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默霆：中国民众如何看待当前的社会不平等*

　　提要：社会大众对于当前中国不平等的状况和趋势的不满程度如何？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和一些中国政府官员都提出，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市场改革造成的不平等状况不断加剧，普通民众对资源分配的不公非常不满、甚至愤懑。通常认为，那些从改革中获益甚微的弱势群体，特别是农民，应该对当前的不平等心存怨怒。为了考察这些看法是否属实，我们对一项于2004年在全国范围内收集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首先，尽管中国受访者对当前不平等的一些方面确有微词，但是他们总体上仍倾向于认为，目前产生各种社会不平等的资源分配模式是比较公平的，尤其是在社区内部。其次，与其他一些国家的类似调查结果的比较发现，中国受访者相对而言对社会不平等批评较少，同时更容易对个人通过教育、天分和勤奋努力来实现向上流动的机会持乐观态度。再次，总体而言，农村居民受访者，尤其是从事农业的农民，相对于城市居民和职业地位较高的受访群体，反而对社会不平等状况的反应要来得和缓，他们不太认为当前的情况是过分和不公平的。由此可见，民众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并不一定能代表他们对社会不平等的主观态度，而仅仅知道基尼系数或其他一些衡量收入分配的指标，也未必就能预测社会大众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基于这些发现，本文在结论部分讨论了中国今后在社会稳定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

　　关键词：社会不平等；
分配不公；
市场改革

　　*本文的英文原稿曾在第三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上海9月8-9日）上宣读。感谢郭茂灿为本研究所做的助理性质的工作以及为翻译本文所付出的努力。也感谢韩春萍、孙中欣对本文的中译文初稿提出的批评和建议。

　　中国自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成功。如，30年持续的年均10%的增长速度，民众不断提高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外资的大量涌入，出口方面举世瞩目的成就，摩天大厦、高速公路、购物商场、豪华旅馆、私人汽车的大幅增加，还有其他一些在视觉上可以捕捉到的片断，无不展示出中国正变得越来越现代化和富足。然而与此同时，1978年之后的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有些令人担忧的趋势：在许多方面，中国比以前越来越不平等。不仅收入分配比1978年之前更加不平等，①[1978年之前，基尼系数大约是0.24.这使得当时的中国至少在货币收入方面成为世界上最为平等的国家之一；
2002年之后，估计出的基尼系数为0.45，甚至更大，使得中国现在成为世界上在收入方面最为不平等的国家之一（见Khan Riskin ，2005）]就是在毛泽东时代想要摧毁的财富和特权的不平等，也在重新出现：身家动辄百万的企业巨头以及外国资本家、戒备森严的私人公寓，这些在当今中国比比皆是。经济改革让许多人从中获益，但是也让许多人成为失败者，包括上百万的失业者和破产者、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以及城市中因社会福利大幅削减而产生的穷人。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他们是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社会的各种不平等呢？是感谢改革带来的机会从而心存乐观，还是对不平等和不公平的不断扩大而心有不满？本文通过对一项于2004年在全国范围内收集的数据的系统分析，试图回答这方面的问题。

　　过去10多年，无论是在中国国内还是国外，有一种很常见的观点认为，普通民众对不断上升的不平等和不公平会越来越不满。比如，中国的官方统计显示"，大众抗议事件"已经从1993年的8700起，上升到2005年的87000起。研究者相信这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大众对社会不平等越来越大的不满（Tanner，2006；
Chung et al .，2006）。中央党校于2004年对高级官员的调查也显示出，收入差距过大已经成为时下中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远远超过排在第二位的"犯罪率上升"、第三位的"官员腐败问题"（Xinhua News Bulletin，2004）。中国社会科学院2006的《社会蓝皮书》也报告说："据国内有关专家联合调查，2004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53左右，比1984年的0.26扩大了1倍，已超过了警戒线"（朱庆芳，2006：376）。这些报告使得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正在成为一座"社会火山"（social volcano），民众对社会不平等和不公平的不满正在不断积聚，并成为政治稳定的一个威胁。

　　这种看法还假设说，假如中国正在变成一座"社会火山"，首先的爆发者最有可能是那些改革中的失败者，也就是那些社会弱势群体；
而正在增长的中产阶层和上层社会，大都会满足于现状。城市移民、低学历者、内陆省份的居民以及其他相对弱势的群体，都会被认为对当前的社会不平等不满，而农民会被认为是最有可能心存怨愤的。比如，最近一期《经济学家》宣称："一个幽灵正在中国出没——农村不安定的幽灵"（The Economist ，2006）《；
时代》杂志的亚洲版也宣称"：暴力抗议……正越来越频繁地使中国农村发生动荡"，并且使用了诸如"愤怒的种子"、"农民出离的愤怒"（pitchfork anger ）等等词句（TimeAsia，2006）。

　　然而，我们需要反思这些对大众不满的通常看法是否正确。中国的普通民众真的对当前的不平等非常不满吗？相比起其他社会，他们对当前不平等的不满究竟是更多还是更少？在中国国内，是不是弱势群体（具体而言是农民）真的对他们身边的各种不平等更加不满？我们对一项在全国范围内收集的数据的分析表明，总的来说上述那些通常的看法是错误的。

