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明：胡适在风雨飘摇的旧北大

　　胡适在旧北大执教二十年有余，无论在蔡元培长校期间的“新政”，还是蒋梦麟长校期间的“中兴”，胡适的影响重大。胡适本人长校的旧北大的最后三年，是北大历史上最为艰难困窘、风雨飘摇的三年。随着旧北大走完历史，以蔡元培、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教育哲学也在中国大陆寿终正寝，中国的教育史也翻开了新的一页。

　　一

　　我们知道，从1917年1月蔡元培当北大校长起，或者确切地说从1917年9月胡适进北大当教授起，北大的一系列教育的现代化改革正式揭开序幕。

　　在抗战爆发前的20年里，北大教育规模发展很快，尽管中间风云变幻、波折屡生，又经历了北伐的动荡。1930年底胡适重返北大后开始的所谓“中兴”阶段，北大的教育学术更趋活跃，基本上奠定起一个现代化国家大学的规模。“七·七”事变后，北大内迁，在昆明与清华、南开组建西南联大。到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北大复员，迁回北平。

　　1945年6月原北大校长蒋梦麟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组建西南联大的三校各自复员后，清华梅贻琦、南开张伯苓可以继任旧职，唯北大校长之职必须重新推举。蒋介石想让胡适或傅斯年担任，因胡适人在美国，蒋就让教育部长朱家骅先征询傅斯年的意见。傅斯年8月17日上书蒋介石，力荐胡适：

　　北京大学之教授全体及一切有关之人，几皆盼胡适之先生为校长，为日有年矣。适之先生经师人师，士林所宗，在国内既负盛名，在英美则声誉之隆，尤为前所未有。今如以为北京大学校长，不特校内仰感俯顺舆情之美，即全国教育界，亦必以为清时佳话而欢欣。在我盟邦更感兴奋，将以为政府选贤任能者如此，乃中国政府走上新方向之证明，所谓一举而数得者也。

　　适之先生之见解，容与政府未能尽同，然其爱国之勇气，中和之性情，正直之观感，并世希遇……盖适之先生之拥护统一，反对封建，纵与政府议论参差，然在紧要关头，必有助于国家也。今后平、津仍为学校林立文化中心之区，而情形比前更复杂。有适之先生在彼，其有裨于大局者多矣。

　　朱家骅也与傅斯年一样，主张推荐胡适。蒋介石接受二人意见，决定由胡适担任北大校长。9月3日，朱家骅致电胡适，报告了这个决定，并告知胡适，在他返国之前，由傅斯年代理校长。9月6日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的令文正式发表，同时傅斯年致电胡适：“北大复校，先生继蒋梦麟先生，同人欢腾，极盼早归。此时关键甚大，斯年冒病勉强维持一时，恐不能过三个月。”

　　胡适任北大校长消息一公布，北大内外著名学者教授欢欣鼓舞，确是一片欢腾。汤用彤、周鲠生、段锡朋、周炳琳、傅鹰、郑天挺、江泽涵、丁声树、贺麟、吴景超等纷纷致电致函，表示内心的欢欣。如贺麟的信很有代表性：“先生长北大消息传出后，众望所归，群情欢悦，不仅为北大之复兴庆幸，且为整个中国教育学术之光明进步庆幸。”(9月21日)老北大教授中多有人致贺的同时直接向胡适积极提建议，出主意，如饶毓泰，还举荐一批理科尖子人才，请胡适考虑聘为教授。又如罗常培也一面举荐文科人才，一面建议胡适：“回国后，开宗明义的第一章，应把北大恢复到蔡先生的自由主义色彩”，更希望胡适自己保持“超然自由、无为无不为的精神。”——可见胡适接任北大确是众望所归，众情所仰。

