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宽重：台湾人文学的困境和突破

　　一、前言

　　今天向各位报告前段时间个人所关注的一个议题──「人文学在台湾的发展」，以纪念宋史研究的奠基者邓广铭先生一百周年冥诞，并弥补我十六、十七号这两天不能参加纪念会的缺憾。

　　1984年，我在香港和邓先生第一次见面，那是海峡两岸宋史界老、中、青学者的第一次聚会。不过，当时由于环境因素，在会议之后并没有往来。1989年十月，我藉赴四川钓鱼城参加国际会议之便，先来到北京大学拜访邓先生。阔别五年，邓先生相当高兴。在他的刻意安排下，我曾做了一个报告，向北大师友介绍台湾一些史学界年轻朋友筹划中的新工作──出版《新史学》杂志。邓先生听了有很深的感触，同时劝勉海峡两岸人文学或宋史的学者，应该密切联系、合作，共同提升人文学在两岸的学术地位。

　　从那次以后，我大概每年都有机会到大陆向前辈请教。我的研究专业性很强，一辈子有百分之九十的时间在研究南宋史；
但专业性强，相对地宽广度就弱，因此每次有机会拜访前辈学者，都虚心请教，广听建言。后来，我逐渐参与了一些行政事务，有中央研究院内的，也有一些院外的行政职务，从中体认到整个学术大环境中，不止作为一个专业人文学者的个人，视野有许多不足之处，人文学科本身，亦有许多需要发展与增强的空间。

　　不过，学术是一个整体，人文学科发展的问题，不能由单一、个人能力来解决。台湾的学术和社会环境，跟大陆有类似之处：执政者长期以来处于追赶先进国家的压力，讲求立竿见影的成效，不管是各种工程建设，乃至大学里面的学术追求，都明显向理工自然科学倾斜。表面上，大家都说人文学科很重要，实际上，人文学者在学界与社会上的发言权逐渐式微，人文学科很明显地被边缘化。

　　三年前，我也在此地作了一个报告，谈二十一世纪人文学面临的一些挑战。当时所谈的是新世纪人文学科的问题，我提出了三个问题，与北大师友们切磋、请教：面对数字化时代，人文学科如何因应；
当学术界高唱国际化时，人文学科碰到什么样的问题；
在整个学术走向跨领域整合的情况下，人文学者又该如何响应。

　　二、从台湾的几项人文学发展计划谈起

　　回台北以后，我生了场攸关生死的大病。在休养期间，朋友对我说：「你情况还好，能不能做些有助了解及提升人文学的工作。」于是，在前年八月，我接受了一项任务，重回台湾教育部顾问室担任行政工作，着手规划人文社会学的发展方向。过去身为一个足不出中央研究院大门、非常专业的学者，虽然因缘际会参与了一些院外工作，但多是提供意见或从事审查的咨询性角色。作为旁观者，对整体学术的大环境了解还是相当有限。这一年多以来，由于职务之故，必须去了解学科之间的关系，视野较广，感触较多。今日藉此机会到中国人文学龙头的北大历史系，跟各位老师、同学报告我这段时间的心得和想法，并表达对邓广铭教授提携后辈，及关切人文学发展的感念之意。

　　我曾在台湾教育部顾问室担任了十年的顾问，未曾涉足行政事务，但这次为便于工作推动，挂了个行政头衔；
也因此一职务，必须参与几项与我本身专业不同的工作：

　　第一，是设法增加人文社会学科的经费。在台湾，教育部顾问室占教育部经费的比例很少，年仅新台币十二亿左右，其中人文社会学科占的比例更少，只分配到八千万新台币。现任部长极希望提高人文社会学科在顾问室经费中所占的比例，所以我的任务之一，便是设法去「抢」其它学科或领域的资源。

　　第二，是设法透过计划争取经费，落实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规划，通过层层审查，我们从今年开始执行四个人文学科的「中纲计划」。所谓「中纲计划」，是为期四年的计划执行方案，经费从原来的八千万增加到三亿六千万。这些经费当然很少，但顾问室所规划的多属实验性、试探性、创新性的先导型研发工作；
透过先导性的试验，才能较确切掌握未来实施的具体效果，也才能在各级学校全面推动。因为需要跟其它学科共同竞争有限的资源分配，所以需要更深入了解不同学科的工作内容，与学科间的差异。

