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之一：“太学传统”

　　大凡历史稍长一点的学校，都有属于自己的“永恒的风景”。构成这道“风景”的，除了眼见为实、可以言之凿凿的校园建筑、图书设备、科研成果、名师高徒外，还有必须心领神会的历史传统与文化精神。介于两者之间，兼及自然与人文、历史与现实的，是众多精彩的传说。比如，某位名人在这棵树下悟道、某回学潮在这个角落起步、某项发明在这间实验室诞生、某对情侣在这条小路上第一次携手等等。比起校史上极具说服力的统计数字，这些蕴涵着温情与想象的“传说”，未免显得虚无飘渺；
因而，也就不大可能进入史家的视野。可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大学”更为充满灵性的场所。漫步静谧的校园，埋首灯火通明的图书馆，倾听学生宿舍里不着边际的高谈阔论，或者“远眺”湖边小路上恋人的窃窃私语，只要有“心”，你总能感知到这所大学的脉搏与灵魂。

　　如此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叙述，实在难以实证。所以，为了讲述老北大的故事，我选择了“回到现场”的策略。比如，同样谈论北大人喜欢挂在嘴边的“五四”，我会对游行路线怎样设计、集会演讲为什么选择天安门、火烧赵家楼又是如果被叙述等等感兴趣。至于史学家不大关注的北河沿的垂柳、东斋西斋学风的区别、红楼的建筑费用、牌匾与校徽的象征意味、北大周围的小饭馆味道怎样、洗得泛白的蓝布长褂魅力何在等，也都让我入迷。

　　于是，我进入了“历史”与“文学”的中间地带，杂感、素描、随笔、小品、回忆录，以及新闻报道、档案材料等，我广泛搜集并认真鉴赏起“老北大的故事”来。令我惊讶的是，当年的“素描”与几十年后的“追忆”，竟无多大出入。考虑到关于老北大的旧文寻找不易，不可能是众多八旬老人转相抄袭。唯一的解释是，老北大确有其鲜明的性格与独特的魅力，因而追忆者“英雄所见略同”。借用钱穆《师友杂忆》中的妙语：“能追忆者，此始是吾生命之真。其在记忆之外者，足证其非吾生命之真。”一个人如此，一所大学也不例外：能被无数学子追忆不已的，方才是此大学“生命之真”。此等“生命之真”，不因时间流逝而磨灭，也不因政见不同而扭曲。

　　其实，“老北大”之成为众口传诵的“故事”，很大程度得益于时光的流逝。绝大部分关于北大的文章，都是作者离开母校之后才写的。而抗战爆发北大南迁，更是个绝好的机缘。正因远离红楼，方才意识到其巨大的感召力，也才有心思仔细勾勒其日益清晰的面孔。四十年代出现一批相当优秀的回忆文章，大多有此心理背景。柳存仁的系列文章《北大和北大人》中，有这么一段话：

　　卢沟桥事变后，北大南迁，旧游星散，否则如果我在今天还有机会住在东斋西斋矮小卑湿的宿舍里，我决不会，也不能写出这样一篇一定会被我的师友同学讥笑做低能的文章……我不愿意忘记，也猜想其他的师友们也永远没有忘记那霉湿满墙，青苔铺阶的北大二院宴会厅，更决不会忘记那光线黑暗的宴会厅里，东边墙上悬挂的一副蔡孑民先生全身的油画，和他在画中的道貌盎然和蔼可亲的笑容。这幅像，这个古老的厅堂，也许就足以代表北大和北大人而有余。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踏进那青苔铺阶的古老厅堂，更何况那厅堂已经失落在敌人手中，难怪远游的学子频频回首，并将其相思之情诉诸笔墨。

　　抗战胜利了，北大人终于重返红楼。可几年后，又因院系调整而迁至西郊燕大旧址，从此永远告别了令人神往的沙滩马神庙。对一所大学来说，校址的迁移，并非无关紧要，往往成了撰写校史时划分阶段的依据。抗战南迁，对于北大日后的演变与发展，实在太重要了。因而，将“老北大”封闭在一八九八~一九三七的设想，也就显得顺理成章。所以我把“老字号”献给南迁前的北京大学——包括其前身京师大学堂。