　　胡适与北大的历史渊源决定了他与北大的前途命运休戚相关。胡适1917年至1926年、1930年至1937年在北大的两段生涯，为提高北大教育与学术研究殚精竭虑，作出过杰出的贡献。——胡适进北大伊始便有意识想把北大建成大学概念与管理观念均第一流的现代化大学。他积极提倡北大用全力攻钻高等学问与高等学术，鼓吹“提高”与“创造”，他甚至几次设计让北大办成一个纯粹的研究院，如1924年他曾与李四光认真筹画过一个《北京大学大学院规章草案》，拟议了“大学院”即研究院建制的全部大纲细则。后来清华大学的“国学研究院”从组织体制到学术方向也正是出自于胡适的精心筹划与设计。——现在胡适可以全面规划他的发展北大和中国高等教育的宏伟蓝图了。

　　胡适1946年7月5日回国抵上海，7月29日到北平。8月4日北大校友会在蔡元培纪念馆开会欢迎胡适。16日胡适主持召开北大校务行政第一次会议，重点研究北大院系调整及新建制和重要干部设置以及各系科教员的聘任，增加了一批新教员，壮大了北大的教师阵容。9月20日他为傅斯年卸任“代理”校长举办茶话会后，正式接任北大校长。同时聘任汤用彤为文学院长，饶毓泰为理学院长，周炳琳为法学院长，马文昭为医学院长，俞大绂为农学院长，马大猷为工学院长，樊际昌为教务长，陈雪屏(后是贺麟)为训导长，郑天挺为总务长，组建了复员后的北大领导班子。

　　胡适在北大校长任上曾认真筹划过三件事。

　　一、在1946年12月的国民大会制宪会议上与朱经农等204人联合提出《教育文化应列为宪法专章》的提案和与18位教育界国大代表联合提出的《请政府注意教育问题》的提案。并着重指出“教育是立国之本，亦为施行民主政治之基础。当今宪法正在制订之时，政府即将还政于民，尤赖教育之普遍推行。”又提出六条供政府参考的具体建议。

　　二、1947年夏，胡适专门写信给白崇禧与陈诚，提议在北京大学集中全国研究原子能的第一流科学家，专心研究最新的物理学理论与应用，并训练青年学者，以为将来国家大用。他已亲自联系了钱三强、何泽慧、胡宁、吴健雄、张文裕、张宗燧、吴大猷、马仕俊、袁家骝等九人，这九人“皆已允来北大”。这项建议最后成为一张废纸，他只是为中国的现代核物理起步超前地描画过一幅梦想的蓝图而已。

　　三、1947年8月下旬，胡适在南京出席中央研究院有关会议时面见蒋介石，正式提出了他的“十年高等教育发展计划”，一个月后胡适又根据这个“发展计划”撰成专文《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公诸于世。这份《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的核心意见有两条：第一条是在十年之内，集中国家的最大力量，培植五个到十个成绩最好的大学，尽力发展他们的研究工作，使他们成为第一流的高等教育与科研学术的中心。第二条核心意见是，“大学的观念应该革新与修正，今后中国的大学教育应该朝着研究院的方向发展。凡能训练研究工作人才的，凡有教授与研究生做独立的科学研究的，才是真正的大学。”这两条都是针对了北大的实际，也包含了对北大方向的规范。五所成绩最好的大学，第一所即北大，其次是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和浙江大学。

　　1947年10月10日胡适在天津的一次讲演《大学教育与科学研究》中，再次强调科学研究必须是以大学为中心，而大学应以从事高等研究为主要任务。10月29日胡适在北大工学院四十四周年纪念会上发表讲话，再次提醒大学对于国家学术科学发展负有重要责任，主张积极移植欧美大学的“三会”制度。所谓“三会”，即“董事会”，它保证独立的经济来源；
“教授会”，它是最称职的内行治理的管理机构，“校友会”，它是全力支持母校，与社会全方位联系的政经实力团体。——胡适认为欧美的大学之所以能几百年上千年的继长增高，不断充实发展，趋于完善，原因正在这“三会”的恩赐。——胡适在北大校长任上一心一意奢望把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与大学的现代化建设，全力推进到一个可与欧美先进国家接轨的高度。旧北大因为先后得到蔡元培、蒋梦麟和胡适的教育独立、学术自由和发展高等学问提高科研水平的方针维护，才能在政治动荡、风雨飘摇之中挣扎着做出一些可贵的成绩，培养了一批可喜的人才。面对胡适为中国的大学教育的忘情投入，面对他的这一奋斗史及其环绕着的光荣的梦想，种种草创兴革的艰难实践与悲壮心志，我们后来人不由会对先哲油然产生一丝深长的敬意。