　　第三，是检视研究型大学推动人文社会学科的成效。从去年起，教育部推动「五年五百亿计划」，由政府每年提拨一百亿，支持包括台湾大学等十二所经审查选定的研究型大学及重点研究项目，希望能够跻身亚洲顶尖或国际一流。台大所得经费最多，一年三十二亿，大约相当于七亿五千万人民币。五年五百亿是相当庞大的经费，核定时多由理工为主的学校或科系争取到，本应以理工发展为主。然而，现任部长要求获得「五年五百亿计划」支持的学校，必须同时兼顾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
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原则上希望这些学校，将十分之一的经费，用以支持人文社会学科。

　　在去年十一、二月间，我与许多位专家共同考核这十二所学校第一年计划执行状况，针对这些学校的理工与人文发展作整体评估，我负责的是人文领域。由于访视报告将成为未来调整学校经费的依据，各校都相当重视，但我们在考核中发现，各校对人文学科的经费支持不足，而人文学科本身也存在太多需要检讨、反省的问题。

　　有鉴于此，行政院最近着手规划一项人文社会学科的五年发展计划，我也参与其中。这项工作，主要透过了解以往人文社会学科在高等教育中的问题，设法增强其体质，使之正常发展。

　　基于上述种种工作经验，我认识到台湾人文社会学科所遭遇的困境，亟思以后人文学科应该如何发展，才能改变这些状况。今天所讨论的「台湾人文学发展」问题，可能与很多人预期中的想法有落差，但我愿本着务实的态度，就实际工作中所观察到的问题，和自己的想法，向各位报告。

　　三、人文学科弱势的外在环境

　　人文学科在大学教育的重要性是无可置疑的。在台湾，任何一个大学校长都会说人文学科很重要，应该重视。但若进一步追问人文学科为何重要？只会得到诸如「人文素养的养成」、「视野的开阔」等空泛的理由；
但既然人文教育是如此值得重视的问题，为什么其重要性需要一再被提起，却依旧没有成效呢？这必须从台湾的中等教育体系日渐狭隘开始谈起。

　　原本高中教育应是全面的学术训练和教养学习。不幸地，在考试制度下，要选读大学理工、医农跟人文社会学科的学生，在高中二年级时就分组了。高二分科以后，学自然科学的，就不太学人文；
学人文的，也很少去了解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过早分流、分科，本就不利于大学教育，而当学生进入大学之后，这种分科意识更为强化。大学所有系所的主管，都认为本科最重要，为了增强学科竞争力，便不断加强专业学科所占的学分比例，除了128个毕业学分之外，有些院系更要求他们的学生多修学分，或加重本科专业必修学分数，其结果便造成了学生专业性很强，视野却相对窄化了。其实，大学应该是养成学生宽广的学术基础，才会对其未来发展有所帮助，若自始就训练学生在狭窄的领域中钻研，便只能成为单一学科的专家而已。

　　台湾各大学为弥补此缺陷，积极推动所谓的「通识教育」，也就是大陆的「素质教育」。然而，台湾通识教育的发展和欧美不同：欧美的通识教育着重核心能力的训练，旨在培养大学生宽广的视野，目标明确；
但是台湾的通识教育，则是从早期的「共同必修科」发展而来的，具有思想教育性质。所谓「共同必修科」，就是大学生必修的「国父思想」、「中国现代史」、「中国通史」、「国文」、「英文」等课程。在特殊时代里，由政治力所主导的课程，除了知识外，更强调思想教育。好比，「中国现代史」就是讲国民革命史，偏偏这方面的史料未开放，政治忌讳多，研究成果不足，学术性很弱。

