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飞凌：中美关系：动态稳定中的新变数

　　中美关系目前可以说是过去二十年来最为密切平稳的，处于一种基本良性同时充满变数的动态稳定中。经过多年的往来博弈，太平洋两岸都已经出现了日益增长的重大共识和许多既得利益集团，形成了维护和稳定双边关系的强大力量。北京和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们看来都已经明白并学会了尊重对方的基本底线和主要利益。

　　9·11事件以后，美国对北京力求维护其一党执政下国内政治稳定的头号目标虽然继续地不以为然，但已经日益理解和接受。与此同时，北京一直在力促华盛顿相信中国完全无意也无力与美国争夺国际社会的领导地位。虽然中美之间仍然有着带根本性的分歧，但双方通过积极交流和妥协合作尚能控制和管理许多矛盾，同时刻意构建着共同的战略和经济利益，努力去减少冲突，避免直接冲撞。

　　中美间的良性互动

　　中美双方高层的频繁互访，制度化了的从经济到人权问题的“战略对话”尤其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系列（SEDs)已经成为两国政府回应国内民众和对方要求，互相讨价还价进而协调和控制双方分歧的重要而有效的渠道。中美近来在台湾问题，朝核问题，和稳定国际金融市场问题上的默契合作，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和美国朝野对此的积极参与和正面评价都是些最新的例证。

　　规模空前的中美经贸关系已经成为中美关系的主要支柱和引擎。来自美国的巨额订单和技术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主要推动力量。现在，美国每年吸收了中国庞大出口的30－40％之多，[1]提供了中国外贸盈余的最主要部分。中国对美的大量出口和信贷也为美国政府和百姓的双重赤字消费提供了重大保障，明显有利于美国控制通货膨胀和环境污染，稳定金融秩序以及减少自身的能源和原材料消耗。[2]

　　针对其在美国的公共关系中的长期负面形象，中国政府不断加紧了在美国的旨在改善形象的努力。通过大量有针对性（时常成本昂贵的），有时无奈有时有意识的金融注入、商品采购、公关花费和政策调整，靠着提供经济实惠，在美国争取到了不少支持和好感。2008年6月中美第四次战略经济对话前夕，中国一次就在美国推出了价值136亿美元的大采购。[3]

　　2006年时，中国就已经成为美国金融产品的第二大外国主顾（仅次于日本），拥有近7000亿美元的美国证券。[4]到2008年中，中国已成为美国政府的第二大外国债主，拥有5020亿美元的美国财政部债券（仅次于日本的 5920亿但是第三名英国拥有量的两倍之多）。[5]毫不夸张地说，美国各界，从华盛顿到华尔街，近年来都日益感受到了中国经济崛起和外交配合所带来的种种好处。对来自中国的廉价商品和资金的日益增长的需求乃至依赖，在美国商界和金融界（尤其是当美国大金融企业目前深处危机，四处告贷的时候）已经为中国打造了许多既得利益，赢得了许多朋友。原本在意识形态上一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许多美国大资本家们现在反倒成了支持中国政府，维护中美关系的重要力量。

　　美国七年多来精疲力竭，不见结束的反恐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历史性和平发展“战略机遇期”由此看来势将继续。但是，中美双方根深蒂固的互不信任和疑虑防范依然存在。双方日益增多的有识之士都清醒地看到了一个现实：在可见的将来，世界上大概唯有中美两国有真正的可能和能力来在全球范围内争夺领导权，财富和影响力。因此，不管现在看来是如何的遥远，中美两国似乎是注定了要有交锋摊牌的那么一天。

　　“战略机遇期”由此看来势将继续。但是，中美双方根深蒂固的互不信任和疑虑防范依然存在。双方日益增多的有识之士都清醒地看到了一个现实：在可见的将来，世界上大概唯有中美两国有真正的可能和能力来在全球范围内争夺领导权，财富和影响力。因此，不管现在看来是如何的遥远，中美两国似乎是注定了要有交锋摊牌的那么一天。[6]