　　从一九一八年出版《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起，“老北大”的形象逐渐浮现。有趣的是，历年北大出版的纪念册中，多有批评与质疑；
而发表在其他报刊的回忆文章，则大都是褒奖与怀念。对于母校之思念，使得无数昔日才情横溢尖酸刻薄的学子，如今也都变得“柔情似水”。曾经沧海的长者，提及充满朝气与幻想的大学生涯，之所以回味无穷，赞不绝口，大半为了青春，小半属于母校。明白这一点，对于老学生怀旧文章之偏于理想化，也就不难理解了。

　　我所引述的“老北大的故事”，似乎也未能免俗，尽管我已经剔除了若干过于离奇的传说。至于或记忆失误，或角度偏差，或立意不同，而使得同一事件的叙述，出现众多版本，这不但不可惜，反而正是老北大之精魄所在：每个人都用自己的眼睛观察，都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因而也就不会有完全统一的形象。

　　前面提及“英雄所见略同”，这里又说是形象塑造无法统一，二者岂不互相矛盾？不妨套用“求同存异”的治世格言：对“老北大”精神的理解，各家没有根本的区别；
差距在于具体事件的叙述与评判。

　　“北大老，师大穷，唯有清华可通融。”此乃二、三十年代流传在北平学界的口头禅。就从这句“读发不一”的口头禅说起吧。

　　首先是叙事人无法确定，有说是择校的先生，有说是择婿的小姐。择校与择婿，相差何止千里！与叙事人的不确定相适应，北大之“老”也难以界说。有说是北大人老气横秋，办事慢条斯理的；
也有说是校园里多老房子、老工友，连蔡元培校长的汽车也老的走不动的；
还有说是历史悠久，胜迹甚多的。第三说最有诗意，容易得到北大人的认可。朱海涛撰写于四十年代的《北大与北大人·“北大老”》，正是在这一点上大作文章：

　　摩挲着刻了“译学馆”三个大字的石碑，我们缅怀当年住在这里面的人，每月领四两学银的日子。在三院大礼堂前散步，我们追念着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时，多少青年人被拘禁在这里面。徘徊于三一八殉难同学纪念碑前，我们想起这国家的大难就有待于青年的献身。这一串古老的历史的积累，处处给后来者以无形的陶冶。

　　说“陶冶”没错，说“古老”则有点言过其实。比起巴黎、牛津、剑桥的有七八百年历史的名校，北大无论如何是“小弟弟”。在《北京大学卅五周年纪念刊》上，有两则在校生写的短文，也叫《北大老》，极力论证刚过“而立”之年的北大，不该“倚老卖老”，更不该“老气横秋”——因为有牛津大学等在前头。

　　到了一九四八年，校长胡适为“纪念特刊”撰写《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仍是强调“在世界的大学之中，这个五十岁的大学只能算一个小孩子。”可笔锋一转，擅长考据的适之先生，谈论起另一种计算年龄的办法：

　　我曾说过，北京大学是历代的“太学”的正式继承者，如北大真想用年岁来压倒人，他可以追溯“太学”起于汉武帝元朔五年（西历纪元前一二四年）公孙弘奏请为博士设弟子员五十人。那是历史上可信的“太学”的起源，到今年是两千零七十二年了。这就比世界上任何大学都年高了！

　　有趣的是，北大校方向来不希望卖弄高寿，更不自承太学传统，就连有直接渊源的同文馆（创立于一八六二年，一九零二年并入京师大学堂），也都无法使其拉长历史。每当重要的周年纪念，校方都要强调，戊戌年“大学堂”的创立，方才是北大历史的开端。胡适称此举证明北大“年纪虽不大，着实有点志气”。