　　共同必修科老师的专业背景不一，学术素养不齐，有时更不乏党工人员滥竽充数。当时，就历史学而言，学问好的老师留在本系、研究所教授，指导博士班的更是一流的老师，到外系教「中国通史」、「中国现代史」的，往往是资历较浅或研究素质较低的老师，学术水平有限。这些科目中，部分教材全校一致，甚至全部大学通用统一的课本，课程内容枯燥乏味、流于八股、毫无生气。对只重视专业性的各学科教师与学生而言，这些课程索然无趣，却又无法逃避。强迫学习的结果，反而让学生越来越抗拒这些课程；
但若因为这种无聊的科目而使学生挂科，又将影响学生前途，引发很多连带问题，因此，老师不得不降低学科的要求，让学生及格。这种情况师生间心知肚明，共同必修科便慢慢被视为营养学分。其中，人文学科在这些课程中所占比例很高，但课程设计和内容普遍缺乏学术深度，大部分的老师又不认真教学，久而久之，学生就看不起这些人文学科的课程，连带也越来越轻视人文。由此可知，在大学教育中，人文通识课程虽然重要，但是在台湾实际施行的过程中，却反而对人文学科造成很大的伤害，后遗症存留至今。

　　人文学科在台湾高等教育中的困境，和整个社会与教育体系的价值认知有密切关系。在一般人的认知中，人文学科只是讨论、观察与人有关的事物，是无形的，也没有具体可见的改变或发明、专利等成果。此外，部份人文学者缺乏课程的设计、规划，讲课内容过于空泛，也有部份虽然认真教书，但讲课内容却过于艰深或零碎。这些上课方式，往往让讲究效率与成效的其它学科师生轻视人文。加上近年来提倡国际化、数字化，人文学科找不到立足点，便使人文的弱势现象更为明显。近十年，这种弱势的情况更急遽恶化。

　　人文学科的弱势，特别表现在下列几方面：首先，人文学科教师授课的时间，较其它领域教师多。目前，大陆教授还可以享有上课时间不多，自己研究的时间较多的待遇。然而，台湾各大学教授每周授课时数在八个小时以上，副教授九个小时，助教授更高达十个小时。如果时数不满，就会被转为兼任，因此，形成最低授课时数要求（目前若干研究型大学已有调整）。在通识教育的三十二个学分中，多数是人文学科，由中文、历史等人文系所教师负担，如果再加上夜间部（现改名为推广进修班）或研究所的在职进修班等的学分需求，每一个教授的负担量都很重。有些情况严重的学校，人文学科教师每周上课时数，平均比自然科学教师多六个小时，尤其是中南部的大学，教授的授课时数甚至跟高中老师差不多，这样的情况必然影响该校人文系所的研究成效与质量。

　　其次，理工科系是以实验室为据点，由大教授带小教授、博士后、博士生、硕士生所组成的研究团队，这个团队所发表的文章，凡参与者都可署名，教授当然也可以挂名，一路挂下来，有时一篇国际合作的文章，挂一百多个作者的情况都所在多有。在理工科，主持实验室的教授扮演提出问题、组织定期讨论、争取资源等角色，一年下来，研究成果、数量非常多。反观人文学者，多是单打独斗，每个人都要花费相当多时间去收集数据，整理文献，建立架构，乃至撰写内容。即使教师花了很多时间指导学生的论文，学生的研究仍不能算是教师的成果，因此，在业绩量的检讨时，人文学者的付出虽多，成果却比理工科少得多。

　　再者，就是学术评鉴标准，这点人文学科跟自然学科有极大不同，我参与访视获得五年五百亿计划支持的学校时，感受最为明显。自然学科各期刊的学术地位较为精确、明显，排名很清楚。学校据以制订经费奖励机制，学术表现到什么程度，能获得多少经费奖助，较少异议；
但是人文领域没有类似标准，就鲜能得到奖励。当问到这些学校校长为什么不支持、奖助人文学科？得到的答案往往是：「人文学科客观的标准在哪里？我不知道哪一个好，该怎么奖励？如果能说出哪一个刊物是好的，发表在哪一个刊物的文章是有价值的话，我可以支持。」实际上，在台湾的确没有大家公认的标准，我相信中国大陆也是一样。