　　不过，到目前为止，双方的领导人和精英层的主流都还在致力于改善关系，以求推迟甚至避免这一冲突的到来。美国方面为此正陆续给北京更多的空间和时间，逐渐培植中国在现行国际体系下享受到的实际利益和好处，同时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义务和接受更多的规则制约。华盛顿希望一个崛起的中国能够成为支持维护现状和推动国际合作的大国，行为低调而自律。从2005年起，华盛顿已经正式地多次呼吁中国更多地成为一个与美国同道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7]

　　在中国方面，政府目前看来仍在继续邓小平19年前制定的、沿袭至今的对美以韬光养晦为主的外交政策，以融入世界为号召，抓紧时机，增强自身国力和营造国内和外部的安全环境，以待未来。北京这一外交姿态也许主要是出于其特殊的政治需要。[8]但是避免公开挑战美国客观上对稳定中美关系作用十分巨大。由此，一个迅速上升的大国抑制了其民族主义情绪和冲动，执行着一个保守低调的外交政策，竭力不去直接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及其霸主。

　　新老问题与军备竞赛的可能前景

　　中美关系目前的动态稳定能否维持久远是一个待定的大问题。最大的不利因素仍是两国之间明显存在的许多问题和深刻分歧。其中有些问题已经由来已久，比如双方对台湾问题的不同看法，在国际政治经济问题上的诸多歧见异议，以及在双边贸易不平衡和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的多年矛盾等等。另一些则是新课题，比如中国在美国日益增长的巨大债权，造成了许多美国人和团体对中国崛起的新疑惧。

　　最根本的中美分歧点看来依然是双方在政治理念、社会制度和价值观上的巨大不同。过去20年来，美国流行着一种主流看法和做法，即通过扩大贸易和交往必然会和平地从政治上改变中国（亦即“和平演变”）。为此，甚至牺牲一些美国利益和美国就业机会也在所不惜。这一看法在美国依然存在，并成为许多商界人士为其在华“不问政治”的行为辩护的借口。但是近年来，日益增多的美国人开始质问这个逻辑的有效性和合理性，华盛顿一些人已经开始认真反思美国是不是正在犯一个历史性的大错误，用绥靖政策去帮助一个注定要与美国冲突的意识形态敌手迅速强大。一旦美国能顺利地从伊拉克脱身，将注意力东移，美国对华政策的反思和检讨预计将会更加明显和深刻。

　　事实上，近来美国已经在悄悄地对中国采取一些风险防范措施，包括加强和改善其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部署和盟军协调。[9]长期警惕和防范西方和平演变“阴谋”的北京对美国自然也抱有许多深深的疑虑和不满。尽管韬光养晦依然是中国对美政策的主调，中国已经开始日益公开地进行军力扩展，展示新武器系统如作战飞机以及努力发展远洋海军，力求取得某种“杀手锏”能力和在局部战区的军事优势。此类中美之间的“以防万一”式非良性互动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导致两国之间一场真正的军备竞赛。

　　此类中美之间的“以防万一”式非良性互动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导致两国之间一场真正的军备竞赛。

　　同时，中国迅速上升的国力和财富也使得许多中国精英人士日益反感和厌恶美国在人权民主问题上没完没了的说教和指责。这种上层不满逐渐与正在崛起的下层民族主义情绪有机地融合起来，对许多不满现状的青年人和中年人来说，华盛顿的批评不是针对北京的政治制度和政策，而是意在阻碍破坏中国的崛起和中华民族的复兴。美国因此已经成了官方尚未正式宣布的中国头号和最终对手。在国力上赶上和超过美国似乎再一次成为中国努力富国强军的目标。许多中国人开始公开谈论复兴过去（不确定何时的）中华文明主导世界的辉煌，构建并宣传一个“中国发展模式”，主张以经过选择的儒教概念为主的一个新的“和谐世界秩序”，从而逐渐形成了北京与西方尤其是美国展开带根本性的意识形态竞争的新内容。这些言行势将使中美之间已有的意识形态分歧带上新的全面性国际竞争色彩。

