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庆：思想史该如何书写？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著，王宪明等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继《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在大陆面世后，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的著作《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也终于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如果说《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还是主要是采取社会史的研究进路的话，那么后者则实际上已经进入了思想史的层面，强调不同的历史叙述者在民族国家背景下对话语的争夺和利用，最终如何建构出他们所期望的各种现代概念（如反宗教、革命、市民社会、联邦主义等）。

　　传统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叙述方式一般是以某种宏大的概念体系为基础，并且相信这些概念恰当的概括了中国现代政治思想的演变过程。比如革命与立宪、启蒙与救亡等等都占据了传统叙述的核心部分。但是这种对思想史的描述是否是清晰和自明的呢？这些概念的背后的意义是否是确定和稳定的呢？杜赞奇对此的回答是把“民族”这一现代概念放在他的批判视野当中，反对启蒙历史中的线形发展观，并且把这一概念放在“词语“的层面上，分析它是如何在不同的叙述者口中表达出不同的意义的。

　　因此杜赞奇提出一个复线的历史观(bifurcated history)，以反对线形历史观(linear history)。所谓复线的历史观就是他认为历史并非是直线进化，而是历史表述根据当下的需求，从过去和当下寻找自己的意义支持，不同的历史表述之间有冲突，但是最后取得优势的历史话语会反过来影响到人们对此的认知。杜认为，从中国现代史中关于民族的不同叙述中可以看出，哪些历史散佚了，哪些又被人们重新利用起来。

　　应该说杜赞奇在此书中的几个个案分析表现平平，对史料文本利用的不足充分暴露出来，但是他在该书中传递出来的问题却有着重要的历史方法论意义。

　　如前叙述，传统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一般方法忽略了概念本身意义的不稳定性，不大去考察语言背后的社会历史情境，这样往往会导致叙述中意义的僵化和呆板，无法表现出思想演变的多样性和灵活性。当然这一问题不仅是中国思想史研究所面临的，在最近2、30年中，欧美政治思想史领域中对此的争论也是相当激烈的，以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和约翰·邓恩(John Dunn)为代表的剑桥学派和出身于剑桥的美国学者波考克(John G.A.Pocock)就对传统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范式提出严厉批评。他们的重要批评有三个方面，一个是认为文本本身并无其自足性和完整性，政治思想演变的历史中也并不存在某种稳定的真理诠释。二是反对那些预设西方政治思想有自我的理念传统，并且可以从不同时期的作者中挖掘出这一理念的演变过程。第三方面则是反对那种消极的社会、政治、经济对政治思想的能动论，强调作者个人的经验与抉择。

应该说这三方面的批评中前两方面尚在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并无过分显现，主要是因为中国政治思想在近现代发生巨大的断裂，古代经典文本的稳定意义遭到颠覆，而转换为一套西化的政治思想叙述。后一方面批评的问题在中国表现则十分明显，一个自然是西方实证主义思想的兴起的间接缘故，再则就是马克思的经典历史唯物论的叙述对中国现代思想的巨大影响。我们往往过分强调政治思想是社会反映的影像特点，而忽略了作者在历史叙述中的主观意图所表现的作用。

　　波考克出于对传统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范式的不满，提出以"政治论述的历史"（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discourse）一词说明一般所指称的"政治思想史"。所谓"政治论述的历史"就是主张将文本重新放置在历史的情境中，从而让作者和其活动的空间实现互动，尤其让人注意的，他们都非常注重语言的作用，认为作者是在对语言的不断取舍和运用中充分展现其意图和其历史角色的，并且能够从另一个角度洞察出政治"语言"的意义是如何不断发展的。

　　从本书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杜赞奇叙述模式基本是依照上述的论述模式展开的，这背后自然有一个"语言学转向"的大背景，但是将这种研究范式用之于中国历史研究则算是一次创新。姑且不谈本书暴露的种种缺陷，在一些个案的研究方面，这种范式还是显现出相当的说服力。

　　比如杜赞奇在书中就对陈炯明和孙中山之间的矛盾进行分析说，虽然陈炯明本人也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是他坚持联省自治的建国方案，这与孙中山以及革命人士的中央集权式的建国理想显然出现冲突，因此陈本人在这场话语权的争夺中落在下风，被描述成一个反革命，反对统一的地方军阀信箱，而遮蔽了其致力于地方自治的建国理想。在这一个案中，如果仅仅从孙中山和陈独秀等人的文本本身出发，我们很难发现这些利用旧式语言来阐述"民族主义"这一进步概念的作者，实际上只是动用了道德霸权叙述压倒了陈炯明这一武夫的建设理想。难怪胡适也出面抗议："我们并不是替陈炯明辩护；
陈派的军人这一次赶走孙文的行为，也许可以有攻击的地方，但我们反对那些人抬出"悖主"、"犯上"、"叛逆"等等旧道德的死尸来作攻击陈炯明的武器。" 杜赞奇分析道，陈独秀因为反对地方自治的建国之路，从而在这场反对陈炯明的笔仗中常以"破坏统一"等陈旧的词语对他进行道德上的指控，而陈独秀之所以要对陈炯明进行口诛笔伐的深层原则，则是由于陈炯明本人没有响应革命的号召。于是联省自治的民主目标被陈独秀等人置换成民族国家的目标，陈炯明自然也就成为历史的阻碍者。

　　在这一场政治思想的角力中，如果我们仅仅从类似进步-落后等等的二元概念来分析，那么得到的将是非常简化的历史图景-谁顺应了历史趋势，谁成为旧社会的卫道者，我们无法洞察出背后被掩盖的话语权力关系，甚至可能会极大的歪曲历史。也正是从这一角度，我们只有从每个参与者的叙述中努力观察他所处在的社会背景、他们的意图以及如何使用其"语言"的，我们才可以充分展现历史背后的复杂性。

　　一般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的主要研究对象要么集中在某个事件或者个人，要么集中在某一股思潮和一场思想运动上，前者往往缺乏一种整体的视角，而后者则往往流于对思潮作笼统的概括，无法还原其在历史情境中的复杂班驳。因此我认为，本书的最大成就在于给中国的历史研究引入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思考维度。

　　在李猛对杜赞奇这一著作的书评《拯救谁的历史》中，他引用华北农村的口述史得出结论说，历史其实是分层的，村庄精英的历史和底层百姓的历史记忆是不同的，无法以一种历史叙述揽括全部，并以此来批评杜的复线历史观。但是我认为，这一批评对于本书而言并非恰当，一是本书和《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的研究对象本身就有不同；
另外则是本书主要的研究文本基本上属于精英叙述，全书也主要强调精英是如何利用各种叙述结构达到自己理念建构的意图，而非在一个社会里进行整体性的分析，从而也就回避了所谓"村庄的宫廷史"的问题，尽管这一维度非常重要。

　　1 杨贞德：《历史、论述与语言分析-波卡克之政治思想研究方法述要》， p 432，（载于《学术思想评论：第九辑》）

　　2 杨贞德：《历史、论述与语言分析-波卡克之政治思想研究方法述要》， p 435，（载于《学术思想评论：第九辑》）

　　3 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p 191

　　原载《二十一世纪》2005年1月号　总第 3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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