　　二

　　胡适在北大校长任上还历史地肩负着思想哲学导师、政治舆论导向的时代重荷。就在他接受北大校长任命时，政治界、知识界对他抱有较高的期望，如张其昀致信中即说到“先生允任北大校长职，不胜欢忭。三十年来北大是中国新思想的策源地，为中外所公认。今后在先生领导之下，确立学院自由的尊严，料想异卉争妍，烂漫向荣，其盛况定属空前。……领导群伦，以踏上民治的正轨，那更望有学府的山斗来持全国的议坛，想海内人士均有此期待。先生此日可谓握政学之枢纽”。

　　1946年双十节，北大新学期开学典礼上胡适在讲演中说，今天他对北大只作一点小小的梦想，就是要把北大办成一个“成样子的学校”，方向有二，一、即提倡独立创造的学术研究；
二、对于学生则要求做一个能独立研究，独立思想的人。胡适解释说，我为什么希望且要求你们是“独立”二字，而不是自由思想、自由研究的“自由”二字呢?要知道自由是对外面束缚而言，不受外面势力的限制与压迫，这一向正是北大的精神，而你们现在大抵已经获得了并做到了。而“独立”恰恰没有做到，还有许多误解与迷惘。“独立”是你们自己的事，无论外面的思想环境如何纷纷扬扬，你自己思想不能独立，意识不能独立，仍然是奴隶，走上社会后只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丧失自我。他又引用南宋思想家吕祖谦《东莱博议》中两句话：“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勉励北大学生“独立思考，不盲从，不受骗，不用别人的头脑当头脑”。后来胡适在给北洋大学学生陈之藩的长信中也告诫：“‘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就是承认问题原来不是那么简单容易”，认识眼前的世界还需自己独立的思考与判断。他再次强调，“善未易明，理未易察”两句话，“真是医治武断与幼稚病的一剂圣药”。他又劝告陈之藩，“思想切不可变成宗教，变成了宗教，就不会虚而能受了，就不思想了。我宁可保持我无力的思想，决不肯换取任何有力而不思想的宗教。”1948年3月27日陈之藩又给胡适写信，盼望胡适在这个艰难的历史时刻“集中精力给国人治病”：青年人行为的固执病、盲从病，政治界的权力病、派系病，国人思想的懒惰病、虚弱病。他认为“治病救人”才是胡适这位思想导师当前着手救国的唯一途径，他也深深感叹：胡适生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这样一个过渡时代，“任务太艰巨了!”

　　胡适正是处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矛盾关系之中或者说险恶的旋涡中。1947年“五四”前夕，北大学生“五四筹备会”在北大红楼大操场举行历史晚会，请胡适讲演《五四新思潮运动的意义》，胡适在讲演中指出科学与民主是当年《新青年》的“两大罪案”，也是新思想运动的原因，新思潮的意义也就是一种独立的，批判的态度与精神，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二十八年后的今天，我们纪念“五四”应当用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光荣批判精神来研究一切问题，刷新中国的思想，改造中国的文明。在“五四”当天的讲演中，胡适又特别指出：北大精神的内核是“自由与容忍”。“五四”以来，“极左与极右的均出自北大”，“政治逼人”，“历史又无法回避”，“北大要始终坚持自由与容忍”，才能纾解目前的困难，为国家为民族多多培养与保存人才的种子。——他根据这些意思又撰成《五四的第二十八周年》纪念论文在《大公报》发表。