　　本文的数据来自于怀默霆及其合作者①[除了怀默霆（Martin K.Whyte）之外，其他人包括：阿尔伯特。帕克（Albert Park ）（当时在密歇根大学经济学系任教），兰德里（Pierre Landry ）（耶鲁大学政治学系），王丰（加州大学欧文[Irvine ]分校社会学系），陈杰明（Jieming Chen）（得克萨斯农机大学金斯维尔[Kingsville ]分校社会学系），韩春萍（当时是哈佛大学社会学系的博士研究生），以及中国国内的合作者沈明明（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兼北京大学当代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这一调查的主要资金来源于史密斯。理查得逊（Smith Richardson）基金会，另外的资金还来源于哈佛大学亚洲中心与怀特黑德（Weatherhead ）国际事务中心、加州大学欧文（Irvine）分校和北京大学]于2004年在中国全国范围内进行的一项调查。该调查主要关注中国普通民众对当前各种不平等和不公平的看法。这一调查的动机之一，是与之前在其他社会所进行的各种关于不平等和不公平的调查进行比较，特别是"国际社会公正调查"（International Social Justice Project，ISJP）。"国际社会公正调查"进行了两次，分别在1991年和1996年调查了一些当时正从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的东欧国家，其中1991年的调查还包括了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见Kluegel et al.，1995；
Mason Kluegel ，2000）。2004年的中国调查问卷采用了很多之前调查中用到的问题，特别是"国际社会公正调查"中的问题，但是它也设计了许多针对中国特定情况的新问题。我们这项调查采用了一种新的抽样方法——空间地理概率抽样（spatial probability sampling，见Landry，2005）。中国的许多抽样调查都使用户口记录作为样本框的基础。但是，这些记录由于中国当前的人口流动变得越来越不准确，如兰德里和沈明明（Landry Shen ，2005）在2001年的一项北京调查中发现，通过空间地理概率抽样的45%的受访者并不在他们户口登记所在地居住。空间地理概率抽样使用了诸如人口密度地图和地理地位系统（GPS ）等工具，根据与人口规模相对应的概率（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population size ），选取实际的物理地点，然后采访每个指定区域中的每一户中的一名成年人。我们的抽样计划对城市进行了过度抽样（over2sampling ），以使我们有足够多的城市样本来分析城市中的差异。因此，在本文的分析中，我们使用了一个抽样加权（sampling weight ）来修正这一过度抽样，以使我们的结果对全国范围内18岁到70岁的成年人具有代表性。这一调查的回收率为70%，样本含有3267个受访者。

　　一、中国民众对当前不平等状况的认知

　　2004年的这项调查中关于态度和认知方面的问题很广泛，包括民众对当前不平等程度的认知、对当前社会分配公平与否以及如何才能更加公平的看法、如何看待政府在促进平等和公平方面应扮演的角色、对当前普通人向上流动以及能被公平对待的机会是否持乐观态度，等等。本文只关注其中的一小部分，也就是中国民众如何看待，是支持还是反对当前的不平等。具体而言，问题包括：当前不平等是否过大？穷人和富人的比例在未来几年内是上升还是下降？当前不平等的程度是否为中国带来了危险？以及如何解释中国当前的贫富形成模式。

　　首先，我们将看到我们样本中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的总体趋势，以判断普通民众是更倾向于"接受"当前的不平等，还是更倾向于对当前的不平等"不满".然后，我们通过与"国际社会公正调查"数据的比较，来看中国民众与其他社会的人们相比是否更加不满。接下来，我们检验这些对当前不平等的态度是否由于地域和社会群体的不同而有差异，以确定在当前中国谁对现在的不平等模式最为接受、谁最不满。

　　（一）中国民众如何看待当前的不平等程度

　　在回答"当前全国范围内的收入差距是太大了、有些大、正好、有些小还是太小了"这一问题的时候，相当大的一部分受访者认为收入差距有些过大（71.7%，见表1A的第一行）。然而，当我们继续问他们自己工作单位内以及他们所住的社区内的收入差距时，表示这些周边环境里的（local ）收入差距过大的受访者，所占的比例大为减少，分别只有39.6%和31.8%（见表1A中"有些大"和"太大"的加总）。事实上，对于这后两个问题，最为普遍的回答是，工作单位内以及生活社区内的收入差距适中，虽然说"过大"的人所占的比例超过说"过小"的人。可见这些回答传递了混合的信息。很显然，大部分中国人认为全国范围内的收入差距过大，但是，当被问到的是他们身边的人——那些实实在在地作为他们参考对象的人——的时候，只有大概1/3的受访者会说当前他们周边环境里的收入差距过大。