　　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这与当事人对大学体制以及西方文化的体认有关，更牵涉其自我形象塑造与历史地位建构。说白了，北大的“谦虚”，蕴含着一种相当成熟的“野心”：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原动力。如此说来，比起北大校史若不从汉朝算起，便同文明古国“很不相称”的说法（参见冯友兰《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历任校长之自我约束，不希望北大往前溯源，其实是大有深意在。从北大的立场考虑，与其成为历代太学的正宗传人，不如扮演引进西学的开路先锋。当然，校史的建构，不取决于一时的政治需求或个人的良好愿望。我想说的是，相对于千方百计拉长大学历史的“常规”，历来激进的北大，之所以“谨守上谕”，不敢越雷池半步，并不完全是因为“学风严谨”。

　　翻翻光绪二十四年的《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和光绪二十八年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这两种文献所体现的教育思想--包括办学宗旨、课程设置、教员聘请、学生守则等，都与传统书院大相径庭。而随处可见的“欧美日本”字样，更是说明，此章程与“白鹿洞书院教条”无干。当然，有章可以不依，有规可以不循，制订了新的章程，不等于建立了新的大学。幸亏有了第一届毕业生邹树文、王画初、俞同奎等人的回忆文章，我们才敢断言，京师大学堂确是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

　　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功绩得到普遍承认，蔡元培长校以前的北大历史，便逐渐被世人所遗忘。选择若干关于京师大学堂的回忆，有助于了解大学草创期的艰难与曲折，比如孙家鼐的规划、许景澄的殉难、张百熙的实干、严复的苦撑等等。至于进入新式学堂后，学生如何习得“文明生活”，也是我所深感兴趣的。光绪二十五年颁布的《京师大学堂禁约》，有些条款现在看来“纯属多余”。比如强调课堂上必须依次问答、不可抢前乱说、声音高下须有节制等。最有趣的，还是以下这条禁令：

　　戒咳唾便溺不择地而施。屋宇地面皆宜洁净，痰唾任意，最足生厌。厅堂斋舍多备痰盂。便溺污秽，尤非所宜。是宜切记，违者记过。

　　想像当年的大少爷门，如何“忍气吞声”，逐渐改变旧的生活习惯，实在是很好玩的事情，今日中国任何一所大学，都不会将此等琐事写进规章。可在“西学东渐”史上，“不随地吐痰”，也算是颇有光彩的一页。

　　戊戌年的京师大学堂没有毕业生，学校因战乱停办两年。壬寅（一九零二）入学的，方是第一批得到“举人学位”的大学生（时在一九零七年）。邹树文《北京大学最早期的回忆》中，述及管学大臣张百熙之礼贤下士，戊戌年的京师大学堂没有毕业生，学校因战乱停办两年。壬寅（一九零二）入学的，方是第一批得到“举人学位”的大学生（时在一九零七年）。邹树文《北京大学最早期的回忆》中，述及管学大臣张百熙之礼贤下士，为学校网罗人才，在遭时忌、多掣肘的环境下恢复京师大学堂，功不可没：“我们现在人知道蔡孑民先生，而忘记了张冶秋先生任管学大臣时代创办之艰苦，实在比蔡先生的处境难得许多呢！”比说不无道理。一九零五年，大学堂的管理人由“管学大臣”降为“监督”。出任第一任监督的张亨嘉，以其精彩的就职演说，被学生所不断追忆。这里选择邹树文颇为戏剧化的描述：

　　监督与学生均朝衣朝冠，先向至圣先师孔子的神位行三跪九叩首礼，然后学生向监督三个大揖，行谒见礼。礼毕，张监督说：“诸生听训：诸生为国求学，努力自爱。”于是乎全部仪式完了。这总共十四个字，可说是一篇最短的演说。读者诸君，还听见过再短于他的校长演说没有？此种轶闻，很合北大人的口味，因而谁都乐于传诵。至于当初张监督为何如此“言简意赅”，是否别有苦衷，也就无暇计较了。

