任期的单边主义作风，开始重视起多边外交；
并且针对忽视亚洲的批评，提出“再确认”（Re-assurance）战略，[9]即再确认亚太的重要战略地位，再确认美国在亚太的全方位承诺，再确认以现实主义为核心的亚太政策等。国防部长、国务卿和总统2008年夏天密集访问亚洲，落实这一“再确认”战略。由此也反映在美国对亚太秩序走向的评估上。正如国防部长盖茨所言：“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几十年中，亚洲的安全建构大都呈‘毂辐状’，即以美国为轴心，同时有着与美国结成双边联盟、但彼此之间却不一定有多少合作的其他国家。今后，我们愿意看到在我们的盟国和安全伙伴之间有更多合作——使多边关系多于毂辐关系。这并不意味着要削弱我们的双边联系，而是通过增加多边合作（如美日澳三边安全对话）来加强安全。”[10]因此，从结构与功能角度如何协调双边与多边，成为观察美国新亚太秩序观的重要层面。

　　第三，如何对待新朋旧友。

　　首先，通过传统双边同盟关系转型和引入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或导弹防御计划等新机制强化旧友。2008年8月7日，布什总统在泰国曼谷就美国与亚太国家和地区的关系发表讲话指出，“建立有信心的、目标明确的同盟关系是促进亚洲和平与繁荣的最佳途径。美国在亚洲与五个国家签订了同盟条约。我们认真对待每一项同盟关系，并为之提供有力的支持。我们与澳大利亚签订了一项深化防卫贸易合作的新条约。我们帮助菲律宾提高军事能力。我们加强了泰国的安全计划。在韩国，我们正在把部队调出城市和城镇，部署到战略上更有效的位置，以此改善我们的军力态势。为加强与日本的密切盟国关系，我们推出新的导弹防御计划，通过改变我们的军力态势保持强有力的地位，维护了太平洋地区的和平。”[11]

　　其次，通过培育新的增长点争取新友。典型的例子是强化与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印尼的关系，通过经济、军事合作、人文交流和对外援助使之成为样板，以改善美国与穆斯林世界关系，同时通过与印尼关系强化与东盟整体关系。

　　再次，通过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孤立朝鲜和缅甸等极少数宿敌，消除其现实安全威胁。但不再强调“政权更迭”，而是通过多边机制和地区组织进行规制。如通过东盟的作用来“结束缅甸的独裁统治”；
或通过新机制，如六方会谈来消除朝鲜威胁，转化和规范其行为。最后，通过国际机制和国际热点问题塑造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随着金融危机不断蔓延和全球性挑战日益凸出，国务卿希拉里公开宣称中美关系已发展为“同舟共济”的局面。美国领导人强调亚洲的繁荣稳定需要中美两国共同参与，以确保亚洲继续担当全球经济增长重要“引擎”的角色，敦促中国超越狭隘的国家利益，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和建设性的力量。

　　对待亚太地区新旧体制和新朋旧友的举措，充分揭示出美国的三层目标与关切：第一，应对新兴大国崛起威胁和挑战。由于担心中国崛起挑战美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分化美国与亚太国家关系，挑战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软实力，美国主张“将新兴的亚洲大国纳入国际体系，同时也要求它们在重大国际问题上承担领导作用”。第二，应对全球性挑战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正如希拉里国务卿前往亚洲时指出的，“我前往亚洲，准备带去美国希望做出更有力和更坚定的承诺和接触的信息；
准备与亚洲领导人进行合作，解决对太平洋地区和对任何其他地区具有同样威胁的经济危机；
准备加强我们的传统伙伴关系和同盟关系，同时深化与所有国家的关系；
准备帮助防止核武器在亚洲的扩散；
准备扩大我们的共同努力，应对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大规模流行病和贫富不均等21世纪的挑战。”[12]第三，加强地区合作，把握繁荣和增长的新机会。概括起来，美国的亚太秩序存在基于共同战略、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的三环：

　　一、基于共同战略目标的条约同盟。主要是美国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的条约同盟，其中与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同盟分别被美国视为其亚太安全战略的北锚和南锚，尤其是与日本的同盟更是被美国当作其东亚战略基石。在强调美日同盟作为美国亚洲战略核心的同时，丰富双边同盟内涵，使之不再是一个基于共同威胁的单一性联盟，而应发展成为基于共同利益与价值观的更为开放和广泛的联盟。