　　我们还问了一些其他的问题，以便更全面地了解中国民众如何看待当前的不平等及其趋势。我们问受访者：在5年后中国穷人以及富人的比例是会上升、不变，还是会下降？①[在问卷中，穷人"主要指那些难以维持吃、穿、住等基本生活条件的人"，而富人则被定义为"那些几乎可以为自己购买任何物品的人"]大多数受访者认为，穷人的比例会下降，而富人的比例会上升（参见表1B）。换句话说，这些回答中主导的看法是一种乐观的估计，即经济发展会令所有人受益，虽然不一定以同样速度。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有26.1%的受访者表示5年后穷人的比例会上升。然而，对另一个问题的回答给了我们不同的印象，即："在过去5年里，富人变得更富，穷人变得更穷"，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见表1C）显示，大约有60%的受访者同意或者非常同意这一观点，看起来和上文提到的人们对中国5年之后穷人比例减小的乐观预期不一致。表1C的下一行显示了一个类似的观点。当我们给出如下陈述时："社会中存在不平等是因为这种不平等对有钱有势的人有利"，有近50%的人同意"（比较同意"37.3%"，非常同意"13.6%），而不同意的人仅占18.8%"（非常不同意"3.8%"，不太同意"15.0%）。这些回答表明，社会上仍然普遍存在着一种疑虑——那些处于不平等金字塔最顶端的人，正在利用现有的制度为自己谋利。还有两个问题，问受访者是否认为国内目前的贫富差别对社会安定构成威胁，以及当前的不平等是否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原则，大约51%的人同意当前的不平等对社会安定有威胁。然而，与此同时，只有28%的人认为当前的不平等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原则（参见表1C）。

　　这些回答可能表明，许多受访者认为当前的不平等过大，并不主要是因为他们相信社会不平等在本质上是不公平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而更多是因为当前的不平等对维持一个和谐而稳定的社会带来了威胁。

　　总之，对这些关于社会不平等程度的问题的分析，给我们留下了混合的印象。

　　很清楚的是，相当大一部分受访者认为全国范围内的收入差距过大，而且倾向于认为当前的收入差距会影响到社会安定。他们同样也怀疑，那些在社会等级结构中占据最顶端位置的人，在利用当前的社会系统为自己谋取利益。与此相对，他们不太倾向认为自己生活的社区中和工作单位中的不平等过大；
而且，大部人并不认为收入差距的拉大会在未来几年内使贫穷问题加剧。

　　不过，要评判当前的不平等是否公平，我们不仅仅需要看贫富差距的程度是过大、合适还是过小，更为重要的，是看那些富人和穷人都是哪些人，以及他们是怎样变富和变穷的。比如说，财富是"非法获得的"还是"合法应得的"，是不一样的；
同样，如果人们变穷是因为他们受到歧视或者没有机会，那么这种贫困比由于能力不足而造成的贫困会更让人觉得不公平。基于此，我们采用了"国际社会公正调查"中的问题，问受访者在多大程度上认为一些列出来的因素，会影响人们在中国成为穷人：特别大的程度上、很大的程度上、一定程度上、很小的程度上还是根本不是。我们对什么因素促使人们成为富人，也问了一个类似的问题。这些列出来的因素包括个人绩效，以及外部的或结构性的因素。

　　我们的基本假设是：如果当前的不平等更多地被归因于基于个人绩效（merit-based）的因素（比如个人天赋、才干、教育程度、勤奋与否），那么就是公平的；
否则，如果不平等更多地被归因为外部因素（比如机会不平等和歧视），那么这一不平等就被认为是不公平的。表2A和2B显示了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加权之后的边缘分布。

　　表2A和2B反映出，大部分受访者都认为，个人绩效因素比外部因素更能解释为什么当前中国一些人穷而另一些人富。在被问到是什么因素导致贫穷的时候，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缺乏能力和才干、学历太低以及个人努力不够；
而在解释什么因素使目前有些人成为富人时，虽然排列的次序稍有不同，但是排在最前的依然是这三个因素：首先是有能力和才干，接下来是工作勤奋和高学历。另一个"负面"因素，即有门路，在解释人们成为富人的原因时被排在了第四位。①[这些列出来的解释贫富的特征并不完全一致，因此我们并不知道受访者会如何把"没有门路"作为人们贫困的原因]另一方面，不诚实、社会偏见和歧视、经济体制中有不公平的因素等等，则在解释为什么有些人贫困而另一些人是富人的时候被排在了最末端。

　　这些回答并没有显示出，民众认为目前中国变穷和变富的原因源于社会不公平（social injustice）是中国当前的主导趋势。尽管大概有1P4的受访者认为，外部的或结构性的"不公平"是解释在中国成为穷人和富人的重要、甚至极其重要的原因，但是大部分受访者认为最主要的原因仍然是个人绩效（individual merit）。