　　大学初创阶段，弊病甚多，此在意料之中。大部分学生承袭科举陋习，读书为作官的阶梯，仕学馆录取的又是在京官吏，大学于是乎与官场没有多大差别。学生可能地位显赫，因迎銮接驾而挂牌请假；
运动场上教官小心翼翼地喊口令：“大人向左转！”“老爷开步走！”这些佚闻，全都查有实据。可笑谈终归是笑谈，实际上，大部分毕业生并没有得到朝廷的恩惠，所谓“奖励举人”，与“升官发财”根本不是一回事。

　　另一个更加严重的指责，便是学生无心向学，沉湎于花街柳巷。陶希圣撰《蔡先生任北大校长对近代中国发生的巨大影响》，其中有一节题为“二院一堂是八大胡同重要的顾客”，写尽民初国会参众两院及京师大学堂的丑态。可据千家驹回忆，三十年代的北大学生，也颇有经常逛窑子的（《我在北大》）。学风之好坏，只能相对而言。想象蔡元培长校以前的北大师生，都是“官迷心窍”，或者整天在八大胡同冶游，起码不太符合实际。

　　不说京师大学堂的教员，以及培养出来的学生，颇多正人君子；
就说新文化的输入与大学的改革，也并非始于一九一七年蔡氏之莅校。不妨先读读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其中述及北大的整顿与革新：

　　旧教员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启革新的端绪；
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周启明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民初北大“启革新的端绪”者，多为章门弟子。从学术思想到具体人事，太炎先生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密切的关系。除上述沈兼士、钱玄同、周氏兄弟外，进入北大的章门弟子还有朱希祖、马裕藻、黄侃等。据误实作为太炎门徒引进的沈尹默称，章门弟子虽分三派，“大批涌进北大以后，对严复手下的旧人则采取一致立场，认为那些老朽应当让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大学堂的阵地应当由我们来占领”（《我和北大》）。这种纠合着人事与思想的新旧之争，在蔡氏长校以前便已展开，只不过不像以后那样旗帜鲜明目标明确而已。读读林纾、陈衍、马其昶、姚永朴等人的有关文章，可以明白北大校园里的改朝换代，如何牵涉政治潮流、学术思想、教育体制，以及同门同乡等具体的人事关系，远非“新旧”二字所能涵盖。

　　京师大学堂尚有独立的面貌，蔡元培长校以前的北大（一九一二－－一九一六），则基本上隐入历史深处。除了以上所说的“革新的端绪”外，还有几件小事不能不提。一是民国初建，教育部以经费短缺、管理不善为由，准备停办北大，校长严复上《论北京大学不可停办说帖》；
一是袁民凯称帝，北大教授马叙伦挂冠而去，学界传为美谈；
再就是一九一六年九月，校方向比利时仪品公司贷款二十万，筹建后来成为北大象征的“红楼”。

　　北大之所以名扬四海，很大程度得益于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西学的引进与新文化的产生，既有密切的联系，也有不小的区别。谈“西学东渐”，上海更适合于作为题目；
至于“新文化运动”，则是发生在古都北京，而且由当年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挑头。就因为，后者包含着关于民族国家的想象，涉及士大夫政治的转型，以及知识分子的独立与自尊。不满足于寻求新知，更愿意关心天下兴亡，这一自我定位，使得“闹学潮”成为北大的一大景观。很难想象，没有学潮的北大，能否在中国现代史上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作为一所大学，北大固然以培养了大批成就卓著的专家学者而骄傲；
可北大影响之所以超越教育界，则在于其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

　　北大之闹学潮，可谓渊源有自。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刚刚结束一二九运动的北大学生，出版了《北大周刊》第一期。其中有赵九成所撰题为《我国历史上的学生运动》的文章，意在正本清源：

　　我们的学生运动，不是从现在起的，也不是从五四时代起的，推溯其源，当导源于东汉。……在中国，最先发生的便是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三万太学生讥议时政，裁量公卿，成为强大的舆论力量，制约着朝廷的决策。于是，天子震怒，大捕党人，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此等“清议”之风，为自视甚高的太学、国字学、国子监生徒所继承。京师大学堂创建之初，取代国子监而成为全国最高学府和教育行政机关；
即便改为“国立大学”，学生们仍自认作历代太学的正宗传人。这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反差：校方溯源时，不愿从东汉太学讲起；
学生闹学潮，反而攀上了“党锢之祸”。

