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崇胜：倡导“和而不同”的政治文明观

　　摘要：所谓“和而不同”，意思是说首先要承认不同（差异），在“不同”的基础上形成的“和”（和谐）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这也就是说，“和”是目的，但“和”的前提是“不同”，是多样性的存在，没有“不同”，没有多样性，就无所谓“和”。由是可知，“和而不同”——堪称人类文明特别是政治文明的最高境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不同文明间的矛盾和冲突可能会比历史上的任何时代来得更加彰显和激烈。然而，解决文明冲突的途径并不是以暂时处于优势的某种文明去同化或消灭其他文明，相反，文明冲突的消减只有在尊重文明的多样性，保证不同文明的协同发展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实现。因此，在当今世界，倡导“和而不同”的政治文明观，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和而不同；
政治文明；
文明冲突；
多样性

　　注：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政治文明建设研究”（编号：04&ZD016）的阶段性成果。

　　一、“和而不同”：政治文明的最高境界

　　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智慧的结晶。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包含着丰富的政治文明因素。2002年5月28日，李瑞环同志在英中贸易协会欢迎午宴上所作的题为《和睦相处，和谐共进》的演讲中说：“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在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的思想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早在三千多年前，中国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就有了‘和’字。西周时期，周太史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观点。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更是经常运用‘和’的概念来阐发他们的哲学思想和文化理念：管子提出‘畜之以道，则民和’；
老子提出‘知和曰常，知常曰明’；
孔子在《论语》提出‘礼之用，和为贵’；
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荀子提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
《中庸》提出‘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和’不是盲从附和，不是不分是非，不是无原则的苟同，而是‘和而不同’。‘和’ 的思想，强调世界万事万物都是由不同的方面、不同要素构成的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不同方面、不同要素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异相合、相反相成。由于‘和’的思想反映了事物的普遍规律，因而它能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其内容。现在，我们所说的‘和’，包括了和谐、和睦、和平、和善、祥和、中和等含义，蕴含着和以处众、和衷共济、政通人和、内和外顺等深刻的处世哲学和人生理念。”[[1]]

　　2002年10月24日，江泽民在美国乔治·布什图书馆的演讲中也谈到：“两千多年前，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就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存，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他还说：“大千世界，丰富多彩。事物之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地区之间，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同和差别是正常的，也可以说是必然的。我们主张，世界各种文明、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应该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鉴，在和平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2]]

　　的确，“和”的思想，特别是“和而不同”的理想境界，在中国历史上有过长期的流传。据《左传·昭公》二十年中记载，早在两千多年前，齐侯对晏婴说：“和与同异呼？”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今据（指梁丘据，齐侯侍臣）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同之不同也如是。”另，《国语·郑语》中史伯在回答桓公时也说过：“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孔子说得更加明确，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3]] 宋代的苏轼在《上神宗书》中将这几段话加以发挥，进而指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济水。”仅从以上这几段论述中可以看出，“和而不同”的思想实则包容着深刻的政治智慧。

　　所谓“和而不同”，意思是说首先要承认“不同”，在“不同”的基础上形成的“和”（和谐、和合）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如果一味追求“同”，忽视或不尊重“不同”，不仅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反而会使事物衰败。这也就是说，“和”（和睦相处、共同发展）是目的；
但“和”的前提是“不同”，是多样性的存在；
没有“不同”，没有多样性，就无所谓“和”；
“和”不是“同”，因为“同” 泯灭了事物个性，是不可能达到“和”的境界的。由是可知，“和而不同”——堪称人类文明特别是政治文明的最高境界。

　　人类政治生活中之所以特别要强调“和”，这是因为政治生活总是在一定的共同体中进行的，而共同体的存在本身就是蕴含着和合精神的。如果没有“和”，不同阶层、不同肤色、不同信仰、不同传统的人是不可能集合在一起的。正如布克勒所言：“构成任何共同体的东西与其说是各个个人的同质性，倒不如说是属于一个既定的自然复合体内的许多个人力量集合。”[[4]] 不仅如此，“和”还是政治发展的强大动力。没有“和”，就不可能形成互惠，没有互惠，就不会有政治发展。“互惠在各种政治发展形式中的重要性在于，确保发展使有关的人和共同体都相互受益。没有互惠，政治就成为零和竞赛。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就使用政治的手段来损人利己。长此以往，其结果就很容易成为‘其和为负’，从而导致贫困、暴力和革命的逐步升级。”[[5]]