　　二、基于共同价值观的安全伙伴。除了传统的泰国、菲律宾外，小布什时期拓展至印度、印尼、蒙古等国，并建立了新的亚太民主伙伴关系（Asia Pacific Democracy Partnership），并视之为该地区以促进亚洲民主价值观和民主机制为唯一目标的唯一组织。2008年7月28日，前副国务卿内格罗蓬特在布鲁金斯学会就美国亚洲政策发表讲话时指出：“我们的传统亚太同盟现在也支持应对全球挑战的努力，并增进我们在亚洲及伊拉克、阿富汗等地的价值观。”[13]三、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关系，尤其与中国关系。美国努力发展与中国更富有建设性的、更默契的伙伴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强调“即使没有共同价值观作为根基，也往往能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此外，还包括与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尼等东盟核心国家日益密切的安全合作关系。这种三环亚太秩序机制，印证了美国的三种角色。正如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在参加第七届香格里拉对话时所言，“美国在亚洲扮演多重角色：作为同盟者、伙伴和朋友；
作为日常的海外部署；
作为本地区固有的大国；
以及作为一支服务于救灾和其他各种非军事性需要的具有专业精神与能力的力量。”[14]

　　总之，美国的新亚太秩序是一种伞型结构：美国位于伞尖，美日同盟是伞柄，美韩、美澳、美新、美印、美中为伞骨，基于共同战略、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的三环机制为伞边、经济贸易投资网为伞布，遮挡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通过这一结构，美国旨在强化双边同盟，全面发展与地区国家关系，引导区域合作发展方向，影响地区议程设置范围、推进速度，掌控地区格局走向，巩固美国“一超”地位。

　　三

　　当然，美国亚太观是从属于其全球战略构想的，目的是通过对亚太安全事务的全面参与，建立一个“稳定、繁荣和民主的亚太共同体”。然而，美国亚太秩序观面临以下诸多挑战，试图建立美国主导的新型亚太秩序可能会遇到种种阻力：

　　首先，美国战略受挫于中东，再加上经济全球化日新月异的发展，使得美国的国际地位相对下降、全球霸权相对衰落。美国的亚太政策受制于此，产生美国无力推动亚太秩序构建和亚太盟国与美国战略需求不协调的局面。美国与其亚太盟友的战略目标、轻重缓急的不协调导致了同盟的离心倾向。

　　其次，经济与安全的矛盾，即经济多极化和“美国治下的和平”两者的矛盾。美国的亚太战略要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亚洲区域整合和客观上导致排斥美国影响的局面。传统“辐辏”体系正在制造经济全球化和安全地区化之间的矛盾。以往该体系防范的中国，如今成为美国最主要的贸易、投资伙伴——对中美两国经济利益攸关的形象说法是“G2”和“Chimeria”。这动摇了传统的“辐辏”体系逻辑基础。因此，美国通过塑造新的威胁观，按照安全逻辑本身在改造、强化与亚太国家的双边与多边安全体系。

　　第三，多边安全机制、双边对话磋商机制、地区性和次区域性安排，增强了亚洲国家的自主性和地区意识，对美国主导的亚太秩序形成越来越多的挑战。即便在长期“政冷经热”的中日关系中，也建立起战略互惠关系和高层经济对话机制，就是明证。中国提出的“和谐亚太”观念，比美国主导的亚太秩序观，将更能赢得民心。针对这种趋势，美国的做法是在亚太多边合作机制中塞进其代言人和价值观，并极力避免排斥美国的地区安排。换言之，就是通过“自由联盟”，争夺多边合作的领导权。

　　第四，全球化与地区一体化的矛盾，在亚太地区也得到了深刻体现。长期以来，美国被认为是全球化的主要发动机和最大受益者。但近年来，美国作为全球化的发动机动力不足，新兴市场成为更强劲的发动机，且美国国内越来越关照全球化的相对收益，认为全球化更有利于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美国付出的代价过高，得不偿失，贸易保护主义和政治保守主义有所抬头。为此，美国对亚太地区一体化的态度是设法引导它填补美国引领全球化动力不足的矛盾；
亚太自由贸易区与全球贸易体系的链接因此成为美国政府应对亚太地区一体化的重要设想。因此，美国的亚太秩序观，既有积极塑造的一面，也有被动应对的一面。后者尤其体现在近年美国陷入“伊拉克/阿富汗泥潭”，面对蓬勃发展的亚太区域合作，不得不密切关注、主动出招。比如，2006年11月份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APEC）上布什总统提出在APEC 框架下建立包括21 个国家和地区成员在内的“亚太自贸区”构想。美国的目的并非只是实现贸易自由化，而是介入东亚经济合作，摆脱目前游离于东亚地区合作机制之外的困境，进而主导东亚和亚太经济合作的未来，塑造以美国为中心的亚太地区新秩序。