　　因此，主导的趋势是，中国的民众认为当前的不平等是公平的而不是不公平的。

　　基于这些回答，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大部分的受访者认为当前中国的收入不平等过大、以及不平等的存在是因为它使有钱有势的人受益？这些相互矛盾的看法可能有两个解释：第一，正如上文提到的，全国范围内的收入不平等被认为过大，并不主要是因为收入差距本质上被认为是不公平的，而是因为这样的不平等可能威胁到社会安定。第二，有可能当人们回答什么是当前中国变穷和变富的原因的时候，他们倾向于参照他们周边环境中的穷人和富人，而不是那些无法直接看到的、凭空想象的其他地方的穷人和富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正如我们从表1A中所看到的，大部分受访者并不认为他们周边环境中的不平等（local inequality）过大或不公平。如果我们假设说，如同其他社会一样，人们更倾向于参照那些处于他们周边环境中的人而不是整个国家的人来认知不平等，那么很显然，大部分受访者认为他们身边的不平等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公平的，哪怕整个社会中的收入差距过大。

　　总之，大部分人认为当前中国的不平等过大，并不能反映出他们认为当前的不平等是不公平的。相反，人们普遍同意，至少就自己周围而言，市场改革所产生的不平等是可以接受的，而且主要是基于个人绩效的，而不是反映出一个不公平的社会秩序。

　　（二）中国民众如何看待不平等：一个比较的视角

　　前面提到，我们2004年中国调查的问卷，采用了20世纪90年代"国际社会公正调查"中的一些问题（Kluegel et al .，1995；
Mason Kluegel ，2000）。

　　"国际社会公正调查"有两轮：一轮是在1991年，对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前社会主义国家（保加利亚、捷克、爱沙尼亚、德国[东德和西德]、荷兰、匈牙利、日本、波兰、俄罗斯、斯洛文尼亚、英国、美国）的调查，另一轮是于1996年，对一些东欧转型社会（前东德、匈牙利、俄罗斯、保加利亚、捷克）的调查。

　　为了与中国的调查结果对照，如果一个国家1991年和1996年都参加了调查，我们只看他们1996年的调查结果；
另外，为了节省空间，我们忽略爱沙尼亚、斯洛文尼亚和荷兰1991年的调查结果。这样，我们有下面这些国家的结果可以与中国做比较：属于东欧转型社会的1996年的俄罗斯、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东德和1991年的波兰，以及属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1991年的美国、英国、西德和日本。

　　显然，我们只能比较从"国际社会公正调查"问卷中复制到中国调查中的问题，因此，接下来的表3比表1和表2短，因为在表1和表2中有一些问题是我们在中国调查中新加的。

　　在表3A中，每一个国家的受访者都被问到下面这个问题："您是否认为当前全国的收入差距太大、有些大、正好、有些小还是太小？"表3A中的百分比（%）

　　是回答太大和有些大的比例的加总。我们之前看到，大部分中国的受访者（71.7%）认为中国全国范围内的收入差距过大。然而，与这些国际调查相比较，这一比例并不大。除了1991年的波兰和1996年的东德，其他前社会主义转型国家中都有相当大比例的受访者认为，他们国家的收入差距过大：在匈牙利和保加利亚，这一数字大约是95%.事实上，中国民众认为全国范围内收入差距过大的比例，只和1991年调查中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当：只有在美国，受访者才更不可能表达这样的观点（62.5%）（参见表3A）。

　　表3B显示了对如下问题的回答的比较结果，即受访者是否认为他们国家里穷人和富人的比例在未来5年内会上升。中国民众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与其他国家截然不同：在其他任何一个参与调查的国家，都没有如此之少的人认为穷人的比例会上升（26.1%vs.29.1-57.9%）；
与此同时，没有任何一个参与调查的国家，会有如此之多的人认为富人的比例会上升（61.1%vs.29.1-57.9%）。

　　而且，在中国，认为富人的比例会上升的百分比是认为穷人比例会上升的百分比的两倍，而在除了西德之外的其他国家，认为穷人的比例会上升的百分比大都远远超过认为富人的比例会上升的百分比。

　　或许，人们会批评说调查的时间可能对结果有影响。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IT产业兴起之后，相比起1991年，可能有更多的美国和英国的受访者，会认为富人的比例会上升而穷人的比例会下降。即便如此，中国的模式仍然令人吃惊。

　　正如我们开头所提到的，许多分析人士都认为中国民众基于不平等而产生了广泛的不满。然而，我们2004年全国调查的结果与此正好相反：中国民众令人吃惊地乐观。我们从表3可以看到，中国民众相比其他国家的人——无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前社会主义国家，更少地对收入差距和不平等的趋势产生不满。

　　这一印象在表4中得到加深。表4中，我们比较了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受访者各自如何解释什么因素造成他们社会中的一些人变穷而另一些人变富。同样，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5个选项：特别大的程度上、很大的程度上、一定程度上、很小的程度上和根本不是，表4A和4B分别加总了回答"特别大的程度上"和"很大程度上"的百分比（%）。我们认为这样的问题，是反映出受访者认为当前的不平等是公平的，还是不公平的关键问题。如果受访者认为如个人能力、工作勤奋等因素是解释为什么一些人是穷人而另一些人是富人的原因，那么他们是在强调基于个人绩效（merit-based ）的归因，因此会倾向于认为当前不平等是公平的。