　　当时北大工学院机械系一年级有名叫邓世华的学生向胡适写信诉说自己的苦闷与彷徨，对现实政治与国家前景流露出悲观绝望的心情。胡适深感邓世华的苦闷与悲观有很大的代表性、典型性，当晚即写了一封一千多字的回信，劝他不要过于悲观，他说：“悲观是不能救国的，叫喊是不能救国的，责人而自己不努力是不能救国的。”他还是重复“五四”时代宣传的易卜生的名句：“眼前第一大事是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信中又强调“将来的拯救没有捷径，只有努力工作，一点一滴的努力，一尺一寸的改善。”胡适还劝他体谅国家目前暂时的困难，信中还专门对蒋介石作了他的估价：“蒋介石先生有大长处，也有大短处。但我在国外看惯了世界所谓大人物，也都是有长有短，没有一个是天生的全人。蒋先生在当今的六个大巨头里，够得上坐第二三把交椅。他的环境比别人艰难，本钱比别人短少，故他的成绩不能比别人那样伟大，这是可以谅解的。国家的事也不是一个人担负得起的。”——这一段话显然正是后来在国共两党的殊死斗争中，他明确地站在蒋介石一边的思想基础与判断依据。6月22日胡适把此信的内容大意写成一篇文章《青年人的苦闷》发表在《独立时论》上，他称他的这番话“都是我心里对一切苦闷青年说的老实话”。

　　1947年春，胡适在北平邀集北大、清华、南开等校教授们组织了一个“独立时论社”，鼓励社员对当时国内外重大政治问题分头写文章，抒发己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以期形成一种积极有益于时世的独立舆论，团结起一批所谓不倚傍于国共两党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组成强大的理性道义力量，从政治文化到社会科学各方面促成国家的民主与进步。先后参加该社的有毛子水、陶孟和、张佛泉、陈序经、吴景超、陈雪屏、萧公权、陈岱孙等四十余人，继而出版《独立时论》丛书第一集，收文章四十余篇，胡适亲为之序。

　　胡适办的这个《独立时论》在当时颇有点像储安平办的《观察》，《观察》也是打着“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四个基本原则，组织六十余位国内教授、学者、专家们自由撰稿，发抒国事观察后的独立见解，政治上则标榜不依附国共两党。储安平创办《观察》时曾于1947年1月21日写信邀聘胡适为《观察》撰稿人，信中说“我们创办《观察》的目的，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并使扬墨之外的超然分子有一个共同说话的地方。”—这也正是胡适办《独立时论》的“独立”立场了。身为北大校长，胡适在把自己精力与理想移向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同时，也努力以自己的道义立场与知识良心为国家民族出点微薄之力。

　　那时候，北平的学生运动也开始渐渐高涨，风起云涌。到1948年春夏之交，更是声势浩大，一浪胜过一浪。当中又夹了好几桩军警当局抓学生案子的法律处理问题。胡适身处北大校长的位置，处境极感困窘，心里也惭无自由。面对政府的黑暗，局势的凶险，胡适也对国民党政权感到失望，故对学生运动他没有公开反对或正面抵阻，他只是认为青年学生的“政治化运动未免过早”。

　　5月5日胡适在南京接见《申报》记者时借“五四”的二十九周年发表他语重心长的谈话，他热情肯定“五四”是“一个新思潮新文化运动”，只是后来政治性过早加强了，总觉有些遗憾。他说：“二十九年以来，我个人始终觉得政治的基础应该建筑在文化思潮的基础之上。”从新思潮时代出来的人应该继续向新潮流走，新文化走，即向前走。胡适始终不肯在政治上否定学生运动，他只希望学生把运动的方向坚定地放在思想文化上。他认为只有思想文化的问题弄清楚了，中国的问题，青年的问题，新思潮向前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胡适认为，要克尽自己的职责，还得在思想文化上作最后的努力，经过一番沉静的思考，他终于公开亮出了“自由主义”的大旗。

　　1948年8月初胡适发表《自由主义是什么》一文，9月初又在北平广播电台做了《自由主义》的长篇广播，强调了两百年来世界范围里的自由主义演进史的两大贡献：一，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权利。二，“不流血的和平改革”。他认为坚持这两条可以渐渐革除“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的政治格局，使国家的民主政治与法治实践渐渐上轨道。

　　胡适总结“自由主义”的四层意义：“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的改革。”显然胡适关于“自由主义”的阐释与宣扬目光放在中国的现实政治格局上。他劝导国民党要容忍反对党，要尊重反对党的政见与信仰；
他也劝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暴力革命的手段，与国民党携手共同走上“和平的渐进的改革”的大路，刷新中国几千年传统的“东风西风式”的政治旧格局，努力开创自由民主容忍的政治新气象。