　　北大学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参与意识，与古老的“太学”传统，确实不无联系。所谓“京师大学堂”，在晚清，往往省略“京师”二字，径呼“大学堂”（有“大学堂”牌匾为证）。近年出版的《北京大学史料》，将京师大学堂直译为Capital College，远不如以前的Peking Imperial University准确传神。“皇家大学”，这才是当年创办者的真正意图。

　　将一所大学建在皇宫旁边，不会是偶然的巧合。《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上有一张北大全景照片，显然是在景山上俯拍的。当年的摄影师，只要稍微调整一下镜头，紫禁城便进入视野。只不过大学堂开办不久，帝制便已覆灭，民国子民不再仰慕皇宫。

　　与近年各种真真假假的皇家服饰、皇家菜系、皇家建筑大行其时截然相反，二三十年代的读书人，更愿意强调其平民意识。诸多关于北大周围环境的描述，偏偏不提近在咫尺的皇宫。张孟休的《北京大学素描》，已经讲到了景山公园的“高岗眺望”，皇宫依然不入高人眼。刘半农欣赏三院前面的无名小河，理由是“带有民间色彩”和“江南风趣”，远非“围绕皇城的那条河”可比（《北大河》）。四十年代中期，朱海涛撰写《北大与北大人》系列文章，其中《沙滩》一则，终于从汉花园、大红楼、松公府、四公主府转到了远眺“玲珑剔透的紫禁城角楼”：

　　向西望去，护城河的荷花顺着紫禁城根直开入望不清的金黄红碧丛中，那是神武门的石桥，牌坊，那是景山前的朝房，宫殿。我尤爱在烟雨迷蒙中在这里徘徊，我亲眼看到了古人所描写的“去里帝城双凤阙，雨中烟树万人家”。

　　文章对日本侵略军将北大人引以为荣的红楼作为兵营大发感慨，可想而知，谈论紫禁城，也是个相当沉重的话题。不管是故国相思，还是观光浏览，紫禁城的帝王之气，并不为浮尘所完全掩盖。因而，朱文的最后一句，“北大人是在这种环境中陶冶出来的”，值得仔细琢磨。

　　在望得见皇城的地方念书，形成何种心理期待，似乎不言而喻。即便帝制已经取消，高高耸立的皇宫，依然是某种文化符号。每天阅读此符号，不可能完全熟视无睹。或者欣赏，或者厌恶，但有一点，皇宫所包含的“政治”、“权力”、“中心”等意味，很容易感染阅读者。北大师生之故意不提紫禁城，不等于毫无这种心理积淀。每回学生示威游行，都要到天安门前演讲，当然不只是因那里地方宽敞。进入民国以后，“天安门”作为政治符号，取代了“紫禁城”的地位；
更因其具有某种开放性，兼有“公共空间”与“权力象征”的双重意义，成为政府与民间共同注目的焦点。从北大民主广场到天安门城楼，这距离未免太近了。当初清政府筹建京师大学堂时，若把校址设在山清水秀、远离权力中心的郊区，学生们的政治意识是否会有所减弱，这是个很有趣的话题。

　　北大学生自认继承太学传统，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这种信念之确立，早在五四运动以前。一九零三年的拒俄运动中，北大学生集会抗议，慷慨激昂，表示“要学古代太学生一样，‘伏阙上书’”。在这“北大学生争取自由的第一幕”中（俞同奎《四十六年前我考进母校的经验》），虽有“伏阙上书”的动议，但其读禁书，喜演讲，发通电，以及事后有人走向社会，组织武装等，均非汉宋太学生所能想象。而“五四”以后的学生运动，往往有政党的直接领导，成为改朝换代的重要工具。也就是说，所谓太学传统，主要取其政治意识；
至于实际运作，早已斗转星移。