　　另一方面，人文学科解决的是殊异性的问题，自然学科解决的是共通性的问题，彼此的差异性很大。人文学强调专书写作的重要，因为重视体系的建立，单篇论文的组织性和整体性是不够的；
自然科学则每分钟都在比赛成果，发表以论文为主，几乎完全不看重专书。同时，人文学到目前为止，仍重视个人聪明才智和研究能力；
理工科，除了数学和某些领域外，基本上都是团队研究，这些团队越滚越大，发表的论文越多，在这个领域所占的地位就越重。从这个角度来看，两者差异性很大，但这种差异的表现却不受重视，这是一个基本问题。

　　同时，理工科系设有许多奖项、荣誉，人文则很少，但论文、奖章却是评比成绩的重要基础。尤其自然科学以在各领域国际学术期刊所发表的论文为评比基础，标准较为明确，而人文学者的讨论往往具本土或区域性，不易用外文表述，也较难有客观的评量标准，加上人文学科文章的好坏，不易判断，也不能在短时间之内看到文章的影响力。因此，在争取各类奖项和经费时，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的差异就很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教育部和国科会平均一年投入新台币三百亿元在高等教育和研究经费中，人文社会学科所占的经费比例，由原来的不到18%，降到现在的13%，但人文学科跟自然学科的教师总数却差不多，都在两万多人左右，学生总数亦然。自然科学的学生从1995年的十六万三千人，增加到2005年的五十多万人，人文学科的学生从1995年的十七万四千人，增加到2005年的五十七万五千人，二者比例相去不远，但是人文学科的经费却不到自然学科的五分之一，落差相当明显。

　　台湾学界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奖项，如教育部的学术著作奖，从1997年到2005年，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只有十三个人得到，占总数的18.3%，自然科学有五十八个人得到，占81.7%；
国家奖座，从1997年到2005年，人文只有二十一个人得到，占24.7%，自然科学有六十四人，占75.3%；
大致上，自然学科都占四分之三以上。近十年来，台湾的国科会为了增强研究的实力，推动了二个卓越计划，希望把一些研究主题推向国际一流的水平。在卓越计划中，理工总共有二十八个计划，拿到六十五亿台币的经费；
人文的只有五个计划，得到七亿五千万经费，所占比例只有理工的11.6%而已。后卓越计划，理工一共有二十九个计划，得到三十亿，人文有六个计划，得到三亿，只占9.8%。最近公布的杰出研究奖，在三十五位得奖人中，人文学科大概只有七、八位。此外，还有国家型计划，是由国科会所规划，希望不受既定经费比例限制，以推动与国家发展相结合的重要学术工程，目前共有八个计划，只有半个算是人文学科，就是结合人文跟信息的「数字典藏计划」。从以上这些数字，可以看到台湾政府在高等教育与研究投注上，无论经费或奖项，人文学科所占比例都是偏低的。

　　在学生培育上，人文学科也居于劣势。政府为鼓励资优大学生出国，提供优厚的奖学金，有菁英、千里马、学海飞扬、学海惜珠计划等等，人文领域所占的比例也一样低。我在顾问室为人文学科所做的，就是要求各项出国奖学金计划中，人文学科的比例应该提升到30%。如此一来，人文学科的名额增加了不少。但说来惭愧，人文学科的学生却没有积极争取这些机会。为什么呢？因为出国要托福考试、日文检定考试，不管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人文学科的学生很少具备足以通过外文资格考试的能力，最基本的一关过不了，自然无法申请。碰到这种情形，难免会有很深的感慨。当我们尽力去争取这些名额和经费时，却没人报名，十分难堪。所以，我要提醒人文学科的学生，你自己没有准备是不行的。

　　四、人文学科弱势的内在原因

　　回过头看，人文学本身也有问题。我们不能老觉得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如果面对人家的质疑，自己却提不出解答，怎么能得到人家的支持，争取公平的资源？我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

　　有许多人文学者还停留在把自己当作文人，希望以自己的风范来影响下一代的想法，不讲求方法，或以有效率的训练引领学生进入专业领域。我以前碰到一些老师，上课讲的都是一些随感式的话题，没有具体的方法、训练或要求，私下向老师请益、讨论反而受用。这在菁英教育的时代，有其意义，但现在大学已相当普及，不讲究训练是不行的。