　　此后他在南京讲《自由与进步》(9月27日)、在武昌讲《自由主义与中国》(10月5日)、在杭州讲《自由主义与中国》(10月20日)、在台湾讲《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1949年3月27日)，一而再，再而三地宣传自己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与思想立场，幻想化解国共两党的殊死斗争，在中国建立起他梦寐以求的美英式的自由政治体制。值得注意的是，直到此时，胡适所有公开的著作、文章、讲演、广播中都没有直接批评共产党，但也没有直接批评国民党。此时他的心境固然幽黯凄凉，但他的言论还是十分谨慎，颇费推敲的。——他的“自由主义”政治设计固然不可能为中国共产党接受，更不可能被国民党所接受。他在中国当时“东风西风式”的现实政治斗争中，是注定地找不到存在和转圜之地的。他的自由主义政治设计不仅影响不了正在作殊死搏斗的国共两党，事实上也影响不了感染了中国现代特定的政治热力与磁力而处于兴奋激昂状态中的广大青年知识分子。

　　三

　　胡适在北大校长任上时，还面临着一个严重的、往往令他困惑与不安的问题，那就是蒋介石政府总是念念不忘要将胡适本人拉入政府，为他的政府“做面子”。由于胡适在国内文化教育界的地位与威信，更由于他在美英等所谓盟国政界与舆论界的巨大声望与影响力，抗战之后，蒋介石似乎一刻也未停止过对胡适的劝诱，而胡适几乎每次都需费尽口舌婉言拒绝，这样的拉扯实际上一直延续到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最后崩溃。

　　1947年2月4日傅斯年致信胡适，报告蒋介石上个月中邀谈内容，目的便是请胡适出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傅氏深知胡适信守的出处立场，自己也很不愿胡适“下海”参加政府，他在信中也含劝阻之意：“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久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胡适2月6日回傅信，开头即称：“我因为很愿意帮国家的忙，很愿意帮政府的忙，所以不愿意加入政府。蒋先生的厚意，我十分感谢，故此信所说，都是赤心的话。”接着胡适明确表态：

　　我在野——我们在野——是国家的、政府的一种力量，对国外、对国内，都可以帮政府的忙，支持他，替他说公平话，给他做面子。若做了国府委员，或做了一院院长，或做了一部部长，虽然在一个短时期也许有做面子的作用，结果是毁了我三十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为。结果是连我们说公平话的地位也取消了，——用一句通行的话，“成了政府的尾巴”!……如果毛泽东执政，或是郭沫若当国，我们当然都在被“取销”的单子上。因为我们不愿见毛泽东或郭沫若当国，我们愿意受政府的命令办我们认为应该办的事。这个时代，我们做我们的事就是为国家、为政府树立一点力量。

　　为这件事，蒋介石却不依不饶，又是亲自致信，又是约谈吃饭，前后来回拉扯了好几回合。胡适惟一有效手段即以北大为挡箭牌，“我愿意做五年或十年的北大校长，使学校有点成效，然后放手。此时放手，实无以对北大同人，也对不住自己”“北大此时尚在风雨飘摇之中，决不许适离开，道义上适亦不愿离开北大。”

　　后来也正是由于汤用彤、饶毓泰、郑天挺等联名陈情，声言“适之先生万不能中途离校”，朱家骅也以“维系北方教育大局”为由，亲向蒋氏极力陈辞，才迫使蒋退步，但心中仍“殊为耿耿”。12月中旬蒋氏又提出要胡适再次去美国当大使，又拉外交部长王世杰做说客。胡适又极言拒辞，耗尽心力，甚至引发了严重心绞痛，“心脏亮出红灯”。北大同人再次出面致信王世杰陈情，医生也出来警告力阻，才使北大保住了他们“心理上的长城”(他们陈情信中说“北方普遍心理，实隐倚之为长城”)。

　　然而最为严重也最具诱惑力的则是，蒋介石先后认真提出的两个更眩目的政治职务：“总统”和“行政院长”。应该说这前后两次为胡适的政治安排确是蒋介石经深思熟虑后正式提出的，不是敷衍，更不是为宣传的目的，而是一种策略上的郑重选择。

