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刚：官员财产申报立法的意识形态障碍

　　提要：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最有效最廉价的反腐办法，也是贪官硕鼠最害怕的反腐利器。在我国实行此制除官员自身的阻碍外，还有意识形态的障碍，财产公示会使干部普遍的隐性特权暴露于阳光下，动摇执政党的合法性。若能破除意识形态禁锢，推行阳光法案，与所有贪官划清界限，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将取信于民，并可能由此启动政治体制改革。

　　在我国关于官员财产申报制的议论已经有二十多年了，记得二十年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长陈希同，曾手持喇叭筒向天安门广场高喊打倒“官倒”的学生群众说，他愿意带头公布自己私人财产，当时的媒体也作了报道。

　　然而二十年过去了，官员财产申报在中囯大陆仍只是试点，那位信誓旦旦地愿带头公布财产的陈希同市长，还有与其地位相寽的中共中央政冶局委员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良宇，都因贪渎锒铛入狱，还有一大批高官相继落马。

　　“二陈”等大批贪腐高官落马说明执政党的确下了大决心惩治腐败，釆取了相当多有力措施对付腐败贪官，反腐机构有纪委、监察部，又增加了“预防腐败局”，中组部和中纪委还不定期向下派“巡视组”，有如古时的钦差大臣。此外，隐蔽战线的囯安局也加入到反腐行列，人们熟知的沈阳市“慕马案”，就是隐蔽战线首先侦破的。

　　不能说我国众多的反腐机关都无成效，累累硕果是有目共赌。但改革时代贪官太多且手段隐秘，而我国的反腐制度和办法包括隐蔽战线的“特务”监察，应该说还相当落后，机构太多，成本太高，效率低下，养了大批纪检干部，却也出现过反腐书记带头搞腐败的事例。

　　世界范围的反腐经验证明，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最有效最廉价的反腐办法，被称为阳光法案，是现代民主监督。世界各主要大国领袖，包括美国总统布什、奥巴马，俄国总理普京等，及我国香港特首、台湾领导人马英九及凡与权力沾边的各级长官、公务员，都依法申报并公开了自己家族的财产，接受公众监督。而号称具有“先进性”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执政团队，却拖拖拉拉左推右闪至今未釆用这一现代先进的反腐办法。

　　阻力来自自身，据调查有97%的官员表示反对公示私人财产，有省级高官甚至反问“老百姓为什么不公布财产”？然而，从1987年11月政府高层开始议论从法律上探讨财产公示开始，多年来面对巨大社会压力，面对官场腐败越来越猖獗，国库被掏空的严峻局势，我认为最高当局还是有心推行官员财产公示的，有过多次表态和试点。但为什么迁延不决呢？除人们谈论很多的官僚体制自身的阻力外，还有一项阻碍，人们注意不够，这就是意识形态的阻碍。

　　对于掌控大局力求稳定的最高执政当局来讲，实行财产申报若只是使贪官现原形显然不足惜，但是，没有贪腐行为而其本人特别是其亲戚子女数额巨大的合法收入，还有隐蔽特权等，若暴露在阳光之下，将会产生颠覆性影响。我国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早有报道说中国新起亿万富豪有相当大的比例是高干子弟或与权力有关系的人。而几乎所有当官的其合法收入也大大高于普通工人农民。马克思列宁都曾论述过无产阶级掌政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不能超过熟练工人的水平，然这种高调在现实中行不通，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中国或前苏联东欧，干部官僚特权都相当严重普遍，讲究级别，工资待遇等差很大。也正因为如此，所有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均没有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苏联崩溃后，新生的俄罗斯反而很快实行了官员财产申报，越南在革新开放后走在中国前头也要试行官员财产申报制。

　　共产党国家都非常讲究意识形态，讲究党的光辉形象，搞封闭垄断性的宣传灌输。干部官员公示个人财产，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其对党的威信、合法性的损害都是无可估量的。苏联勃烈日涅夫时代官场十分腐败，但克格勃头子安德罗波夫却是一位正直的改革人士，1980年他暗中安排副手谢苗·茨维贡将军，动用克格勃隐蔽战线力量，搞了一次反腐化调查，从马戏演员布里亚季亚家中，搜查出一大批钻石等贵重物品，布里亚季亚是勃烈日涅夫女儿加琳娜·邱尔巴诺娃的情人，招供钻石是加琳娜的。事情很快就在社会上传开了，克格勃又査出加琳娜在国外有大量存款，但长期主管意识形态以正统马列理论家自居的中央书记苏斯洛夫，竟不顾身患重病，亲自出面指挥掩盖勃烈日涅夫家族的丑闻。苏斯洛夫狠狠教训了克格勃副主席茨维贡，批评他毫不顾忌党的形象，竟搞到总书记头上来了，下旨不许逮捕布里亚季亚。刚正的茨维贡将军难以忍受，于1981年1月19日开枪自杀以示抗议。