　　毫无疑问，在人类政治史上，到处都充满了斗争和冲突，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里甚至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和冲突，但正如莱斯利·里普森在《政治学的重大问题》中所指出的：总的看，竞争的时间远远少于合作的时间。“因为竞争制造分裂，而合作产生团结；
竞争具有破坏性，而合作是建设性的。竞争导致自我与他人对立，而合作使自我与他人和谐相处。事实上，甚至为攻击他人而结合起来的团体也有内部的合作措施。因此，竞争的需求导致一些合作，但后者从不将人们引入竞争。所以，对于人类及其政治而言，合作行动是最重要的。”[[6]]

　　从政治文明的基本特性来看，“和”是政治文明产生和存在的基本前提。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谈到国家起源时地指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
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
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7]] 这就是说，国家存在的条件就是“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
换句话说，就是国家存在是以“和”为前提的，没有“和”，不能将冲突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就不可能有国家的存在和发展。因此，在政治领域，保持一个相对和谐的局面是十分必要的。

　　二、政治宽容：“和而不同”的精神实质

　　“和而不同”思想的精妙之处在于，它在强调“和”的同时，坚持“有异”（不同）的存在，这里所说的“和”是包容了“异”的“和”，而不是排斥“异”的“同”。如所周知，作为追求和谐之美的儒学，历来十分强调“和为贵”，强调多元共处，但同时也强调“和而不同”。孔子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已经明确地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理想境界：真正有德行的君子是善于协调、能够与人和睦相处的，但又不是一味地、盲目地苟且求同；
而无德行的小人则只知苟且求同，不顾不同主体间的差别，从而难以达到真正和谐。另外，孔子在回答子贡的问话时，还表达了“君子亦有恶”的观点。他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8]] 这也就是说，做不到爱憎分明还算不上真正的仁者。因此，人们在交往特别是在政治交往中，不能无原则地迁就别人。与此相类似，《周易》中也曾提出过“物不可以苟合而已”的观点，强调了世间万物不能强求一律。不同政治文明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在未来的人类社会政治文明格局中，和睦相处必然是主旋律。但是，在和谐的大背景下，由于诸多政治文明之间的差异的存在，一定范围的冲突也在所难免。而且，这种冲突有时还会以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不过，这种冲突只要不突破一定的度，就不会危及到诸种政治文明的协同演进。甚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种冲突的存在有时还是有益的。如果我们把人类政治文明看成一个大系统，那么组成这个大系统的诸种政治文明（即各国的政治文明）就是一个个的子系统。诸子系统之间的冲突必然引发各个子系统内部的结构发生变化，系统结构的变化又必然促使系统功能的变化。这样，各个子系统就在这种变化中不断实现质的飞跃。而各个子系统的质的飞跃又必然促使诸种政治文明资源的重新组合，并在政治文明资源的重新整合中实现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

　　“和而不同”的思想表现在各个国家关系上，就是倡导“协和万邦”的理念，强调国家间应当亲仁善邻、讲信修睦、礼尚往来，不能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国际争端要通过协商和平解决，各国之间应在和平相待、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表现在各种文明的关系上，主张“善解能容”，各种文明都是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都对人类文明做出了贡献，不应当相互排斥，而应当彼此尊重、保持特色、共同进步。这就是说，“和”是一种有机的契合，是一种质的提升，通过“和合”达到了一种新境界；
而“同”是无原则的混合，只是一种量的相加，泯灭了各自的特性。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早就说过：“绝对的服从，就意味着服从者是愚蠢的，甚至连发命令的人也是愚蠢的，因为他无须思想、怀疑或推理，他只要表示一下自己的意愿就够了。”[[9]] 因此，和谐不仅不消灭差异，而且鼓励差异的合法存在，通过差异的比较和交融，以达到新的和谐。和谐不是静止，而是通过和解和化合而获致新的进步。如果表面上一团和气，内里却是一潭死水，那也是不符合“和而不同”精神的。

　　“和而不同”的思想就其精神实质来说，体现了一种政治宽容精神。2002年12月在香港浸会大学召开的第二届中华文化世界论坛上，澳洲国立大学荣誉教授柳存仁提出了“中华什么物事美”的题目。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民族间的调和、互助，正是中华物事最美的地方。他还引用《国语·郑语》中的话说：“‘讲以多物，务和同也。声一无听，物无一闻，味无一果，物无一称。’我们能够明白事物的两面，这是中华民族积了几千年宝贵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经验。有了这样的文化，这样的思考方式和深度，这样在国际间、各民族间的认识和了解，是大家对我们中华民族能够有的自觉。”来自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周策纵教授进而提出，很难想象，未来的理想世界，只有同，而没有异，这会是一个死寂的境界，也是不能长期存在的世界。因此，我们要建立的新文明、新文化，要统一并存，决不歧视“异”，这样才能消泯可能因文明冲突而引起的战火，保障永久的和平。[[10]]