　　新思维与和平的可能前景

　　北京过去20年来一直明智地避免重蹈以前许多崛起大国，在激进民族主义或者极端意识形态旗号下过早挑战现存霸主的覆辙，反复宣称中国绝不称霸的意愿，从而保证中国将作为现行国际制度下西方的一个满足的追随者和参与者，并用大量金钱和外交配合来有效地影响美国各界接受中国的和平崛起。尽管在华盛顿其实没有多少人真正相信中国人在一旦真正富强以后，能永远安心地做任何人的跟班随从，但中国还是基本成功地维持了一个谦谨和平，不惹是生非的国际形象。

　　但是近年来，除了前述的军备增长，武力展示和新意识形态外，中国为了自身国家利益的一些具体对外举动，比如在非洲和拉美谋求资源和市场的积极活动，造成了日益强烈的北京正在和西方争夺影响，资源乃至势力范围的印象。西方的一些谋士开始担心中国的周边国家在北京“睦邻富邻”政策的强大攻势下已经日渐进入中国势力圈子。[10]华盛顿担心，崛起的中国很快就要开始有力地推行一条改造国际现状的外交路线，为自己争取更大的权利和更高的国际领导地位。

　　如果中国要保持现行的政治制度不变而真正和平地崛起为世界性大国，则北京看来需要花更大的努力去消弭美国对中国必然会激增的疑惧反对情绪。只要中国国内没有建立可靠的对中国新兴国力的内部制约机制和因素，则中国的崛起恐怕终将难以和平实现，如果还能够实现的话。因为大国政治的历史逻辑势将会使一个新兴而“不同”的中国与现存霸主美国，真的就国际秩序的未来走向和命运“不得不”作一殊死搏斗。

　　由于认识到中美关系本身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巨大变数，基于“和平演变”中国的长期期望，加上北京对美国的许多有意识的合作行为，美国不是不可能在西太平洋地区与中国做进一步的战略性妥协让步，包括在台湾问题上和解放军的发展上，给北京更多的空间与时间来自我改革。与此相对应，北京可以在国内进一步改革开放，在国外更好地融入以美国为首的现行国际体系。这样一来，一个强大的但是在根本上改革了的、心满意足的中国，和一个撤退和调整了的但基本上也是心平气和的美国，也许可以建立一个和平共处良性竞争的局面，共同地长期维护现行的国际制度和基本价值。[11]这样一个理想的未来不仅是有利各方也是完全可能的。但其实现依赖中美双方的许多新思维和新规范，高超的领导艺术和能力，以及大量及时的良好机遇，绝非易事。良好机遇，绝非易事。

　　从1990年后期尤其是2002年以来，中美在台湾问题上渐渐达成了共同维持现状的默契，控制住了一时激烈的台独风气。2008年5月上任的马英九政府宣布了“不独，不统，不武”的新三不政策同时积极推进与中国大陆的经贸关系，使得“一个中国”框架下的现状得以稳定下来，有效地淡化了中美关系中的一大核心问题大大有利于双边关系的稳定。但是，国民党政府对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挑战由于三通的展开可能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两岸的矛盾可能将更多地是北京和台北，共产党和国民党／民进党之间不同政治制度，价值和理念的政治较量，而不再是统独之争。这一局面显然将是“和平演变”中国的一大新契机与杠杆，使民主的台湾成为整个中国政治变革的巨大催化剂。[12]但同时，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和长期密切关系也可能会使其更深地真正卷入中国的“内政”，从而带来新的充满变数的争执。