　　有分析指出，东亚地区多边合作对美国在东亚构建并努力维持的双边同盟体系是个挑战，它会影响美国在本地区充当“离岸平衡手”的角色，也为自己制造一个对手（东亚地区行为体）。一位美国学者就指出，“东亚地区主义对美国的对外政策构成了挑战”[15]。因为美国要在世界上建立自己领导的世界新秩序，不允许任何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对自己提出挑战。地区经济一体化也会造成东亚和美国的相互竞争关系。此外，东亚地区一体化也会损害美国在本地区构建的双边军事同盟体系。尤其是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一些官员十分担心东亚区域合作进程，可能导致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国家集团。[16]美国对东亚地区合作因而不太积极。

　　但随着东亚地区多边合作的深入发展，美国的态度似乎也在发生一些变化。比如，一些美国战略分析人士就提出，“美国应该大力支持东亚地区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包括最终建立东亚共同体。……但是，我们应该坚持把东亚看作一个全球性的或者跨太平洋的伙伴，东亚合作的深化必须符合国际自由经济秩序的基本原则，包括要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相吻合。我们也应该明确表明，美国将继续深深地介入该地区事务之中，发展紧密的双边关系，承担安全义务，与所有现存的东亚地区组织进行经常性的交往。”[17]

　　四

　　就其本质而言，美国的亚太秩序观是美国国家性的折射，同时也是时代性的写照。

　　拿国家性来说，突出体现在美国传统外交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

　　1、历史记忆：美国对亚太秩序的看法深刻受到“门户开放”和“门罗主义”思想的影响。这就是，美国始终强调自己是亚太国家，亚太秩序应该遵循“门户开放”的原则，反对任何排斥美国或削弱美国盟友体系的秩序建设，担心亚太一体化建设会导致亚洲版本“门罗主义”的出现。

　　2、现实利益：“American business is business”（“美国人的事情就是做生意”）。这句美国谚语，充分揭示了美国作为海洋国家对亚太商业利益的追逐。因此，美国的亚太秩序观是与美国作为海权霸主地位及其商业利益密不可分的。作为海洋型国家，美国的海洋思维充分体现在美国对海上通道安全的钟情，对开放、自由贸易的亲睐上。美国式亚太秩序的伞型分布，充分揭示了这一原则。

　　3、未来诉求：太平洋，作为美国全球霸权之最重要的一翼，是联接亚太国家的载体。美国一定会利用这一载体，影响亚太秩序的发展方向，推广其价值观念。美国的霸权思维是阻碍亚太地区经济与安全一体化发展的主要外部因素。

　　美国领导人就亚洲政策和亚洲安全的讲话也充分揭示上述思维逻辑。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在参加第七届香格里拉对话时说：“世界上这一地区的繁荣——一种刺激亚洲新兴国家国防能力增强的繁荣——的基础在于尊重国际准则及在追求实现各自的日程时承担保护共同资源的责任” 。他说，全球化使大家在近几十年内共同受益于财富增长，而这项成就的基础有赖于开放——贸易开放、思想开放、以及海上、太空或网络空间等共同领域的开放。美国亚洲政策的常数内容，例如：战略准入、自由经商和通航、不受任何“霸权势力或联盟”控制等，不随总统更迭而变。盖茨指出：“美国在亚洲的地位有赖于长期利益和根深蒂固的关于美国本质的观念。自19 世纪以来，美国从其太平洋海岸向外发展，现已在亚洲确立了文化、经济、教育、地理、历史和政治上的存在。”[18]

　　再说时代性。亚洲国家对美国经济的依赖，尚未脱钩，这是美国影响乃至左右亚太秩序建设的核心；
亚太地区的安全一体化建设的滞后又为美国海上强权提供了立足点。东亚国家成为美元财富的最主要持有者。而这与美元全球霸权密切相关。亚太国家对美国贸易结构也是全球化发展的结果。在亚太地区追求的利益目标，美国更多的是通过亚太联盟结构调整、转型（如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来实现和拓展，这既为继续控制这些盟友，同时为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具体做法是，通过亚太机制参与引导新规则的创建和规避地区一体化发展对美国霸权的风险，或完全新创理念，如防扩散安全倡议（PSI）、地区海上安全倡议（RMSI）、美日澳三边安全对话（TSD）乃至“亚洲版北约”等，以达到“对冲”亚洲国家内部倡导的地区合作机制如东亚峰会等的目的。