　　几十年前，周一良先生曾说过他最推崇这样一幅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壁立万仞，无欲则刚。”季羡林先生也说过：“我个人觉得中国文化的特点可以归纳如下：唯求实用，不尚玄虚，貌似浅显，实亦深密，整体思考，枝叶兼及，允执厥中，不务偏激，最大的特点还在有极大的包容性。大海能纳百川，所以能成其为大。古人说：‘有容乃大’，说的也是这个道理。”[[11]] 费孝通先生在九十岁时也说过：“十年前在我80岁生日那天在东京和老朋友欢叙会上，我曾展望人类学的前景，提出人类学要为文化‘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做出贡献，这里特别意味着人类学应当探讨怎样才能实现文化的自我认识、相互宽容和并存及‘天下大同’的途径，这正是我提出‘文化自觉’看法的背景的追求。”他强调：“在新国家的建设当中，我们必须注意民族与民族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那种‘和而不同’的关系。‘和而不同’是世界上成功的文明体系的主要特征，这样的文明体系与欧洲式的民族国家体系很不同，也有着它自身的优点。”[[12]] 对于这些论述，我们不能仅仅看成是思想大家们的人生体悟或心灵感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而应视为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精确把握和对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

　　展开而论，不仅政治生活离不开宽容精神，即使是法律规范也是离不开宽容精神的。从一定意义上讲，只有内涵了宽容精神的法律才是可以长久的。因为在人类社会历史上，过于偏狭的法律，没有几部是能够长久发生效力的。宋代苏轼（苏子瞻）在《刑赏忠厚之至论》中就指出：“凡事之可以赏、可以无赏者，赏之；
可以罚、可以无罚者，不罚；
此忠厚也。凡事之可以赏、可以无赏者，不赏；
可以罚、可以无罚者，罚之；
此刻薄也。刻薄成家，理无久享。”这就是说，法律一旦离开了宽容精神，就丧失了存在的理由，因而就不可能长久地发挥作用。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政治宽容不仅是一种政治精神，而且还是一国经济和文化强盛的重要体现。孔子在谈到民族关系和国家关系时，曾说过一句名言：“礼之用，和为贵”。在中国历史上，大凡繁荣昌盛的朝代，基本上都是遵循或体现了这一原则的。战国时期，凡是能做到“礼之用，和为贵”的，一般都是比较富强的国家。进入汉唐以后，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能够实现和亲的时候，往往也是比较强大的朝代，例如，昭君出塞、文成公主远嫁西藏等，都是通过采取和亲政策来缓解或解决民族冲突的。在长期的历史和文化研究中，季羡林先生总结出了一条非常可贵的经验：在我们国力兴盛、文化昌明、经济繁荣、科技先进的时期，比如汉唐兴盛时期，我们就大胆吸收外来文明，从而促进了文明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
到了见到外国东西就害怕，这也不敢吸收，那也不敢接受，这往往是我们国势衰微、文化低落的时代。应该说，季老总结的这条经验比较确切地反映了中国历史的实际，值得我们再三深思。

　　和而不同的政治文明观内在地要求政治生活具有包容性和宽容性，没有包容性和宽容性，再强大的政治文明的也会衰落。罗马帝国曾经称雄于欧洲和北非，然而，正是在它肆意对外扩张、排斥其他文明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帝国衰落的因子。探讨罗马帝国衰落的著作汗牛充栋，其实罗马帝国衰落的真实原因就在于它推行帝国主义，违背了政治文明多样性的内在要求。美国文明史家伯恩斯和拉尔夫中肯地指出：“假如有一个比其他因素更组促成罗马文明灭亡的首要因素的话，那很可能是帝国主义。国家内外交困、危机四伏，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归因于庞大帝国的征伐。城市流氓无产者的增加、奴隶制的发展、阶级间的不和、日益严重的政治上的腐败，都与这种帝国主义息息相关。蛮族屡寇边陲，维持庞大的军事机器耗尽了国家的资财。同时，罗马人不能欣然接受的外来思想蜂拥而入，对此，帝国主义也当负其咎。认为罗马变成一个有教养的民族是由于它的征伐的，这种见解无疑是荒谬的，恰恰相反，它那接二连三的胜利使其统治变得更加贪得无厌、更加飞扬跋扈。诚然，它征服了近东之后，占有了大量希腊文化，但是，这种文明的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实际上不管怎样，通过扩大正常贸易均可得到，而以武力统治广大地区的罪恶后果是可以避免的。”[[13]]