　　与此相反，如果受访者认为如不诚实、社会上存在的偏见和歧视、经济体制不公平等等因素是人们成为穷人和富人的原因，那他们就是在强调结构性的或者非个人绩效方面的原因，从而会倾向于认为当前的不平等是不公平的。

　　从表4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中国受访者的回答仍然与众不同。我们之前看到，中国的受访者倾向于用个人绩效而不是不公平的外部或结构性的因素来解释为什么一些人穷而另一些人富。表4则显现出，除了日本之外，这一趋势在中国比在其他受调查的国家更明显。总的来说，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受访者，更可能用结构性的而不是个人绩效方面的因素去解释贫富的获得。特别令人吃惊的是，61.3%的中国受访者认为没有能力和才干是人们贫穷的重要原因，而在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数字只有17.6%到39.5%不等；
而且，只有17.4%的中国受访者认为不诚实是人们成为富人的原因，但是在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数字从39.1%到82.4%不等。甚至在看起来很具"中国味"的方面——使用个人"关系"致富上，有60%的中国受访者认为这一因素很重要，而在东欧，高达72.7%到89.3%的受访者会强调操控关系在致富中的重要性。即使与三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美国、英国和西德），虽然这些国家的受访者比东欧国家的人更强调个人绩效因素是人们贫穷和富裕的原因，中国仍然有更高比例的受访者强调个人绩效因素，同时更少强调结构性因素。在这些回答方面和中国最接近的是日本。但是，即便在日本，还是有更低比例的受访者把贫穷归因于个人绩效因素（虽然他们强调个人努力不够的比例稍稍超过中国），同时他们更倾向于认为，不公平的经济体制是人们致富的重要原因。基于表3和表4的结果，在看待不平等结构是否公平的问题上，我们排出了一个国家之间的大致序列：

　　公平→中国→日本→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东欧→不公平这一排序非常令人吃惊，它显示出，中国受访民众对当前不平等的接受程度，甚至超过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东欧排在了另一端，虽然他们也在经历市场转型，但是他们的受访者对由不平等带来的不公平，有着更为负面的态度。当然，在调查进行之时，中国市场改革的时间跨度比东欧更长（26年相对于2-7年），但是这一结果仍然令人惊讶。而且，市场改革的时间长短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人甚至比美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更倾向于认为不平等是公平的。

　　总之，这些比较加深了我们之前对中国的数据单独分析时得到的印象：中国民众并非对当前的不平等以及谁穷、谁富有着非同寻常的不满。事实上，在某些方面，中国受访者看起来比其他国家的人——无论是前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总体上更加相信经济增长使得"水涨船高"，令所有人受益，而勤奋、努力和个人才干，是通往物质成功（material success）的主要途径。大部分人会认为，全国范围内的不平等程度可能威胁到社会安定，但是当前的不平等结构并不是不公平的，也并不会阻碍普通民众试图、或正在走向成功。同样，这些结果也并没有支持通常的看法，即认为中国的普通民众对当前过度的收入不平等和分配不公平抱有很大的不满。

　　（三）中国民众对当前不平等的态度的社会来源

　　尽管通过上述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受访者对当前不平等的主要态度是大体接受而不是心怀不满，但表1和表2仍然清楚地揭示出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存在。

　　事实上，有数目不菲的受访者对上述话题持有批评的态度。比如，31.8%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生活的社区中不平等过大，26.1%的人表示他们相信穷人的比例在未来5年内会上升，27.9%的人说当前的不平等程度威胁到了社会安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21.2%的人认为社会上存在的偏见和歧视对谁变为穷人有着很大，甚至非常大的影响，还有26%的人认为不公平的经济体制是解释当前一些人成为富人的重要的，甚至非常重要的原因。在本节中，我们分析社会背景和地区差异是如何影响人们关于不平等的一些态度，来看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更容易对当前的不平等不满，又是什么样的人更容易接受当前的不平等。

　　为了使这一分析便于操作，我们需要简化关于不平等的态度的测量。为此，我们将主要关注4个态度变量。我们认为，这4个变量可以抓住表1和表2中关于不平等态度的模式的主要方面。首先，我们采用一个单独的问题，即全国范围内的收入不平等是否过大（见表1A中的第一行）。这一变量有5个类别（回答依次从"过小"到"过大"），被我们视作定序变量，并称之为"过度的不平等"（Excessive Inequality）。其次，我们对表1C中的4个问题进行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①[表1B中的两个问题并没有产生信度较高的综合指标，因此在分析中我们并没有包括它们]并得到了一个因子得分（factor score），可以反映出受访者是否认为当前的不平等有害，因此我们称之为"有害的不平等"（Harmful Inequality）。②["有害的不平等"的信度为α=0.53]再次，通过对表2A和2B中问题的因子分析，我们得到两个因子得分，来测量人们如何对贫穷和富裕归因：是主要由于外部的和结构性的因素，如不诚实、社会偏见和歧视、不平等的机会结构、不公平的经济体制（我们称之为"不公平的不平等"[Unfair Inequality]）呢，还是主要由于个人绩效方面的因素，如勤奋、才干和教育水平（我们称之为"基于个人绩效的不平等"[Merit-based Inequality]）。③[具体而言，"基于个人绩效的不平等"由下列项目综合得到：缺乏能力和才干、品行不良、个人努力不够和学历太低作为解释人们贫穷的原因，有能力和才干、工作勤奋和学历高作为解释人们富裕的原因。这一综合指标的信度为α=0.77.与此类似，"不公平的不平等"则由下列项目综合得到：社会上存在偏见和歧视、没有均等的机会、经济体制中的不公平作为解释人们贫穷的原因，不诚实、有门路、起步时比别人有更多的机会和经济体制不公平作为解释人们富裕的原因。这一综合指标的信度为α=0.74]