　　将学校作为党争的基地，其间利弊得失，黄宗羲、章太炎的意见截然相反，值得三思。这里不想详细讨论学潮，而是借政府对待学潮的态度，窥探现代中国政治的演进。借用谢兴尧的话来说，便是“红楼一角，实有关中国之政治与文化”（《红楼一角》）。

　　在“第一幕”中，京师大学堂的学生争到了马上选派出国留学的权利。此后，读书人地位急剧下降，政府态度也日益强硬。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只是以火烧赵家楼的罪名，把若干学生抓起来，可见政府对舆论尚有忌讳。到了一九二六年的三一八惨案，那可就是公开的屠杀了。周作人将后两个事件，作为现代中国政治的象征：“五四”代表知识阶级的崛起，三一八象征政府的反攻。“在三一八那年之前，学生与教授在社会上似乎保有一种权威和地位，虽然政府讨厌他们，但不敢轻易动手”；
此后可就大不一样了，以北大教授李守常、高仁山惨遭杀害为标志，北洋政府决定采取强硬立场，以极端手段解决学潮（《红楼内外》）。

　　对于本世纪上半叶由北大及其他高校发起的学潮，我赞同目前大陆学界的主流意见，即大多数参与者是出于追求自由与民主的崇高目标。唯一需要补充的是，学校当局的苦衷，同样值得理解与同情。除了校园内部的风波校长必须承当主要责任，绝大部分针对政府的示威游行，学校当局是无能为力的。学潮一旦发生，教授可以参予，也可以不参予；
校长则夹在政府与学生中间，处境相当尴尬。历任北大校长，从张百熙到胡适之，大都采取保护学生，化解矛盾的策略。可几十年间，党派在学潮中所起作用越来越大，政府态度也日益强硬，北大校长实在不好当。办教育者的心情不难理解：在“理”与“势”间保持某种平衡，以求得大学的生存与发展。蔡元培以其地位与个人魅力，可以用不断的辞职作为武器，这一点，并非每个校长都能够并愿意做到的。在每所大学中，作为主体的校长、教授、学生，三者各有其位置及利益，奋斗的目标自然不会一致。而在北大这样极为敏感的地方，如何处理源源不断的学潮，对校长来说，无疑是个非常棘手的难题。众多回忆录中，蔡元培成了唯一支持学潮的大学校长。这种描述，与蔡氏本人的《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有较大的出入。作为北大校长，蔡元培支持新文化运动，但反对学生示威游行。可以将蔡氏自述，与蒋梦麟的回忆相参照。《西潮》第十五章述及“五四”后蔡元培的辞职南下：

　　他说，他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学潮，但是学生们示威游行，反对接受凡尔赛和约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那是出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这就是他对学生运动的态度。有人说他随时准备鼓励学生闹风潮，那是太歪曲事实了。指责北大学生沉醉于权力、不断的学潮扰乱了正常教学秩序，此乃校长的立场。至于大学生眼中的校长，则成了镇压学生运动的“罪魁祸首”。读读当年学潮积极分子的回忆文章，其中多有校长、院长的“漫画像”。

　　蔡元培长校十年，一半时间在外，与学生直接冲突较少，可也仍有金刚怒目的时候。据说，曾有学生几百人集合示威，拒交讲义费，请看蔡校长如何处理：“先生在红楼门口挥拳用势，怒目大声道：‘我给你们决斗！’包围先生的学生们纷纷后退。”（蒋梦麟《试为蔡先生写一笔简照》）。为国家大事而抗议，与争取个人福利，二者不好相提并论。可是，“校园政治”的微妙之处正在这里：你很难分辨主事及参予者到底是出于公心，还是谋求私利。学潮一旦爆发，必然鱼龙混杂，而且很容易“转化”。有感于此前之谈论学潮，多从学生角度立论，方才强调引进校长的视角，以供参照阅读。

　　一九九六年十月八日于京西蔚秀园

　　原载《读书》1997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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