　　政治文明的包容性是政治文明的本原性要求。没有包容性，不要说政治文明，甚至连政治组合都不可能建立。恩格斯曾经指出，国家存在的根本理由就是要缓和阶级矛盾和冲突，把矛盾和冲突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否则，相互对立的阶级就会因为矛盾和冲突把自己和整个人类毁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章士钊先生通过总结人类政治发展的经验，提出了为政之本——“有容”。他说：“为政有本，本何在，曰在有容。何谓有容？曰不好同恶异。”[[14]] 的确，在人类政治发展史上，如果没有相对方的相异和相容，根本就不会有政治的存在，从而也就没有什么政治文明，而人类对于政治文明的追求，实际上也就是在寻找相容的理念、规则和技术。

　　值得警惕的是，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些人在寻找一种放四海而皆准的政治文明模式，以说明某种政治模式具有高人一等的优势。实际上，政治文明只是一种进步状态，并不存在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只有不断进步的政治文明才是有生命力的。在人类政治文明史上，并不存在绝对优位的政治文明，政治文明的多样性是政治文明的基本存在形式，企图寻找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文明模式，实际上是徒劳的。尊重和维护政治文明的多样性，倒是明智的选择。哈耶克指出：“正是通过充分运用人类个体的无限多样性，我们的文明才蒸蒸日上；
显而易见，人的多样性要比任何一种野生动物的多样性都大，因为野生动物一般来说都不得不去适应一种特定的生态环境。” “人类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迅速的发展，最重要的原因便是个人天赋多样性的方式；
因此，如果人类居然想用一种扼杀个人天赋多样性的方式（亦即把一种强制性的平均主义方案强加给所有的人的方式）去终止其自身的进化过程，那真是开了一个大大的历史玩笑，而且还是一个悲剧性的历史玩笑。”[[15]] 我们真诚地希望在政治文明发展问题上，人类不要再开哈耶克所说的这种历史玩笑！

　　三、政治文明的多样性：政治文明的源头活水

　　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是一个不断进步发展的过程。[16] 那么，什么是政治文明不断进步的源头活水呢？或者什么是政治文明的活力之所在呢？

　　政治文明的多样性既是政治文明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政治文明活力的源泉。如果我们沿着人类政治文明溪流去追溯它的源头的话，就会发现，政治文明的多样性其实是以政治文明的差异性为前提的，承认政治文明的多样性实际上就是承认政治文明的差异性。后现代思想家利奥塔认为，所谓平等实际上就是承认差异的平等，没有差异，就无所谓平等问题，或者说没有提出平等问题的必要。差异的平等是一种政治智慧。它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差异的和平共存，即对各种游戏规则和各种发展模式独立性的尊重，不同的游戏规则和发展模式能够互相容忍；
二是差异的开放，即差异并不是一种封闭的状态，而是与其他的差异的交互作用中不断地发展变化的。在利奥塔看来，承认差异性实际上是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在政治上，民主建设就在于允许新的思想、新的发明和新的表达，允许各种各样的参与者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发言、叙述，也就是要为“异者”的声音提供表达的舞台，为他们参与和影响政治清除道路，同时也使执政者能够听到不同的声音。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就是一种承认差异、维护差异的机制，民主政治就是承认差异的政治，政治文明就是以承认差异为前提的。它的突出特征就是以多元性、复杂性和异质性解构整体性和同质性，就是以具体性、特殊性和专门化相对抽象性、一般性和普遍性。为此，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号召：“让我们向统一的整体开战，让我们成为不可言说之物的见证者，让我们不妥协地开发各种歧见差异，让我们为正不同之名的荣誉而努力。”[[17]] 显然，利奥塔倡导差异政治并非简单的逻辑推论，而是基于充分的事实依据的。可以说，多样性和差异性是政治文明的生命线，没有了多样性和差异性，政治文明的发展就丧失了基本的动力。

　　诚然，政治文明是进步的，但是同时政治文明又是有局限性的，世界上从来没有至善至美的政治文明。从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历程来看，任何国家的政治文明发展都是一个新旧不断交替的过程。也就是说，政治文明从来都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模式，而是逐步发展和逐步完善的的一种状态。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曾经指出：“文明是一个相对的词，其范围之大是无边无际的，因此只能说它是摆脱野蛮状态而逐步前进的东西。”[[18]] 从政治层面上看，只能把对于文明有较多好处的叫做好政府，较少的甚至于有害的叫做坏政府。“所以评论政治的好坏，应从衡量它的国民所达到的文明程度来决定。世界上既然没有达到文明顶峰的国家，也就没有尽善尽美的政治。如果文明真的达到了顶峰，那时不论什么样的政府，都等于无用的废物，还有什么体制值得选择呢？”[[19]]