　　这4个关于不平等态度的变量——"过度的不平等"、"有害的不平等"、"不公平的不平等"和"基于个人绩效的不平等"，正是我们想要解释的因变量。

　　总体而言，我们假设，那些对当前不平等心存不满的人更可能在前3个变量上有较高得分，而在最后一个变量上得分较低；
而那些接受当前不平等的人，则正好完全相反。然而，这4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表明，它们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我们假设的那样简单（见表5）。

　　虽然和我们所预期的一样，前3个变量（"过度的不平等"、"有害的不平等"、"不公平的不平等"）都体现了对当前不平等的负面态度，它们之间的相关系数正向且统计显著，但出乎意料的是，它们与体现对当前不平等的接受态度的第四个变量（"基于个人绩效的不平等"），也有着正向且显著的相关关系。

　　也就是说，在前3个变量上得分较高的受访者，并不会倾向于在第四个变量上得分较低；
事实上，其得分较高。①["基于个人绩效的不平等"和其他变量之间的正向的相关系数，反映了一个在其他国家的研究中也经常被发现的现象，即人们在关于社会分配不公方面经常有着相互矛盾的看法，而且这些看法往往互不干扰，也不需要个人去调和。见克兰格和史密斯（Kluegel Smith ，1986）对美国情况的讨论]

　　二、决定不平等态度的社会背景因素

　　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使用一系列变量来看什么因素决定了人们对当前不平等的态度。这些变量包括：客观职业和户口类别、其他客观人口和社会经济特征、地区、主观地位和认知，等等。

　　（一）客观职业和户口类别

　　由于在中国职业类别和户口类别相互交叉，我们建构了一个含有12个类别的职业P 户口地位变量。其中4类持有农业户口：农民、农村非农业劳动者、农民工、农村"其他"者（比如不在劳动力市场的农村居民），另外8类则持有非农业户口：非技术或半技术工人（un-Psemi-skilled workers ）、技术工人（skilled workers ）、自雇佣者（self-employed ，包括企业主）、常规非手工劳动者（routine non-mannual workers ）、专业技术人员（professionals ）、经理/干部（mangers/cadres）、城市失业人员（urban employed），以及城市"其他"者（主要是那些不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人）。①[需要注意的是，农民工这里被当作一个单独的类别，不管他们在做什么样的城市工作，也不管他们是否有工作。在下面的统计分析中，我们对这一含有12个类别的变量产生了12个虚拟变量，以便分别计算相应的相关系数和回归系数。在回归模型中，我们将城市中的"非技术或半技术工人"作为参照类]

　　如果通常的看法是正确的话，我们应该会发现那些社会地位最低的群体会对当前不平等最为不满，特别是农民、农民工、城市失业人员和城市非技术/ 半技术工人。

　　（二）人口和社会经济特征

　　我们还有一系列和不平等的态度有关的其他客观地位变量，包括：性别（女=1），年龄和年龄的平方（除以100），②[在统计分析中包含年龄的平方项，是为了看年龄与不平等态度之间是否存在着曲线关系。我们猜测最具批评性的态度可能来自于中年人，因为他们是文化大革命中"失落的一代"（lost generation），而他们中很多人又在国企改革中下了岗。一个正向的年龄系数和一个负向的年龄的平方系数将显示年龄和不平等态度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倒U 型曲线]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已婚=1，其他=0），民族（汉族=1，其他=0），2003年家庭收入的对数，党员（是=1），现在或曾经在国企工作（是=1），以及接受非官方信息的程度。③["接受非官方信息的程度"（access to unofficial information）作为一个综合指标，由7个类似的问题建构而成。这些问题要求受访者对他们接受外部的或非官方信息的程度打分，从"1=从不"到"4=经常".这7个问题是受访者是否经常：在国内旅行，到国外旅行，与国内的亲戚朋友交流社会时事信息，与国外的亲戚朋友交流社会时事信息，从国外报刊、电视或广播了解新闻，通过国外的书籍、杂志、电视或电影了解新闻以外的其他信息，以及上互联网。因此，在这一综合指标上的较高得分，将意味着受访者除官方媒体之外，还有较多的可以了解非官方信息的渠道]同样，如果通常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将会看到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高学历、高收入、党员等）会倾向于对当前的不平等持接受态度，而那些社会地位较低或能接受到很多非官方信息的人则更容易心怀不满。