　　1982年11月勃烈日涅夫去世，由安德罗波夫继任苏共总书记，他一上台就大抓反腐败，把加琳娜·邱尔巴诺娃夫妇及其情人等腐败分子统统抓起来。他说：“惩治腐败不需要任何投资，而效果收益却是最大的！”虽利用克格勃力量对付国内贪官，加大力度反腐败，但并没有考虑官员财产申报制，没有在反腐败制度建设上做出什么创新。一年后安德罗波夫去世，加琳娜夫妇又从流放地堪察加半岛回到了莫斯科。上上下下的干部官僚腐败和意识形态的刻意掩盖，把若大一个苏联给耗尽腐蚀毁掉了，以致亡党亡国后并没有多少苏联人真正感到痛惜。

　　中国的改革开放亦可谓是救党救国举措，苏联垮台再走苏式路子已行不通，与时俱进搞市场经济，其实质就是突破苏联模式马列主义，先经济后政治。但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腐败问题却日益严重，意识形态危机也日益突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換句话也可以说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理论，且似乎更加贴切，其特点就是官僚权贵资本主义，而不是规范法制化的自由市场经济，其间充斥了太多的不公正。

　　然而官僚特权毕竟还是隐性的，民间的不满被强力压制，若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权贵的资产，社会的不公，都将赤裸裸地呈现，其受冲击最大的就是那套僵化的意识形态说教。台湾马英九以清廉著称，但申报个人资产尚有几千万元，供两个女儿在美国读书，这在大陆，恐怕就不符合共产党人意识形态说教的标准。中共领导人若公示有家财千万，将如何在政坛立足？——这就是我所说的官员财产申报制的意识形态障碍。

　　不怕公示财产使腐败贪官现原形，却害怕公示财产会使普遍的隐性的干部官僚特权暴露于阳光下，动摇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怕在道义上“站不住”。人们不禁会问，普遍的等级特权难道是社会主义，马列主义到那儿去了？我家乡江西南昌市就由政府出资在美丽的青山湖畔为每一位退体离体的副省级以上老干部修了一套价值500万元以上的别墅，还专门为他们修了一条公路隧道。这还只是公开的，不公开的呢？

　　高调意识形态使执政当局难以对自身行为自圆其说，也成了中国改革的拦路虎，使包括官员财产申报制在内的诸多政治改革难以推行。毕竟官员财产申报是资本主义西方国家发明的，共产党人自称有“先进性”，先进在那里呢？普遍的特权、贪腐是先进吗？况且至今尚没有任何一个苏式社会主义国家推行过官员财产申报立法，中国要走这一步，体制內的阻力可想而知。意识形态若不松动，在中国要推行政治体制改革是相当困难的，而且充满风险。事实早已证明，高调的“主义”在现实中并无价值也无效用，且已遭到全球性失败，今后也不会有任何前景前途。那“一声炮响”从苏俄传来的“主义”，连俄国人自己也永远地抛弃了，我们还有什么可顾惜呢？

　　所以我一直认为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获得初步成功后，必须适时进行意识形态的创新改革，进一步解放思想，搬走拦路虎，政治体制改革也就可讨论可设计了。就拿官员财产申报制来说，如果抛弃马列关于干部工资不超过熟练工人的说教，高薪养廉，把隐蔽的特权公开为合法的收入，少数中国行政精英高干也能象马英九那样挺起胸膛当廉洁的千万富翁，也就不怕官员财产申报了。