　　关于“总统”职位的安排，1948年3月29日国民党“行宪国大”第一次会议开幕后即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前后始末即在3月30日至4月5日的一周之内。全过程胡适的日记已有很明白也较详细的记录。

　　3月30日日记称：“下午王世杰传蒋主席的话，使我感觉万分不安。蒋公意欲宣布他自己不竞选总统，而提我为总统候选人。他自己愿做行政院长。我承认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我也承认蒋公是很诚恳的。他说‘请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但我实无此勇气。”当然最后在国民党上层核心及“中全会”的全力抵制下，蒋放弃了这个思路。已经做了“过河小卒”的胡适差一点儿当了中国这局残棋里的老“蒋”。更有启示意义的是就在“行宪国大”总统选举期间，南京的中央大学师生以及外籍教授五百余人也认真搞了一次“总统选举民意测验”，就在蒋介石当选总统的第二天(4月20日)，中央大学的这个民意测验的结果也公布了：大总统：胡适之370票，蒋中正130票，居正6票。副总统：于右任251票，李宗仁120票，孙科115票，莫德惠100票。——如果不是由“国大代表”而是由大学师生、知识分子选举的话，那么当选总统、副总统的便应是胡适和于右任了。

　　1948年11月下旬，随着翁文灏内阁的垮台，蒋介石提出请胡适出来收拾残局，遂派陶希圣北上请胡适来南京组阁，所谓临危受命，劝他挑起行政院长的重担。11月22日陶希圣飞到北平，赶到东厂胡同找到胡适，缠磨了两天，胡适坚决不肯答应去南京组阁，只表示“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我一定与总统蒋先生站在一起。”——这时候，胡适还正忙着《水经注》版本展览和筹备北大五十周年校庆的各项工作。随着国民党军事形势一泻千里，北平已经开始陷入中国共产党军事包围。二十天后的12月15日他不得不坐上了撤离北平的专机，逃往南京。12月13日胡适撰写了《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的纪念文章，14日给北大同仁留言：“我就毫无准备的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

　　1948年12月17日下午胡适在南京出席北大同学会筹备的“北大五十校庆大会”，他在致辞中说：“我绝对没有梦想到今天会在这里和诸位见面，我是一个弃职的逃兵，实在没有面子再在这里说话。”他痛感自己“不能与多灾多难之学校同度艰危”，惟有“希望北大能够完全渡过这一难关。”说话间情绪悲怆，感慨涌起，一时泣不成声，会场一片凄然。这天正是他57周岁生日，他与北大从此断绝关系。

　　恰巧也正是这一天，在北平的北大同人也搞了一个“五十周年纪念活动”，颇有气氛。出版了“纪念特刊”，举行了各种学术讲演与多种展览。其中关于北大校史展览的第三部分，还陈列有胡适的日记、《尝试集》初稿，初期白话诗稿印本，魏建功文钱玄同书的“胡适之寿酒米粮库平话”长幅，以及胡适1937年9月9日给北大同人的那封别具一格的告别信等。

　　1948年阳历除夕，胡适与傅斯年同在南京度岁。凄然相对作新亭之泣，一边喝酒，一边背诵陶渊明《拟古》第九：“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北大复员，傅斯年、胡适接办正好“三年”，“三年望当采”，正期望北大有所建树，有所创获，有所成就时，“忽值山河改”，现实的山河改色，“事业”付诸东流。“枝条”、“柯叶”、“根株”经此大“摧折”，种桑的人恐怕只得“浮沧海”——“乘桴浮于海”了。“本不植高原”，“种桑”选错了地理，忠悃所寄，生命所托，到今日还有什么可以后悔的?

　　1949年4月6日胡适离开大陆，自上海坐海轮赴美。5月北京大学改组，成立了新的领导班子：校务委员会——校务委员会以汤用彤兼主席，许德珩、钱端升、曾昭抡、袁翰青、向达、闻家驷为常委；
曾昭抡兼教务长，秘书长为郑天挺。——北京大学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相关热词搜索：胡适 风雨飘摇 北大 胡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