　　其次，人文学科从本科生到硕士生、博士生都欠缺具层次性的培训计划。一个老师在硕士班的讲课内容，常和他在本科的内容相去无几。本科班的要求是什么？硕士、博士的要求又是什么？并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人文学科的学生所受到的训练便显得不足。

　　从这个角度来看，便不难了解为什么在台湾很多家长和人文学者，要鼓励他的子弟、学生出国，或者为什么对年轻人来说出国留学是重要的。除了部分崇洋心理之外，在国外从本科到硕士、博士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学术要求，目标明确。我常对学生说，只要在学习的某个阶段中，当过一次我的学生就够了。如果一直在我的模子里面，以后的视野就会很狭隘。学生应该从不同的老师身上，接受不同的观点和训练。

　　再者，对很多人文学科的教授来讲，有授课时数的压力，有时一周要上十几个小时，授课负担繁重，常成为没有好的研究成果的托辞。但实际上，研究是需要动力的，动力强、能力好的人所做的研究，跟完全没有动力的人相比，差别是很大的。以我在日本所见，有很多研究中国史的博士，没有找到专任工作之前，需要到很多学校轮流兼课，却并未因此打消从事研究的兴趣，每年仍旧发表一定数量的文章，甚至自费参加各式各样的讨论会。日本学术界表现整齐，主要正是整体研究动力旺盛所致，而非一、两个人特别突出而已，足见研究动力是影响学术表现相当重要的因素。

　　又以我自己的观察，人文学者尚未打破学术的狭隘性，就像我自己只能做南宋的部分，不易跨出其它朝代，这正是背景训练不足所致。我自认对于数据解读、材料收集能力较强，至于其它的能力就显然不足，因此很难向外延伸。可是，这几年来，跨学科整合越来越明显，学术界也越来越重视宽广的视野和能力，缺乏整合的学科，就很容易沦为弱势。比如当前的生命科学，从基因研究发展以来，动物学、植物学等学科，如果没有跟生命科学结合，其实就是另外一种形态的人文学科而已。生命科学、基因学都不是单一学科，而是众学科结合的跨领域发展。我曾参与的数字典藏计划，也是一例。人文学没有能力处理信息问题，信息科学对人文学也不了解，如果各自去做，许多难题便无法解决。透过这个计划，互相学习，彼此调适，最终就能跨出各自的藩篱，得到好的发展。

　　虽然，目前人文学科的学术训练仍过于重视专业，缺乏较广视野，要跨入其它领域并不容易，但还是要面对现实，努力寻求解决之道。

　　另外，人文学科的研究，单打独斗的情况很明显，不容易建立团队。理工科透过实验室形成团队，主持人组织人力，争取经费，让优秀学者加入，形成整体力量，主持人在该专业领域具权威性。目前，这在人文学科仍很难做到，然而面对新情势的发展，我觉得未来人文学者也应在尊重独立、个体研究之余，开展团队性研究计划，以建立研究优势。各学校系所或研究机构，不可能在所有领域都占有优势，但只要有几个领域具备优势，在国际间，一谈到这个领域，就想到你的团队，这就够了。

　　五、破茧而出──突破台湾人文学困境之道

　　既然已经看到台湾人文学科的问题，我们所能做的改变又是什么？其实，能做的还是很外部，比如增加经费、增加资源，增加推动的力量而已。

　　目前在台湾，我们所做最重要的，是基础建设，如购买图书数据，增加人力等。自然科学研究要靠仪器设备，有些设备非常贵，而且升级、淘汰速度较快。人文学科除了脑筋以外，就是要数据，但图书文献即使过了三、五十年，只要能被利用，就能持续发挥效益。比方说，建一个同步辐射加速器，需要一百多亿，用的只有几十个人，虽然可能发表出几篇有价值的论文，但毕竟用的人不多。若要建新一代的同步辐射加速器，还需要更多的经费，但相信能用上的人也不是那么多。如果这些经费能购买人文学科的图书数据，说不定可以为人文学创造更多的可能！国际上重要、有分量的大学，图书数据势必相当丰富，美国国会图书馆有一千五百万册，哈佛大学图书馆大概有一千三百万册，但台湾各校图书最多的台湾大学，却只有三百五十万册。一个藏书仅三百五十万册的大学想要进入世界一流，是不可能的，所以首先必须要大量增加图书的资源和涵盖的范围。