　　不仅政治文明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进化的过程，而且人们的对政治文明的评价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马基雅维里在《里维史论》中讲了这么个故事：一个罗马富人在饥馑流行时把食物施舍给穷人，罗马人后来将这个富人判处了死刑。罗马人的理由是，那个富人在收买人心，他将成为一个独揽大权的僭主，而僭主是比专制君主更野蛮的统治者。罗马人的作法反映了社会道德与政治道德的矛盾，说明了罗马人关心的是自由，而不是社会福利。然而，在今天我们的社会里，人们往往将能否给人民带来更多的实惠、更多的经济利益作为评价政治好坏的重要标志之一，而一些聪明的政治家们也往往将提高人民的福利作为获得选民的支持的重要手段。这就是说，人们评价政治文明的标准是随着时代的要求的变化而变化的。

　　自古以来，人类为了找到完美的政治形态和政治模式曾经耗费了太多的心血。然而，时至今日也还不能说已经找到了一个最完美的政治形态和政治模式。原因究竟何在呢？其实，原因很简单，这就是人类社会本来就没有绝对完美的政治形态或政治模式。政治文明是进步的，但政治文明并不是一种至善至美的政治形态或政治模式，而是一个不断追求、不断进化、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因为政治总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政治文明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绝对的至善至美只是一种理想，不可能成为现实。如果过分地沉湎于至善至美的政治理想，反而会导致“政治道德主义”，影响政治文明的正常发展。肯尼斯·米诺斯在《政治学》中指出，至善至美的“政治道德主义”将会带来单一的制度，“这种单一的制度将用道德判断来取代政治，它是这样一种让人难以理解的完美社会：其中没有犯罪，没有贪婪，没有贫穷，因为人们都已被完美地社会化了。既然这是一个道德完美无须改进的社会，那我们既可以说它是道德的胜利，也可以说它是道德的消亡。”[[20]]

　　其实，政治文明如同一切美好事物一样，只是一种缺陷美，而不是一种至善的美。古往今来，作为存在形态的政治文明总是有局限的，因为一种政治文明只要它是作为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它就必然带有落后于时代发展的一面。可以说政治文明的局限性，如同政治文明的进步性一样，也是其生命力的表现。一种政治文明如果没有局限性，或者说一种政治文明已经达到了其发展的极限，那么，这种政治文明就会丧失继续发展的动力，而一旦没有了继续前进的动力，这种政治文明就会凋零下去，而被新的更有生命力的政治文明形式所取代。正是因为每一种政治文明都带有某种局限性，因此，政治文明建设才会去战胜或克服这些局限性，不断促进政治文明的发展。从这个角度上看，政治文明建设说到底就是一个不断克服政治文明自身局限性的过程，政治文明的进步性也就具体表现在克服自身局限性的能力上。

　　而且，政治文明的每一进步，同时又可能带来某一方面的政治退步。比如，阶级的出现，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人类政治组合上的进步，但同时又带来长期的阶级压迫和剥削；
国家权力的形成，为人类提供了维护正常社会秩序的强制力量，但同时又成为阶级压迫和阶级统治的工具；
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为集中民意提供了可能，但如果程序和制度不健全，则可能演成多数专制；
首长负责制为提高行政效率提供了可能，但弄得不好则可能形成个人专制……，凡此等等，都说明政治文明只是相对性的进步状态，而不是绝对性的进步状态，或者说是带有局限性的进步状态。吕叔湘在路威著《文明与野蛮》一书“重印后记”中强调，人们在阅读该书时，不要只看到书中提供的有趣知识，而更应由此“认识到文明人有时很野蛮，而所谓野蛮人有时候倒很文明；
认识到文明不是哪一个或哪几个民族的功劳，而是许多民族互相学习，共同创造的；
认识到文明的‘富贵遗产里掺杂了许多渣滓’，要时时提高警惕。”[[21]] 这是我们在进行政治文明建设时所必须充分考虑到的，尽量避免在政治领域犯“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的错误。

　　再比如 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都是政治文明建设所希望达到的目标。然而，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本身却是一对悖论：要稳定就意味着要限制发展，而要发展就必然要打破稳定。在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的这一悖论中，我们不能因为需要政治稳定而否定政治发展，同时也不能由于需要政治发展而忽视政治稳定。我们能够做到的恐怕很在限，这就是：当政治稳定有碍政治发展时，我们就要打破稳定，偏向于政治发展；
反之，当政治发展有碍于政治稳定时，我们就要限制政治发展的形式和程度。当然，这样的尺度是相当难以把握的，但同时政治文明的智慧性和精妙性又正在于此。否则，我们怎么会将政治文明建设称为创造性的工程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不如此，我们又怎么能说政治是一门科学、一门艺术呢？