　　奥巴马政府上台不久，提出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并重的“两洋战略”，重点应对中东到南亚的不稳定弧，强调国家安全的三D──防务（defense）、外交（diplomacy）和发展（development）。对于美国亚太秩序观的未来变化，有三个方面有待观察：一、奥巴马政府以“变革”姿态上台，全球战略与亚太秩序观在求变创新，但是面对严峻的经济局面和阿富汗战争等挑战，外交姿态在变，但政策实质能变多少是个未知数。二、奥巴马外交安全团队没有组成，负责亚太事务的副国务卿和助理国务卿及帮办人选待定，具体政策操作起来变数较大，外交安全团队的协调也是问题。三、亚太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友、主要伙伴和对手，如何策应、配合或回击美国的“变”，也是个未知数。从效果上必然也会影响到奥巴马政府亚太战略。只有到美国奥巴马政府首份国家安全战略出台，才会明朗。

　　总体趋势是，美国的亚太秩序观日益与其全球秩序观密切相连，并成为变革的重点地区。正如国务卿希拉里所阐述的：“美国如何致力于外交和发展的新时代，运用巧实力（smartpower），与长期的同盟及新兴国家共同努力，寻求解决全球性共同问题的地区和全球方案。美国不能单独解决世界问题，而世界没有美国也不能解决问题。鉴于当今国际现实，我们的外交政策不能再仅仅是逐个针对各个国家或仅仅是将世界分成各个地区。通过巧实力，我们将谋求建立能超越地域和政治疆界的伙伴合作关系。”[19]

　　注释：

　　[1]代表性著作有：吴心伯：《太平洋上不太平——后冷战时代的美国亚太安全战略》，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陈舟：《美国的安全战略与东亚》，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
王玮：《美国对亚太政策的演变：1776－1995》，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代表性著作有：吴金平、陈奕平、秦珊主编：《美国与东亚合作》，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3]代表性著作有：曹云华：《探究亚太新秩序》，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
吴心伯：“美国与东亚一体化”，载《国际问题研究》2007年第5期。

　　[4]“克林顿国务卿在亚洲之行前夕发表讲话”，载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美国参考》2009年2月13日。

　　[5]Dennis C. Blair and John T. Hanley, Jr., “From Wheels to Webs: Reconstructing Asia-Pacific SecurityArrangement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24, No.1, Winter 2001, pp. 7-17.[6]G. John Ikenberry, “American Hegemony and East Asian Order”,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Affairs, vol. 58, No. 3, 2004, p.353.

　　[7]Ibid.

　　[8]John D. Negroponte, “U.S. Policy in Asia: Meeting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e BrookingsInstitution, July 28, 2008.

　　[9]Ralph A Cossa, “Gates ‘Reassures’ Asia”, CSIS Publication - PacNet #31 June 4, 2008. Seehttp://www.csis.org/media/csis/pubs/pac0831.pdf

　　[10]“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在印尼发表演讲谈东亚安全”，载《美国参考》2008年2月25日。

　　[11]“布什总统在泰国曼谷的讲话”，载《美国参考》2008年8月7日。

　　[12]“克林顿国务卿在亚洲之行前夕发表讲话”。

　　[13]John D. Negroponte, “U.S. Policy in Asia: Meeting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e BrookingsInstitution, July 28, 2008.

　　[14]“美国通过东亚同盟关系增强地区安全”，载《美国参考》2008年6月2日。

　　[15]Ellen L. Frost, “U. S. Policy Responses to East Asian Regionalism”, in Zhang Yunling, ed, Emerging EastAsian Regionalism: Trend and Response, Beijing: World Affairs Press, 2005, p.333.

　　[16]张小明：“美国与东亚国际体系的变迁”，载《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2期。

　　[17]Morton Abramowitz and Stephen Bosworth, Chasing the Sun: Rethinking East Asian Policy, New York:Century Foundation Press, 2006, p. 136.

　　[18]“美国通过东亚同盟关系增强地区安全”。

　　[19]“克林顿国务卿在亚洲之行前夕发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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