　　台湾目前计划从以下几个方面充实人文图书资源：第一，大量购买数据库。国科会最近买了五种欧美文史的数据库，让台湾的每一个大学都可以使用。集体购买有议价空间，相较于个别学校单独购买，可以省新台币十亿以上的经费，更重要的是每一个图书馆很快就可以增加了三十八万册的西文图书。这么一来，在台湾做西洋史的学者就有更便利的研究条件，不必一定要到国外去看图书与文献数据。况且，即使到了国外，短时间内能看的数据也很有限，有了数据库，现在学者在自己的研究室里，就能做研究。

　　其次，是购买专题图书，又可分成两部分。从去年开始，国科会人文处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规划了购买主题图书的计划，由人文处组成团队，规划如域外汉学、古代文明等三十几个主题，由大学相关系所结合图书馆提出申请，经审查通过后购买这些资料。各主题投入新台币九百万左右，把涉及该主题最重要的数据，分二至三年买齐；
如果能购足该主题所涉的主要数据，就能把研究做得更好。第一年，政府投了一亿多经费，大概有三十五个主题。九十六年度，预计规划另一个四年计划，投下更多经费。其次，教育部最近成立了五个区域教学资源中心，也用以购买图书，以支持台湾北、中、南、东地区的各大学教学研究之用。在台湾北部，特别是台北市，得天独厚，拥有丰富的研究资源，其它地区则相对弱势，因此这个计划打算以四年的时间，加强这些地区的图书资源。有了足够的图书文献，才能够要求学生写好报告，要求教授写好论著、做好研究。这是目前所做的初步工作。

　　充实图书资源之外，是培育高中优秀人文学生。前面提到，台湾人文学科学生从高中以来就处于弱势，台湾很多家长和老师，都期待他们的子弟未来向理工科发展，很多高中都有数理资优班，我想大陆的情况或许也一样，但人文学科却完全没有类似的培育计划。五年前，国科会规划成立高中人文资优营，邀请知名学者在寒暑假，为高中生教授重要的人文课程，成效良好。两年前，顾问室在三个最重要的高中：北一女中、建国中学、中山女中试办人文菁英班，由一所知名的大学负责指导，效果比想象中更好。在推动的过程中，让这些学校人文学科（历史、地理）的老师，突然觉得受重视，鼓舞他们培养下一代的企图心。由于效果很好，受到各界的重视，今年我们计划增加台南一中、台中一中和宜兰中学三个学校，以后再逐年增加，希望透过有效的训练，提升学生在课本以外的人文能力，包括做田野调查报告、训练写作、增强英文能力等。

　　目前，这个工作最难的部份是说服家长。家长都很担心孩子读了人文以后，就业困难、没前途。实际上，人文不见得没有发展，重点在是否能给学生有效训练，打开他的眼界。学历史的人，除了研究和教学外，也可以有其就业途径，只要有能力，走其它领域都没有问题，关键是能力和视野的培养。作为人文学科的老师，就是要重视能力、方法、视野和胸怀的培养，而不是狭隘的传授专业知识而已。有些学生的兴趣在人文方面，但家长担心他们的前途，硬是让他学自然科学，对子女的成长是不好的。我女儿读的是自然科学资优班，他有许多同学的父母亲一定要让她们读医科，有不少读了医科以后，痛苦得不得了。他们志不在此，但为了勉强实现父母亲的心愿，辛苦准备，反而把自己推入进退维谷的深渊。由于台湾的父母亲太在乎子女未来的就业与前途，所以用心说服家长是目前最重要的工作。