　　政治文明的局限性蕴含了政治文明可借鉴性的特点。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社会文明虽然产生于不同的国度，但这并不是说文明的发展是不需要相互借鉴的。政治文明的多样性本身就内涵了吸收借鉴他种政治文明的必要。正是由于有了多样性，才有了不同政治文明的差别。从一定意义上讲，多样性就意味着存在差别，有差别就提出了借鉴的必要。

　　尽管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明显的优越性，但正如政治文明只有更好而没有最好一样，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也是不断进步发展的。与时俱进是政治文明的根本特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是能够与时俱进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只有把世界一切先进文明成果作为发展的起点，才能最终登上世界政治文明的屋脊。在长期的历史和文化研究中，季羡林先生总结出了一条非常可贵的经验：在我们国力兴盛、文化昌明、经济繁荣、科技先进的时期，比如汉唐兴盛时期，我们就大胆吸收外来文明，从而促进了文明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
到了见到外国东西就害怕，这也不敢吸收，那也不敢接受，这往往是我们国势衰微、文化低落的时代。应该说，季老总结的这条经验比较确切地反映了中国历史的实际，值得我们再三深思。

　　社会主义国家不采用西方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的形式，但也不能把它所蕴含的权力制约原则一起抛弃。列宁曾经说过：苏维埃的历史使命是充当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以及整个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掘墓人、后继人和继承人。作为掘墓人，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是要彻底埋葬的；
作为后继人和继承人，资本主义的具体体制形式以及其那些属于人类文明共同的东西，则是应该继承的。以前我们只是讲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而不讲还是资本主义的后继人和继承人，显然是具有片面性的。这样做，不仅割断了历史的本来联系，而且也不利于我们从资本主义文明中吸取必要的营养，因而实际上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健康发展的。

　　对于欧美国家实行民主和法治所达到的保持长期政治稳定的作用，毛泽东也是给予肯定的。1980年8 月18日邓小平谈到：“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说过，这样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22]]之所以不会发生，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民主和法律制度。至于要不要吸收资本主义法制文明的成果，毛泽东是主张应该继承和发展的。1954年我国制定宪法时，毛泽东就指出过：“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先行的，英国也好，法国也好，美国也好，资产阶级都有过革命时期，宪法就是他们在那个时期开始搞起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说他们的宪法在历史上没有地位。”[[23]] 邓小平也明确表示，资本主义在一些具体制度上的作法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他说：“我们说资本主义社会不好，但它在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方面是非常大胆的。它有个特点，不论资排辈，凡是合格的人就用，并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从这方面看，我们选拔干部的制度是落后的。”[[24]] 因此，他提出：“要逐步从制度上，习惯上，风气上，做到能上能下。这一点，我们不如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能上能下的。”[[25]]在谈到具体管理制度时，他也表示应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他说：“至于经济管理、行政管理的效率，资本主义国家在许多方面比我们好一些。我们的官僚主义确实多得很。”[[26]]总之，在政治文明建设方面，我们既要坚决批判历史上一切剥削制度（包括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和反动性，又要善于借鉴和努力吸收世界上一切人类文明（包括资本主义文明）的优秀成果，通过改革和创新，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只有这样，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国家。”[[27]]

　　其实，在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优秀成果，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一贯思想。在19世纪70—80年代，马克思认为在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进国家的帮助下，像俄国这样拥有农村公社的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国家，可以越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但是，他又再三强调，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吸收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28]]

　　列宁更是把吸取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优秀成果，看作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针对“左派共产主义者”把资产阶级当作无用的废物完全抛弃的主张，列宁指出：“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29]]他还强调说：“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的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30]] 十月革命胜利不久，列宁曾就苏维埃政权应该怎样看待和对待资本主义当时的最新成就泰罗制问题指出：“它同资本主义其他一切进步的东西一样，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又包含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它分析劳动中的机械操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适合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计算和监督方法等等。苏维埃共和国无论如何都要采用这方面一切有价值的科学技术成果。”[[31]]

　　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什么”的问题，直截了当地回答说：“社会主义一定要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如果还没有达到这一点，就要朝这个方向努力，努力的标志就是发展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速度。”[[32]]那么，怎样才能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呢？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33]]