　　2008年中日关系的明显改善是中美关系的另外一个新机遇，但也孕育着新挑战。中日之间关于东海油气田收益的和平划分大大减少了美国在中日之间被迫站队并卷入冲突的风险，但中国的反日言行此后在受到控制后，美国可能会成为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主要目标。同理，俄罗斯现在日益强悍的外交政策既可能促使中美接近，寻求某种“统一战线”（比如在格鲁吉亚问题上），屏蔽中国崛起带来的震荡；
也会带来类似过去冷战时期所谓“三角关系”的新纵横捭阖，大大增加中美关系里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新政府，新政策？

　　中国在未来几年里应该会大致保持其近年来的对美政策不变。美国2008年以“变化”为主调的大选之后，选战的高调烟幕渐渐消散，新政府看来也大致会继续美国过去20年来对华政策的基本格调。

　　即便如此，美国新政府在对华政策还是将会有一些新的变化。这些新变化看来还很有些两党一致的基础。2008年两党的总统候选人在竞选中都一致地对中国政府的人权纪录和中美贸易不平衡严辞批评，声称要考虑调整对中国的贸易政策以至于程度不同地暗示某种新的贸易保护主义。两党都认识到了中国的迅速崛起将是对美国带根本性的长期挑战，但并不认为中美已经是或者一定要成为敌手。虽然他们都坚持中国的内政需要沿着改善人权和发展民主的方向改革，但似乎也认同中国维持政治社会稳定和维护台海局势现状稳定的的重要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奥巴马和麦凯恩都认为中国的崛起同时也是美国的一个良好时机，强调要多注意中国，加强对华政策和工作，促进与中国的合作，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大国义务”来协助美国及其盟国维护现行国际制度，应付带全球性的国际问题，如气候变化和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扩散，以及地区性问题，如朝核问题以及达尔富难民问题。两党依然基本一致地希望中国能成为美国的一个负责任的、同化改革了的合作伙伴。[13]两位候选人在大选几周前为美国在华商会所写的关于对华政策的各自专文里明确地重申了这些观点。[14]

　　在本文完稿时，美国的大选尚未揭晓，不过各种民意调查均显示奥巴马胜选的可能性大于被认为会基本继承布什政府政策的麦凯恩。如果奥巴马当选，作为一个呼吁“根本性”变革的划时代的中间偏左翼民主党人，他执政后看来将会给中美关系带来一些新的变数。奥巴马已经明确声明将比9·11事件以来的布什政府更加注意中国，在国际义务和双边关系上把中国提到类似日本和欧盟那样的高度。他的一个非常有意思但尚待具体化的观点是要在亚太地区构筑新的，类似于北约那样的国际组织来迎应中国的迅速崛起，维护地区的稳定和安全和应付各种国际问题。

　　系带来一些新的变数。奥巴马已经明确声明将比9·11事件以来的布什政府更加注意中国，在国际义务和双边关系上把中国提到类似日本和欧盟那样的高度。他的一个非常有意思但尚待具体化的观点是要在亚太地区构筑新的，类似于北约那样的国际组织来迎应中国的迅速崛起，维护地区的稳定和安全和应付各种国际问题。[15]他在候选人电视辩论时，还把中国列举为重振美国国力和国际形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和参照比较。

　　由于其外交政策团队与共和党外交政策团队在美国对外关系的许多方面意见很是相左，奥巴马政府在对华关系的人事和操作上必然会有许多新举措，需要北京来熟悉和适应。美国的商界巨头在新政府里影响力将会比布什政府时期有明显的削弱，华尔街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的影响力也会随之有所低落。这很可能会明显消减北京通过经济实惠来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战略效果。北京过去几年里在与共和党大佬们的良好历史关系基础上（老布什和基辛格等人多年来一直是北京认可的“中国的老朋友”），与较为亲大资本家的共和党领导人建立了观念上（赚钱致富）的新共识和个人之间的密切来往。而较为亲劳工和左翼的民主党领导人们一直没有能与北京建立那样投缘的密切关系。强势的众议院议长佩萝西等人更是北京多年来憎恶和攻击的对象。事实上，在2008年竞选过程中，中国的一些媒体舆论早就断言奥巴马会“对中国强硬”。[16]由此看来，奥巴马如果当选，2009年1月以后，中美关系大概要进入新一轮的动态稳定的调整适应期，不排除某些冷淡和低潮的到来。