　　（三）地区差异

　　我们认为个人对收入不平等和分配不公平的态度，可能会受他们所在地区的影响。比如，那些在像上海和珠江三角洲等经济发达地区的人，更有可能对当前的不平等抱有乐观和接受的态度，而那些在内陆省份和像东北等经济受挫的省份的人，则更有可能对当前不平等持批评态度。另外，施坚雅很久以前就强调，只用省份来测量地区差异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省内那些住在核心城市和住在偏远农村的人会有很大不同（Skinner ，2005）。为此，我们采用了3个不同的地区变量。首先，我们按照通常的标准（国家统计局的标准），将受访者所在的地区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省份。①[回归分析中，"东部"省份是参照类]然后，我们使用了一个测量受访者的居住地离最近的地级或以上城市有多远的变量。这一变量共有8类，从受访者住在地级或以上城市（编码为0），到受访者距离最近的地级或以上城市200公里以上（编码为7）。②[地级市是在省会城市和县城之间的一级行政单位。显然，这一变量意味着所有住在中等城市或省会城市的居民得分为0.只有那些住在小县城或农村地区的人，才会在其他7类中选择答案]最后，为了反映出一些省份受改革和经济活动影响的程度，我们采用了中国国内研究者对不同省份市场化程度的划分（樊纲、王小鲁，2004），并将其应用到我们样本中受访者所在的省份。这样，这些省份的市场化程度，从宁夏的3161到广东的9167（理论上的最高得分为10）。③[樊纲、王小鲁使用23个从0到10的不同指标来测量一个省份市场化的程度。我们这里使用的变量是这23个指标的均值。他们的数据来自于2002年，比我们的调查早了2年，但是已经是最接近我们调查年份的数据]如果通常的看法是对的话，我们将会在中部和西部、在远离城市的地区，以及在那些市场化程度较低的省份，发现更多的对当前不平等的不满者。

　　（四）主观变量

　　基于其他社会的研究发现，对个人和家庭状况的认知，以及对生活环境变好或变坏的感受，有时候能够影响，甚至比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特征更能够影响人们对收入不平等和分配不公平的态度（比如，Kluegel ，1988；
Kreidl，2000）。

　　因此，我们也使用了一些测量主观地位和经历的变量。具体而言，我们有三个主观变量：（1）受访者是否认为他们的家庭生活水平在过去5年内有所提高，提供的选项依次从"变差了很多"（编码为1）到"变好了很多"（编码为5）；
（2）受访者参照他们身边的人得到的主观社会地位综合指标；
①[主观社会地位指标由4个相关问题的均值得到。这4个问题是：分别与他们的亲戚、同学、同事和邻居相比，受访者如何对他们当前的生活水平打分？从"1=差了很多"到"5=好了很多"，最后得到的指标也在1到5之间]（3）在过去3年内，受访者是否有一些他们自己认为是与不平等有关的"糟糕"的个人或家庭经历，我们将这一综合指标称为"糟糕的经历"（bad experience）。②[我们问受访者，在过去3年内他们自己或他们家人是否有如下经历：得重病、因为天灾人祸而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下岗或丢掉工作、支付医疗费用有困难、因为学费问题中途辍学、不得不借钱以应付生活基本开销，以及受到地方官员的不公正对待。

　　对于每个经历，受访者都给出是（编码为1）或者否的回答。我们将这些回答加起来，最后得到的综合指标从0到7不等]普遍的看法会认为，那些自认为家庭的生活状况比5年前有所改善的和认为自己比身边的人社会地位更高的人，会更容易接受当前的不平等；
而那些有着"糟糕的经历"的人，则更可能对不平等有所不满。

　　我们通过对这一系列复杂的自变量的分析，来考察它们是如何决定我们上述设定的4个关于不平等态度的因变量，即"过度的不平等"、"有害的不平等"、"不公平的不平等"和"基于个人绩效的不平等".表6报告了分析的结果。在该表中，对于每一个因变量，我们首先报告了每个自变量同它的双变量相关系数r ，然后报告了在控制住其他自变量之后每个自变量在线性回归模型中的标准回归系数beta（standardized regression coefficients）。考虑到该表的复杂程度，我们将只关注该表结果所显示出来的总体模式，而不是对每个系数逐一进行说明。

　　表6首先显示出，相比起其他3个因变量，我们在解释"基于个人绩效的不平等"这一因变量方面，并不是很成功。回归系数反映出，正如之前所预期的，那些相信自家的生活水平比5年前来有所提高的人，以及那些自认为比身边的人社会地位更高的人，会更倾向于接受"基于个人绩效的不平等"，从而更强调个人勤奋、才干和教育是人们贫穷和富裕的原因；
与之前预期有所不同的是，那些可以获得非官方信息的人、那些自雇佣者，以及住在西部省份和较高市场化程度的地区的人，则不太可能这样认为。不过，总的来说，在控制住其他变量之后，只有很少的系数是显著的；
而且，R2表明，这许多变量最终只能解释仅仅4%的方差。