　　记得吕叔湘先生在翻译路威的《文明与野蛮》一书时说过：“文明是一件东拼西凑的百纳衣，谁也不能夸口是他‘独家制造’；
‘转借’（borrowing）实为文化史中的重要因子。欧洲的拼音字母的创始者是尼罗河上的埃及人，经过了菲尼基人的手传到希腊，希腊人加了一番改造又传到罗马人，罗马人又稍稍修改，才成为现在西欧通行的一式。现在举世通行的数字系统的发明者是印度人，而把它传进欧洲的却是中世纪的阿拉伯人；
在此以前，连聪明的希腊人也‘没有零的符号，也不用定位法计数。因此很简单的算术，给他们演算起来就麻烦不堪。另一例子是瓷器的发明。中国很古便有手制陶器。公元前3000年以后，埃及人发明的陶轮从远东传来；
汉朝的时候，中国人的制陶术上又加上了另一西洋（也是埃及来的）花样——涂釉。但是他们不是纯粹的模仿者，他们创造出一样新东西——真正的白瓷。”这就是说，每一种新文明都是经过相互的吸纳才逐步创造出来的，没有什么文明是蒙古高原的纯种马。因此，“从外国采取一种有用的意思这并不是丢脸的事情。所有复杂的文化都是这样东挪西借地建立起来的。”[[34]] 一般文明是如此，政治文明更是如此。

　　1990年5月，江泽民说过：“中国的发展和进步，离不开世界各国的成果。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需要学习和吸收世界各国人民包括资本主义制度下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35]] 1992年5月，江泽民又强调：“我们必须树立一个明确的认识，不管是哪种社会制度下创造的文明成果，只要是进步的优秀的东西，都应该积极学习和运用。”[[36]] 这应该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过程中始终必须坚持的一条基本原则。

　　四、尊重政治文明的多样性，倡导“和而不同”的政治文明观，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不同文明间的矛盾和冲突可能会比历史上的任何时代来得更加彰显和激烈，这就是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的原因所在。然而，解决文明冲突的途径并不是以暂时处于优势的某种文明去同化或消灭其他文明；
相反，文明冲突的消减只有尊重文明的多样性，保证不同文明的协同发展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实现。因此，在当今世界，倡导“和而不同”的政治文明观，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在当今世界，尽管仍然有人幻想以一种超越一切时空的普世的文明来统一世界，但是人类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却是没有等级之分的多元文明，在世界文明之树上开出的从来都是五彩缤纷的花朵。可以预计的是，未来的世界文明仍然是多种文明的并存，而不会是什么普世文明的一统天下。因为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定律，谁也不能改变的。试图以一种普世的文明去框定人类丰富多彩的生活，那只不过是霸权主义者的一厢情愿，不可能成为事实。正确的态度，应是尊重多元文明的客观存在，不要拂逆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不同文明应在“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定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原则。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37]] 这就是说，未来的文明重构既不是东方文明化，也不是西方文明化；
既不是以东方文明之柔克西方文明之刚，也不是以西方文明之刚克东方文明之柔；
既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也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对此，即使是以文明冲突论而著称的美国学者亨廷顿也注意到，以一种文明完全置换另一种文明是不可能的。他说：“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有时企图摈弃本国的文化遗产，使自己国家的认同从一种文明转向另一种文明。然而，迄今为止，他们非但没有成功，反而使自己的国家成为精神分裂的无所适从的国家。”[[38]]

　　在中国，以倡导和合学而享誉学术界的张立文教授在谈到美国等西方大国推行政治制度一体化政策的危害时指出：“现在搞快速的民主化也可能导致动乱。因为单一的民主化会表现出腐化、脆弱，其结果是动乱。美洲一些国家已经尝到了这个苦果，东欧亦然。这样的民主化是对现有经济的破坏，造成了整个生产力水平的下降。如果没有机制跟上，没有法律跟上，这样的民主会造成经济的破坏。美国推行人权政治，不考虑各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背景，强加于人……，实际上是要搞政治制度一体化，否定多元模式。事实已经证明当今世界政治制度一体化是不可能的，是失败的。美国应该承认多元，承认多元就应该讲和合。政治制度的一体就是绝对，独裁；
而社会发展是多元的发展，有多元的价值。所以我讲和合具有现实性。政治制度的一体化是‘同’的一体化，你必须按我的政治模式来建构。美国的这一套是行不通的。”[[39]]

　　值得欣慰的是，“和而不同”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政治文明精髓，正在越来越受到中外进步人士的关注，并且日益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正如美学家陈望衡教授所指出的：“作为古典哲学的命题‘和而不同’，它的生命力是永恒的，它在今天的价值需要我们进一步挖掘。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伟大事业中，‘和而不同’的魅力越来越放射出光辉。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必然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国家，必然是一个伦理充分发挥调节作用但审美又必然极为活跃的国家。‘和’既联系着人与自然的血缘关系，又联系着情与理的血缘关系。在法治不到的地方，有伦理的‘中和’在调控，在伦理不到地方，有审美的‘和融’在调控。依法治国，以德正人，以美和心。我们的社会必将越来越文明，越来越美好。”[[40]]