　　前景：中美关系的三个关键要素

　　正处在一个良性动态稳定中的中美关系目前可以说是多年来最密切最互利的。许多因素看来会继续维持这一局面：一方面美国仍然深陷伊拉克，反恐战争的结束依然遥遥无期，在经济上和国际合作上对中国的需求如果不是有增无减，至少也是不会遽然消失。另一方面，中国的整体国力和政府可用的资源继续增加但还

　　没有到真正改变国际力量分布格局的地步，中国政府还在继续其低调外交政策，遏制国内滋长的民族主义对外诉求，对美提供大量实惠。棘手的台海局势一时走向稳定，中国周边国际环境也有很大改善。

　　但是中美两国间的带根本性的分歧看来也势将持续。一些老问题没有真正解决，新挑战又在发展。美国的新政府势将比布什政府更加注重中国，采取一些必定要导致北京反应的新措施。由此，从中长期来看，中美关系依然带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中美关系的未来充满希望，但同时也充满变量，主要取决于三个关键要素：

　　（1）中国的国力能否持续地迅速增长以至改变北京的战略目标和外交政策，（2）中国能否在国内维持良好的治理与足够的稳定，同时进行有效的真正的政治改革以进一步融入现行国际制度和价值体系中去，（3）美国的内政和外交能变革到什么地步来有效而妥善地迎应中国的崛起和新诉求。

　　注释：

　　[1] 2007年是 32 %，见 www.uschina.org/statistics/tradetable.html.

　　[2] Sara Bongiorni, A Year Without "Made in China": One Family"s True Life Adventure in the Global Economy, New York: Wiley, 2007.

　　[3]《第一财经日报》，北京， 2008年6月6日。

　　[4] Wayne M. Morrison & Marc Labonte, U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China’s Holdings of U.S. Securities: Implications for the U.S. Economy,” a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Washington, DC, January 9, 2008.

　　[5]美国财政部的数字，见 www.ustreas.gov, June 2008.

　　[6] Philip Stephens, "A Global Response is Needed to the Shifting World Order," Financial Times, Nov. 30, 2007. Robert Kagan, “End of Dreams, Return of History,” Policy Review, August-September, 2007.

　　[7] Robert Zoellick, 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Remarks before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 China Relations,September 21, 2005. Thomas Christensen,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China"s Role in the World: Is China 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Remarks Before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Washington, DC August 3, 2006.

　　[8] Yong Deng & Fei-Ling Wang eds., China Rising: Power and Motivation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5, 25-31.

　　[9] Ellen L. Frost, James J. Przystup, and Phillip C. Saunders, “China’s Rising Influence in Asia: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April, 2008.

　　[10] Thomas Lum et al., “Comparing Global Influence: China’s and U.S. Diplomacy,Foreign Aid, Trade, and Investment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A CRS report for the Congress, Washington, DC, August 15, 2008.

　　[11] G. John Ikenberry,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8.

　　[12] Fei-Ling Wang, “Taiwan: Catalyst for Change in China,”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Boston, September 19, 2006.

　　[13] “Statement by John McCain on China and the Olympic Games,” Press Release, April 10, 2008. Deborah Solomon, Jason Leow and Jason Dean, “Clock Ticks on U.S.China Goals, Major Trade Issues Likely to be Put off to Next Presiden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18, 2008. “Obama’s Interview with CNN,” CNN, July 13, 2008.

　　[14] John McCain, “US-China Policy Under a McCain Administration” and Barack Obama, “US-China Relations Under an Obama Administration,” China Brief,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the PRC, October 2008.

　　[15]Remarks of Senator Barack Obama to 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April 23,2007.

　　[16]凤凰卫视，“对华态度强硬：奥巴马关注中美经济对话”，香港， 2008年6月18日。

　　（作者单位：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纳恩国际事务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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