　　另外，台湾博士班的学生奖学金不多，而博士生多半年近三十岁，也不能再事事仰赖父母，因此有不少人花很多时间打工，因而影响到他的研究。为了改善这个现象，需要推动青年学者培育计划，如历史博士班的学生，可以申请到中央研究院写博士论文。此外，各相关机构也都有支持人文学科的计划：国科会提供一百个名额给博士生，每月提供新台币三万五千的经费，让学生能专心完成博士论文。未来，则规划设置部份人文学科的博士生奖学金，让他们在3年内有足够的时间修完课程、写好论文。博士班毕业后，可以到中央研究院或其它学校进行博士后研究。同时，也期待各学校减轻年轻教师的教学与行政负担。目前，台湾有不少大学实施这样的机制：一个拿到博士学位的助理教授，如果六年或八年内没有升等，就不再续聘。但是，如果一个年轻的老师有这么多的授课时数压力，又怎么会有时间写论文、实现升等呢？倘若没有配套措施，这机制到最后就毫无意义，因此，现在有些学校采取新进教师可有半年暂不授课，或者减轻授课时间的做法。

　　教育部也有几项积极的措施，如要求五年五百亿的研究型大学，增加人文社会科学的经费比重，以及推动自今年起实施的四个新中纲计划。其一，是跨领域、新兴议题的计划，包括新移民的问题、医疗专业与法学专业教育、科学与社会学的问题(STS)，强调人文与自然科学对话；
其二，是通识计划，透过通识课程，加强人文精神在大学的贯彻。其三，是人文革新的计划，规划跨学科的学程及增强数字信息在人文领域的发展。在台湾，数字发展很快，但数字内容独缺。已经进行了5年的数字典藏计划，有几百万笔的数字化数据，却未能充分利用。在数字时代里，创意其实还是来自人文，但由于缺乏人文学者的参与，典藏数字化的内容尚未有效利用，使得网络世界欠缺富文化性的内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有了人文学者参与，势必能激发更多创意，反过头还能带动信息发展。因此，教育部特别推出这个计划，透过课程、学程的安排，以提升人文师生掌握数字信息的能力，让下一代不论研究或就业，都可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最后，就是支持台湾人文艺术的计划。这十年来，不管是国民党执政还是民进党上台，都非常强调台湾研究的重要，但多是虚晃一招。政府增设不少台湾文史系所，却没有提供足够的资源支持，大学当局也不是心甘情愿地支持。表面上看起来，台湾研究很蓬勃，实际上仍处于政策推动层次，学术水平有待提升。确实，台湾经验非常重要，但台湾研究不能停留在口号式、政策式，或感性式的层次，而要落实到学术层面上，才有发展空间。因此，教育部设计了许多提升教学与研究的办法，来推动此一计划，希望有助于提升台湾研究的环境。

　　为了有效提升人文社会学科的教学与研究质量，教育部现正着手规划一项高层次的五年人文社会学科发展计划，希望在未来五年内，大力支持人文社会学科的成长，包括增聘老师、减少授课时数，培育人文菁英，充实研究能量，提升教学质量，及建立有效的研究团队等，都在研究规划当中。其中，最需要强调的，是对冷门学科的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的涵盖面其实非常广，新闻学、传播学、商业、企管、管理学、法学等等，都是人文社会科学的范畴，但是发展计划需要着重的是政府长期关注与保护的冷门人文学科。基础学科，强调的是最原始的学术原理原则的训练，是各领域学术永续发展的基础，在竞争激烈的现代，如果只注重热门学科，忽略冷门的基础学科，许多学术的发展失去了根，学术传承就会受到影响，从而限制了未来的学术发展，因此必须加倍投入关注。教育部也希望能够对人文社会科学建立较客观的评比机制，这个工作须要沟通不同领域，不能急于求成。同时，除了要在台湾内部建立共识之外，更要与华文世界或者国际汉学界共同建立一致的评量准则。