　　1995年10月24日，江泽民在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特别纪念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我们要造成自主选择、求同存异的国际和谐局面。世界上有二百个国家，无论是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发展程度，还是历史传统、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都存在着差异。根据本国国情和自己的意愿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是各国人民的主权，别人无权干涉。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大家只有彼此尊重，求同存异，和睦相处，互相促进，才能创造百花争妍、万紫千红的世界。没有多样化，就不成其为世界；
没有多样化，也就不成其为联合国。不承认、不尊重世界的多样性，企图建立清一色的一统天下，是必定要碰壁的。”[[41]]

　　2000年8月30日，李鹏在各国议会联盟召开的千年议长会议上指出：“人类社会是丰富多彩的。全世界有二百多个国家、二千五百多个民族。由于种种原因，各国的发展水平不一，社会制度各异，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不同，因此，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及其民主形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都只能由各国人民根据本国的国情来决定。如果某些大国以种种借口将自己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强力于别国，只能将世界引入歧途。”[[42]]

　　2000年9月6日，江泽民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如同宇宙间不能只有一种色彩一样，世界上也不能只有一种文明、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念。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应充分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和不同文明的多样性。世界发展的活力恰恰在于这种多样性的共存。应本着平等、民主的精神，推动各种文明的相互交流，相互借鉴，以求共同进步。”[[43]]

　　2003年6月1日，胡锦涛在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上的讲话中建议：“倡导和睦相处，维护世界多样性。应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带来的机遇，促进世界不同文明和不同发展模的相互交流和借鉴，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其同发展，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活力。”[[44]]2004年6月13日，胡锦涛在罗马尼亚议会的演讲中进一步指出：“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实现各种文明的共同进步。文化、信仰和价值观的多样性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特征，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没有各种文明的相互交流，就没有人类文明的进步。应该尊重各国根据各自国情选择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尊重各国人民在历史进程中创造的多彩文明和生活方式，促进不同文明的相互借鉴和取长补短，以促进世界多样性和人类社会的全面进步。”[[45]]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政治文明多样性的认识和看法，是“和而不同”的政治文明观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华民族精神中政治文明因素的发扬光大。这种认识和看法由于正确地反映了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因而得到了包括西方进步人士在内的世界所有进步力量的普遍赞同和支持。“尊重政治文明的多样性”和倡导“和而不同”的政治文明观——这些反映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内在要求的正义呼声，正日益成为进步人类推进政治文明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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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李瑞环：《和睦相处，和谐共进》，《人民日报》2002年5月29日。

　　[2] 《人民日报》2002年10月25日。

　　[3] 《论语·子路》。

　　[4] 转引自[美]贝恩·J·辛格：《实用主义、权利和民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93页。

　　[5] 国际经济增长心组编：《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19页。

　　[6] [美]莱斯利·里普森在《政治学的重大问题》，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0页。

　　[8] 《论语·里仁》。

　　[9]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3页。

　　[10] 《中国文化报》2002年12月27日。

　　[11] 季羡林：《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序，《光明日报》2002年10月27日。

　　[12] 费孝通：《文化自觉，和而不同》，《民族研究》2000年第3期。

　　[13] [美]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等：《世界文明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29-330页。

　　[14] 章士钊：《政本》，《甲寅杂志》第一卷第一号，1914年5月10日。

　　[15] [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三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527页。

　　[16] 虞崇胜：《政治文明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3页。

　　[17] [法]利奥塔：《后现代状况[]，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第211页。

　　[18] [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0页。

　　[19] [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0页。

　　[20] [美]肯尼斯·米诺斯：《政治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6页。

　　[21] [美]罗伯特·路威：《文明与野蛮》，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99页。

　　[22]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23]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08页。

　　[24]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5页。

　　[25]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0页。

　　[26]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页。

　　[27]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7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31-435页。

　　[29]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2页。

　　[30]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1页。

　　[31]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91-492页。

　　[32] 《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32页。

　　[33]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34] [美]罗伯特·路威：《文明与野蛮》（译者序），三联书店1984年版。

　　[35]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05页。

　　[36]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第206页。

　　[37] 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38]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12页。

　　[39] 张立文：《和合与东亚意识——21世纪东亚和合哲学的价值共享》，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6页。

　　[40] 陈望衡：《论“和而不同”》，《湖北日报》2003年4月10日。

　　[41]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55页。

　　[42]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49页。

　　[43]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54-1356页。

　　[44] 《人民日报》2003年6月2日。

　　[45] 《人民日报》2004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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