　　"基于个人绩效的不平等"方面的"不成功"的这一解释，事实上正是本文的一项重要发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这一"不成功"表明，对于个人绩效因素在造成人们贫富中的作用的看法，中国受访者之间并没有太大的不一致。

　　从表2中我们已经知道，人们普遍同意个人绩效因素在解释谁穷谁富这一问题上是很重要的；
从表4中我们进一步知道，中国受访者比其他国家的人，更倾向于强调个人才干和勤奋在造成人们贫穷和富裕方面的作用。换句话说，中国受访者高度一致地认为，个人能力、才干和勤奋是通向成功的道路；
也正因为如此，回归分析显示出，在这些问题上的回答差异很小；
而且，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与受访者的社会背景并没有很强的关联。基于这一原因，在以下的分析中，我们只关注其他3个因变量——"过度的不平等"、"有害的不平等"和"不公平的不平等"。

　　表6的另外一个发现是，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除了农民工）更可能对当前的不平等不满（见表6第1、3、5列）。当我们控制了其他社会背景特征并将"城市非技术P 半技术工人"作为参照类的时候（见表6第2、4、6列），我们发现，其他城市职业群体与参照群体相比，并没有很大的不同。然而，农民、农村非农业劳动者和那些在农村"其他"类别中的人，有着负向的回归系数，尽管并不是所有的回归系数都在统计上显著。不过，特别是农民，在所有这三个关于不平等的态度的测量上，不满的程度都显著地比"城市非技术P 半技术工人"低——这也意味着他们总体上比城市居民更少地不满。农民工则并没有显现出这样的趋势（见表6第3列）：他们在后两个因变量上，都没有显著地区别于城市"非技术P 半技术工人"，因而比农民对不平等更容易抱有批评态度；
另一方面，他们比任何其他职业群体都更强烈地认为，当前全国范围内的收入不平等过大。

　　农村居民受访者，特别是农民，在这些问题上的特殊性态度是本文的另外一项重要发现。通常的看法认为，弱势群体总体上更容易对当前的不平等产生不满，而那些优势群体，以及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应该更容易接受甚至赞成当前的不平等。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都有一些职业群体属于弱势群体，比如农村的农民和农民工，城市的非技术P 半技术工人和失业者。然而，由于户口制度的存在，在任何通常的排序方面，农民甚至农民工都比城市弱势群体的地位更低——城市非技术工人，甚至失业者至少还有一些社会福利，而农民工和农民都没有。为此，按照通常的看法，我们应该发现农村居民，特别是农民，会对当前的不平等心存不满。然而，我们分析的结果正好与之相反。农村居民受访者，特别是农民，显著地比城市居民更不可能认为全国范围内的收入差距过大，更不可能觉得当前的不平等对社会稳定有害，更不可能赞成结构性的因素是造成人们成为穷人或是富人的原因。中国农民受访者，他们本身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但这些对当前不平等的相对正面的态度却使我们非常吃惊（intriguing puzzle ）。我们将在结尾部分对此加以探讨。①[中国农民更容易接受当前不平等和分配不公正的倾向是韩春萍博士论文的主要关注点（Han ，2007）。她在论文中对导致这一现象的可能原因作了详细讨论]

　　表6的第二组自变量是关于人口和社会经济地位特征的。同样令人吃惊的是，与通常的看法不同，受过更多教育的人更有可能对这三种不平等提出批评（哪怕控制了其他变量）。不过，根据以前在美国和在其他社会的研究（Kluegel Smith，1986），这一模式并不那么意外。之前的研究发现，虽然物质上的优势让人更容易接受现状，但是较高的教育水平，还是更可能导致更具批判性的，甚至是"左派"的态度。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理解这个正向的关系，即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有可能意识到社会中存在的偏见和歧视。此外，从相关系数上看"，家庭收入"和"汉族"也与这三个因变量正向相关（更容易不满）；
但是，当控制住了其他变量之后，回归分析显示出，只有汉族比少数民族更倾向于认为全国范围内的收入不平等过大，而其他回归系数在统计上都不显著。这一结果有些出人意料，因为在其他社会，少数民族（minorities）总体上对不平等有更大的不满。

　　此外，从相关系数上看"，现在或曾经在国企工作"与测量不平等态度的3个因变量都正向相关。但是，一旦我们控制了其他变量，只有在"过度的不平等"这一项上"，现在或曾经在国企工作"在统计上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即更倾向于认为当前全国范围内的收入差距过大。另外，年龄和年龄的平方的效应也值得注意。虽然它们的回归系数反映出，在这3个因变量方面，年龄的效应都呈抛物线状，从而一方面显示出，中年人比年轻人或老年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不平等有害且不公平，另一方面则表明，中年人与年轻人或老年人相比更不倾向认为当前的收入差距过大。但是，这些系数在统计上都是不显著的（p

相关热词搜索：中国 不平等 如何看待 民众 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