　　此外，很重要的一项，是要加强推动通识课程中培养核心教育的能力。台湾通识教育有几个阶段：最开始是前面谈到的共同必修科，到后来就转变为以全人教育、生活教育为主的通识教育。为了增进学生的学习兴趣，甚至连「宝石鉴定」也变成一个科目，但这些课程缺乏学术内涵，反而让学问庸俗化了。又如邀请知名人物如李远哲主讲通识讲座，然而，这类课程都是大班上课，必须有完整的课程设计、引导学生学习与评定学习成效等配套机制才会有效，否则不如让学生确确实实选修历史系所开设的课程，让学生了解历史究竟是怎么回事，而不是空泛的知识，这样才能对人文历史有较完整的认识。同时，人文学科的老师上通识课，内容和方法也不能像在本科教学那么专深，要有灵活变化。总而言之，通识课程的改进，仍是当前台湾大学院校教育中，亟需增强的一项工作。

　　六、结语：反省与期许

　　面对人文学所遭遇的困境，最重要的，还是人文学者自己要有检讨改进的动力。即使争取到经费，若是人文学科的教授却对困境没有领悟，而把经费当作天上掉下来的礼物，不知有效规划运用、毫无节制，五年下来，人文学的处境可能更糟。在当前的学术环境中，经费增加，固然有利于人文学科的开展，但更需要人文学界从教师到学生有改变的动力，才能扭转劣势。二十世纪初，中国在各方面都处于艰苦的环境，但正由于第一代人文学者无限的希望和动力，引导了社会、政治走向，开展了各领域的学术方向，也赢得社会的尊敬。为什么现在的状况不一样呢？难道，经费的多寡就决定了人文学科的前途吗？人文学者应该作出自己的检讨。我想这不只是台湾人文学界的问题，也应该是中国大陆人文学界同样面临的问题。

　　台湾获得五年五百亿计划支持的学校，全校或校内某些领域为了迈进世界一流，被要求着手建立明确的奖励和淘汰机制：如果教师表现不好，该淘汰的就要淘汰；
不淘汰的话，就删减该校下年度经费。这种机制，将对人文学者产生影响。不过，目前看到能产生淘汰效果的系所，学科研究能力都很强，比如台大医学院，学术表现整齐，论文好坏也都很清楚，表现不佳的教授较易被赶走。反而是最弱的人文学科，由于缺乏客观的评量标准，一时很难建立起淘汰机制，成为被批评的重点。

　　同时，有了经费，如果不能妥善运用，也无法增强研究能量。目前得到五年五百亿计划支持的大学，校长多是自然学科出身，不了解人文社会科学。所谓支持人文学科的作法，通常只是把经费交给文学院，让院长去处理，院长多按人头分给各系所，不愿得罪人的系所主管也按人头或依需要分配经费。由于缺乏有效机制，最后分下去的经费根本就产生不了作用。好比有个学校，校长很愿意在经费上支持人文学科，给文学院十个博士后的名额，立意很好，但文学院长未善加规划，只是就教师需要分配名额，当然看不到成效。所以如此，是由于人文学科长期以来习于单打独斗，没有建立、规划研究团队的经验，以致不知如何合理有效地运用经费，也就很难产生具体的成果。因此，人文学科也应该尝试建立如自然学科一样的研究团队，从小团队开始做起，同时藉此走出各领域的专业，进而迈向跨学科整合。现在是地球村的时代，人文领域更要走向国际化，互相交流，让其它国家的研究者也知道你的研究情况与进度，进而彼此支持，互相合作，才能展现出人文学的研究成果，而不再屈居弱势族群。总之，人文学者需要好好反省，重新思考如何再出发。

　　附记：

　　这篇文字，是我于二○○七年三月十二日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为纪念邓广铭教授百岁冥诞所做的报告，是我近年来参与推动台湾高等教育中人文社会改进计划的观察和想法。这一年来，有些构想落实执行，有些则尚待规划与推动，而我则已离开所参与的工作，转换跑道。如今，特别将这份口头报告，整理成文字，就教于学界同道，更作为纪念邓先生之用。

　　黄宽重敬识

　　二○○八、一、卅

　　【说明】此文是根据2007年春黄寬重先生为纪念邓广铭先生百岁华诞在北大历史系所做的专题报告整理而成的。特别贴在这里，供关心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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