　　鉴于我国官场日益腐败的严峻形势，官员财产申报制立法不能再拖延不决了！这里讲一案例来说明官员财产公示的迫切必要性，2008年1月14日，重庆市南岸区铜元局派出所接到一位住户报警求助，称楼上房屋严重漏水，该屋业主长期不在，警方撬开房门与物管处理漏水时，在卫生间发现有8纸箱总计939万元钞票。后查明业主晏大彬是重庆东面贫困的巫山县交通局局长，从2001年到2007年晏在巫山长江大桥及该县各公路建设项目中，层层捞钱，共63次接受建筑承包商送钱2226万元，相当于巫山县年财政收入的20%强。其中一次周松在路边用两个麻袋装了150万元送给晏局长。晏用943万元购买7处房产，其中包括1座联排别墅和1处商铺。晏大彬的巨额财产与其工资收入太不成比例，有7处显眼的房产及6年任上63次受贿，居然纪检监察部门没有丝毫察觉，也可能晏大彬收买了纪检官员。以晏贫困县一个小局长，却能贪污受贿全县年财政5分之1的钱财，若非一偶然漏水事故，他可能仍逍遥法外。

　　晏大彬这样的贪官在中国多得很，2005年重庆交通系统因一封普通匿名举报信就牵出窝案23名贪官。有很多贪官落马是被窝案牵出，还有豪赌牵出，敲诈诈出的，有包养二奶闹翻被情妇揭发的，甚至有小偷偷出来的贪官。如原贵州省长顺县政协副主席胡方瑜，裤子被偷，小偷拿走里面的现金后扔掉，小学生拾到交公安局。公安人员检查时发现裤子皮带夹层里竟藏有4张大额存单，存款数额与胡个人收入明显不符，纪检部门随即将胡方瑜“双规”。贪官落马竟是因为“意外”，一方面说明我国反腐监察制度乏力，官官相护，人民无法监督政府官员。另一方面也说明有更多没有“意外”失手的贪官，至今仍逍遥法外。而如果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象晏大彬、胡方瑜那样明目张胆的贪腐，又如何能逃得过群众的眼睛。

　　依照现行意识形态说教，共产党员具有“先进性”，晏大彬、胡方瑜之类贪腐官员只是“极少数”，以前通行的说法是“蜕化变质分子”，解放初枪毙的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张子善被说成为“忘了本”，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拉下了水。但如果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将会有更多晏、胡式贪官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他们绝非“极少数”，其中多数人也不一定是别人“拉下水”，而是自己品质恶劣，以权谋私。党员干部也并非“特殊材料织成的人”，入党为了做官，做官就得有权，官员也有私利，因此贪污受贿公饱私囊隨时隨处都会发生。政府是“必要的恶”，并不值得人民盲目信任，而必须加意提防。人民对于官员应该将他们个个都当作“贼”来时刻警惕监视，而不要被“先进性”说教蒙住眼睛。若如此，则全国范围60年强制性灌输的那套空洞的意识形态说教，将会自行崩解，官员贪腐并无阶级之分，再标榜“先进”也离不开人民的监督。防止权力的滥用有如防洪水猛兽，防官如防贼，执掌权力的人象贼一着被亿万双眼睛紧紧盯着。如此，则在中国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并立法，将会极大地冲击僵化的意识形态，可视为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改革。

　　官员财产申报制若能真正推行，进一步则可期望政务公开，公开国家财政，搞阳光政治、公开党产，搞透明政治，加强舆论监督。解密封存的历史档案，公开诸多被歪曲历史的真相，如林彪事件疑窦百出，绝非那些中央文件所能解释清楚的，还有许多高层隐秘，30年前的文革內幕等，让民众有知情权，对历史真相有正确的判断和认识。政府如果不再刻意隐瞒自身的缺陷，不再以空洞的意识形态包装早已不适宜时代要求的政府体制，接受人民监督，由此就可能开启政治体制改革。

　　铲除晏大彬、胡方瑜式贪官硕鼠，上下都欢欣，只要不再标榜所谓“先进性”，不再唱高调，不怕暴露阴暗丑恶面，则铲除的贪官越多，不但可以堵塞国库漏洞，还可以腾出更多的位置安排更多求上进的新人，解决紧迫的就业问题。正如安德罗波夫说的：“惩治腐败不需要任何投资，而效果收益却是最大的！”安德罗波夫以强力部门反腐败，虽也能收一时效用，但不能持久。官员财产申报制用不着什么投资，也不用增添机构、官员，是最廉价最有效的反腐办法，也是贪官硕鼠最害怕的反腐利器，在全世界被广泛釆用。中国政府再拖延不决，将难以取信于民，陷自己于被动。若能破除意识形态禁锢，与所有贪腐官员划清界限，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取信于民，揪出的贪官再多，又何损于自身统治，又何惧破坏政治稳定呢！

　　（刊于《同舟共进》2009年第10期，此为未删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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